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寬：大馬華社政治的危機和突破

　　“我們必須關心政治”

　　在世界各地華人都有“一盤散沙”的口碑，而在馬來西亞，你的印象會完全不一樣，這里的華人政治參與的熱忱和合作精神，讓我最初感到不可思議。我這次到馬來西亞的一個工作，是給一個世界范圍內的華語大學生辯論賽作輔導和點評，而難于置信的是這樣一個有來自世界各地幾十所大學辯論代表隊的大規(guī)�；顒�，居然都是由一些華裔大學生辦起來，我太了解中國大陸學生的狀況，沒有老師組織，幾乎做不了什么事情。而馬來西亞的一幫華裔學生居然能自發(fā)，自愿的組織起來，我親眼目睹他們從聯(lián)系贊助，場地，到接待，聯(lián)絡媒體，安排得井井有條，那種服務的熱忱實在讓人感動。他們告訴我華裔學生的社團在馬來西亞大學里往往都是最活躍的。后來我在大馬考察期間更是在各個領域都能感受到當地華人的團結和對公共事務的熱忱，從白小事件的捐款，就可以看出馬來華社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甚至華社可以靠自己的組織辦出有“馬來西亞第二教育部“之稱的董教總，其他宗親會，華人會館，慈善組織，商會，也在政治上相當活躍，任何公共政策一出臺，華社就會有大量的討論，認為不合理的地方就會組織陳情，并形成了一個相互聯(lián)絡支援的網絡，而且我還發(fā)現(xiàn)在大陸經常會聽到的一個組織里勾心斗角的話題，在馬來西亞也比較少見。即使這樣我還總是聽到大量的抱怨說，說今天的馬來華人不夠關心政治，可想而知馬來亞華人對政治的重視。

　　我一開始很奇怪，問了很多人一個問題，為什么馬來西亞的華人，這么關心政治，而且這么善于合作，樂于合作，他們的回答都覺得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關心政治就是不關心社會，不關心社會，怎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呢。甚至有幾個年輕學生反問我，難道中國大陸不是這樣么？讓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一個曾在英國留學，接觸過比較多的大陸人的學者這樣比較：“我也不知道為什么？大陸的華人真是太老實了，好像只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其他都不關心，我們那時在英國大學只有幾十個馬來亞華人，一年就搞了好幾次很有規(guī)模學術研討會，其他活動就不要說了，大陸有幾千個留學生，什么活動都沒有，除了大使館召集，也不搞什么組織，我都要走了，才聽說他們搞了個舞會�！�

　　馬來西亞的華人身上真是有很多值得我們世界其他地方華人反思和借鑒的地方。

　　強勢的少數民族

　　在馬來西亞你很難不為華人感到一點自豪。在十九世紀中期中國大陸百姓受饑荒和動亂之苦，很多華人飄洋過海到南洋討生活，甚至被辦哄半諞販到南洋，從一些文學的描述來看，那是一段篳路藍縷的血淚史，華人在馬來干得都是當地人不愿意干的錫礦苦工，境遇大約和今天的黑煤窯的奴工差不多。

　　但不知是幾千年的文化基因，還是流淌的血液就與眾不同，這個民族真是有著強悍的生存力，華人身上那種類似“新教倫理”的刻苦，堅韌，勤儉的特性是如此強大，只要統(tǒng)治者對他們壓迫的不是太過份，他們很快就會在經濟上取得成功。按照教科書的說法“不到三十年”，華人便在馬來西亞的工商業(yè)中逐步占據優(yōu)勢，從在一開始在錫礦做苦工，到從酋長手里把錫礦承包下來，進而用積累的資金開發(fā)橡膠園，油棕園，投資其他工商業(yè)。馬來西亞的典型華人家庭是這樣的，家里開一個餐廳或者商店，全家都在工作，從來不知道休息和享受，年輕人上完公司或者機構的班回家再作第二份工，掙了錢用于再投資和孩子的教育。到建國前華人已經成為大馬除了英殖民者以外最有經濟勢力的族群。

　　華人在馬來西亞社會各個領域的進取性都是咄咄逼人的，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卻給占人口大多數的馬來族很大的壓迫感。一位中學老師告訴我一個故事，曾經當地教育機關組織各校辦馬來語辯論聯(lián)賽，結果各校打到決賽，辯論員全是華裔學生，當地教育局臨時叫停，要求補充馬來裔的辯手。這位老師的意思是，用馬來語辯論，華人孩子都領先，可想而知華人在學習上的優(yōu)勢。

　　占人口多數的馬來族的政治人物，為了平衡華人的優(yōu)勢，從建國之初起，在各個領域都要給馬來族制定很多保護條款。比如在公立大學都要給馬來族保留名額。有人告訴我，假如憑考試成績，重點大學90%的名額都會被華裔囊括，目睹馬來華裔青年的好學上進，我相信這不是吹牛。很多馬來華族朋友，都有這樣的經歷，在學校里成績遠遠好于馬來族同學，但卻在升學和獎學金等方面不得不讓給馬來族同學。這種政策一直延續(xù)到今天，并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馬來西亞主流媒體上“煽動族群不諧”被視為非法，而在華文網站的討論區(qū)里或者博客里可以很多這樣關于“馬來特權”的討論：

　　“為什么幾乎所有公立大學的正副校長是馬來人？

　　為什么幾乎所有加油站持牌者是馬來人？

　　為什么重大工程幾乎無一例外的包給馬來人？

　　為什么98%的發(fā)展鄉(xiāng)村預算給了馬來鄉(xiāng)村，華人新村只占2%？

　　為什么小學預算，華小只占了2.5%，淡小小1%（即印度裔泰米爾語小學），國小占了96.5%？

　　為什么不管窮或富有，馬來人可享有7%——15%的買購屋子的折扣？

　　為什么40年來，只有5%的政府獎學金給了非土族？

　　為什么武裝部隊和警察的中高級指揮官必定是馬來人？

　　為什么從來沒有任何馬來機構被限定有華人員工，但華人機構卻被限定要有30%的馬來員工？”

　　這些在馬來西亞都是沒有人會否認的事實，但所有這些討論，最后都只會得出一個讓人無奈的結論“華族在馬來亞遭受壓迫”，因此很多馬來西亞華人對文化上的祖國有很深的感情。

　　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的開放，逐漸知道了大陸過去幾十年的動蕩和人民的災難，反觀在馬來西亞即使這樣“遭受壓迫”，華族畢竟在這片土地上安居樂業(yè)，幾十年來都過著至少是中產階級的體面生活，又有一種幸運和感激，大馬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楊白楊先生九十年代拜訪大陸后寫下在南洋華界很有影響的《神傷中國》，就矛盾心態(tài)的典型反映。

　　同時這又給馬來西亞華族帶來一種強烈的政治危機感，回大陸已經很難了，而且回大陸環(huán)境也并不理想，再失去馬來西亞這片樂土，就徹底成了無根的人，所以馬來西亞華人最大的憂慮就是在政治上被邊緣化。印尼華人的教訓就在眼前，假如不在政治上占據主動，當種族主義抬頭的時候，或者野心家煽動社會對有產者的仇恨，富足的華人就和猶太人一樣成了待宰的羊羔。這種危機意識大概是馬來西亞華人熱心公共事業(yè)，積極投身政治的主要動力。

　　華族參與政治的三股力量

　　我經過調研的觀察，將大馬參與政治的華人勢力概括為三股，我將他們稱作“大聲公”；
“合事佬”和“新銳派”。

　　“大聲公”是別人給白小保校工委會主席熊玉生起得外號，他嗓門大得出奇，說起話來聲震屋宇，我覺得這個詞特別傳神，很能代表一些華裔草根社會活動積極分子的形象。拿熊玉生來說，原本只是在白沙羅新村居住40余年的一個普通村民，為了白小事件，因為嗓門大，敢說話被村民推舉出來當代表，據說多次遭到政府有關方面的威脅警告都不動搖，現(xiàn)在是當地活躍的政治人物。這些人在馬來西亞華社中很多，平時干著自己的生計，有時也在宗祠，圣廟里兼職當義工，人緣很好，他們不見得文化程度很高，但是急公好義，一旦覺得華社利益受到侵害，就跳出來打抱不平，很多人因為抗爭激烈，被抓到看守所里也不在乎。這批華人也是大馬華人政治影響力的基礎。

　　“和事佬”我用來形容以馬華公會為代表的中庸力量，在很多政治議題上，它一方面要維護華族權益，滿足華社日益高漲的平等要求；
一方面又要照顧執(zhí)政聯(lián)盟核心巫統(tǒng)代表的馬來族立場，所以很多時候馬華公會都在扮演左右勸說的和事佬角色，為此它也遭到很多抨擊，認為它軟骨頭，沒有原則。但它其實在教育就業(yè)等很多領域都在為維護華族權益努力，比如馬來西亞警察收入比較低，再加上馬來人壟斷了幾乎所有警界高層職位，所以幾乎沒有華裔青年愿意投身警界，這造成治安糾紛中，華人往往感覺和警察打交道沒有自己人而受欺負，馬華公會就發(fā)起一項“壯大警力”運動，推動華裔青年和警界交流，鼓勵華裔青年投身警界，改善警界和華社的溝通。類似的事情可以看出其溫和但是建設性的作用，對于有人批評馬華公會和巫統(tǒng)沆瀣一氣，被判華族利益，包括黃家定這樣的馬華高層總會用忍辱負重的姿態(tài)耐心解釋“我們華人總得朝中有人吧�！�

　　“新銳派”是我指一些更加有活力的較為年輕的政治精英，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些有過海外留學的背景，他們有些在反對黨任職，有些搞NGO組織，常常對當權者采用挑戰(zhàn)的姿態(tài)，比如民主行動黨前些日子就挑戰(zhàn)馬華，要求和馬華高層公開辯論。他們關注的領域也有很多普世價值的色彩，比如2001年開始，木材商出聲的報業(yè)大鱷張曉卿，在馬來西亞大舉收購華文媒體如《馬來西亞前鋒報》、《星報》與南洋報業(yè)，這被認為得到馬華公會和當時馬哈蒂爾政府的支持。這樣的事情在傳統(tǒng)華社并不會引起太大關注，不管哪個老板買，反正報紙還在華人手里就行。但在我稱做“新銳派“的政治活動家，公共知識分子眼里這就釀成了軒然大波，他們意識到馬來西亞有限的華文報紙假如被一家壟斷，這會損害大馬媒體言論的多元性，這樣以”中華魂“自命的張曉卿成為官商勾結，妨害言論自由的眾矢之的。甚至大馬約百名自由撰稿人，他們聯(lián)合拒絕供稿給張曉卿控制的《星洲》、《光明日報》等媒體供稿，寧可在博客上發(fā)文。

　　這三股力量構成了有趣的政治生態(tài)光譜，在涉及華族利益和社會公共問題的議題上，有時也相互批評，但總體上構成了交叉火力，保證了華社的聲音在各個層面都被傾聽。一次和幾個不同派別的議員和社會活動家聊到這個情況，馬華陣營的國會議員魏家祥先生說了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不同的聲音都是需要的，我們華人參政，在朝，在野都要有人才正常嘛�！�

　　超越族群政治的努力

　　很多上了年紀的華人都為多年來馬來西亞華族相對受到壓制的命運扼腕嘆惜，一些人認為如果在當初華族堅持團結奮斗馬來西亞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華人占主導的國家。但歷史是很難假設的，據1947年人口統(tǒng)計，這一年馬來亞的總人口中，馬來人占43.3%，華人占44.9%，印度人占10.4%，華人比馬來人多一點，華印兩族相加超過半數，此情況引起馬來土著大為關切和恐慌。而英殖民者正好求之不得的利用族群矛盾，一方面南洋華人當時受大陸公產主義思潮的影響較深，英國從自身利益出發(fā)也不甘心馬來“赤化”，所以把自己打扮成馬來人的保護者，打壓限制華族，以此轉移馬來土著民族主義者的斗爭方向和獨立目標，從而鞏固英國殖民統(tǒng)治。

那時以陳禎祿為代表的華人領袖，審時度勢，著眼大局，以妥協(xié)換取華族的生存發(fā)展空間和基本公民權，但這也留下了族群政治懸而未決的陰影。是容忍一個馬來族享有特權但華族也可以安居樂業(yè)的國家，還是追求一個更加公正種族平等的社會，這樣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為了這方面的政綱不同，甚至引發(fā)國家分裂——65年的新加坡獨立；
最嚴重時在69年5月13日吉隆坡演發(fā)為較為嚴重的族群沖突，史稱“513事件”，國家進入緊急狀態(tài)，后來官方公布，騷亂中89人死亡，272 人受傷，305 人被捕，政府在處置時有“拉偏架”之嫌，偏袒馬來暴徒，華社受到嚴重打擊，而根據新紀元學院院長、民權工作者柯嘉遜的新著《513 - 1969年暴動之解密文件》引用大量解密的證據和國外記者的資料證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這場騷亂，是由巫統(tǒng)和一些馬來族激進勢力蓄意挑起的。

　　幸運的是那樣的危機在大馬沒有全面激化下去，也源于華人的政治參與和溝通機制，包括馬來上層的清醒認識，比如馬哈蒂爾從六十年代撰寫《馬來人的迷惘》(The Malay Dilemma)到后來的一系列演講，都痛心地承認馬來人盡管享有眾多優(yōu)惠特權，依然在經濟上競爭不過華人，“華人交得稅最多”，進一步告誡自己的馬來同胞，馬來西亞離不開華人的貢獻。而且華人積極的政治參與，也是各執(zhí)政派別都把華人視為需要重點團結的力量，馬來西亞已經奠定了基礎的民主選舉，多黨競爭的政治基礎，如果任何政黨忽略了爭取華族的支持，它基本上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成功，這種制衡保證了馬來西亞相對的政治穩(wěn)定。

　　盡管如此馬來西亞華社依然有很強的危機意識，由于馬來族的高生育率和鼓勵印尼馬來裔的移民，而對馬來族的政策傾斜，又讓很多華人青年赴澳洲，新加坡，臺灣尋求發(fā)展，根據04年的統(tǒng)計，馬來西亞華人人口已經降低到了25%，而馬來族超過總人口的65%，這讓華社強烈憂慮，未來華人的政治影響力會被邊緣化。包括馬華公會在內的一些華人團體，都在各種場合鼓勵華裔婦女多多生育，以避免華人被邊緣化，一些華人會館和宗祠甚至提出要給多生孩子的華人家庭發(fā)獎金。但可想而知這樣的號召，在注重生活品質和個人自由的華族年輕人身上不會有太大效果。

　　我在接觸一些前面所提到的“新銳派”都表示未來華人如果要在馬來政治中站穩(wěn)腳跟，就不能僅僅依靠族群立場和族群選票來維持，唯一的出路在于重構馬來西亞的政治生態(tài)，推動馬來西亞的政治更加民主文明，讓各族群都受益，他們強調自己首先是一個馬來公民，其次才是一個華人。所以他們努力投身反腐敗，爭人權，求民主的社會運動，超越傳統(tǒng)族群政治的范疇，在很多議題上實現(xiàn)了跨族群的聯(lián)合，一個華族青年引用我一個我們很熟悉的話“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

　　比如他們和馬來和印度裔的“新銳派”聯(lián)合在一起，抗議國陣聯(lián)盟通過不公平的選區(qū)劃分，及操縱國家資源的手段長期一黨獨大。

　　抗議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打壓自由媒體，壟斷新聞執(zhí)照。

　　抗議和執(zhí)政黨關系密切的貪腐低效的“國有企業(yè)”壟斷石油，天然氣，等暴利生意。

　　比如最近馬來政府單方面決定提高高速公路收費，這些高速路由納稅人的錢修建，而政府又在缺乏透明度的狀況之下和私營大道公司簽署大道私營化合約，于是引發(fā)了今年二月有在野黨參與的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示威隊伍中，華裔和馬來青年攜手并進，我看到照片，一個馬來族老伯搖旗吶喊時，一些華裔青年保護在周圍，令人感動。

　　而同樣今年爆出的照片丑聞“華裔女郎警局被逼裸蹲”，大陸一些媒體都做了報道，往往強調是華裔受辱。而反對黨的年輕女國會議員郭素沁小姐則從人權角度抨擊讓嫌犯裸身站蹲搜身這種警界陋習應該徹底革除，不是種族問題，而是對所有婦女的侮辱，也是對基本人權的侵害。

　　一些在野黨不再象國陣聯(lián)盟里的馬華，巫統(tǒng)和國大有鮮明的種族色彩，包括前副首相安瓦爾自從受馬哈蒂爾當局迫害入獄，出獄后組建人民公正黨，在野黨身份挑戰(zhàn)巫統(tǒng)，他的綱領就強調超越族群政治的平等公正，我在他的團隊中就見到了不少華裔骨干，比如全國宣傳主任蔡添強就是“民主斗士”之稱的著名華裔社會活動家，我把他也歸為“新銳派”。

　　更可喜的是，我看到年輕一代華人更加懂得反省自身的局限，欣賞異族身上的差異和優(yōu)點，不象老一輩華人往往有很強的文化優(yōu)越感，稱馬來族為“番佬”。這兩年馬來西亞流傳一個人所皆知的笑話，看到中國的宇航員上天了，馬哈蒂爾很著急，想找一個宇航員代表馬來西亞飛上太空，證明馬來西亞也能發(fā)展航空事業(yè)，先找出一個身體很好的馬來人，他說“�。�？上太空啊，好危險啊，我家里還有老婆孩子呢，我不去�！睕]辦法又找了一個印度人，也提出同樣的要求，印度人想了想說：“這事好危險啊，這樣吧，你給我100萬令吉我就干�！瘪R哈蒂爾很不爽，心想居然敢跟我談條件，又去問一個華人，華人很爽快：“好辦，只要你給我300萬令吉�！瘪R哈蒂快氣瘋了：“你居然比印度人要價還高？！”那個華人說：“不要急嘛，你給我三百萬，我花一百萬雇那個印度人去上太空，剩下200萬，我再給你100萬回扣，不是大家都有好處么？”這個大概是華人編的笑話里，對自己華人文化的調侃和諷刺也是非常辛辣的。

　　我也見到一批華裔年青人，都能用很欣賞的目光看馬來人身上的優(yōu)點，比如我見過有人討論，華人活的太累，像螞蟻一樣工作，從來都閑不下來，馬來人就會享受生活。我還聽到華人青年告訴我華人也有缺點就是太功利，不象馬來人那樣善良熱情，在馬路邊上你車拋錨了，主動停車下來幫忙的通常是馬來人。

　　有這樣的胸懷，祝福也相信馬來半島的華人會有更加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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