張思之：怪誕莫名法官路
發(fā)布時間:2020-06-05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小 引
“北京法院爛掉了，”——反右時，彭真向毛澤東如是匯報。
毛澤東笑答：“爛掉好哇，可以再搞一個嘛�！�
當初乍聽，為之一震：真是偉大統(tǒng)帥才有的氣魄！
我當然不可能知道彭氏匯報的詳情細節(jié)，但作為所指事件的親歷者，明白他所謂“爛掉”的根據(jù)大致是：正副院長被認定各組了一個“反黨集團”，平素猜疑，互不團結(jié)，運動一來，互相攻訐，結(jié)果是兩個集團的骨干分子統(tǒng)統(tǒng)成為右派。兩位“團長”，一個是“大革命”時代出身知識分子的地下黨員，一個是紅軍時代在陜北堅持游擊戰(zhàn)爭身留敵彈的“放羊娃”，也統(tǒng)統(tǒng)出洞入網(wǎng)。市法院系統(tǒng)包括司法局、律師協(xié)會（當時合屬一個“聯(lián)合黨組”，下有分黨組）在內(nèi)，俘獲右派六十多名。
常識告訴人們：任何事物果真爛掉，其過程或有短長，方式可能不一，總會有起因，也必有發(fā)展。我作為北京法院初建時期的一名工作人員，有幸目睹并不幸卷入了這個“爛掉”的過程。
事隔半個多世紀，當事者、親歷者多已作古，幸存者無不“日薄西山”。我這個當時未及“而立”的小青年，已近八旬，殘留一息，來日無多，實該對當年“反黨集團”的形成與發(fā)展的種種，以我這個當年“團”中活躍分子的經(jīng)歷為“重點”，鉤畫出一個輪廓，略作解析，作為忘卻的紀念。
涉及的事實各有主體，這里都再無貶意。為此我把不可能避開評說的王斐然院長簡稱“斐公”，副院長賀生高，我則一如既往，親切地呼為“老賀”。還有一些人，雖隱了真名，但我清楚，瞞不過往日同事的慧眼，可實在又想不出好的辦法。至于那些仍用原名的情況自然決無不敬之意，諸友諒察。
一場司法改革， 法院兩份“總結(jié)”
法院的變化，初起于1952年司法改革。
先是1951年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后期，北京市委為了加強法院的領(lǐng)導工作，從市公安局調(diào)來老賀擔任副院長。首批同來的另有四人，都是這位副職在公安局的強將，分任辦公室正副主任，人事處長，而司法建設(shè)處長一職因工作范圍較寬，業(yè)務性又強，由“延安知識分子”常真擔任。他在老賀身邊自始至終起著“謀士”作用。正副院長，前者精于業(yè)務，日常事務不免細中有粗，注重請示報告，四平八穩(wěn)；
后者強調(diào)政策，在大事上常能粗中有細，富有開拓精神。二人正好互補，各項工作一度順暢發(fā)展。
1952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法院系統(tǒng)開展司法改革，重點是批判“舊法觀點”和“衙門作風”，在此基礎(chǔ)上，徹底清理舊司法工作人員，另從“殘疾復員軍人”和“失業(yè)工人”中招募合適人員充實法官隊伍。在粉碎舊法統(tǒng)、舊法律制度上，中共自始沒有手軟，此為大陸政權(quán)易手之后第一次司法改革的主旨，是為“破”；
至于創(chuàng)建新的法律制度，在運動中則從未涉及，未見“立”。前此除“立”了《中央政府組織法》、《政治協(xié)商會議組織法》和其他“相關(guān)”組織通則外，也只是公布施行了《土地改革法》、《工會法》和《婚姻法》，再有就是《懲治反革命條例》以及《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加上一些零散的法規(guī)和規(guī)章。打擊目標，保護對象，初見端倪。一些重要的法律制度諸如律師辯護甚至被視為別一階級所專有，付諸闕如。
斐公作為干了多年司法工作的法院院長，被市里確定為舊法觀點的代表，運動的重點，全市檢討，接受批判。在全市大會上公開檢討的還有民庭庭長李葆真。大會由老賀主持。他在總結(jié)發(fā)言時，著重說了舊法觀點和衙門作風在市法院的表現(xiàn)和危害，依照中央精神重申了運動的意義和必要性，號召大家把司法改革進行到最后勝利。何謂“最后”，他當時怕也未必會有一個清晰的概念或者明確的目標。而對斐李二人的檢討則未置一辭。斐公大為惱火，公開指摘沒有保護他“過關(guān)”，在私下甚至說起了“下石”于井的作用，攻之為想“取而代之”。斐公的這種心態(tài)，是他對賀心存芥蒂產(chǎn)生矛盾的主要根源。不久，又吹出來一股風：老賀帶著隊伍來，實際上是對法院的“二次接管”，現(xiàn)在院長的權(quán)已經(jīng)被奪得差不多了。這是火上澆油，而且把矛盾升了級。
運動結(jié)束，應有總結(jié)上報。黨組在討論對運動的評價上出現(xiàn)分歧。正副院長各持己見。起草小組幾度易稿，陷入無法下筆的困境。
周奎正當時是市政府政法辦公室的負責人，他作為張友漁副市長的聯(lián)絡員了解司法改革運動的全過程。此公聰明點子多，想出了一個看似解決矛盾的主意：按正副院長的意見各寫一份總結(jié)分報，由市里決斷。這個餿主意立馬被斐公采納，稱贊說：“奎正是個政治上成熟的干部�！庇谑峭粋�黨組寫出兩份內(nèi)容不同的總結(jié)，同時送到張副市長辦公室，被張否決。無奈熟飯已餿，無可挽回，法院領(lǐng)導層中有宗派情緒的苗頭由是公開，兩位院長互不團結(jié)的信息漸為人知。不出一年，“集團”之說擴散，無能扼制了。
我在那場運動中，自始至終是斐公依靠的對象。運動開始不久，他指派我以市院代表身份下郊區(qū)法院指導運動。那時北京市設(shè)四個區(qū)法院，市區(qū)三個分建于東、西、北三城，郊區(qū)法院轄四郊各區(qū)縣，本部設(shè)于石景山，院長閻希賢是位富有經(jīng)驗、能力挺強的老革命，只是運動中反映出他的問題不少，事涉工作作風，還有瀆職罪嫌（其中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正副院長加上一位庭長，往往以被告人的刑期如何判定“打賭”，各押一段，距判決最遠的為“輸”，輸家請酒）。斐公交給我的任務是：傳達市里意圖，反映下面情況；
指揮運動，重點把閻的“問題”搞清楚，并選擇時機拿到區(qū)院的業(yè)務大權(quán)，暗示我日后取而代之。我大約每周回來匯報一次，直接與斐公聯(lián)系，能知道他的一些想法，但尚沒有條件介入他與副手的分歧。
問題是，“兩份總結(jié)”的陰影從此揮之不去。春水已皺，孰能撫平？
“此情可待成追憶”
我與斐公初識于1948年12月，時解放大軍兵圍北平，待機入城。中共北平市委業(yè)已組成，彭真率部駐扎良鄉(xiāng)城內(nèi)。在中共中央華北局的統(tǒng)一配置下，從解放區(qū)各地抽調(diào)了十幾個司法干部，準備傅作義將軍起義后進城接管國民黨法院。斐公是內(nèi)定的人民解放軍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處長，北平市人民法院院長。我那年21周歲，從北平一所學校潛入解放區(qū)不久，人稱“學生干部”，其實是披著深灰軍裝的“娃娃兵”，不諳世事，只是由于學了幾天法律，調(diào)入斐公麾下。
1949年2月，接管國民黨法院的工作順利完成。議定訴訟活動仍由原先的“推事”（即法官）照常進行，并不中斷。唯一的變化是，接管人員在推事審案時，與他們并坐審判臺上，只聽不問，任務是起監(jiān)督作用。
推事們熟悉法學，功底深厚，推斷事理，富有經(jīng)驗，判決文書寫得言簡意賅，有的已臻佳境。他們哪會重視我這個“兒童團”。一個有著地下黨身份的“推事”告訴我：他們都喊你“娃娃”，說“那個胖娃娃坐在臺上陪著審案，有意思！”我無意猜測那“有意思”的感嘆里含著什么意思，只因佩服他們的功力，加之根本不懂訴訟的種種程序以及審判的奧妙，想向他們學習審案，思考怎樣推理，琢磨如何“制服”人犯，特別是探求他們在完成規(guī)定的程序之后怎樣下判。我?guī)缀跆焯於甲蠈徟信_，也不管他們煩不煩！短短兩月，大有收獲。他們夠得上我的啟蒙老師，他們的實踐補充了我從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fā)布的《共同綱領(lǐng)》中得到的關(guān)于法律是階級統(tǒng)治工具的知識，體察到法律除了階級性外，還有它繼承性的另一面。這一點對于抑制我當年大有可能不斷擴展的“左”傾幼稚病，具有一定的作用。待到4月人民法院成立，我被任命為“學習審判員”，已經(jīng)能帶著兩個留用書記官獨立地審判案件了。這兩位書記員都是1948年以前的法科學士，學歷都比我高，其中的劉亞男在舊法院就是干練的“書記官”，業(yè)務能力強。在他（她）們的幫助下，我們這個合議庭（當時稱為“民事第8審判庭”）的審判活動干得有聲有色，人們夸我的判決文書寫得夠“格”。
我能感覺到，斐公對我相當看中，所以半年之后就在全院評我為“模范”。
他當時獨居于單位后院，環(huán)境幽靜。某日下班前，約我談事，正遇他與人通話：“晚上聽戲去吧。……你不用來，何必跑那么多路！上了一天班，會挺累，我讓司機接你，咱們一塊用飯�！�，我等你。不用太急，一會兒見�！狈畔码娫挘娢冶砬槊Ｈ�，得意地說：“談戀愛嘛，得溫柔點！”語氣輕松，心境舒暢。前此風聞他進城以后堅持要與前配離異，此刻才明白已進入求偶新階段了。他對我，似無隔膜。
待到年末，我就結(jié)束了審判員的“學習”階段，升職副縣（團），工作也有了變動，調(diào)去“審判委員會”協(xié)助主任秘書李鳳林審核各庭上報的裁判文書。由于件件都應調(diào)閱案卷，工作量大，通常每日工作15小時。鳳林三十年代畢業(yè)于朝陽大學，又在解放區(qū)干司法工作十幾年，他審核批改案件的意見，很少被斐公否決。我卻認為，他的語言酸腐，文字陳舊，不免故意同他“搗蛋”。比如處分兇器，他會改作“手槍一支沒收之”，到我手上就一定會把那個“之”字劃去，惹得他很不舒服，有時還會當面重新改回。司法文書，生殺予奪，我硬敢在文稿上添來劃去，實在膽大妄為，不知天高地厚。斐公對此，卻時表滿意，在業(yè)務上還不斷給予指導。
五十年代開局，北京市委根據(jù)中央要求部署機關(guān)整風。重點是領(lǐng)導層的官僚主義。那時黨在我心目中是何等神圣，認為黨的領(lǐng)導也必是圣潔的化身。但現(xiàn)實使我有了動搖，而且日趨嚴重。我容不下斐公這樣的高級領(lǐng)導有疵存垢。在市委聯(lián)絡員朱啟明的啟示與鼓動下，就轟了幾炮，批他保守，揭發(fā)他是官僚主義加事務主義。我講得好痛快！朱說批得好，整風應當是這樣，延安整風就是這樣，所以才整出一個新中國！
恰在此時，人民大學的法律專修班成立，要求各地選派有培養(yǎng)前途的縣團級業(yè)務骨干報考，合格者用莫斯科大學教材進修一年，由蘇聯(lián)專家講授。我被選送報考。入學以后，學習緊張，沒有時間返回法院，整風情況從此一無所知。結(jié)局大約是“皆大歡喜”。斐公對我，并不因我的“放炮”而另眼看待。總而言之，一切依舊。有件事很能說明問題：
學完回歸，向斐公報到。他開口問道：“在學校怎么樣？”
“還可以。全優(yōu)成績。”我答得輕飄飄地。
“成績我放心。我問你在學校干什么了！”
“除了學習，沒干什么呀�！�
“學校里發(fā)現(xiàn)過反標（即反動標語），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也沒聽說。班上學員都姓"共’，怎么瞞著我，難道對黨員也分三六九等？”
“一發(fā)現(xiàn)反標，就有人懷疑上你，說那里過去是你的母校，你對校園環(huán)境最清楚，你的嫌疑最大。人家把材料轉(zhuǎn)來了�！�
我忍無可忍：“純屬胡扯！”
“看來你學習這一年還是那么自負。不懂合群，吃了大虧！”
“我知道有人對我不舒服。有些人學習太困難，成績差，還要擺老資格，只不過沒想到竟會這樣干！”
斐公掃了我一眼，沒作批評，只是說：“這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再提。你的工作已經(jīng)安排了，去刑庭吧，那里任務重�！�
他的談話，處處流露出愛護與關(guān)切，這種上下級的關(guān)系尋常么？只是怎么也沒有料到，只過了兩年，情況巨變，我也只能哀嘆“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人有“過”，天知否？
1951年6月到刑庭，大規(guī)�！版�(zhèn)反”早已開始。我受命擔任庭長助手，同時負責清理“敵逆產(chǎn)”案件。該項業(yè)務的特點是：情況復雜，政策性強，任務奇重，時間緊迫。斐公采納我的建議，留下了幾位尚未來得及“清洗”的推事，包括司法改革前的檢察長于兆吉先生，加上一批年青干部，組成了“敵逆產(chǎn)清查代管小組”，簡稱“清管組”，共20人。處理這批案子，無法可依，但政策規(guī)定具體，也不易出錯；
大案直報張友漁副市長，由他把關(guān)。我在業(yè)務上倚重于兆吉和其他幾個老推事，重要案件都交他們查辦。斐公高興地說：“沒想到你這么愛才！”
我與何占庭長關(guān)系尤為融洽，幾達親密無間；
凡大事他都同我商量，觀點往往一致。時值鎮(zhèn)反再掀高潮，獄中忽傳情報，在押的一批一貫道點傳師密謀組織暴動，實施組織與具體方案已被獄方掌握，要求對其中的“主犯”重新判處立即執(zhí)行死刑。當年獄政歸公安統(tǒng)管。鑒于事態(tài)特別嚴重，涉及幾十個人犯，牽連監(jiān)獄管理工作的重大漏洞。我們商量，經(jīng)斐公同意，先向市局馮基平副局長（局長是羅瑞卿，后由馮繼任）通報情況，聽取他的意見，再定對策。到馮辦扼要地通報了情況，他說：“知道了！”然后把桌子一拍，指著一摞材料沖出來一句：“他媽的！看來殺少了。不行，得狠點！你們趕快把材料研究一下，從中殺一批！”根據(jù)什么“殺”呢？他沒說，我們也沒問。
然而，我與何都覺得不踏實�！包c傳師”全是重刑犯，看管嚴，怎么能搞地下活動意圖組織越獄暴動？現(xiàn)有的幾十份交代材料，在主要之點上竟然完全一致，讓人不敢輕信。經(jīng)驗告訴我們，這類事件，情節(jié)越講得具體，越值得懷疑。后經(jīng)專門審查，原來是有人妄圖立功減刑，謊報“軍情”，獄方一見越獄暴動材料，就緊張起來拼命擴大線索，造成串供，材料越寫越一樣，終致一場虛驚。
想當初，一貫道是被一紙布告宣布為反動會道門的反革命組織。法院執(zhí)筆寫布告的，主要是李鳳林和謝邦敏，三易其稿卻未通過。彭真急了，說“算了，你們（法院）別管了，我請鄧拓來寫。”鄧果然是高手，一揮而就。文章開宗明義定了性：一貫道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毒害中國人民的工具（大意）。彭看后大喜：“看，鄧拓同志就是比你們這些純粹搞法律的人高明！”無須解釋，鄧“突出政治”，通過了。從此開始，一貫道“點傳師”以上的信徒作為重點打擊對象，無不判了重判。
那場鎮(zhèn)反，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要求各地按人口千分之一、有的地區(qū)可按千分之一點五的比例“殺掉一大批”，而且要“大張旗鼓”，既威懾敵人，又教育人民。由于來勢迅猛，法院的審判力量不可能應對這種局勢，北京以“軍管”尚未撤銷為理由，乃用軍法處名義貼出布告，按批逐一宣告罪行，同日一齊執(zhí)行。北京的最高記錄是一次分三地同時處決200人。我經(jīng)手的最多的一批一次槍決70人，原定何占“監(jiān)斬”，他要我代替，使我長了一次“見識”。刑場在土城，70人站成一排，面沖“城墻”，場面之震撼，至今歷歷在目。
我們合作默契，私交也好，下班之后“拱豬”的笑聲經(jīng)常充溢樓道。
轉(zhuǎn)折來自我一位學長的夫人。她沒學過法，但靈巧。不算美，卻嬌媚。她調(diào)進法院就作刑庭辦公室的秘書，專責處理何占的行政性事務和外聯(lián)。何在工農(nóng)干部中能力強，有文氣，口才好，頗具吸引異性的本領(lǐng)。沒過多久，二人情趣相投，難舍難分了。
規(guī)勸他時，他賭咒發(fā)誓沒有出格，要好而已。
事實上，幽會在升格。時在區(qū)法院任職審判員的張元成告訴我，星期日回市院去找何閑聊，推門正見二人“穿衣提褲”，十分尷尬。他說要向上級反映，征求我的意見。我說，不忙。你見到的行狀人家可以否掉，反過來再把你說成“誣告”倒不好。元成恨恨地說：“太不象話了！哪里象個領(lǐng)導，大白天公開這么干！”
“他以為沒人可以管他�！蔽覍υ烧f——“等等看發(fā)展罷�！�
事態(tài)發(fā)展到他可以同時懷擁一對女郎。人們紛紛議論，何疑心是我在“作祟”。他知道元成與我親近，估計早把眼見種種透露給我，由我廣播了。其實，他那般肆無忌憚，怎么可能瞞天過海不成“丑”聞？偏巧此時我的工作調(diào)動，我們從此疏遠了。
調(diào)動我的工作是老賀的主意。
我敬重老賀，始于一件事。刑庭謝邦敏心臟病復發(fā)住院，宣告“病�！保掖螂娫捊o老賀：“老謝怕不行了，我馬上去找"四大名醫(yī)’，總有一位能請來搶救。”賀說：“好！從現(xiàn)在起，我的小車派給你專門找醫(yī)生給老謝治病。別怕花錢。有情況馬上通知我�！笔肓喜∏樘珒�，不容我請來名醫(yī)施今墨，當天傍晚他就走了！盡管人沒救下，由此我對老賀的那種愛護部屬作出的決斷，印象極深極好。他沒有臭官僚架子，辦事的氣魄，對部屬的氣量，聽不同意見的氣度，讓人折服。
老賀從工作發(fā)展的前景考慮，力主法院設(shè)研究機構(gòu)，對下指導工作，對上匯報情況，與各省市法院交流經(jīng)驗。
我被指定主持新機構(gòu)。配備的人員稱得上法院系統(tǒng)的精兵強將（三年以后除一人外，都是慘遭重點打擊的右派分子），工作上得很快，出手的專項業(yè)務總結(jié)受到上上下下的肯定。我成了老賀口中的“精華”，被他吹噓。那段時間，法院內(nèi)部的一些知識分子，幾乎都團結(jié)到了老賀的周圍。
不過我與他工作之余的單獨交往，偏偏是始于他找我了解何占“緋聞”真相。他告訴我：何找他，哭著說我背后打擊他，造他的謠，他很難開展工作，讓賀對我施壓。老賀說，看他哭的樣子，根本沒信他那一套。事已至此，我只好詳詳細細地陳明了事情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交代了所知情況的來源。老賀說：“你別管，也別對人說我找過你。怎么辦由我來處置。” 其實我那時心里明白，何找賀，是斐公的意思，因為黨組分工，賀管干部的思想工作，我斷定何一定先找過斐公，而且得到了諒解和支持。
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圍繞此件“情殤”，牽涉的人“與時俱增”。何占為了自救，在斐公的庇護下，開始組建起以他為核心的“神圣同盟”，攻我兼及老賀。隱私之事，演變成政治角逐。
“人有過，天知否？”為了這些不該發(fā)生的故事敗壞了良好的工作關(guān)系，任分歧一步一步地升了級�？沼酂o奈，能說什么？
我也病得不輕
1953年高、饒事件突發(fā)。中共中央2月召開七屆四中全會，作出“加強團結(jié)”的決議，要求全黨結(jié)合實際貫徹執(zhí)行。北京市法院黨組根據(jù)市委部署召開了持續(xù)一個月的17級以上黨員干部會，會議一轉(zhuǎn)入聯(lián)系實際就泛出了火藥味。
從老區(qū)來的一位“三八式”第一個“聯(lián)系實際”，他挪開座椅站了起來，開口說的是，去年的評職定級對他如何不公道，講到氣憤處，手指人事處長嚷了起來：“馬潤生，瞎了你的狗眼！你狗眼看人低，我哪點比不上張三，哪點比不上王五？”他點名一一攀比，爾后把會桌一拍：“你憑什么把我定得比他們低？你根據(jù)什么？”
與會者無不驚愕。如此爭官職、搶位置、鬧待遇，發(fā)生在黨的重要會議上，不敢想象；
發(fā)生在一個自稱“老共產(chǎn)黨員”的身上，前此未見。會議沒有對這種異常情況作任何表示，意味著有意見就可以提。
各種“意見”就都端了出來。發(fā)言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兩種觀點、兩種力量的對峙。支持斐公的占數(shù)量優(yōu)勢，擁護老賀的火力集中。過去的陳年老賬包括司法改革中的分歧，都翻了出來，“派”性越來越濃。
我一直沒有開腔。會下，老賀問：“怎么不在會上講講意見呀？”我取敷衍態(tài)度，閃爍其辭。
待到會議最后一晚，常真發(fā)難，說：“思之同志到現(xiàn)在還沒說話，今天最后一次會，總該說說意見�！� 我心想，既然點了名，那就說。于是未經(jīng)披掛，赤膊上陣了。我從建院之初就對斐公的負面心有不滿，1949年秋天還和其他兩個同志聯(lián)名上報過書面材料，現(xiàn)在論及往事，自然有話。閘門既開，一瀉千里。講到了斐公不尊重市委，怕向劉仁匯報工作，“綱”上得挺高；
講到他袒護何占的缺點與問題，多涉細節(jié)；
說他打麻將通宵達旦，聽京劇可以不顧工作，又不免繪聲繪色；
我甚至莫名其妙地以批評之名講了他早先同我閑聊的夫妻私情，并指為“低級趣味”，惹得斐公當場給了我一句：“無非是"房中術(shù)’嘛！”我的發(fā)言長達五小時，獨占了會議時間。發(fā)言結(jié)束，斐公二話沒說，宣布散會。
我這五小時的發(fā)言宣泄了對官僚主義的不滿，只是由于摻雜著宗派情緒，對斐公、何占進行了絕情的攻訐，實際上站到了老賀這一邊，從而為自己日后戴上右派桂冠舉行了奠基儀式。“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薄磐駚�，信或不信，誰逃脫了這樣的“讖語”？
時間已到，階級斗爭來了
1954年夏秋反胡風開始不久，就把我“隔離審查”了，關(guān)在地下室的一個小屋里，除如廁外不準外出一步。
最初的罪名是“組織小集團”，這正是欽定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基本特征。至于我們“小集團”是怎么回事，說來不免好笑。
當年各單位奉命組織干部學習“政治經(jīng)濟學”，法院指定我與另兩人組成“學習領(lǐng)導小組”（人稱“三人小組”），輔導機關(guān)學習。三人小組每周學習一次，為輔導作準備。我早年在四川養(yǎng)成茶館讀書的習慣，加上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茶室距單位只有一箭之遙，那時的工資收入又夠得上寬裕，于是每周一次的學習如無特殊原因就在茶室，“小集團”由是“形成”。偏巧其中有一位與胡風相識，且有書信往來，順理成章，“小集團”戴上了“反動”帽子。
“審查”經(jīng)月，實在找不出胡風問題的影子，因此連一次小會都沒開過。我知道這是前不久“團結(jié)”會上發(fā)言的收獲。不料，一個傍晚，何占闖來看我，噓寒問暖之后說道：“這么干，可能王院長也沒料到，估計是上邊的意思。你有什么意見，要是還信得過，不妨告訴我，我可以找王，同他專門談一次，盡快解決算了�？�?cè)υ谶@種地方算什么事兒？”當時我認為他來是“摸底”，看我是否會在情急之下扯出他的那些問題，所以只說了一句：“你可以告訴王院長，我與胡風沾不上邊，沒有一點關(guān)系�！蔽艺f的是實情。我因不大習慣胡風的文字風格，很少看他的文章，那首著名長詩《時間開始了》飽有激情，未必盡涵詩意，粗粗看過，也未終篇。把我與胡風問題掛上鉤，堪比“風馬�！保Y(jié)果只能是不了了之。
內(nèi)部肅反，我的“歷史問題”
然而躲過了初一，逃不過十五，“暴風雨就要來了！”
反胡風斗爭一結(jié)束，緊跟著“內(nèi)部肅反”，即肅清機關(guān)內(nèi)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那風刮得正緊。
我曾于1943年參加“中國學生志愿遠征軍”，授銜“二等兵”，兵中最低一階，到達“印緬戰(zhàn)區(qū)”后，升“上士”，士兵中的最高一階：自始至終是“士兵”。1945年隨軍回國，旋即開了小差，繼續(xù)學業(yè)。這段歷史，時被誣為參加“偽軍”，屬重大歷史問題。就憑這一條肅我，應屬有“事”可依。于是斐公在大會上宣布我是這次運動“重點中的重點”，要求全體科長以上的黨員干部停止日常工作，全力投入對我的斗爭。我哪見過這樣的戰(zhàn)陣，不過還沒被嚇暈。因為有兩點我很清楚：第一，反革命問題與我不搭界；
第二，斐公的基干隊伍未必堅挺。
斗爭由一份從圖書館查到的寶貝史料切入。那份“史料”，涉及我“投筆從戎”后的一個小故事。1944年末，中央社記者在印緬戰(zhàn)區(qū)后方基地活動，我奉所在的“獨立炮兵第五團”團長劉措宜之命接受采訪，記者以《重炮在怒吼》為題發(fā)表通訊，引用了許多“我的”談話，美化戰(zhàn)地生活，宣揚青年的使命。當時日寇正兵犯貴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重慶告急，記者意在借此踐行“委員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這件事當然無妨審查。但問題在于：記者通訊中的“談話”百分之百出自他的編排。我一個17歲的中學生，知識甚少，發(fā)不出“高論”，更何況，即使硬要加在我的頭上，那內(nèi)容也無非是為了抗日，與反革命有什么相干？這讓我覺察出：肅反整我，果然是“醉翁之意”！
斗爭會選“題”不當，開局不順，休整之后換了方向：改查“現(xiàn)實”（而且從此沒再查過“歷史問題”）。
“團結(jié)問題”
重點自然是“團結(jié)問題”。如此布局，真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豈不是向我交了底：那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不經(jīng)雨打就被風吹去了？
然而斗爭激烈。最初階段幾乎每天一場斗爭會。由于我已被迫“認真對待”，加之態(tài)度“頑固”不肯投降，故一直處于圍而未剿的態(tài)勢，用對方的“術(shù)語”說，就是“拿他不下”。
人們都懂得堡壘易從內(nèi)部攻破。僵持不下之際拉來機關(guān)“學習領(lǐng)導小組”（即前所謂“小集團”）的秦智，與我開展“面對面”的斗爭。他從1949年建院談起，一直說到去年反胡風，五年中我如何利用各種方法，惡毒攻擊王院長。諸如給院長起外號稱“胡子”；
說院長追求某女部下很有手腕；
說院長夫人越權(quán)批案，曾對一份應予“存卷”的材料批為“存券”，院長不察，居然入檔，她文化低，不能怪，該打她老師的，因為誤人子弟——這是對工農(nóng)干部的污蔑；
說賀副院長政策水平高，到中央做副部長也夠格，而王院長保守，不思進取，沒有開拓精神；
等等等等�？谥刑咸希M是雞毛蒜皮；
心中栗栗，不見理直氣壯。作為朋友，他扮演這種角色，我有點替他難過。讓我表態(tài)時，我淡淡地回了一句：“你揭的這些事，讓我來說你，可以講三天三夜。”他本人未置一詞，卻招來某女士對我大吼一聲：“你少扯別人！告訴你，我們的秦智同志起義了，早同你劃清界限了，你嚇不了誰！”斗爭會在一片對我的警告聲中散去。
此后，我終于還是被迫逐一按秦智的揭發(fā)“交代”。
——“"胡子’，我起的，常喊，但無惡意，有時是表現(xiàn)頑皮，有時是情出親切�！彼畹暮�，烏黑濃密，剪裁整齊，比“仁丹”上的胡子形象好看。我講的是實話。
斐公氣呼呼發(fā)話：“胡子，東北話就是土匪。不是惡意？是罵人！”我反駁道，“"胡子’就是土匪？沒聽說過。賀龍、任弼時在黨內(nèi)也都被稱為"胡子’，誰也沒認為他們是土匪！”
迎來的是幾位女將的輪番狂批：“你的立場與革命者的不同，你的意思就是罵院長土匪�！�
如此這般，有什么可爭可辨的呢？
——“追求某女，我在這次會上第一次聽說，以前根本不知道�！�
“不老實！”一排聲浪襲來。被“追求”的某女，沉不住氣自己跳將出來，質(zhì)問道：“你造這謠有什么根據(jù)？你這是污蔑，必須交代你想干什么？”
我默不作聲。因為我的確不知道。
——“院長夫人把存卷批成"存券’，是案中情況；
要打她老師，不是我的創(chuàng)造，那是邦敏的俏皮話。夫人的批語，就存在他辦的案卷內(nèi)。我傳播過邦敏的話，主要是對夫人批案不滿，不及其它，不發(fā)生污蔑誰的問題�！�
謝邦敏，四川犍為人，四十年代北大法律系著名的“四才子”之一。他原是重慶南開中學學生，考物理交了白卷，心有不甘，在卷面上填了一闋《鷓鴣天》：
曉號悠揚枕上聞，余魂迷入考場門。
平時放蕩幾折齒，幾度迷茫欲斷魂。
題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電、磁溫。
今朝縱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組人。
率真有趣，頗為動人。物理老師愛其文才，在試卷上賦句作答：
“卷雖白卷，詞卻好詞。
人各有志，給分六十�！�
邦敏以其詞作在物理白卷上得分六十，乃得畢業(yè)，考入赫赫有名的“西南聯(lián)大”。此事傳為校園佳話。您想，象邦敏這樣的英才，在生活中來點幽默，打一下老師的，何其自然！居然放在會上“批斗”，實在大煞風景。
——“我說過賀副院長政策水平高，可以當副部長。這是我的認識與評價。沒有貶誰反誰，更不是反革命�！�
……諸如此類，雞毛蒜皮。
別的人，更揭不出我在“團結(jié)問題”上有什么罪，也只能放放空炮，如此而已。
斐公鑒于斗爭會未達目標，意圖“救急”，乃一反常態(tài)，約我到他的辦公室單獨談了一次話。談話簡明扼要，直截了當。他先作啟示：“有些問題，你可能不知深淺，說不定上了別人的當。不妨借這個機會好好想想，作個徹底交代。講清楚了，也就可以告?zhèn)�段落，老這么拖著終歸不是辦法�！�
“我知道的，想到的，該說的，都沒有隱瞞�！�
他聽后忽然冒出這么一句：“你可以說上梁不正下梁歪嘛！”話語如此明白指向老賀，誘發(fā)我惡從膽邊生，毫不掩飾地回敬了一句——
“你要是早這樣做自我批評，我就一點意見也沒有了�！�
他一時似乎沒有反應過來，深思片刻，突然地，把臉一沉，怒氣沖沖地說：“我再也不同你談話了！”
“是你找的我，又不是我找的你�！�
“你回去！”他挺有分寸，沒說“出去”。
我卻忘了應有的禮儀，轉(zhuǎn)身“回去”了。我當然知道，這下又闖了禍。我的“下場”由此注定，回不去了。
年輕人上陣了
“團結(jié)”問題作為“現(xiàn)行”到此暫告終結(jié)，也只好另覓內(nèi)容，另組“階級隊伍”。下?lián)苌详嚨闹髁κ悄贻p人，把他們擺在一線與我展開“面對面”的斗爭，希望能揭發(fā)出有分量的新問題。屢經(jīng)斗爭，揭出的“主要問題”倒有幾件：
其一是“壓制新生力量”。
受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先生一度受阻、被毛老人家斥為“壓制新生力量”的啟發(fā)，說我也犯有此罪。當時我是《法院工作簡報》的負責人，按規(guī)定，每期的“編者按”是代表法院和院首長的言論，必須送請審查批準，任何人不得自“按”自發(fā)。小青年李正德中學畢業(yè)后經(jīng)半年培訓分來與我一道工作，他膽大敢干，試寫“編者按”，不經(jīng)送審就要付印，被我阻止。他爭辯說：內(nèi)容不涉及重要問題，你們何必審？我嚴辭批評，問他“既不重要，加什么按語？”他很不高興。現(xiàn)在來翻舊賬，說我壓制了他這個“新生力量”。
是耶，非耶？就算難以分清，但這能是多大問題？
其二是同情與袒護反革命分子。
“三反”運動后期，有位沈靜交代參加過“中統(tǒng)”特務組織。按政策寬大處理后，繼續(xù)留在刑庭工作。黨委要求對他加強團結(jié)，不得歧視。當時左傾情緒遍布，人們都不理他。我是刑庭黨小組負責人，只好帶頭貫徹執(zhí)行黨委指示。每到周末，如無其他情況，我會把他請到家里茶敘，有時還搞些小吃招待。自不曾料到，此刻這位沈先生居然揭發(fā)說，我明知他是特務分子，如此示善，意在袒護，為反動勢力撐腰。
奇談怪論，荒唐如是，只能不予置理，由他瞎扯。我的沉默得到的回應是：沒話說了，說明認罪。
其三是包庇壞人壞事。
帽子不小，內(nèi)容卻玄乎其玄。有位同志家用的電燈泡壞了，經(jīng)濟困難一時沒能力買新的，他要求每晚下班時從辦公室摘走一個應急，次日送回。我同意了。那位同志有點懶散，次日忘記送回�，F(xiàn)在攻我是假公濟私，同情貪污。當時雖然還沒有“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明文規(guī)定，但法理上應作如是觀當無疑義。一家首都法院的業(yè)務干部居然提出這樣的問題討伐被斗對象，我以為應屬奇聞！
再舉下去恐怕連雞毛蒜皮都夠不上了，君不見荒誕之路盡荒唐！這樣的“斗爭會”，除了亂斗胡斗之外，還能有什么呢？
那年盛夏溫高，40℃以上不是偶現(xiàn)，斗爭會場卻連電風扇都沒有。許多人穿著背心與會發(fā)言，我寧肯受熱衣衫整潔依舊。聽著一些不著邊際毫無意義的“對敵斗爭”言論，我會輕搖竹扇，得點清涼。不料這種姿態(tài)遭到一位復轉(zhuǎn)軍人出身的執(zhí)行庭人員痛斥：“張思之這小子，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實在囂張，讓他把扇子收起來，不準再搧！他眼里還有群眾沒有？我他媽的不信把他拿不下來�！睉吡肆�，主持人見機行事，宣布散會，我搖扇離去。
事后，我找到“五人小組”，鄭重聲明：那位復轉(zhuǎn)軍人的臟話發(fā)言，態(tài)度蠻橫，有違黨的政策，以后的會如果他參加，我決不出席！
他確實沒有再來“斗”我，然而這決不意味著我取得了勝利。
“特務組織”的匿名信
幾個小青年出演的幾場斗爭會，翻來覆去，沒有一點新鮮味，于是再度休會，秣馬厲兵。
沒過幾天再開會，參加的人數(shù)果然增加許多，“各方”都有，而且氣氛異常嚴肅。會議一開始，主持人汪魁宣布：組織上收到一封寄給張思之的信，里面涉及的問題需要他說清楚，現(xiàn)在讓他給大家念念。
信交到我手上。收信人的確是我，地址寫的是“北京市人民法院”。信封已被撕開，內(nèi)容只有一頁，從頭到尾看下來，竟是一個特務組織的口氣，對我在肅反中表現(xiàn)出的“硬骨頭精神”給予表彰，并要我堅持到底。措詞低劣惡毒，這分明是陰謀陷害。我起立聲明：“我不會用自己的口宣讀這樣卑劣無恥的文字。”我把信退給汪魁，以示拒絕。他無可奈何地給與會者念了全文，包括中共如何對我施壓迫害，我在長時間的反復斗爭中如何針鋒相對、決不屈服之類的細節(jié)敘述，都念了。然后要我交代與來信人的關(guān)系，是什么組織。
我拒絕回答任何與“信件”內(nèi)容有關(guān)的問題。
我從劇烈的“炮轟”中察知，有些天真的人認為我真的被抓住了“辮子”，現(xiàn)在是理屈詞窮，只好沉默了。
可是，他們?yōu)槭裁床幌胂耄旱谝�，我從運動開始的第一天就被“軟禁”，行動失去自由，遑論通信？再笨再蠢的“特務組織”也決不會把這般“密信”寄到法院轉(zhuǎn)我。第二，沒有“特務”參加我的斗爭會，他們怎么知道斗爭的“進程”、會上的“較量”、會中的“曲折”和由此而產(chǎn)生的“氣氛”以及我的各種“表現(xiàn)”？第三，來件沒有簽署、沒有簽名，既是“特務組織”，總該有個“代號”，否則收件人從何而知誰對他做了“表彰”，豈不是達不到目的？
原以為可以開得漂漂亮亮的一場斗爭會，只聽得幾聲空炮，無疾而終。
那時法院對我的斗爭還算“客氣”，技術(shù)水平也還沒有從“口水”過渡到“噴氣式”，除了三兩位出身高等學府的女高音聲浪震人，未聞拍桌子打板凳的噪音。我不開口，也只是收獲到“態(tài)度惡劣”，吃不到其它壞果子。人們敗壞法制的行徑那時還沒有達到極致。
我要求“五人小組”把這封“匿名信”送交公安局偵破。斐公是明白人，他一定能料到這是“內(nèi)部人士”技窮之時而采用的陰險手段，此后的斗爭會上再也不提此“信”便是證明。至于是否按我的要求送請偵破，我至今有所懷疑。一是這種匿名信偵破極易，不可能經(jīng)久不決；
二是待到兩年之后反右開始，這封信竟又套到我的頭上。故事有趣，值得實錄。
反右斗爭領(lǐng)導小組副組長張士晶新來不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對我對事應該都沒有偏見。我被宣布劃為右派之初，同 我有過一次對話，內(nèi)容如下——
“問你一件事。肅反時的那封匿名信是不是你自己寫的？要是你寫的，告訴我們一下，認下來，也就算了結(jié)了。”
“想不到你會這樣提出問題。你是老公安，這種事怎么會查不清楚？我以為根本沒查�！�
“你認為是誰干的？有沒有懷疑對象？”
“我不知道誰干的。但我懷疑兩個人�！�
“誰？”
我告訴他，一個是何占，他是主謀，一個是我的學長夫人，她是執(zhí)行者。我對張說：“他們的事被公開化以后，一口咬定是出自我的揭發(fā)，為此恨我，現(xiàn)在要報復了�！�
“還有沒有別的懷疑對象？”
“不是他倆，也是何找人干的，具體對象我沒有�！�
“你再想想，想到什么，可以找我們�！�
談完，我對斐公有了懷疑。信出自于我的設(shè)想，可能是他的“點子”。張士晶不會有那樣的歪心眼。時光流逝得快，50年了，而今誰肯來識破一封匿名信的作者及其后臺呢？
匿名信終未產(chǎn)生作者希望起到的作用，倒暴露出這種不成功的制造是對我實施的政治陷害。誰能告訴我：這算什么“謀”呢？
法律沒幫上階級斗爭的忙
再一輪斗爭，又換新題。他們忽然想到了“法”的存在。
我負責的“敵逆產(chǎn)清管組”到肅反時積案上萬件，現(xiàn)在據(jù)此對我提出了指責：案件久積，許多敵逆產(chǎn)得不到處理，或匿或逃，給國家造成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要我交代，為什么這樣干？
這又讓人好生奇怪。肅反怎么肅到“工作領(lǐng)域”了？冷靜一想，不禁暗笑：“技止此矣！”
我笑得又太早了。
斗爭會上無非是舌劍唇槍，再怎么激烈也不過是吼聲響處，難解難分。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不知還能有什么新花樣？
果然，大約一周過后，我接到市檢察院的“談話通知”。他們?nèi)缂s到達，說是找我了解處理敵逆產(chǎn)案件的情況。他們告訴我，你是這些案子的主要負責人，現(xiàn)在積案如山，國家受損，法院說你得負瀆職責任。因此，你要認真對待，從程序到實體，作出詳細說明。該是誰的責任，都不必回避，我們要弄清楚。
我歸納了在斗爭會上的“交代”，向市檢的同志說明了以下幾個要點——
一、三反運動后期，房地產(chǎn)管理局根據(jù)市委決定，把原由他們審查的“敵逆產(chǎn)案件”全部移交市法院，同時調(diào)派三個人隨卷報到。法院陸續(xù)調(diào)集20人組建了“清管組”，統(tǒng)一調(diào)查處理這些積案，其中包括書記員、行政人員。
二、三反運動結(jié)束，各種渠道檢舉、揭發(fā)、交代涉及“敵逆產(chǎn)”的材料確有萬件，但大部分只是一點線索，極不具體，而且事涉日偽、國民黨時期，經(jīng)過幾度轉(zhuǎn)手，有些牽連許多人，有的又屬“善意購置”，查證任務繁重，工作量大。
三、按每人年平均結(jié)案30件計（這是根據(jù)1953年的工作條件），全組年結(jié)案不可能達到千件，再加上陸續(xù)新收的大量案件，沒有一、二十年不可能處理完。
四、市里規(guī)定：所有決定沒收或者代管的敵逆產(chǎn)，都必須做出判決，批準權(quán)歸院長。但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判決，應報副市長張友漁審批或者由他上報中央。我作為組長，決定權(quán)極小，主要任務是審核判決文書。
五、我主持“清管組”工作大約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調(diào)動工作時辦理了正式移交，1954年以后的工作不能由我負責。如因為這批積案拖延未決而使國家受了損失，首先應由總攬全局的法院院長負責，其次應追究主管刑事業(yè)務的刑庭庭長的責任。我沒有大功，卻有大勞，夠得上盡職盡責。瀆職之說，出于打擊報復，與我無關(guān)。
檢察官的態(tài)度平和穩(wěn)健，聽完我的陳述說道：聽明白了，你先回去，我們會如實報告檢察長，這種情況不可能立案，你不必顧慮。
斐公領(lǐng)導的“五人小組”拋出的殺手锏又沒有擊中目標，落了空。
我的“小動作”
這時，老賀露面了。
他作為“五人小組”主要成員，似乎一直在靜觀事態(tài)的發(fā)展。彼時外派全國各地調(diào)查“張思之歷史真面目”的人員陸續(xù)回京，據(jù)說沒查到問題，老賀心里一塊大石頭落地。他已完全明白，借肅反整我是在搞“團結(jié)”問題，也就是整他，于是急于找我面談。
他在夜間監(jiān)視我的人撤走之后，與我電話約定：在前門箭樓下見面。他穿棉軍大衣，戴大口罩（日后整他時指為“化裝”）。
他向我表明了四點：
第一，“全國跑遍了，沒查出你有問題�！�
第二，“他們想把你往死里整�！�
第三，“他們還想拉扯上我，把我攻成你的后臺，一鍋煮�！�
第四，“你沉住氣，也別急，誰不按政策辦事都通不過，看他們怎么收場。”
我著重談了與斐公單獨談話的情況。他聽了很興奮，說：“頂?shù)煤�！他這是沖著我來的�！蔽乙笏诳赡軛l件下，把“匿名信”查清楚，此事一明，他們一伙的動機就全清楚了。他說：搞這封信，是想說明斗爭你的合理性與正義性，想激起群眾的憤恨，這怎么可能？群眾又不全是阿斗！他當時一直沒說這封信是否送給了公安局偵破，我疑心，斐公在“大事”上是背著他的，只是不知他對此有無察覺？
交談時間不長，互道珍重，分手告別。
坦率地說，老賀的態(tài)度只是讓我更進一步地明確：“五人小組”并非鐵板一塊，斐公盡管有權(quán)決策，未必能左右一切。但老賀的態(tài)度并沒有讓我感到有了“后臺”。我在經(jīng)歷著孤軍奮戰(zhàn)的磨煉，碰到有趣處，還會自得其樂，沒有那么多“閑愁”。
我被一伙“群眾”判了
轉(zhuǎn)眼到了寒冬。那年冬溫比往年低，老天爺變了臉，“左”得出奇的英雄們的調(diào)門似乎也高不起來了。為了掀起新的浪濤，不知何方高人出了個“高招”，讓幾個與我一向友善的小青年虛擬出一份判決，宣布我的罪狀，企圖作最后的威懾。
汪魁又被派來擔當宣判重任。
那天會一開始，先由他發(fā)言為判詞鋪墊。只見這個日常細聲細氣的青年，滿面憤容，滿腔怒氣，沖著我高聲喊道：“群眾的力量是偉大的！別以為你的事兒都滑過去了，仿佛拿你沒什么好辦法。你打錯了算盤！你的所作所為，用法律加以衡量，我們作出了判決，你好好掂量一下，迷途知返，也許還有出路。大家委托我來宣讀。”
我實在沒有看重這種假判決，不論他說什么，我都不會當真。我在想，你會寫判決，是我一手帶出來的，我是“邏輯學長”、“語言教師”，現(xiàn)在把那點初學乍練得來的本事用到“老師”身上了。世事是如此怪誕，人竟這樣絕情！
這類蹩腳東西的內(nèi)容無須詳記，他宣讀的要點是：
張某人12歲加入“三青團”，16歲參加偽軍，自幼反動。混入革命隊伍后，一貫反黨反領(lǐng)導。1952年開始結(jié)成反黨小集團，幫助胡風分子進行反共活動。七屆四中全會后，反對中央號召團結(jié)的方針，瘋狂地在機關(guān)內(nèi)部進行分裂活動，后果極其嚴重。在刑庭工作期間，包庇壞人，對清理敵逆產(chǎn)工作嚴重不負責任，積案上萬，國家財產(chǎn)蒙受巨大損失。在研究室工作期間，拉攏親信，打擊新生力量，搞宗派活動。肅反運動中，組織上列為重點挽救（按：這一句寫得好�。v時數(shù)月，不思悔改，立場頑固，態(tài)度惡劣，持續(xù)同組織對抗，堅決與群眾為敵。應積極分子的要求，依黨的寬嚴政策，應予懲處，判決如下——
至此頓住，問我：你掂掂分量，該判多少？
“罪名呢？”我反問他。
“你自己琢磨琢磨該怎么判。”
“是讓我對你的判詞作出估價么？”
“誰讓你估價！”有人吼道。
“那我是否可以問一下，這樣的判決，有什么用呢？”
“你眼里有沒有群眾？”另一個聲音責問。
“既然是群眾，哪來的判決權(quán)？剛才讀的判決不是連審判長是誰都沒簽名嗎？”
“到定案時，當然有人簽署。”
“那就等審判長來定罪名量刑期罷。”
“我們是想讓你明白，你的問題嚴重，再不回頭，就只能換個地方了�！�
“我從一開始就明白。我有什么問題，有多大問題，比在座諸位都清楚�！�
“終于露餡了！終于承認了有問題，那就快點交代，還拖什么！”——那位擅長斷章取義聲調(diào)刺耳的女高音，好久不見，又亮相了。
“露餡？什么餡？我可以再重復一次，我該說的，早就說完了；
與肅反運動中心議題無關(guān)的，也都說了。是誰在拖，時間會作出證明。”
我的回答招來陣陣“態(tài)度惡劣”的怒斥，但并無實際內(nèi)容，一場宣判就這樣在一些人的狂吼中宣告結(jié)束。什么罪？沒有說。判多少？沒人知道。它的作用在于：替代了幾個月來歷次斗爭會的“閉幕詞”。所差的只是沒有寫出主事者的戰(zhàn)略部署與各階段的重心，沒歸納戰(zhàn)役策劃和戰(zhàn)陣安排；
還有，沒道出某些人的心理活動與最終目標；
當然更寫不出我所經(jīng)受的鍛煉以及我從中學到的斗爭藝術(shù)。我真的感激斐公當年的那支戰(zhàn)隊，他們在斗爭中給予我的多方面的啟發(fā)與引導，為我日后能夠較比自如地從事律師實務奠定了深厚的基礎(chǔ)。斗爭真的是藝術(shù)，我從那時起，就信服了�，F(xiàn)在講出這點感受，是真誠的。
肅反的鑼鼓收場
外調(diào)，沒查到問題；
內(nèi)斗，沒整出名堂：一切似乎都該收尾了。問題是，怎樣下結(jié)論呢？
斐公領(lǐng)導的“五人小組”自有主張。他們先給我定個“反黨分子”上報，被駁；
再報個“反領(lǐng)導的壞分子”，被否。當年上級黨委主事的先是薛子正（后來擔任過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后是柴澤民（后來曾任駐美大使）。他們熟悉北京法院內(nèi)的種種情況，又因工作關(guān)系對我有所了解，加上市委副書記劉仁對斐公的印象一直欠佳，所以不可能任由他們給我亂扣一頂“破帽”。法院五人小組無可奈何，最后作出了一個同我見面的結(jié)論，上書12個大字：“經(jīng)查，張思之不是反革命分子。”看后，我難禁憤慨。人們會說，證實你不是反革命，難道不實事求是？可是，它果真是實事求是的么？怎么不敢寫出12字后面呼之欲出的“潛臺詞”？請聽我的反應——
“整肅年余，花樣用盡，手段使完，甚至制造匿名信用敵特名義進行陷害，所有這些，一句"不是反革命分子’能概括么？對這種結(jié)論，我不能簽字。”
“你有意見可以寫在結(jié)論上，再簽上名�！�
我未作思索，提筆寫道：“我當然不是反革命。許多人也明知我不是。問題在于：借運動對我打擊報復，直至政治陷害，對此也應作出相應的結(jié)論�！�
不會有人給我重寫結(jié)論。只是在“運動”全部結(jié)束之后，主管干部工作的成玉林處長對我說：你的全部政治歷史，我親自寫了正式結(jié)論，王院長認為把你寫得“太好了”，他不簽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他不簽就不生效，同那個“肅反結(jié)論”一起，都睡在檔案里了。
待到它們“醒”來，這個世道可就又生變化了。不久，就有了新一輪的“陽謀”，全國掀起反右巨浪，“反對肅反運動”便成了我的罪名，在劫難逃了。這場歷練，長達20年，只能“下回分解”了。
尾 聲
肅反之后，我就徹底離開了法官的崗位，但依然沒有脫開斐公的領(lǐng)導。反右運動中，北京市法院系統(tǒng)俘獲了包括斐公、老賀及其手下骨干在內(nèi)的右派份子六十余名。
老賀劃右后，我有揭發(fā)之“功”。其中致命的一擊，是交代了肅反中前門見面溝通情況那件事。按照當時的政策，這種做法不僅僅是違反組織原則、破壞紀律的問題，夠得上“敵我不分”的立場錯誤，足夠劃為右派了。
為此，我悔恨終生。我對他，于公十分尊敬，于私相當親切，沒有距離，更無隔膜。反右領(lǐng)導小組要我揭發(fā)，竟也降服，證明著我當時面對暴政本質(zhì)上是個懦夫。哪有馬寅老那種寧可孤軍戰(zhàn)死志不可奪的浩然正氣！
老賀對我的“怯懦”持諒解態(tài)度。1958年劃右以后，我們失去聯(lián)系。1978年，他突患胃癌。當時他的右派問題已早于他人先期改正，重回公安局任職顧問，住在公安醫(yī)院治療。我跑去看他。老賀仰臥病榻，消瘦憔悴，只是精神還好，見到我十分高興。他對我說，已是晚期，發(fā)展很快，已經(jīng)幾乎不能進食，“但今天，你帶來的梨，我一定要吃一個�！蔽叶盟男模瑳]有勸阻。他艱難地、帶著微笑一口一口地往下咽，我陪著，用眼淚，一滴一滴地朝下落。我們都動了情。他握著我的手，說：“人，誰都會死，不必難過。我只可惜沒能為黨多干點工作。你還年輕，帽子也摘了，教書這個職業(yè)很神圣，好好干番事業(yè)，爭取再入黨，為黨多出把力。你能干，別失去機會，過去法院那些事，別再想它。沒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會帶著它們?nèi)ヒ婑R克思！”
賀公走得太急太早了。他是第一個因早逝而給我大刺激的人，我抑制不住內(nèi)心的愧疚：我害了他！……
斐公1979年初春“改正”以后，調(diào)市人大常委會任了副職。某次開會巧遇。他獨自一人，早有的腿疾似乎更重了些，步履維艱。我趕上去扶著他，一階一階地登樓步入會場，他很感動，邊走邊含歉意地說：“別怪我。那時候主要是不知道用什么樣的方法來領(lǐng)導你們這批青年學生！”含蓄委婉，我能聽懂。我回應道：“我能理解。我有些事也很不像話�！彼又f：“你轉(zhuǎn)到律師上來，合適，好好發(fā)揮吧，等你的好消息�！睍�，相擁而別。
回顧我對斐公，過去的一些說法、做法也實在出格，有些過分。日后提及我與他的關(guān)系，會寫上想到柳亞子那句馬屁詩：“不是一人能領(lǐng)導……”。說到底，我們都是那“一人”制造的種種“階級斗爭”的受害者，是他的陰謀、“陽謀”的犧牲！
他們此刻在另一個世界里，在那個許多人心中的理想王國，一起品茗遙指塵世吧？我思念他們。是他們，領(lǐng)我邁進了中國社會的門檻，懂得了一些世事。是他們，相識之初就給了我許多難求難得的鍛煉本領(lǐng)的機遇。又是他們的坎坎坷坷，逐漸地，喚醒了我的覺悟。我似乎已經(jīng)明白，該怎樣地來彌補我給他們造成的不快與損害，該怎樣地來彌補我在那段歷史中發(fā)生的嚴重失誤，作為對他們的永恒的紀念！
寫下以上一場場一幕幕我親歷的荒誕不經(jīng)的故事，既為記錄歷史，也希望有助于人們對此進行思考，也許還能讓后來者感悟到：應該做什么樣的人，走什么樣的路，建設(shè)一個什么樣的、思之念之不禁心痛的、我們親愛的祖國，為人類的共同進步與繁榮做出什么樣的努力。
作者簡介：張思之，律師。1927年生于河南鄭州。１９４３年參加“學生志愿遠征軍”，曾赴印緬前線。１９４７年考入北平朝陽學院法律系。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７年先后擔任北京市人民法院法官，法律顧問處主任。１９５７年被劃為“右派”勞改１５年。１９７９年恢復舊業(yè)，先后擔任北京市律師協(xié)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北京市法律顧問處主任等職。１９８０年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辯護組組長。曾任中國政法大學、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教授。１９８８年創(chuàng)辦《中國律師》雜志，任主編。參與的訴訟案件主要有：李作鵬“反革命案”，、王軍濤、魏京生等人的“顛覆政權(quán)案”等等。著有《中國律師制度》、《律師實務》、《我的辯詞與夢想》等。
原載《往事》第六十期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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