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釗：奧威爾的名單

　　去年（2002年）讀到一篇介紹英國桑德斯女士的《文化冷戰(zhàn)：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2000 ）的書評，書評的文字順著桑大斯的導向展開，在敘述了許多受人敬仰的知識分子背后都接受中央情報局的照顧和賄賂之后，有一段集中揭露喬治·奧威爾虛偽的文字，權且做文抄公錄下：

　　另一位是《動物莊園》、《1984》的作者奧威爾。在小說中，他表現出對監(jiān)視一切行為的“大兄弟”的告密者的強烈的憎恨，但他自己卻兩方面的癖好都有。奧威爾有個習慣，走到哪里都隨身到著一個藍皮四開的筆記本，記錄可以的人和事。到1949年，筆記本已包括了125個人的材料。奧威爾懷疑這些人有的顯現了“同性戀傾向”，有個“好象是黑種”，有的大概是“美國猶太人”。如果僅僅自己記著玩玩也就罷了，而奧威爾卻在冷戰(zhàn)高潮的1949年主動跑到英國諜報部門（IRD）具保了35個“共產黨同路人”，使這些人的名譽和生活受到嚴重打擊。1

　　筆者限于各種條件不能讀到桑德斯的原書，但是，在這里也想就自己視野所及談點對奧威爾的名單的看法。

　　作為作家，“有個習慣，走到哪里都隨身到著一個藍皮四開的筆記本，記錄可以的人和事“，并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奧威爾為生活所迫，創(chuàng)作之外還為媒體寫過雜七雜八的稿子，不這么做會缺少寫作材料。2問題是不是為了“玩玩”，他在生命最后年頭主動跑到情報機關獻上一份檢舉35名“共產黨同路人”的名單！英國的名作家或暗中為情報部門工作，或就是情報部門的雇員也不是什么新鮮事情，比如，S.毛姆、G.格林、M.瑪格利特等著名的文化界任務實際是為政府情報部門工作，戰(zhàn)后陸續(xù)被暴光。但是一直以反對與體制合作、追求個人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奧威爾竟然也是這么一種任務！這個信息給中國讀者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震驚，無疑也給當時正在北京上演的根據奧威爾小說改編的話劇《動物莊園》當頭潑了一盆冷水。

　　實際上，早在1980年，英國諜報部門曾經收到一份奧威爾擬定的親共產主義的文化界人士的名單的事實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那年，違背奧威爾的“不許寫傳記”的遺囑，索尼亞就拜托政治學學者巴納德·克里克（bernad crick）為奧威爾寫傳記。在奧威爾的這部傳記《喬治·奧威爾：一生》（A Life）業(yè)已明確提到這個名單的存在。而且，那名單原始的起草的稿子保存在倫敦大學的奧威爾檔案室里，這也是奧威爾的研究者們眾所周知的。但是，根據理查德·利斯（richard rees）等人的證言，這名單完全是奧威爾在病床上憑個人觀察、感覺玩著擬出來的，并沒有什么價值，所以也沒有引起什么人（包括研究者在內）關注。

　　重新提起奧威爾的名單是1996年7月11日英國《衛(wèi)報》的報道，報道了英國國家檔案館“已經沒有保密的必要”公開的一批檔案中有奧威爾當年提出的名單，并且第一次“揭露”了公開的檔案中包括奧威爾當年該女友西莉婭·卡溫（syria carvon）的信，這名單是通過西莉婭·卡溫交給情報當局的。但是，同年7月13日的《每日電訊》刊出了更加詳細的報道：《話說奧威爾關于好友、作家的秘密名單》。這篇報道也比較符合這裝名單前前后后的歷史真實。

　　1996年所謂奧威爾的名單引起轟動，并不是名單本身的效應，而是媒體披露了一個新的歷史事實，即奧威爾的女友西莉婭·卡溫（Syria Carvon）是國家情報機關秘密雇員，名單正是通過她之手交給當局的。而公眾關心的卻是當年奧威爾與西莉婭那段羅曼史。西莉婭1917年出生在英格蘭的薩福克州，原名西莉婭·瑪麗·帕杰特。她的雙胞胎姐姐馬梅茵，是流亡在英國的左翼作家阿薩·凱斯特拉的妻子。這對雙胞胎姐妹是絕世美女。1945年圣誕節(jié)去阿薩·凱斯特拉家的奧威爾在那里遇到了西莉婭。對這位29歲已離婚的知識女，奧威爾一見鐘情，墜入情網。當時西莉婭也對奧威爾表示好感，連凱斯特拉夫婦倆也在邊上慫恿西莉婭響應奧威爾傳來的濃濃情意，然而很難作為婚姻伴侶接受奧威爾，委婉地拒絕了奧威爾的追求。但是西莉婭和奧威爾以后依然保持往來，西莉婭只把他作為親密的朋友，處出于對他的才華和人品的尊敬、仰慕與他交往，而奧威爾依然期盼著這種關系會有什么進展。這種友人關系一直保持到奧威爾去世。3《1984》的寫作嚴重地摧毀了奧威爾的健康，加速了他迎來死亡。進入1949年，醫(yī)生已經不允許他再使用那臺“縮短生命”的殺人機器——打字機了。病床上的他失去了寫作難熬寂寞，某日與前來探望的理查德·利斯討論起擬出一個“傾向共產主義者”的名單的想法。根據利斯的回憶，當初擬定的名單，涉及130名文化人士，最后通過卡溫向IDI提出的只有35名，說明他是經過仔細推敲的，這百余人中尚在世的，為了保護個人隱私，至今沒有公開他們的名字。

　　從《每日電訊報》刊出的奧威爾1949拈月2日寫給西莉亞的信（名單與信一起發(fā)出）來看，不能否定奧威爾能夠明白那名單是交給哪個部門的，也必定在某中程度上知道西莉亞是在為情報機關工作的。當然他也不希望有一天這份名單被公諸于眾。他在信中著了寫道：“這不是讓人讀了后會感到震驚的東西，也不會給你的朋友帶來什么新東西，我是這么認為的。無論如何要把這東西還我！”然而，今天，1998年新版的《奧威爾全集》，與西莉亞的那封信和名單都不為逝者諱地收入其中。

　　必須指出的是，不論英國政府機關根據國家法規(guī)定期公開的包括情報機關在內的檔案，還是奧威爾是親友及對他崇拜的人們都不掩飾、遮蓋這一歷史真實，都正是民主主義社會以及在這種社會中真正追求理性、正義與真實的人們才能夠作得到的。即使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某些內情被披露出來也是出自同樣的原因�？墒�，非民主主義體制中謊言不僅是最有效的政治武器，而且也蔓延至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成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同樣事情的公開在病入膏肓的社會中是不會發(fā)生的，比如，前東德的那些“知識分子”如何無恥地投靠國家情報當局出賣靈魂，那情報當局有是如何以“國家安全”為借口通過這些“知識分子”以及所謂科學與理性來實施《1984》中所描述的那樣對國民的思想、言論加以控制的。這樣的事實只可能在東歐完全解體后才能大白于天下。其次，同樣的事實發(fā)生在不同中對受害者所帶來的影響與后果也是不同的。今天中國的讀者不僅渴望有一天能夠讀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收買了哪些中國文化人的秘密材料，也希望寫這書評的、有條件能接觸得到上述那種非常意義的而且可讀性極強的著述的學者把這些鐵幕下的“秘密”介紹給中國的讀者開開眼界。這幾年只有藍英年先生做了一些這樣的工作，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各科的學人協作才能將這個涉及人類社會及人性本質的課題深入下去。

　　為什么奧威爾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會在“無聊”、“寂寞”之中擬了這么一個名單？我們可以從他的生涯及其著述中找到這個答案。

　　奧威爾出生于印度，父親是殖民當局的下級公務員。他靠獎學金完成了伊頓公學的學業(yè)，因為他的家庭根本沒有經濟能力供他上這樣的名門貴族學校。獲得獎學金的“幸運”，對他以后的人生帶來極大的影響。他受到了良好的古典傳統的人文教育，有無力進一步深入牛津那樣的學府繼續(xù)深造，值得向父親一樣從事公職，去緬甸當警察。處在社會階層夾縫中的經歷，是奧威爾以后被左翼政治運動所吸引的重要原因。促成他與極權主義做徹底的決裂是他在西班牙內戰(zhàn)期間九死一生的經歷。作為和佛朗哥叛軍作戰(zhàn)的志愿者，奧威爾在西班牙加入的統一工黨（POUM）的民兵，他不知道同樣是志愿部隊，將來的遭遇會和莫斯科領導的國際縱隊有著極大的區(qū)別。其實，他踏上西班牙那天，莫斯科已經指令西班牙共和政府總理卡巴利爾在近期內解除、消滅統一工黨和無政府主義組織的武裝——作為蘇聯國內大清洗的延伸�？ò屠麪栒�府完全在莫斯科的控制下。奧威爾被“友軍”的子彈打穿了喉嚨，大難不死，以病殘之身退役之后，還要東躲西藏逃避追捕，僅僅以為他曾參加過統一工黨的民兵。他還是幸運的，逃回了英國；
他的許多戰(zhàn)友或死于“友軍”的槍下，或被不通過任何法律手續(xù)羈押在牢房生死不明。那種對極權主義的恐懼刻骨銘心伴隨他的一生。所以，他厭惡英國那種明顯分化的階級社會，也決不容忍法西斯主義與斯大林主義那種極權主義體制，追求的是社會民主主義。

　　雖然奧威爾被人們稱作政治預言家，但是，面臨顯示作出抉擇的時候，他也只能根據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現狀，兩者相衡取其輕。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等著述中我們也可以讀到這一點。盡管他厭惡英國社會等級森嚴的階級差別，但是出于自它的西歐民主傳統的體制還是表示贊賞。但是斯大林主義者都通過媒體捏造事實來中傷政治敵手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但是都把非莫斯科系統（國際縱隊以外的）出生入死與佛朗哥叛軍作戰(zhàn)的社會主義者成為托派、法西斯分子、蓋世太保、第五縱隊等等，但是追隨莫斯科指示的英國共產黨只能在傳媒上用非常含糊的用詞來制造謊言。奧威爾明白，這是英國民主政體遏止謊言的結果：“英國共產黨的新聞媒體領教過誹謗法的厲害，并從中汲取了一些深刻教訓，在一個事實可能得到確認的國家卻沒有這樣做，足以說明這些事實是謊言。”4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奧威爾珍惜這種制度中可貴的一面。又如，盡管他在西班牙遭受了如此不幸，事后他看到了德意法西斯具有跟直接的戰(zhàn)爭威脅，在把斯大林體制與日益甚囂塵上的德意法西斯加以比較，依然認為遏止法西斯猖狂蔓延是首要任務：“如果我們能把佛朗哥獨裁統治……這可能使世界局勢大大改觀，單就這個目的而言這場戰(zhàn)爭值得一贏�！�5再如，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依次演講中，他曾經碩果：“美國是腐朽的資本主義，但是，今天如果蘇聯與美國開戰(zhàn)的話，我將毫不遲疑站在美國一邊，因為美國至少還有言論自由。”6戰(zhàn)后，40年代末，以蕭伯納為首的英國文化界都為蘇聯的“成就”所傾倒，有些人甚至把蘇聯的體制作為一種烏托邦理想來憧憬，就連英國政府也對斯大林政權的外交取一種守勢。奧威爾感到英國民主體制將有被“演變”的危險。出于這種恐懼、選擇和擔憂，他在生命的最后歲月，寫下了“傾向共產主義者的名單”。

　　在極權主義體制下，假如處在政府把每一件事情轉變成一種特權（卻是一種人的正常活動人性需要）時代，假如處在“它們（特權）被用來賄賂人民——享有一間房屋的權利變成一項特權，同時還有享受未被污染的食品的權利，醫(yī)療保健的權利，了解未被審查的消息的權利……都成了腐蝕人民的一種手段”7的那種社會，眾多的文化人也難以抵擋這種享受特權的賄賂，所以，往往為了取得這種特權，不僅放棄對真實與正義的追求，還要偽裝出持有某種“堅定”的信仰（其實自己并不信仰，偽善中的偽善），以告密乃至誣告（謊言中的謊言）換取或保持特權的享受。與這些人相比，奧威爾通過西莉婭把自己憂慮的隱患告訴當局，言行與他的信仰保持一致，本身也是一種人格的真實。

　　筆者寫上述文字并不是贊賞奧威爾擬名單托西莉婭轉交情報部門的做法。無疑，采用這種做法來與極權主義斗爭也是不可取的。漢娜.阿倫特曾經給奧威爾以極高的評價：“一針見血的政治洞察力，無與倫比的遠見卓識”，但是，我想如果阿倫特當時知道奧威爾曾經提交過這么一個名單，也會對這種行為作出斷然否定的反應。阿倫特曾經在《論革命》一書中，通過美、法兩國革命與政體的比較，肯定美國建國之父們的遠見與為民主憲政建設、保存私的領域中的個人自由所做的探索、努力，但又目睹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盛行，擔心這種難得的優(yōu)秀傳統正在北美大地上日漸褪色。出于這種擔心，后來在《原共產黨員》一文中把背叛斯大林主義后又同斯大林主義作堅決斗爭的人稱作“原共產黨員”，指出這些“原共產黨員”在這種斗爭中為了達到目的往往也是不擇手段，這種做法與社會、公的領域是極其危險的。阿倫特指出：他們的思想是在極權主義訓練下形成；
他們的目的是出與對舊的信仰的失望，要把原來接受的思維訓練運用與新的信仰；
他們采用的方法是自己自覺地擔負起警察的職責。其結果，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在那種把“友愛”作為政治生活最堅固的基礎的市民中散布了互相不信任的種子。雖然奧威爾沒有加入過英國共產黨，但是，他在生涯的最后寫下了敗筆——也足見極權主義對人性腐蝕的影響深遠。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奧威爾一生追求真實與正義，正如伯蘭特.羅素所說，“作為時代的良心，奧威爾當之無愧”。他依然為世人尊重。他去世的哪天，猶如《1984》小說開頭的那個場面，整個英國電臺同時播放13下時鐘的報時聲以示紀念，已故作家中享受這種殊容的只有奧威爾。1997年，也就是所謂奧威爾名單經由媒體引起人們注目后的第二年，據英國沃特斯書店（英國最大的書店之一）的統計，《動物莊園》和《1984》的銷售量占小說類的第二、第三位。去年中國媒體載文援引歐美雜志（National Review）20世紀最佳非小說類圖書排行，第一為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第二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第三與第五是奧威爾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和《奧威爾文集》。8奧威爾并沒有因為那份黑名單失去他往日的光彩。

　　注

　　1，王紹光《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zhàn)》,《讀書》2002/5。

　　2，1998年為了紀念奧威爾逝世50周年，出版了戴維森編輯的《奧威爾全集》。

　　3，奧威爾臨死前不久與索尼亞·布勞娜結婚。

　　4，《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2。

　　5，同注3。

　　6，轉引自（日）《諸君》，1999/4/209。

　　7，克里瑪《布拉格精神》，作家出版社，1999/145。

　　8《大眾科技報》，2002，7，27。

　　本文寫于2003年，初出《閱讀》第一輯（2004）。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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