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贊奇：我對中國“歷史社會”的興趣之根源

　　我研究的出發(fā)點和我來自印度———這個和中國有很多相似性的國家很有關系。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就對印度的革命非常關心，當時西方對印度農村社會的研究多于中國，因為學者們可以從印度獲得很多資料，而他們對中國農村的了解則多數來自于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和韓�。╓illiam Hinton）這樣的左派作家。于是我就想對中國的農民社會和中國革命的關系作進一步的資料占有和研究。等我到了美國的大學之后，這種想法還受到了人類學家們特別關注民間社會的影響。

　　我的第一本書是《文化、權力與國家》（中文版收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在這本書里，我主要談到了“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概念。這種文化網絡是個人與政權之間的中介團體，也是持現(xiàn)代化主張的人認為應當打破的東西，他們往往代之以政權對鄉(xiāng)村的滲透。比如，宗教在鄉(xiāng)村中就是“權力的文化網絡”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可以作為一個媒介———談判與交流的媒介；
同時它在民間社會中又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xiàn)象，而是溶入了鄉(xiāng)村的政治、集市等等當中。當然，這本書在強調現(xiàn)代化國家政權對鄉(xiāng)村文化網絡的滲透和改變的同時，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新的政權是如何構建一個新的“權力的文化網絡”的，如生活方式、新聞的傳播和學校教育等等。我認為民國政府在這一點上是極不成功的。而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對鄉(xiāng)村有新的團體的建設，極大地不同于昔日的文化網絡，例如重新定義了個人和家庭的權力和個人對國家的認同等等，這種成功很值得研究。

　　我的第二本書是《從國族中拯救歷史》（中文版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印行）。

現(xiàn)代國家如何構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間團體如何“抵抗”從上面來的“攻擊”，是這本書要討論的一個問題。為何會有“抵抗”呢？仍然以宗教為例，宗教不是孤立的，它溶入了社會本身，如果對城市中的宗教團體———道德會、一貫道等進行研究，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們當中固然有迷信的問題，但也有一部分轉變成了慈善團體和“救世團體”。我認為這些宗教團體的來源是明清以來的“三教合一”（佛、道、儒），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又加入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從而成為了有著普遍信仰的宗教，他們的目的都是“世界大同”，例如在二十年代，道德會的會長曾經是康有為。

　　如果讓我自己來評價這本書，我會說，話語就是表面的思想及行為的前提。如“線性歷史”就有這樣一個前提———國家是一個行動者，一個人，這是一種文化方面的東西，但又與以前的“文化”不同�！霸捳Z”則是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話語如何形成主體？（政治、經濟是這一點的前提）按照福柯的理論———話語構成主體，主體再來構建制度，我以為應該特別注重這一過程，即話語在何時形成了主體，而主體又構建了怎樣的制度。當然，福柯的理論有一些“循環(huán)性”，因為歷史還是有許多偶然因素的，所以我不完全認同�？碌倪@一觀點。僅僅考慮話語—主體—制度這三者，就沒有給外來事物影響力的作用留下空間。或許應當這樣說：參與主體、主體性構成的不僅有話語，還有外來事物；
由主體構建的制度還包括制度本身的邏輯和偶然性。否則，我們就沒有歷史了。

　　對我的第二本書，不少人問道：你為什么要“拯救歷史”？———這其實是一個方法的問題，而并不是一個帶有實體的目的。當民族國家成為現(xiàn)代性之下的歷史主體，其它歷史就沒有了。寫歷史的不同方法帶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國家為對象的歷史自然會排除掉其他可能的歷史。我們常常這樣做，不但關注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認同，而且以為他們就像我們想的一樣，所以我們是在用自己的眼光看古人。我認為“被壓迫的歷史”并不完全是“下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又稱“賤民研究”）的一部分，前者被掩蓋的還不止于此，例如民間就不能寫自己的歷史。我的方法是：如考古一樣（這一點當然受到�？碌闹�識考古學的影響），從地底下挖出被掩蓋的東西。而關于“被壓迫的歷史”，本雅明對我的影響最大。所以，我從民族國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種實體，而是一種方法。我們應該有許多歷史，它們是交織在一起的。

　　許多歷史學家將歷史階段化，例如對“現(xiàn)代”的劃分———指與現(xiàn)代有關的一切。而研究者更應該弄清楚，在民族國家之外的歷史是如何被壓下去的。最重要的是：考察語言（這是我受到的結構主義的影響）———語言也是歷史的一個部分，可以改變。例如，“封建”一詞在1906年還是褒義詞，它的具體含義是“保護地方，反對中央”———與民主仍有關系，當黃遵憲、梁啟超在湖南維新起義時還使用過這一概念；
到了1920年，它就變成了貶義詞———指黑暗的中世紀。此后，人們只把它用來指責對方。而我們往往以為，歷史僅僅是一個平靜的過程。又如“革命”一詞———孫中山在寫文章時對“革命”的闡述和他對秘密結社所講的“革命”的傳統(tǒng)含義又是不同的。

　　第三本書我還沒有寫完，主題是關于偽滿洲國歷史的。我的觀點是：當我們超越“民族國家”來發(fā)現(xiàn)人們更多的生活內容時，可以把偽滿洲國作為一個窗口來觀察中國。我的目的是要揭示日本的現(xiàn)代觀與史前觀點是如何糾結的，這反映了“民族國家制度”的歷史。

　　當偽滿洲國希望從國聯(lián)和人民那里得到承認的時候，偽滿洲國政府的主張是如何形成的呢？文化和這種主張的關系何在？政府所宣稱的“真實”的本質又何在？因為真實性的文化及其場所，例如廟會、宗族活動等，需要人們去做———這大概代表了民族的真實性。而一個政權常常通過保護民族文化來表示自己代表這一民族，偽滿洲國亦如此，它通過保護／代表這種“真實性的民族文化”來獲得支持。

　　在這本書里，我主要關心四個方面的問題，它們也代表了四種真實性：民間宗教和慈善團體———代表著東亞傳統(tǒng)文明。偽滿支持這一點，以此表明自己代表了傳統(tǒng)文化；
婦女問題———道德會婦女所具有的犧牲精神表明她們是典型的東方女性；
邊疆問題———鄂倫春人和他們的家庭（大約只有一千人）。日本人認為鄂倫春人是他們的同族，其中，（最發(fā)達的）前者可以保護并代表后者（更原始的）。這樣，日本在東北的統(tǒng)治就具有了“真實性”。日本對此的研究還影響了地理的、種族的研究；
“腹地”（Heartland）問題———農村才有真實的文明。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認為，農村儲藏了真正的中國文化。東北作家梁山釘的鄉(xiāng)土小說《綠色的谷》是以道教觀念來恢復鄉(xiāng)土文化，描寫農民們的生活———幾乎每一個政權都利用他們。如果這一小說代表了那里的文化，那么開放的文學界會如何重新認識它呢？為何要重新認識它？以及對這一小說的細讀應是怎樣的�！霸佻F(xiàn)”民間所依靠的或許就是知識分子的鄉(xiāng)土寫作了。

　　可以說，馬克斯·韋伯和施堅雅（Skinner，G．William）影響了我的第一本書，雖然我和后者之間還有過爭論。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和拉鐵摩爾（Lattimore，Owen）則分別影響了我的第二本書和第三本書，這些學者的研究都給了我很多的啟迪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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