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劍：誰動了中華民族的“胎氣”？

　　這些年，人們一談起教育，總是失望大于期望。改革開放30年，國家在總結走過的道路時總是帶有一絲沾沾自喜的情緒，然而無論是高層官員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對教育感到失望，這于一個民族而言，絕對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教育可謂關乎民族發(fā)展的“胎氣”，重要性不言而喻，年初北京“兩會”上人大代表在決定部長人選時，教育部長周濟得票率倒數(shù)第一。這樣的結果于部長個人事小，但于民族事大，我們到了要探究到底是誰動了中華民族“胎氣”的時候了。

　　中國人自古重視教育的理念和方式，并且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不斷探索教育的進步。在信息極為閉塞的封建時代，我們的教育方式還是多種多樣的，禮義廉恥的基本價值觀還是通過各種教育途徑深入人心的，哪怕是在戰(zhàn)火紛飛、軍閥割據(jù)的清末民初和深陷戰(zhàn)亂的民國年代，滿目瘡痍的中國也是大師輩出，一大批教育家勇于借鑒西方先進教育、科技發(fā)展模式，在交通、通信條件極差的情況下，教育國際化并不比現(xiàn)在差到哪里去，至少那時候我們還有“拿來主義”思想，回國效力的人才層出不窮，然而如今之中國大有成為歐美尖端人才培養(yǎng)基地之趨勢，不得不令人感到遺憾。

　　去年底，大陸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一位年僅34歲的華人女科學工作者俞君英的報道讓人們再次陷入沉思，從浙江湄池中學到北京大學，可以說一生受的教育幾乎全部是國產(chǎn)化的，但為何一定要在美國的土地上才能開出如此絢爛的花朵呢？目前國內(nèi)在她這個年齡段還有這樣的人才嗎？如果有，我們的體制可以保證這樣的人成為未來推動國家前進的科學家嗎？我想沒有人敢給出樂觀的答案。

　　大師匱乏的年代，大學行政化辦學現(xiàn)象突出

　　有一次閑來無事翻看《讀書》雜志一期過刊，突然一篇醒目的文章——“世上已無蔡元培”——讓我的思緒久久不能平靜。社會的表面繁榮掩蓋不了大師匱乏的事實。人們已經(jīng)很難找到今日中國之蔡元培、陶行知、魯迅等。自然科學一步步落后西方發(fā)達國家，就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國家積弱積貧之時，我們的半導體技術還是處在世界領先地位的；
社會科學也缺乏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氛圍，獨領風騷的大師級人物更是寥若星辰。這一切從當今高等教育發(fā)展狀態(tài)便可見一斑。

　　中國大學的領導們越來越讓人感覺象官僚了。中央組織部給幾十所著名大學的黨政一把手定為副部級，這本身也許是想充分體現(xiàn)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然而領導人忽略了這種策略的長期負面效果，使得教育界的精英越來越象官員，使得本來可以成為大家的教授眼光越來越向官位靠攏。眾人皆知，古今中外的著名大學本身已經(jīng)具有至高無上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如果真要重視的話，就不應該用行政級別去確定這些想沖擊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學府。定了副部級到底是不是真的“抬舉”了學校呢？也許對于有些學校來說，能擠進這個行列還是花了好多功夫的，但是對于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南京大學這樣的百年老店，如果他們真的在乎這種行政級別，那只能說明她們沉淪了，如果她們不在乎，那給這樣的級別只能是束縛學校的手腳。

　　打開現(xiàn)在的一些著名大學網(wǎng)站，首先映入眼簾的往往是學校各級黨政機關的各類貫徹、學習、領會活動，當然不是說大學就不能開展此類活動，但在提倡進一步解放思想的當下，引領社會思潮的神圣殿堂如果還是處處以此為主要工作，而忽略突出對教學、科研、思想、創(chuàng)造的宣傳的話，后果將是極為嚴重的。一些比較有遠見的學者已經(jīng)發(fā)出了擔憂之聲，認為現(xiàn)在最大的問題不在于找不到蔡元培，而在于找不到出現(xiàn)蔡元培的土壤。名牌大學的校長、書記都是由國家教育行政部門一紙文件任命的，根本沒有任何學校的公推公選程序，所有正規(guī)大學都被納入一個官僚層級的體系之中，受制于一元化的行政權力。大學的自由、自治之精神逐步喪失，自然也就無法產(chǎn)生影響時代的大師。

　　人格教育忽視，培養(yǎng)不出合格公民

　　教育以育人為首要任務，歸根到底是為社會服務的，自然與社會有著魚水之情。我們現(xiàn)在的教育體制根本就不是為了張揚人的個性。無論是家長、社會還是學生，對教育都抱有急功近利的浮躁態(tài)度，價值取向單一，學生從小就缺乏獨立人格精神的培育，長大了也不愿去尋找自己心靈和事業(yè)的契合點，盲目追隨社會大潮。社會也總是在尋找單一人才制造的快速通道，在大張旗鼓學習西方的同時也逐步拋棄了我們自身社會一貫的傳統(tǒng)文化。

　　目前社會、家庭對孩子的要求比較單一化，更多地是側(cè)重從某一工具性的標準去為孩子尋找未來出路，認為教育只是達到這種目的的手段，而忽視了從小教育孩子要首先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個人，如何在社會上成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但又具有時代和社會責任感的合格、健全的公民。換句話說，目前中國缺乏具有遠見的公民教育體系。應該要讓孩子從接受社會教育的第一天起就逐漸明白自己作為一個有個性的人、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作為未來的丈夫、妻子、父親、母親角色的涵義，要教育他們崇尚正義，懂得尊重良好的社會法律、規(guī)則的必要性，學會如何制定規(guī)則，敢于批評違反規(guī)則的現(xiàn)象，哪怕違規(guī)者是政府，學會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價值觀以及為自己營造幸福的能力。

　　如今的中國，更多地表現(xiàn)為制造業(yè)大國的角色，缺乏創(chuàng)新激勵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獨生子女學生的一代，更是一個嚴重的挑戰(zhàn)，從純粹經(jīng)濟學的角度講，投入了大量成本接受高等教育卻很難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確實讓很多家長和學生偏離或者迷失了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但是造成這種局面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原因就是沒有完善的人格教育、公民教育體系，學生也不會從自我個性角度剖析自我，隨波逐流現(xiàn)象比較明顯。所幸的是，近年來我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研究生報考人數(shù)下降的現(xiàn)象，很多人把社會發(fā)展與自我個性、自我發(fā)展相聯(lián)系了；
但不幸的是，大量的一流人才依然嚴重流失到發(fā)達國家，并且一去不復返。

　　百年大計，任重道遠

　　教育造就社會形態(tài)和民族個性，有什么樣的教育就會有什么樣的公民，就會有什么樣的制度，究其根本就是如此。大凡關注中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者，就應多讀幾遍蔡元培先生1919年發(fā)表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和陳寅恪先生1953年對中央邀請其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提出的兩個就任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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