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
發(fā)布時間:2020-06-07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一
本文選擇五位西南聯(lián)知識分子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訪華言論為研究對象。
所謂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主要指當年在西南聯(lián)大工作和生活的人。所謂訪華言論，主要指他們七十年代初訪問中國后，回到美國公開正式發(fā)表的評價中國的文字言論。這五位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的情況見下表：
五位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的簡況
姓名 生卒年 聯(lián)大期間 專業(yè) 至美國時間 首次訪華時間
何炳棣 1917— 1939—1945 歷 史 1945年 1971年
楊振寧 1922— 1938—1945 物 理 1945年 1971年
王 浩 1921—1995年 1939—1946 哲 學 1946年 1972年
任之恭 1906—1995年 1938—1941 物 理 1941年 1972年
陳省身 1911—2004年 1938—1943 數(shù) 學 1948年 1972年
本文提出的問題是：七十年代初期，中國社會還在文革當中，從高級知識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質(zhì)極度短缺，精神極端壓抑的環(huán)境里。這個時期中國人生活的一般狀態(tài)，無論是歷史、政治還是經(jīng)濟研究者，都認為是基本事實。但1971年后回國訪問的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卻對中國人的真實社會生活處境毫無察覺，而且異口同聲對當時處在文革中的中國社會作出了高度的認同和評價，這種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失察現(xiàn)象，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內(nèi)心深處的某些特殊情感，這種情感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具有普遍意義。解讀這種感情背后的歷史原因，對于深入了解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有很大幫助。
二
作為歷史學家的何炳棣訪問中國后，在美國發(fā)表了著名的演講：《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他說：“從歷史的角度看，新中國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類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只有徹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國人民在基層當家作主。惟有人民當家作主，新中國才能憑借組織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質(zhì)、新舊技術全部動員，‘自力更生’地逐步經(jīng)濟建國。以一個本來一窮二白的國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內(nèi)，能克服種種的困難，建設起一個不愧為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成就不可謂不大�！� [1]32
他還對中國做了這樣的預言：“我深信新中國廣義的建國，包括經(jīng)濟建國，一定會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國有曠古未有的組織能力……此外，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爭的成功，使得一個已有七千年歷史的民族脫胎換骨，返老還童了。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與靈魂的徹底澄清劑。試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學教育備嘗國恥之苦之時，怎敢相信今生今世會看到一個‘阿Q式’忍辱待斃的民族一變而為一個艱苦卓絕、坦誠果毅、憂思深遠、勤樸武健的民族？！這才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奇跡！能造成這種奇跡的民族，一定會勝利地完成建國工作�！盵1]34
對當時文革中的中國政策，何炳棣認為：“最后，我們應該了解，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國家政策決不是僅僅為了當前的建國工作，而且是為了防范歷史上一些制度、社會、經(jīng)濟等等弊端的重演。”
他最后預言：“新中國對積累的歷史經(jīng)驗有深刻的了解，經(jīng)過層層的組織和教育網(wǎng)，更能把歷史經(jīng)驗和理論動力縝密配合起來，高瞻遠矚，既力爭目前，又著眼未來。從治史者的觀點，我有勇氣無條件地指出，人類自有史以來，從來沒有比新中國開國的氣魄和規(guī)模更加宏遠的了�！盵1]34
楊振寧回到美國以后，發(fā)表了多次演講。他的《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附：楊振寧四訪中國后的談話）一文，曾發(fā)生過很大影響。
楊振寧的觀察是：“我發(fā)覺今天的中國是完全地改變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認識的中國已完全不同。而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報告的事。在我還沒有分別指出這些大變動之前，我想歸納一下我所見到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1]他對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的評價是：“我最感興趣的，并且也是跟這里的大學有戲劇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觀念。文化教育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開始的，到一九七零年已大致上成功結束。一種新的革命觀念正[和教育制度結合起來。文化大革命不但改變了政治，甚至改變了國家其它各方面的行政。”[1]38
對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楊振寧發(fā)現(xiàn)“今天中國普遍的生活條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會感覺到糧食缺乏。農(nóng)村和城市都是這樣。不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與水果也是極多的。當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時，我看到這現(xiàn)象。價錢方面也很便宜。我還留意學生們、工人們及農(nóng)民們吃些什么。我曾經(jīng)同大學生們一起吃飯。在上海，我還在一間柴油機廠與工人們吃飯，我覺得那里的伙食比我們這里學生食堂的伙食還好一些�！�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國在農(nóng)產(chǎn)品方面現(xiàn)在已能做到前所未的自給自足了。”[1]46
他還把所見到的農(nóng)民與過去相比：“我將他們敏銳的觀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農(nóng)民相比較。以前的農(nóng)民承受了數(shù)千年的傳統(tǒng)，他們往往認為他們的祖先是貧窮、挨餓的，但他們卻仍然會因循著祖先的舊路走去。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見到現(xiàn)在的中國農(nóng)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轉變是何等的巨大。”[1]47
他這樣評價當時中國人的生活狀態(tài)：“有一種流行想法，以為生活在強調(diào)‘為人民服務’的氣象下，一定使人成為奴隸，不能笑、心情一定不會是輕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著這種想法進入中國的。后來，我發(fā)覺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他在演講最后用了毛澤東的兩句詩“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lián)Q新天”來表達“所得到關于中國人的精神的印象”。有聽眾問他，文革期間死了多少中國人，有沒有一個數(shù)字時，楊這樣回答：“我并沒有具體的數(shù)字。但是他們告訴我，而我也相信他們，這個數(shù)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訴你們，在清華大學，有五個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庇纱藯畹贸龅慕Y論是：“中國的領導懂得怎樣引導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動去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盵1]37
王浩文章的題目是《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他說：“早期的人主要想到要中國富強，后來更具體一點，想到要一般人民生活過得去，國家能有自衛(wèi)能力，一般人民和整個國家都能抬得起頭來。我想絕大多數(shù)人都承認中國今天已做到了這一點：全國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壞，多數(shù)人充滿朝氣，國土完整，帝國主義的勢力已被排出，政治經(jīng)濟完全獨立自給。有些人說，‘碰巧’在共產(chǎn)黨當權的時候，中國站起來了。我覺得這話說得太輕松。一百多年以來，也試過各式各樣的辦法，不但沒有成功，反把國家弄得每況愈下�；叵氲浇夥徘耙粋�多世紀的歷史，我們都會覺得要治一個非常重要的病，是需要很厲害的藥的，很多有志之士大約都有過一種情愿為救國而吃苦的決心�！盵1]78
王浩認為當時的中國人生活：“同我一九四六年出國以前比較，有許多大家都看到的基本進步。我覺得多數(shù)措施都從長遠處、根本處著眼，先滿足大多數(shù)人的起碼的要求，而不分散精力去錦上添花。今天的中國，可以說做到了豐食足衣。無論在城市和鄉(xiāng)間都看不到像以前穿得非常破爛的人。關于食物問題，近七、八年來，可以說達到相當徹底的解決，與衣食關系密切的防旱防洪工作，成績可說是曠古未有的。軍人從貧賤可怕變成了生產(chǎn)教育方面受尊敬的領導人物，整個國家由一盤散沙變成嚴密的組織。很多人覺得組織太嚴密了，但也有人說矯枉必須過正�！� [1]75
任之恭在《闊別二十六年的中國》一文中認為：“現(xiàn)在新中國社會里，最堅強的基礎，可說是精神建設。精神建設的推動力，確確實實就是毛澤東思想。這思想是一個徹底革命、踏實建國的原理�！盵1]129
任之恭從三方面來說這個問題：“機會平等。新中國現(xiàn)在主張，在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人與人之間，一概以機會平等為原則。所以貧與富平等，女與男平等。這就是說，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有什么特殊情形，絕不能允許他壓迫或剝削另外一個人。例如在解放軍里面，各級長官（或士兵）都穿一樣的制服，不管職位高低，任何人沒有特殊的權利。在家庭里，男女完全平等，各人可用自己的姓。又如一位職位很高的黨員，絕不能壓迫一位非黨員。”
任之恭說：“我在中日戰(zhàn)爭結束以后數(shù)月（一九四六年）內(nèi)離開中國，直到二十六年后的去年夏天（一九七二年夏）首次返回國，親眼看到那么多翻天覆地的變動。試問在僅僅二十多年中間，一個腐敗到頭的社會如何能夠一旦翻身變成一個朝氣蓬勃精神品德崇高的新興國家？我愿冒昧答復，其中的原因一定是中國廣大群眾，痛心舊中國的不振作，受了毛澤東偉大思想的感動，全國毅然決然地堅持一條信仰，用最大的努力，創(chuàng)造出古今罕有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盵1]139
陳省身在《見聞與感想》中提到，當有人問到文革時知識分子是不是愿意去農(nóng)村時，陳省身說：“他們是愿意的。去公社工作是會提高這個教授的威望而不是會讓人看不起的。判斷這件事，一定要置身在中國的環(huán)境里，當然我不能做到，因為我只去了中國一個月，但是從我和那里教授們的談話中，我覺得他們?yōu)樵ス鐝氖聞趧痈械津湴痢！碑斢腥藛査袊姆缸锫蕰r，陳省身回答：“這是一個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絕對沒有理由要擔心個人的安全。”[1]136
當聽眾問到中國“是不是會有傳聞中的嚴重壓迫”時，陳省身回答：“并沒有。在你所說的情況之下，他們會用很溫和的方式對待你，他們會與你討論，設法說服你，你必須考慮中國的過去，才能判斷這個國家目前的進步。我看到人民公社的時候，心里總是很感動的。因為在過去，一個農(nóng)人遇到荒年時，可能要賣掉自己的子女的，而這種事情是絕對不會再發(fā)生的了。至于自由的問題，由中國的歷史來看，我想中國人現(xiàn)在擁有的自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中國人從沒有西方民主制度的經(jīng)驗，當然他們并不擁有許多西方社會里的自由�！� [1]139
本文提到的五位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何炳棣是歷史學家，陳省身是數(shù)學家，王浩是哲學家，楊振寧、任之恭是物理學家。他們的專業(yè)背景大體可以代表人類知識的基本范圍，同時他們在這些專業(yè)領域具有公認的世界性地位，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華人精英。他們早年在西南聯(lián)大這樣具有民主和自由傳統(tǒng)的高等學府生活過，同時在美國這樣的自由社會中長期生活。作為獨立的中國知識分子，至少目前我們還沒有發(fā)現(xiàn)他們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是完全中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他們對文革中的中國社會卻做出了與事實完全相反的歷史判斷。這樣的的錯覺源于他們的知識背景還是政治原因？現(xiàn)在看來都不是。他們當時對中國現(xiàn)實的評價，完全出于自覺并且發(fā)自內(nèi)心�，F(xiàn)在沒有材料能證明當時他們受到了政治壓力或者中國當局對他們做過統(tǒng)戰(zhàn)工作。何柄棣、楊振寧、任之恭都寫過較為完整的回憶錄，絲毫沒有這方面的信息。
一個基本事實是二十多年后，楊振寧、何炳棣有明確言論，對他們當年對中國的失察做了反省。楊振寧說，十多年以后，有一位新聞記者問他：“你于七十年代初講了新中國很多好話，你今天怎么評價你當時的言論呢？”他回答說：“我那時沒有了解文革的真相，我承認我是蹩腳的新聞記者�？墒钦堊⒁馕也皇且砸粋�新聞記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國的�！� [2]101
何炳棣晚年提到他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訪華的觀感時曾說：“至今不少海外愛國人士仍勸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卻愿意把它忘掉，因為它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nèi)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同樣愿意忘掉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撰有關中國資源和經(jīng)濟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3]393
一個明顯的現(xiàn)象是五位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的訪華觀感，都用了比較的眼光。需要注意的歷史事實是他們都是戰(zhàn)亂中離開中國到美國去的，當時戰(zhàn)亂中的中國情景，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國家連年戰(zhàn)亂，導致民不聊生，特別是下層社會極端貧困，這樣的歷史情景曾經(jīng)刺激了當時還在學生時代的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盼望中國統(tǒng)一、安定、強大，不再受外人的欺侮，是當時中國所有知識分子內(nèi)心的渴望。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普遍對現(xiàn)政權產(chǎn)生反感，在思想深處普遍產(chǎn)生左傾萌芽。所以在去國二十多年后，看到國家統(tǒng)一成為基本事實，看到社會成員有組織的集體生活和早年留在記憶中的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印象比較，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過于強烈的民族情感，讓他們很難再調(diào)動自己的知識和學養(yǎng)去理性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
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在中國訪問的時候，曾見過一些親朋故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雖然在當時的歷史處境中，那些他們所見的人，不可能對他們大膽講出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處境，再加上當時他們到中國來的國賓身份，所到之處看到的是一片光明。
當時中國在接待外賓方面所表現(xiàn)出的虛假作法是普遍現(xiàn)象，常常是提前排演，或者用政治手段威脅外賓的親朋故舊，不讓他們講真話，再有就是臨時裝扮外賓所要到的機關場所和親戚家里的生活條件等等。但有一個問題在困擾人們，這樣的行為難道會天衣無縫嗎？這些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均是智慧超群之士，當時經(jīng)歷也是閱盡滄桑，何以會對此一切毫無察覺？合理的解釋是他們不可能一點沒有察覺，是他們強烈的民族情感不忍心讓他們在西方那樣的處境下，再來對自己的祖國提出批評。這種家國情感超越事實判斷的歷史現(xiàn)象，是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統(tǒng)一渴望的極端表現(xiàn)。以事實判斷，他們不見得對當時中國的真實生活沒有一點自己的獨立觀察，但對國家統(tǒng)一的強烈感情，讓他們的理性失去了對事實的反省。楊振寧的“我不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國的”的心境，何炳棣的“雖有史實與感情，但對國內(nèi)新氣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氣象底層真正的動機”的說法，都是很好的證明。家國情感超越事實判斷，統(tǒng)一意念妨礙知識分析，信息阻塞導致背離常識，輕信國家強大產(chǎn)生民族幻想，這是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當時的基本思想狀況。當先入為主的觀念和情感主導思想時，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對事實的判斷，可能會不如一個家庭婦女。
1962年，楊振寧在日內(nèi)瓦和他的父母見面。他父親數(shù)學家楊武之告訴楊振寧：“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制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制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在研制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碑敆钫駥幐赣H講得正高興時，他母親打斷了他父親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么好？”當時楊振寧的感受是“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
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只是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盵4]12楊振寧訪華前十年就有這樣的經(jīng)歷，但這并沒有影響他對中國的認識。
另外一個原因是早年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發(fā)達國家出現(xiàn)的問題，特別是物質(zhì)文明發(fā)達后出現(xiàn)的一些社會現(xiàn)象，與他們在儒家文化環(huán)境下生成的價值標準發(fā)生沖突，常常在他們身上表現(xiàn)出矛盾，一方面認同西方文化的基本價值，但一方面又簡單否定這種文化中出現(xiàn)的負面現(xiàn)象，他們不愿意放棄真實的西方生活，但同時在思想和觀念中強烈表現(xiàn)對故國的情感。王浩在西南聯(lián)大的同學何兆武曾說：“王浩在國外是左派，擁護新中國，有一陣改學馬克思主義，想知道馬克思到底是怎么說的，學習得很起勁，所以他從來不去臺灣。” [5]227
1973年，穆旦在西南聯(lián)大的同學王憲鐘從美國回來看他，他的孩子們在議論此事時流露出抱怨情緒。但穆旦嚴肅地告訴他們：“美國的物質(zhì)文明是發(fā)達，但那是屬于藍眼睛、黃頭發(fā)的，而我們是黃皮膚、黑頭發(fā)�！蹦碌┻�說：“物質(zhì)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動物一樣活著，總要有人的抱負……中國再窮，也是自己的國家�！� [6]139
黃仁宇在自傳中曾提到過，吳文藻和謝冰心都是在美國受教育，但“他們卻毫不掩藏對美國政策的不滿。他們就讀東京美國學校的子女對同學說，他們家會回中國大陸去�。ㄋ麄円荒陜�(nèi)做到了）”。
[7]141
1971冬天，馮友蘭聽到中國恢復聯(lián)合國席位后，寫出“東河昔游地，及見舊邦新”的詩句。第二年馮友蘭和梁漱溟見面，“談話間，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lián)合國合法地位事十分高興，因此對毛澤東十分佩服�！� [8]516—517
中國知識分子在內(nèi)心深處，普遍對于從事觀念和知識活動較為輕視，所以很難擺脫成王敗寇的思維。黃仁宇在《黃河青山》中提到當時一個美國博士多克·巴內(nèi)特（Dock Bennett）的感覺。他認為“民主同盟令人失望。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理想色彩濃厚、誠心誠意的人，雖然怨氣沖天，但毫無解決問題的邏輯�！� [7]196
黃仁宇說在巴內(nèi)特訪問過的成員中，“沒有一位能對問題提出前后一致的解決之道。原來民主同盟不過是知識分子的結盟，沒有真正植根于中國社會。被謀殺的教授之一是詩人聞一多，他和持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羅隆基一樣，都在美國受教育，念過芝加哥藝術研究所和科羅拉多學院。他們的生活并沒有延伸到學術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們的背景使然，特別討好那些以概念方法來了解中國的美國觀察家。他們都說同樣的語言，因此在這些不幸的中國學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說來矛盾，這些中國學者批評美國、贊美蘇聯(lián)時特別有勁，因此許多國民黨官員受夠他們的偏心和嘲諷，稱他們是‘羅隆斯基’和‘聞一多夫’”。
[7]196
黃仁宇和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是同一輩人，他們共同的人生經(jīng)歷和處境（特別是后半生在西方生活的經(jīng)歷），很容易產(chǎn)生思想共鳴。黃仁宇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曾肯定延安道路的歷史意義。他認為“至于特定的發(fā)展，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出現(xiàn)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擁有農(nóng)地的現(xiàn)象�！� [7]477
了解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背景，可以設想，如果黃仁宇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回到中國，他對中國的觀感，也會與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相同，至少作為歷史學家，何炳棣在當時并沒有看出中國歷史的真相。是何炳棣缺乏觀察歷史真相的知識準備嗎？不能這樣認為。1936年8月8日《吳宓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夕7──8獨坐氣象臺觀晚景，遇歷史系三年級學生何炳棣。談甚洽。宓為何君述對于中國近世歷史政治之大體見解；
（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維新Reformation）派敗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勝，然右派之學識較深宏而主張較正確。（二）日本之一貫政策，為破壞中國之統(tǒng)一政府與中央集權。中國人則為虎作倀，自壞其綱紀規(guī)律與忠誠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號呼救國，殊類南轅北轍。……何君以為然。其見解頗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學識之崇博，何君擬即從寅恪請業(yè)云�！� [9]33
從這段史料可以判斷，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失察，主要不是知識的原因，而是民族情感所致，特別是聯(lián)系到當時中國剛剛恢復在聯(lián)合國的主權地位這一事實，就更容易理解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感。
三
一個睿智的知識分子，如果不想被某些表面的現(xiàn)象所迷惑，必須在思想上保持對某種制度的基本判斷，這種判斷依賴知識背景，排斥個人情感，理性的支撐以思想為基本后盾。
在歷史上，對極權制度產(chǎn)生錯覺的現(xiàn)象并不鮮見。有些是看到了真相，但出于各種考慮把真相留給歷史，當時只說出假象，比如羅曼·羅蘭；
但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出于良知和勇氣，敢于背叛自己的理想和知識信仰，比如紀德。但更多情況下，對極權制度的錯覺來源于基本理念和思想傾向。
1926年夏天，胡適對莫斯科作過三天的訪問，后來他在給張慰慈的的信中，對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實踐基本作了肯定的評價，為此他曾和徐志摩發(fā)生過一些爭論。胡適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面對蘇聯(lián)，何以會與徐志摩對蘇聯(lián)的評價完全不同？其實主要還是對真實情況的了解程度和知識觀念之間發(fā)生了偏差。因為他當時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在思想上并不清晰，所以所見也就不同，觀念不清晰，懷疑就無從談起。而徐志摩一開始就對這種制度保持警惕。
1925年徐志摩到蘇聯(lián)去，但徐志摩筆下的蘇聯(lián)卻是這樣的情景：“入境愈深，當?shù)厝嗣竦目鄾r益發(fā)的明顯�！� [10]573徐志摩寫《歐游漫錄》前后關于蘇聯(lián)的言論，完全是批判性的。
徐志摩對莫斯科的感覺是：“但莫斯科？這里沒有光榮的古跡，有的是血污的近跡；
這里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
這里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
這里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怕，慘酷，虛無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著；
半凍的莫斯科河，你流著：在前途二十個世紀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領路的南針，在未來文明變化的經(jīng)程中，莫斯科是時代的象征。古羅馬的牌坊是在殘闕的簡頁中，是在破碎的亂石間；
未來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間，是在人類鮮艷的血肉間。莫斯科，集中你那偉大的破壞天才，一手拿著火種，一手拿著殺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類的子孫，多的來，不斷的來，像他們現(xiàn)在去羅馬一樣，到這暗森森的雀山的邊沿，朝拜你的牌坊，紀念你的勞工，謳歌你的不朽�！� [10]576
1936年，紀德到蘇聯(lián)參加高爾基的葬禮，寫了著名的《訪蘇歸來》等一系列文章。紀德本人是蘇聯(lián)的同情者，認同社會主義事業(yè)。但他在蘇聯(lián)十周的經(jīng)歷，完全改變了他對蘇聯(lián)的印象。在莫斯科，紀德的感想是：“在這里，關鍵是讓人人相信，已經(jīng)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會更好；
還讓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們幸福。要做到這一點，只有防范同外界（我是指國界之外）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這種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樣水準，甚至水準明顯低的情況下，俄羅斯工人也自認為很幸福，比法國工人還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們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賴和無知構成的�！� [11]28
紀德觀察到“蘇聯(lián)公民對國外一無所知。更有甚者，他們還都確信，外國各個領域都遠遠不如蘇聯(lián)。這種幻想始終巧妙地維系著，這的確很重要，每個人即使不太滿意，也還是慶幸受這種制度保護，會免除更大的苦難�！北燃o德早一年到過蘇聯(lián)的羅曼·羅蘭，同樣看到了真相，可惜當時不敢寫出來。1935年夏天，羅曼·羅蘭應高爾基的邀請到蘇聯(lián)訪問，他在蘇聯(lián)的觀察分為兩面，一是真實的感受，一是表面的客套。羅曼·羅蘭把自己真實的感受寫在日記中封存，要求在五十年后公開。可見當時對蘇聯(lián)的觀察并不是有沒有真實判斷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勇氣講出真實的問題。紀德和羅曼·羅蘭的觀察恰好說明這一點。
羅曼·羅蘭在《莫斯科日記》中說：“蘇聯(lián)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價而得到強化。來自國外的消息本來能使蘇聯(lián)勞動者對他們國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態(tài)具有正確的概念，但這種消息卻遭到系統(tǒng)的隱瞞和歪曲。我確信，他們傾向于低估，并且有時甚至是過分低估其它民族的生命力�！盵12]113
1932年，費邊社的創(chuàng)始人韋伯夫婦到蘇聯(lián)訪問，后來出版了《蘇聯(lián)印象記》，韋伯夫婦對蘇聯(lián)的印象很好，完全是正面評價。他們認為：“蘇聯(lián)的民眾已經(jīng)認識清楚，社會環(huán)境的壓力，以前曾剝奪他們充實的生命之自由與機會，現(xiàn)在這壓力卻經(jīng)過了改造，給予每一個人選擇職業(yè)與選擇居住的較多的自由，給予每一個人較多的休息與假期，給予每個人較多的消費品，給予每一個人較大的責任與酬報，使每一個人估量他自己的能力，有積極參預集團工作的機會。”[13]72韋伯認為社會環(huán)境的統(tǒng)制與改造“確實將增進他們個人的自由�！�
因為韋伯夫婦在思想上傾向社會主義，所以對蘇聯(lián)的感受也非常自然趨于正面評價，但歷史最后證明，早年對蘇聯(lián)的正面評價，其實是歷史的錯覺造成的。
1945年夏天，郭沫若對蘇聯(lián)進行了五十多天的訪問，后來寫出了《訪蘇紀行》，郭沫若對蘇聯(lián)的觀察自然完全是正面的。他認為自己是抱著“唐僧取經(jīng)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蘇聯(lián)去的”，因為“蘇聯(lián)值得學習的東西太多了�！� [14]317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總之，對一種制度的深刻洞察力，常常取決于知識分子的基本思想傾向。這一點，我們從瞿秋白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寫出的《餓鄉(xiāng)紀程》《赤都心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同樣道理，1972年，和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前后到中國來的意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對中國的觀察卻與他們完全不同。
1973年紀錄片《中國》上映不久，周恩來會見楊振寧。楊振寧對周恩來說：“我不知道周總理是否認識安東尼奧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導演。去年來中國訪問了很久，后來又拍了一個電影。這個電影我沒看過，一般看過的中國人都不喜歡。后來，我看了一個比較左傾的小報紙，上面有一個中國學生的分析，我覺得很深入。這個人大概是個學電影藝術的，他說，這個電影表面上看不錯，但如果你對安東尼奧尼過去的電影手法有點了解的話，你就知道他是在惡毒地攻擊中國。他舉了一個例子，在電影結束時有兩個場面，一個是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接著是一個木偶戲的場面。他的意思是說，中國的小孩都變成了木偶。”[15]此事曾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16]但歷史證明，楊振寧、何炳棣等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對當時中國的觀察，不如一位西方電影導演深刻。當年中國著名的《參考消息》上曾不斷轉載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的訪華觀感，而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卻受到了批判。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如今愿意忘掉當年對中國的觀感，而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卻成了紀錄片的經(jīng)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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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郭沫若.洪波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15] 陳東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電影〈中國〉引起的風波[J]，黨史博覽，2006（6）.
[16] 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的反華影片〈中國〉文摘[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
（本文原載2007年第6期《開放時代》，感謝《開放時代》雜志社近年對研究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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