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吳世昌的選擇
發(fā)布時間:2020-06-05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我從一個老先生那里，看到一本澳門出版的書，名字叫《博士之家》。書的作者是施議對先生，他是吳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吳世昌逝世的時候，他一直守護在身邊。這本書中收了兩篇施議對懷念他老師的文章，使我對吳世昌晚年的經歷又多了一點了解。特別是其中說到的兩件事，使我能夠把青年吳世昌和晚年吳世昌聯(lián)系在一起。
第一件是1971年間，吳世昌在河南息縣干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離開前，軍代表主持開了一個座談會，讓大家談談在干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經習慣了這種開會形式，更急著打點行裝回北京，所以會上發(fā)言都很積極，既談接受教育之收獲，又為軍代表歌功頌德一番。而吳世昌卻一言不發(fā)，軍代表讓他說一說，他卻問：“要我講真話，還是講假話？”軍代表未加思索，就說：“當然要講真話�！眳鞘啦驼f：“我認為，五七干校并沒有什么好處�！贝搜砸怀�，可急壞了大家，這種時候，為什么還要那么天真，弄不好還得繼續(xù)留下來接受改造。軍代表接著問：“為什么沒有好處？”吳世昌說：“要我們回去，不是正說明問題了嗎？”說得軍代表啞口無言。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后，劉再復對吳世昌的評價是“正聲滿學院”，可見吳世昌真是敢說話的人。比如對一些社會現(xiàn)象，吳世昌就說過：“中國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貼下臉，我們就可以馬上將衣服脫掉�！庇纱丝梢娝砟甑男那�。
現(xiàn)在人們都知道吳世昌是知名的紅學家、詞學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時代的政治傾向，而忽略了此點，對于了解吳世昌是不全面的。吳世昌的經歷，在他同時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吳世昌出身燕京大學，青年時期即在學術上顯示了才華，曾受到過胡適的贊許。九·一八事變時，吳世昌是燕京大學學生抗日會的第一屆主席，陳翰伯曾這樣回憶當年的吳世昌：“他是個愛國青年，平日衣著撲素，不修邊幅，自稱‘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學習七年，前四年是英文系學生，后三年是國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吳其昌（當時清華大學講師，后任武漢大學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場。經報紙揭載，吳世昌一時名噪金陵，燕大同學就推選他出來領導抗日會，他在同學中很有威信，也頗有號召力�！保ā段氖焚Y料選輯》第8輯37頁，北京出版社，1980年）青年吳世昌有強烈的愛國熱情，雖然他在專業(yè)上已嶄露頭角，但并未因此放棄了對社會的關心。這是吳世昌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他們對民族的情感，后人已很難理解，正是這種強烈的民族情感支配著他們，在政治的選擇上，民族情感總是處于支配地位，這多少有些影響了他們的理性判斷，對吳世昌來說，這種矛盾更顯示了深刻的悲劇性，此點我后面再說
1935年11月17日，胡適在《大公報》發(fā)表了《用統(tǒng)一的力量守衛(wèi)國家》，胡適當時對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強調一個“守”字，不主張抵抗。第二天，吳世昌就以“一個青年”的名義致函胡適：
“適之先生：昨天讀你的星期論文，心里非常悲痛；
今天又讀《平津太晤士報》上的華北獨立運動消息，我的悲痛實在忍不住了。中國人民這幾年過的是什么日子？這幾天過的是什么日子？我們回想起‘九·一八’事變初起的時候，國家的不可收還沒有這樣的利害深刻。那時的時論，有的主張玉碎，有的主張瓦全，但是現(xiàn)在呢？縱甘破碎已非玉，便欲為瓦豈得全。試問我們在這悠悠的四年中，有沒有作玉碎的準備，有沒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說在朝的國民黨的糊涂蹣跚，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輿論而言，實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顧慮躊躇，乃至于太躲懶了！”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276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吳世昌寫這信的時候是27歲，胡適已44歲。吳世昌給胡適寫信，是首先把胡適看成是自己的前輩，他的激情也是建立在對胡適的信任之上的，可以這么說，這是兩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間的交流。四天之后，胡適即給吳世昌回信，進一步申說了自己的苦心，他說：“時髦話誰不會說？說逆耳之言，說群眾不愛聽的話，說負責任的話，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氣�！保ㄍ�280頁）
胡適在信的開始即稱“世昌兄”，可見是有交情的。《胡適的日記》在1933年12月30日下記有：“今天吳世昌雇汽車來接，我們同到八道灣接啟明同去�！�
1934年2月13日的日記：“上午在歐美同學會，有兩局，一面是孟和孟真為袁守和餞行；
一面是余上沅約梁實秋吃飯，并有今甫、一多、吳世昌、陳夢家、公超、林伯遵諸人，商量辦一個月刊，為《新月》的繼承者。雜志的名字，討論甚久，公超提議《環(huán)中》，吳世昌提議《尋常》，一多提議《畸零》，我也提了幾個，最后決定《學文月刊》�！保ā逗m的日記》手稿本第11冊，1990年臺灣遠流出版公司）
吳世昌收到胡適的信以后，又給胡適寫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實心情，他在信的最后說：“我所望于先生者以此，上次寫給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禱和期望先生為國努力以外，更沒有別的話可說了�！保ㄍ�281頁）
從吳世昌對胡適的期望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吳世昌在許多問題上還是認同胡適的，他們之間的不同處在于一個是熱血的青年，一個是成熟的中年人，由于年齡和地位不同，對時局的判斷自然也就不同，事后評說，就各自所處的地位看，兩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是真誠和盡職的。差不多十年之后，吳世昌對內戰(zhàn)發(fā)表的許多見解，比之于當時的青年，就成熟穩(wěn)健得多，這時青年的言論，正好像青年吳世昌和中年胡適的那一段沖突了。
四十年代以后，吳世昌作為一名大學教授，已經活躍在學術界，這一時期，他重要的活動是和儲安平的交往。
吳世昌比儲安平大一歲，抗戰(zhàn)期間，他們在湖南國立蘭田師范學院相識，后吳世昌離開湖南到了當時在重慶的中央大學任教。1945年儲安平在重慶創(chuàng)辦《客觀》周刊時，吳世昌是編輯之一，是這一時期撰文較多的一位作者，而且多數(shù)是時論。
《客觀》共出了17期，吳世昌寫了《反對內戰(zhàn)》（2期）《思想復員論》（3期）《論政治協(xié)商會議》（10期）《中國青年運動的周期》（13期）《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喪失》（16期）。這些文章充分表達了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家、社會的看法，這一時期，吳世昌不僅在學術上很活躍，在思想上也顯示了自己的鋒芒，他關于內戰(zhàn)、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許多議論，在同時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沒有見到多少儲安平和吳世昌交往的資料，從施議對所寫的關于吳世昌的幾篇回憶文章和傳略中，也見不到他們交往的記錄，但從吳世昌在《客觀》上發(fā)表文章的情況，可以想見他們之間是來往較多的，這種關系一直持續(xù)到1948年吳世昌前往英國。
《客觀》周刊出滿12期以后，儲安平離開重慶前往上海，準備籌劃日后的《觀察》周刊，在走之前，他將《客觀》周刊就交給了吳世昌主編，嚴格地說，《客觀》周刊從第13期開始，就是吳世昌主編了。當時《客觀》周刊設有“客觀”一周的言論專欄，前12期，由儲安平撰寫，之后就由吳世昌執(zhí)筆了。儲安平離開重慶之前，特在《客觀》第12期上發(fā)表一則“告別讀者”的聲明：“本刊原定在重慶出12期。政局變化莫測，我們當初還以為不待12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東移了�，F(xiàn)在12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勢則正在高速度發(fā)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斷。但編者個人則因計劃已定，即將離渝，本刊編務不能兼顧，因自13期起，改推吳世昌先生主編。過去12期的稿費（副葉及珊瑚例由各該編輯發(fā)付），早經隨時發(fā)付。凡是直接寄給我的信，大都均經親復。最近十天內收到的信，也必將于離渝前一一答復。未用各稿，以及陸續(xù)收到的投稿，已交吳世昌先生，由他決定。以后讀者投書投稿，可逕寄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吳先生。在過去三個月中，前輩先進，友朋讀者，都給我不少指示，協(xié)助和鼓勵，我在此表示無限感謝�！�
1946年9月，《觀察》在上海創(chuàng)刊后，吳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國之前，給《觀察》寫了大量專論，1948年，儲安平主編《觀察》叢書，將吳世昌的論文編為一集，以《中國文化與現(xiàn)代化問題》為書名出版。
從以上吳世昌和儲安平的交往中，我們可以看出，四十年代，吳世昌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顯得特別活躍。這一時期，他發(fā)表的許多文章，可以說是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性言論。比如儲安平關于自由問題的“多少有無論”，吳世昌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在長篇論文《論和平問題》（《觀察》2卷16期）中幾乎表達了與儲安平同樣的認識，他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認為：“無黨無派的人民代表以壓倒的多數(shù)參加和談，這些代表必須是自由主義者，今日國民黨的政策雖然限制了人民許多自由，但我們決不相信共產黨會比國民黨給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除非他黨內起一種革命。和談如果成功，則以后的聯(lián)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現(xiàn)在的‘三黨訓政’，變成‘四黨一盟訓政’。必須由無黨無派的自由主義者，構成政府中的過半數(shù)。這雖然不合現(xiàn)代政黨的常軌，但中國的政黨使國家人民喘一口氣。何況‘三黨訓政’之類，又能說是什么政黨政治的常軌？中國若不培養(yǎng)自由主義者抬頭，政治前途是沒有希望的�！�
四十年代，吳世昌像其它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樣，對時局的變化特別關心，也從多方面貢獻了自己的才智，他對當時的民主政治、教育政策、中國文化與現(xiàn)代化等問題，都有很深刻的看法。比較四十年代吳世昌的言論和他六十年代的選擇，二者之間的矛盾很令人深思，像吳世昌這樣從事人文研究的學者，最終的這種選擇，對我們分析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民族情感和理性判斷，很有啟發(fā)意義。
1948年1月，應英國牛津大學的聘請，吳世昌到達英國擔任牛津大學高級講師兼導師。據(jù)說當年牛津大學也請了錢鐘書，可惜錢未能應聘。1948年吳世昌的選擇不管是偶然還是必然，在他一生都是重要的轉折。到達英國后，他對國內的情況依然非常關心，他長期訂閱英文版的新華社電訊，以便了解國內的情況。以吳世昌四十年代對時局和政黨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國任教，算是明智的選擇。
1962年，據(jù)說是響應周恩來的號召，吳世昌放棄了在英國的優(yōu)厚待遇，舉家回到祖國。當時他的大女兒已是牛津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二女兒高中畢業(yè)，也考入牛津大學。吳世昌回到國內，先后發(fā)表了《回到了祖國》《回國以后》《空前強大的祖國》及》《我和北京》，他也成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現(xiàn)在我想說得是，以吳世昌過去的教育背景和對時局的判斷，在他回來之前，這里發(fā)生過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大躍進等運動早已發(fā)生過了，對此遠在英國的吳世昌不會一無所知，對于當年自己那么多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吳世昌難道毫無耳聞？幾乎同時，遠在美國的胡適，對于這里發(fā)生的一切都有很清楚的了解�！逗m的日記》中留下了大量這樣的記錄，聯(lián)系這個背景，吳世昌的選擇就有些難以令人理解。不知道吳世昌邁出這一步，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如果沒有很具體的原因，那么就只能從強烈的民族情感這方面來理解了。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情感太深了，對于國家的強大和統(tǒng)一有強烈的愿望，這是幾近于宗教的情感，帶有殉道的色彩，四十年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選擇幾乎都與民族情感有關，比如對國共兩面的評價，對美蘇的評價，總是因了民族情感的過于強烈而在理性判斷上有所偏差，想想四十年代吳世昌對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終的選擇，真令人感慨萬端。
回到祖國四年后，文革開始，“吳世昌進‘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觸靈魂，備受艱辛，他的大女兒因經受不了運動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醫(yī)院，二女兒也喪失了攻讀學位的機會。”（施議對《吳世昌傳略》）
吳世昌雖然對自己的選擇從不后悔，但自己不后悔不等于這種選擇就合情合理。吳世昌、儲安平那一代知識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滿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么天真的一群，他們共同的命運，讓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吳世昌曾擔任過人大常委，施議對說：“我在奉和其七十歲生日時，曾特意提及‘金印大如斗’一事，而先生則說：‘此事不說也罷了�！^‘人大，人大，聽起來很大。其實也沒啥，就是一堆老頭子吵架。’先生當亦頗有些難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75頁）。
1986年8月31日，由于醫(yī)生誤珍，吳世昌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病逝，終年78歲，他留下了許多學術遺產，也把自己選擇的困惑留給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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