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柱：西方文化批判者伏爾泰的跨文化戲劇
發(fā)布時間:2020-06-08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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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義德指出東方主義兩大母題：東方是被打敗的和危險的；
但忽視了伏爾泰代表的第三個母題：浪漫化東方，批評西方。伏爾泰對東方的了解雖然浮淺，但他的劇作宣揚宗教和文化寬容，挑戰(zhàn)占統(tǒng)治地位的丑化東方人的觀念，成就卓著。西方社會內(nèi)部對自身文化的批判和對他者文化的向往也有一個重要的傳統(tǒng)，應該引起當代學者的注意，以全面認識歷史上跨文化交流的真實面貌。
關鍵詞：跨文化戲劇，東方主義，浪漫化東方，文化寬容，多元文化
哥倫比亞大學英文教授愛德華·賽義德于1979年出版了引起極大反響的《東方主義》一書，向歷史上幾乎所有西方人所寫的關于東方的著作的真實性提出挑戰(zhàn)。① 這部后殖民主義理論經(jīng)典嚴格說來并非文學領域的論著，但作者對兩個希臘悲劇特別感興趣，開篇就舉出埃斯庫羅斯的《波斯人》和歐里匹得斯的《酒神的伴侶》為例，來說明西方人之“東方主義”的“兩大母題”：“（第一，）歐洲是強大和善辯的，亞洲是被打敗和遙遠的；
第二個母題則是東方意味著危險。”[2](57)
盡管賽義德對這兩個劇本并未作出具體的分析，在全書的其它部分也很少再提及別的戲劇作品，西方的戲劇學者在此書的影響下找到了越來越多的例子來證明和發(fā)展這一理論，很少有人去注意與此觀點相反的例證。事實上，在西方跨文化戲劇的歷史上，在賽義德指出的這兩個母題之外，還有一個恰恰與之相對立的貫串性母題：批評西方人，浪漫化東方人。賽義德的支持者可能會說，這類作品不屬于西方文化的主流，但是，現(xiàn)在的西方經(jīng)典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當時被主流視為另類的批判者寫來批評自己的社會的。伏爾泰就是這類批判者中的一個突出代表，他60年的寫作生涯顯示，他對當時統(tǒng)治法國社會的封建文化極度不滿，而對法國以外的各種文化充滿了興趣。恩格斯在談到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時指出：“法國人同一切官方科學，同教會，常常也同國家進行公開的斗爭；
他們的著作要拿到國外，拿到荷蘭或英國去印刷，而他們本人則隨時準備著進巴士底獄�！盵3]（210）伏爾泰就是這些法國人中的最著名的一位。
當然，身處殖民主義的鼎盛時期，伏爾泰的筆下有時也免不了出現(xiàn)過東方人的負面形象；
但如果細讀他的作品，常�？梢园l(fā)現(xiàn)其截然相反的立意。以《先知穆罕默德》一劇為例（在他所寫的55個劇本中，伏爾泰本人最欣賞這一個，又名《狂熱》），從表面上看，該劇是在丑化穆斯林的先知，但事實并非如此。劇情發(fā)生在公元630年，歷史上穆罕默德就在那年帶兵回到麥加，征服了這個曾經(jīng)把他趕出去的城市。劇中的穆罕默德是個殘暴無恥的暴君，竟然得意地說：“我的勝利完全是來自欺騙。”[4]( IV, 1)為了用他的伊斯蘭教來取代麥加原來的多神教，他誘騙奴隸賽義德去殺掉現(xiàn)已成為麥加首領的他的生父，然后再毒死賽義德。當這一行徑被揭露出來以后，他馬上賴得一干二凈。他還垂涎賽義德的姐姐，但當她得知他的陰謀時，立馬就逼她自殺。奇怪的是，這個極其負面的穆罕默德形象，演出后得罪的卻是許多天主教徒。其實劇情發(fā)生在哪里并沒有關系，因為伏爾泰寫這個戲是為了影射法國主流社會中的天主教會狂熱分子，所以他故意不在副標題《狂熱》前面寫下“伊斯蘭教”的限制詞，就是要讓人去聯(lián)想。他在給保護人普魯士大公腓特烈寫信解釋該劇的主旨時，也只字不提故事的穆斯林背景：“該劇是講一個生來性善的年青人，在宗教狂熱的引誘下殺死了一個愛他的老人。這個弒父的騙子竟然認為他是在為上帝服務，他下令殺人，還許諾用亂倫的性愛來獎勵那個殺手�！盵5]( 253)
伏爾泰很清楚他這個影射劇的危險性，在1739年寫成以后的三年里，他刻意避免讓該劇在首都巴黎演出，在悄悄地取得腓特烈和兩位大主教的首肯之后，于1741年先在遠離法國政治文化中心的邊境小城里爾投石問路。到了1742年8月29日，該劇終于在法蘭西喜劇院公演，觀眾的爭議非常火爆。那些受到教會等級制度和檢查制度無理壓迫的人對劇中穆罕默德的一個聲明感同身受：“我絕不會理會那些自稱要獨立思考，或者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人。膽敢思考的人是不可能相信我的。靜靜地順從是能給你們帶來榮耀的唯一希望�！盵6]( III, 6) 而宗教狂熱分子則指責這個戲是反教會的。甚至有人指出，穆罕默德這個名字所含的音節(jié)數(shù)正好與耶穌基督的音節(jié)數(shù)一樣，這也成了該劇影射基督教的證據(jù)之一。[7]( 131) 巴黎警察局的戲劇檢察官拒絕通過《穆罕默德》，連原來看過劇本并對伏爾泰表示了支持的大主教弗勒里在成為首相以后，也改變了主意，要求伏爾泰撤回劇本。為了挽救這個劇，伏爾泰想出一個極其聰明的辦法，把該劇公開題獻給教皇本尼迪克十四世。面對伏爾泰筆下這樣一個負面的“穆罕默德”，教皇自然不能對號入座，只好接受了作者充滿諷刺意味的“獻辭”。但即便如此，該劇在巴黎的首演還是停止了。
事后在反思這個戲的創(chuàng)作演出時，伏爾泰曾經(jīng)后悔地說，他的小心謹慎給創(chuàng)作的激情之火降了溫，這肯定不利于寫詩。[5](254) 但他也“對在穆罕默德身上涂了本來不屬于他的臟顏色表示歉意，”并解釋說那是因為“悲劇里必須要有極強的激情和極大的罪行�！盵8]( 556) 從愛德華·賽義德的角度來看，這么點歉意顯然是不夠的，因為他為了影射自身文化中的政治對手，蓄意褻瀆了他者文化中的圣人形象。如果說他并沒有意識到該劇的特定文化背景帶來的敏感性，那也是不可能的，1742 的巴黎首演就因為考慮到不要得罪來訪的土耳其大使而推遲了幾天。
然而《穆罕默德》畢竟是個寓言劇，不容易從中看出伏爾泰對伊斯蘭文化的真正態(tài)度。他對穆斯林究竟是怎么看的呢？在此之前，法國著名的博須埃主教曾為其學生，國王路易十四的兒子寫了一本絕對歐洲中心的《世界通史》。伏爾泰則寫過第一部真正的世界通史，名為《風俗論》（又譯《論民族風俗與民族精神》），有不少篇幅寫亞洲文化），在書中伏爾泰批評博須埃說：“那個善辯的作者很簡單地提到阿拉伯人，把他們說成是洪水一樣散漫的野蠻人，事實上阿拉伯人創(chuàng)建了那么強大的帝國、流傳那么廣的宗教�！司�完全忘記了古代東方的印度人和中國人，這兩個民族在別的民族尚未成立之前就已經(jīng)極其重要�！盵9](314) 當然，贊揚遙遠的不熟悉的他者比評價與本文化直接相關的他者要容易得多，為了更準確地了解伏爾泰對后者的看法，還應該看他的另一劇作《札伊爾》（Zaire，又名《札拉》Zara，1732年），在這個被公認為伏爾泰最好的劇作中，作者讓穆斯林角色和天主教徒展開了面對面的沖突。
正如很多學者指出的，《札伊爾》明顯地受到莎士比亞的《奧賽羅》的影響，該劇主角耶路撒冷的蘇丹奧斯曼也是一個穆斯林，也是因為誤會而殺死了他所愛的白人女主角札伊爾。然而兩劇的立意很不相同。盡管忌妒也是奧斯曼殺札伊爾的一個原因，劇中文化和宗教沖突的分量遠遠超過愛情和忌妒。奧賽羅是生活在眾多基督徒中的唯一的穆斯林，從文化上說他已經(jīng)接受了周圍的基督教環(huán)境；
而奧斯曼統(tǒng)治下的耶路撒冷是從基督徒十字軍手下解放出來的，在這里兩種文化、兩種宗教的界限和沖突非常明顯。
與被賽義德視作東方主義基本原型的被打敗的波斯人相反，《札伊爾》中的穆斯林是得勝的主人，而多數(shù)基督徒倒是戰(zhàn)俘和奴隸。這里伏爾泰不僅把兩種力量的正負對比顛倒了過來，更重要的是，他用一個悲劇性的沖突來挑戰(zhàn)兩種文化之間的傳統(tǒng)界限。其實就主題而言，《札伊爾》更接近于《羅密歐與朱麗葉》。奧斯曼的忌妒僅僅是誤會和巧合造成的（從小失散的札伊爾陰差陽錯被不知情的親哥哥愛上了），那是常用的編劇套路；
而他之所以殺死札伊爾的更深刻的原因則是，她那戰(zhàn)敗的生父在找到奧斯曼以后，強令被穆斯林養(yǎng)大的女兒重新皈依基督教。這就將使她絕不可能嫁給奧斯曼。相比之下，穆斯林對于宗教差異的看法要遠比基督徒彈性和寬容得多。奧斯曼稱他的“情敵”札伊爾的哥哥為“一個慷慨的基督徒”，“一個基督教的英雄，以榮譽和善行而聞名的驕傲的兒子，讓忌妒的奧斯曼又仰慕又眼紅�！盵10](IV, 5) 他愿意放棄穆斯林的多妻制而接受基督徒的風俗娶札伊爾為唯一的妻子。
當札伊爾得知她必須做一個基督徒時，她嘆道：
我們的思想，舉止，我們的宗教，
都是因風俗和早年的習慣
而形成的。在成吉思汗的領地
札伊爾拜了異教之神，
要是在巴黎我就會是個基督徒，
但在這里我是個快樂的穆斯林。
我們熟悉的是我們所學習的。
父母在我們?nèi)崮鄣男睦锟躺狭?/p>
不斷復習的性格，無數(shù)的例子更使我們牢牢記住
除了真主，沒有任何人能夠抹去。[10](I, 1)
這段話指出了把人分成不同陣營的宗教的非理性的一面，和朱麗葉那段著名的抱怨家族姓氏妨礙了她的愛情的獨白相比，哲理性強得多而感情色彩少得多。對札伊爾這樣一個在單一宗教背景中長大的年輕女子來說，這些話顯然不像是她能說出來的，尤其在她那個時代。因此這段獨白常常被人脫離劇本的上下文單獨引用，作為伏爾泰本人反對原教旨主義、主張宗教寬容的宣言。但是，無論在這個劇中還是在當時的法國，多數(shù)基督徒并不是像伏爾泰這樣看待宗教問題的。札伊爾的哥哥訓斥她說：“上帝不會忍受你半意半心，在他和野蠻人之間搖擺不定。要么當一個真信仰的基督徒，要么就做個烈士放棄生命�！盵10](III, 4)這才是札伊爾之死的根本原因。
在《羅密歐與朱麗葉》里，被兩個家族的世仇害死的戀人最后以死使他們的家人和解了；
《札伊爾》的悲劇也帶來了民族和宗教和解，但該劇并不像《羅密歐與朱麗葉》那樣展現(xiàn)沖突雙方同樣有錯，而是把穆斯林表現(xiàn)得更為高尚。奧斯曼最后是在札伊爾身邊自殺的，但在此之前他下令釋放所有被俘的基督徒：“讓可憐的基督徒實現(xiàn)他們的愿望吧，給他們很多禮物，讓他們安全離去�！彼淖詈笠痪渑_詞講的是他的仇敵，札伊爾的哥哥：“尊重這位英雄，帶他安全地出去�！边@個基督徒回答說：“上天指引我！盡管我這么慘，盡管你犯了罪，我還是要敬佩你，奧斯曼�！� [10](V, 10)
《札伊爾》首演一年以后，伏爾泰又開始寫另一個劇本《阿爾齊爾》（Alzire，又名《美洲人》），在這個劇中他更加直白地鼓吹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間要寬容、和解的主張。此劇又中有一個類似《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悲劇，但是劇中的人物關系出奇地顛倒了過來。這里的兩位老人，秘魯土著的首領蒙特祖馬和西班牙入侵者阿爾瓦雷斯在全劇開始的時候已經(jīng)成了朋友，但兩邊的年青人卻還是敵人。阿爾瓦雷斯的兒子和繼承人古茲曼愛上了蒙特祖馬的女兒阿爾齊爾，但阿爾齊爾還愛著據(jù)說已被古茲曼手下殘暴地殺死的當?shù)厍蹰L查莫爾。阿爾齊爾聽了她父親的話，皈依基督教并嫁給了古茲曼；
但查莫爾并未死去，他當然要殺死古茲曼，奪回阿爾齊爾。正當阿爾齊爾后悔莫及，想要自殺時，查莫爾刺中了古茲曼，自己被捕，并被判與阿爾齊爾一同處死。這個似乎已經(jīng)不可避免的悲劇結(jié)局竟然被古茲曼臨死前的戲劇性轉(zhuǎn)變徹底化解，古茲曼不僅為自己軍隊的殘暴而道歉，也不僅寬恕了查莫爾和阿爾齊爾，而且還要歸還他們的土地。為了使這個光明的尾巴看上去合乎邏輯，伏爾泰在劇情中埋了不少伏筆：一開始查莫爾就救下侵略者阿爾瓦雷斯，并稱之為和其他侵略者不一樣的好人；
阿爾瓦雷斯為了救查莫爾和阿爾齊爾，要查莫爾也趕快皈依基督教；
古茲曼最后的大赦比他父親更進一步，免去要查莫爾皈依基督教這個條件，還是赦免了他。
這些為了宣揚一個積極的主題而編織出來的理想化情節(jié)恐怕很難使今天的觀眾信服，但劇中有一個地方卻極其真實地反映了歐洲十分流行的文化偏見，即便是伏爾泰也未能避免。當古茲曼對他的穆斯林對手作出慷慨的表示的時候，他說的話充滿了一個基督徒的優(yōu)越感：“這就是你的真主和我的上帝的不同：你們一受傷就要報復，我們卻主張原諒和同情�！盵11](V, 7) 伏爾泰給古茲曼臨死前寫的這段臺詞是真心的，并沒有諷刺的語調(diào)。本來古茲曼也可以懺悔自己的錯誤，但這段臺詞卻暴露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氣焰。
和《札伊爾》相比，《阿爾齊爾》是一個更明顯的政治劇，也許正因為如此，伏爾泰必須用一些看似主流的說法來掩蓋他對殖民主義的批評。作為劇作家他必須尋求某些基督徒君王和主教的支持，他絕不能直接攻擊基督教，因此劇中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互相都稱對方為野蠻人。伏爾泰認為他的理想人物是好的基督徒，例如古茲曼的父親那樣，可以與其他基督徒所做的壞事區(qū)別開來，由此來展示他的信念：基督教能夠改善自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成為一種“真宗教”。而這個劇中秘魯土著的原始信仰就不能像基督教一樣也成為真宗教。這說明他對兩種文化的態(tài)度畢竟還是厚此薄彼。但反過來說，他的這個看法倒也很有預見性，今天的世界竟然很像他在《阿爾齊爾》結(jié)尾時所暗示的：大多數(shù)前殖民地的主權(quán)已經(jīng)被歸還到了原住民手里，但殖民者的宗教卻在相當程度上留在了那里。對于早期的土著來說，眼看著侵略者的外來宗教取代他們原來的宗教當然是個悲劇，但對于他們的后代來說，例如廣泛接受了天主教的菲律賓人和南美洲人，最初由侵略者帶來的宗教觀念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了他們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基本成分，而且常常會成為他們用來反抗侵略者的強有力的武器，現(xiàn)在這些宗教的名字和來源早已經(jīng)不如它們的內(nèi)容和功能重要了。伏爾泰也正是這樣想的，他在《阿爾齊爾》的序言中寫道：
這個悲劇的故事完全是虛構(gòu)的，幾乎可以自成一種體裁。其主旨在于顯示真宗教的優(yōu)越性。野蠻人的宗教是把敵人的血獻給神，誤入歧途的基督徒也多不了多少人性，他們只會死板地履行一些并無必要的儀式，而對最基本的責任卻敷衍賽責……真正的基督教應該把整個人類都視為兄弟，盡量幫助他們，原諒他們的過錯。[11](4)
伏爾泰劇中的好基督徒其實代表了他心目中所有相信真宗教的人，就好像《穆罕默德》的主人公成了所有宗教極端分子的象征。事實上，他并不認為真宗教的信徒必須是基督徒，也完全可以是非西方的信仰者，可以說他的宗教觀是一種極具包容性的烏托邦。這一觀點在他的又一個跨文化劇作《中國孤兒》中充分地表現(xiàn)出來。
《中國孤兒》是伏爾泰受到中國劇作家紀君祥的劇本《趙氏孤兒》的啟發(fā)以后寫成的，伏爾泰對原劇的情節(jié)作了根本性的改動，把一個激憤地抨擊暴君的作品變成了一個對開明仁慈的君主的頌歌。中國元代的紀君祥用殺人不眨眼的屠岸賈來影射入侵中國的蒙古統(tǒng)治者，而伏爾泰卻直接把成吉思汗寫成了一個既人道又浪漫的明君。原劇中屠岸賈把他的政敵全家抄斬，為了找到一個漏網(wǎng)的嬰兒，下令殺死全城所有年僅半月的嬰兒；
而在《中國孤兒》里，成吉思汗竟是一個愛情至上的情種，他入侵中國是因為他所愛的伊黛美嫁給了中國官員展惕；
戰(zhàn)爭勝利以后，他就要用伊黛美的愛情來換取那個中國皇室孤兒的生命。最不可思議的是，當伊黛美拒絕了他的求愛，這個權(quán)傾八方的君王不但低頭承認自己的失敗，而且向伊黛美和她那已是亡國之臣的丈夫鄭重道歉：
你們給了我公正，現(xiàn)在我應該回敬你們，
我仰慕你們倆，你們使我心里感動，
我坐在中國的皇位上只覺得臉紅，
因為下面有那么多像你們這樣高尚的靈魂……
展惕，我要請你來為我解釋法律，
讓世界都像你的國家一樣善良清純。
教我們道德、理性和公正，
讓被征服者來治理征服的大軍；
讓智慧來指揮權(quán)勢，
讓力量臣服于精明。
你們的皇帝將成為全世界的典范，
征服者在你們的法律面前要俯首稱臣。[12](V, 6)
歷史上，蒙古征服者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被他們征服的中國的文化和體制，因此伏爾泰這方面的描寫倒并不是完全沒有依據(jù)。但是他并不了解這一現(xiàn)象的歷史背景，只是從自中國回來的歐洲傳教士那里得到了一些零星的信息。法國傳教士普雷馬還于1735年帶去了一個不完整的《趙氏孤兒》的翻譯。這對于正在法國的政治文化之外尋求明君范式的伏爾泰來說，自然是求之不得。十幾年前他用一點點關于穆罕默德的史料虛構(gòu)出了一個完全負面的領袖形象，這次他又只借用一點歷史背景虛構(gòu)出了一個領袖形象——又是一個東方人的面孔，但這一次是完全正面的。在他為《中國孤兒》而寫給黎世留公爵的獻辭中有這樣一段話：
韃靼征服者并沒有改變被他們征服的民族的習俗，相反，他們保護并鼓勵中國的所有藝術(shù)繼續(xù)發(fā)展，而且還采用了他們的法律——這是一個超群絕倫的例證，說明理性和智慧自然地優(yōu)于盲目的武力和野性。[12](176)
這個說法其實并不準確。伏爾泰以為蒙古統(tǒng)治者保護了中國所有的藝術(shù)，因為他聽說中國的戲劇正是在蒙古人治下才繁榮起來的。但他不知道，正是因為蒙古人對中國儒家文官體制的破壞使得文人失去了傳統(tǒng)的進身之階——科舉，不少人要為自己的文才從夾縫中尋找另一條出路，這才有了戲劇的繁盛。這是文化浩劫中的歪打正著，絕不是蒙古人“保護”藝術(shù)的結(jié)果，事實上元代統(tǒng)治者對戲劇家的檢查和鎮(zhèn)壓還是很嚴酷的。至于蒙古人采用中國法律，那也是為了用來更有效地壓迫中國人。但這些事實對于伏爾泰的創(chuàng)作并不重要，他只是決心要用這個中國故事來為他的真宗教樹立一個典范。他認為中國的宗教是最好的：“簡單，智慧，崇高，不迷信，”[13](85) 還說“好像所有國家和民族的人都相信迷信，唯有中國的文人除外�！盵13](25)
不用說，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這些贊譽肯定是過甚其辭，一個沒到過中國又不懂中文的十八世紀法國作家，要準確地評價中國文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伏爾泰可以在兩年半的流放中很快就學會英文，但要學會中文必須投入畢生的精力，這對于他這樣一個一天也不停止寫作的作家是不可思議的。但他又急切地要用他理想中的中國的榜樣，來為他對法國宗教狂熱的批判助威，于是就虛構(gòu)出成吉思汗和中國官員展惕這樣極其浪漫化的東方人形象。（二百年后，伏爾泰的同胞戲劇家安托南·阿爾托也是這樣，急切地大加贊揚他并不十分理解的印尼巴厘島的舞蹈，作為他用來批判法國主流資產(chǎn)階級戲劇的武器。）
《中國孤兒》里的沖突雙方都是東方人，既有被打敗的中國，也有征服者蒙古人成吉思汗，但從精神上說，就是被打敗的中國人也是勝利者，也是英雄。在伏爾泰乃至大多數(shù)西方作家的跨文化劇作中，這個戲里的東方人形象最為正面，因此也可以說是對賽義德東方主義理論的最大挑戰(zhàn)。為什么一個歐洲作家會寫出這樣的作品來呢？伏爾泰寫作這個戲的背景值得研究。寫《中國孤兒》之前伏爾泰在普魯士腓特烈大公的宮廷里服務了幾年，腓特烈曾是他心目中有可能成為賢明君王的封建統(tǒng)治者，邀請了他很多次才把他請去，但是伏爾泰最后卻深深地失望了。他在《中國孤兒》的序言里強調(diào)說：“這個作品于1755年在巴黎演出，當時作者正處于流放之中�！盵12](174) 劇中成吉思汗的某些臺詞聽起來不像是個生殺予奪的君王所能說出來的，卻很好地反映了伏爾泰當時的心情，例如：“這就是我曾被許諾過的快樂嗎？這就是我所有辛勞的結(jié)果嗎？我希望的自由和休憩在哪里？”還有些語言則像是他對他曾經(jīng)希望能夠改造的君王的警告：“我只感到權(quán)力在肩的沉甸甸，而沒有權(quán)力在手的樂巔巔。”[12(IV, 1)
很可能許多觀眾只把這個戲看成是一種異國情調(diào)的再現(xiàn)，他們也分不出中國人和蒙古人有什么區(qū)別，但伏爾泰和其他啟蒙哲學家們卻十分重視這個戲的主題。當他七十歲時，還在位于菲爾奈的家庭劇院里親自扮演成吉思汗這個角色，招待特來此地看望他的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中國孤兒》是吉本最喜歡的劇作，盡管他對伏爾泰的演技并不怎么欣賞，說他“嗓子空而破，”但對主人親自上臺演出還是很有感慨，他寫道：“在歷史上或者小說中，可曾有過另一位七十歲的著名詩人為一百個觀眾演出他自己的劇作？”[5](432)
伏爾泰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菲爾奈度過的，菲爾奈是離瑞士邊界只有幾英里的一個法國小村莊，一有風吹草動就可以逃往瑞士。單自伏爾泰住到那里以后，許多仰慕者經(jīng)常從巴黎或者別的地方來此朝圣。在他住到菲爾奈之前，已經(jīng)因為挑戰(zhàn)教規(guī)和得罪權(quán)貴而多次被驅(qū)逐出巴黎。這位寫了九十多本書的作家總是跟檢察官有麻煩，從他還是個不知名的學生起一直到后來成為大作家，他的署名既能使公眾趨之若鶩，也總會使檢察官如臨大敵。他的許多跨文化的和哲學性的名著在當時被禁止出版，有些書是在遠離權(quán)力中心的邊陲小鎮(zhèn)找到秘密出版社印行的。[14](103) 同時伏爾泰和出版商也學會了以必要的改動與檢察官達成妥協(xié)，好讓大眾看到他的書。伏爾泰“懂得如何聰明地利用明顯的假名字來掩飾他那些思想自由的著作中的秘密主張。有很多次當問題引起了警察局長的注意，他就說他并不知情，那是混賬的出版商想利用他的文名賺錢。”[15](60-61) 但是這種技術(shù)性的花招只能在印書的時候使用，在一切都要在觀眾面前即時演出的劇院里就無效了，因此他不得不在故事和主題上也對當局和主流文化作出妥協(xié)，譬如用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來影射他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抨擊，又如在《阿爾齊爾》一劇中褒可變成真宗教的基督教而貶秘魯土著的原始宗教，等等。
但伏爾泰的目的還是要批判法國社會，所以他對非法國和非西方的文化興趣極濃，并要把它們作為法國主流文化的替代物展現(xiàn)在舞臺上。當他還是學生的時候，就因為和一個貴族吵架而被投入巴士底獄，后又被流放到英國。這一不公平的遭遇（流放英國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的選擇）卻對他一生的思想發(fā)展有極大的意義，他很快學會了英語，發(fā)現(xiàn)很多英國文化優(yōu)于法國之處，寫下了《哲學通訊》贊揚英國而批評法國。（此書用法語寫成，多次重版，但在法國卻被檢察官禁止出版。）在英國期間，伏爾泰深切感受到學習他者文化的重要性，他在用英文寫的《論史詩》中寫道：“藝術(shù)世界比人原以為的要寬廣得多……一個只懂自己一種語言的人就像從來沒走出過法國宮廷的人不知道宮廷以外的世界，一個只看過凡爾賽宮的人以為那就是整個世界�！盵13](210) 他還列舉許多例子來說明不同民族的審美趣味的差別：
在任何國家人都有一個鼻子、兩個眼睛和一張嘴，但它們組合起來成為 審美對象以后就不一樣了，法國不同于土耳其，土耳其也不同于中國，在亞洲和歐洲人人仰慕的到了幾內(nèi)亞可能被看作是個怪物。既然大自然是如此的多樣，怎么能給藝術(shù)強加上統(tǒng)一的規(guī)則呢？藝術(shù)肯定是受完全不同的風俗的影響的。因此如果我們要有關于的藝術(shù)的廣博的知識，就必須了解不同國度里的藝術(shù)各是怎么樣的。要懂得史詩光讀荷馬和維吉爾是不夠的，就像要懂得悲劇光讀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匹得斯也是不夠的。[13](213)
這實際上是一個多元文化主義的宣言，比二十世紀的類似主張早了整整二百年。他在《風俗論》中更明確表示推崇東方文化：“當您以哲學家的身份去了解這個世界時，您首先把目光朝向東方，東方是一切藝術(shù)的搖籃，東方給了西方一切�！盵16](201) 但他這種多元文化主義在當時卻是無法實現(xiàn)的。伏爾泰可以對英國、德國、瑞士的文化有第一手的觀察和體驗，而他對伊斯蘭文化的了解就很有限，更不要說遙遠的中國了，盡管他主觀上對這兩大文化都極有興趣，還在戲劇創(chuàng)作中做了藝術(shù)的探索。這里有一個時代的大悖論，一方面因為旅行和傳播的不便客觀上還很難真正了解他者文化，另一方面又對那些遙遠的文化有極強烈的好奇心。伏爾泰寫道：
多數(shù)歐洲旅行者都喜歡說我們的鄰居的壞話，對波斯人和中國人卻不吝譽美之詞。因為人總是自然地把可以和我們自己比較的人說得低些，但把那些因距離遙遠而用不著去忌妒的人說得好些。[13](206)
他寫下這些話的時候大概沒想到，他自己就是這樣，在跨文化戲劇創(chuàng)作中把最高的贊譽給了離他最遠的中國人。然而對他來說，贊美東方人倒不是因為他忌妒自己的歐洲鄰居，其實他最早的跨文化研究就是從法國的近鄰和宿敵英國開始的。和多數(shù)瞧不起海峽對岸的法國人不同，他不但贊揚英國的文化，還舉一反三，變成了一個終身的國際主義者，不斷探索他者文化，來挑戰(zhàn)當時統(tǒng)治了歐洲以及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法國文化霸權(quán)。他的關于東方的著作是他的英國研究的延伸，但相比較而言，其學術(shù)性和可信性就比后者差得多了，其中更多的是理想化的猜測。在談到跨海峽的英法文化交流時，伏爾泰有一個很高的標準：
翻譯一個詩人可以僅僅把他的思想內(nèi)容傳遞出來，但如果要讓人全面地了解他，準確地感受他的語言，要翻譯的就不僅僅是他的思想，還必須翻譯附麗其上的種種細節(jié)。……他的作品就像是一幅畫，必須準確地拷貝所有的設計、態(tài)度、顏色、缺陷和美，否則的話譯者就是在用自己的作品替代原作者的作品。[13](216-217)
他在這里批評的正是后來他自己所做的——當他面對的是東方的故事和思想的時候。甚至可以說，他的這個標準就是對于英國文化的研究、翻譯、移植也是過于死板了，尤其當法國人重寫莎士比亞的劇本的時候（那也是一種跨文化戲劇）�？墒悄菃栴}還不太大，只有當他觸及東方主題的時候，賽義德指出的政治問題就出現(xiàn)了，因為這牽涉到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包袱。而對伏爾泰來說，寫東方題材的困難更多地是技術(shù)性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作為一個搞跨文化創(chuàng)作的作家而不是搞學術(shù)研究的專職東方學者，伏爾泰是不可能翻譯孔子或成吉思汗或穆罕默德的。為了幫助西方人接受和了解非西方文化，在還沒有既忠實又好讀的東方原著譯本的情況下，他只能基于用他的想象的創(chuàng)作來替代。
這些作品的效果如何呢？如果把它們當成是代表東方文化發(fā)言的正式文本的話，伏爾泰這些劇作有的有嚴重缺陷，有的更是荒唐無稽。和歷史一對照，穆罕默德太像惡魔，成吉思汗又太像圣人。但如果把它們看作是宣揚宗教和文化寬容的寓言的話，這些劇還是相當成功的。除了《穆罕默德》這個例外，伏爾泰的跨文化戲劇作品挑戰(zhàn)了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丑化東方人的東方主義作品（例如上述博須埃主教的《世界通史》），為一種重要的另類樹立了榜樣。在一個文化和宗教專制的封建社會里，能在舞臺上展現(xiàn)出不盡真實的東方英雄或者僅僅是和基督徒平起平坐的東方人形象，就已經(jīng)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無論如何，即便伏爾泰的這些劇作已經(jīng)失去了重演的價值，也應該引起今天的戲劇學者的注意，因為賽義德關于東方主義的重要理論喚起了大家都來聲討西方的文化沙文主義，也使很多人忽視了西方文化中的另一個貫串的母題，那就是西方社會內(nèi)部對自身文化的批判和對他者文化的向往，否認這個批判的傳統(tǒng)，就是否認賽義德理論的根，既不能全面地認識歷史上跨文化交流的真實面貌，也不能正確地認識和爭取正在越來越多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積極的可能。
英文摘要：
Edward Said points out two major Orientalist motifs: The East is defeated or dangerous. But he overlooks a third motif Voltaire represents: romanticizing the East while criticizing the West. Although Voltaire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East, his plays promoted religious and cultural tolerance, challenging the then dominant European works degrading the East. There has been a tradition within the West that criticizes its own culture and tries to open up to other cultures. Today’s schola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is tradition in order to see both sides of the pictur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in the past.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theatre, Orientalism, romanticizing the East,
cultural tolerance，multiculturalism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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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伏爾泰：《風俗論》[M]，商務印書館，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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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義德后來對他這一觀點作了一定的調(diào)整，把西方作者的東方主義著作分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兩類。[1]（58）例如，他對也用跨文化劇作來批判法國主流社會的劇作家讓·熱奈就表示肯定，但這主要還是因為熱奈支持賽義德出生地的巴勒斯坦事業(yè)。總的來說，賽義德對東方主義的批判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他2003年10月因白血病去世，眾多的悼念文章都提到了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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