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祥：中非合作模式及其影響

　　[內容提要]半個多世紀以來，伴隨著中非關系的發(fā)展，形成了獨特的中非合作模式。中非合作模式是中國在對非提供援助、對非投資和對非貿易過程中，表現(xiàn)出來的有別于西方國家的獨特做法與風格，其最本質的特征是平等互利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這一模式符合中非雙方的共同利益，有力地促進了中非關系穩(wěn)步而健康地發(fā)展，受到非洲國家的普遍肯定和好評。西方國家指責中非合作模式既有歷史、文化和價值觀差異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們在非洲問題上的排它性，不愿意看到中國在非洲的巨大成功。當然，在堅持中非合作模式時我們也應該與時俱進，做到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tǒng)一，積極探索新的合作方式與途徑。

　　[關鍵詞]中非合作模式 不附加政治條件 平等互利 磋商機制

　　進入新千年以來，隨著中非關系迅速發(fā)展，談論中非關系已經(jīng)成為一種國際時髦。在這種情況下，更加需要人們對中非關系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理性的思考。本文所探討的中非合作模式專指中國在對非提供援助、對非投資和對非貿易過程中，表現(xiàn)出來的有別于西方國家的獨特做法與風格。如果僅用“中國對非援助模式”，還不足以涵蓋其豐富的內涵。中非合作模式是中非友好關系持久發(fā)展中的一大動力與特色，也是西方國家議論比較多的話題之一。這一問題應該引起國內學界的關注與思考。

　　一、獨特的中非合作模式

　　自1956年中非開啟外交關系以來，中非關系大致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從1956年到1978年是其第一階段，當時中非合作的重點是政治領域，中國支持非洲的民族獨立運動，非洲國家支持中國的統(tǒng)一大業(yè)。從1978到1999年，中國與非洲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中非合作由此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
非洲國家主要從爭取民族獨立轉向發(fā)展民族經(jīng)濟，隨后在外界的壓力下，在政治上實行多黨民主制。這一時期中非合作重心從政治領域轉向經(jīng)濟領域。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成立至今，中非合作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也是最成熟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非合作開始由政治主導型或經(jīng)濟主導型向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全方位務實、理性合作轉變。

　　盡管中非合作的領域和重點隨著形勢的發(fā)展而變化，但是，中非合作模式基本保持不變。與西方國家相比，中非合作模式有自己的顯著特色：第一，中國與非洲國家平等相待，而西方國家常常將自己的價值觀和理念強加給非洲國家；
第二，中國對非洲國家實行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援助、投資和開展其他經(jīng)貿合作，而西方國家則以良政、民主等條件為前提，向非洲推銷“一攬子改革方案”；
第三，在將合作計劃付諸實踐時，中國落實程序簡單，效率比較高，而且信守自己的諾言，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而西方國家落實援助計劃時程序復雜，比如非洲國家與歐盟合作時，需要與其27個成員國分別磋商，而且每個成員國都有否決權，落實合作計劃時存在不確定性，結果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這其中，最本質的特征是平等互利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事實上，西方國家議論最多的也恰恰是這一點，尤其是后者，即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

　　這一原則一直是中國在發(fā)展同非洲國家關系時所恪守的基本準則之一，寫入各個時期的對非文件中。1964年1月周恩來訪問加納，提出中國政府對外提供經(jīng)濟技術援助嚴格遵循的八項原則，其中第二項原則就是“中國政府在對外提供援助，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決不要求任何特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盵1]進入新千年，中國仍然在一些重要的對非宣言和文件中重申該項原則。2000年10月發(fā)表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宣言》強調：“將人權問題政治化以及在提供經(jīng)援時附加人權條件，本身就違反人權，應予以堅決反對”。2006年1月中國政府首次發(fā)表對非洲政策文件，提出與非洲國家一道建立和發(fā)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經(jīng)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新型戰(zhàn)略伙伴關系”。重申“中國政府將根據(jù)自身財力和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繼續(xù)向非洲國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同年11月，這一原則在中非合作論壇第三次會議暨中非領導人北京峰會上，繼續(xù)成為中非領導人的共識。

　　二、不干涉原則與“磋商機制”

　　以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為核心的中非合作模式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它尊重《聯(lián)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體現(xiàn)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

　　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其實質就是不干涉內政，就是對國家主權的尊重�，F(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主權概念是由法國人讓·博丹比較系統(tǒng)地提出來的。博丹認為，主權就是在國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權力。主權的內容十分廣泛，至少包括八個方面：（1）法律制定權；
（2）宣戰(zhàn)媾和權；
（3）高級官員任命權；
（4）最高裁判權；
（5）豁免權；
（6）接受忠誠與官員就職時的宣誓權；
（7）征稅及鑄造貨幣權；
（8）擁有至高無上的稱號。就主權的性質而言，它是一種絕對永久、不可分，而且必須由一人或一個機構掌握的權力，即主權有三個特性：絕對性、永久性和不可分割性。[2]博丹對政治學的最大貢獻就在于他的主權理論，這一理論在今天仍然具有現(xiàn)實意義。國家主權不僅是各國管理國內事務的最高權力，同時也是其對外交往的合法權利和獨立、平等的身份。世界各國不分大小貧富強弱應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處；
不同文明和發(fā)展模式應相互借鑒、相互促進、和諧共存。尊重國家主權、不干涉別國內政，這也是《聯(lián)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聯(lián)合國憲章強調，“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lián)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3]

　　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是中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的一大原則，也是“萬隆十項原則”的主要內容之一。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成員時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出“新中國成立后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系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4]和和平共處的原則”。[5]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1955年4月召開的萬隆會議上得到了與會的亞非國家代表的普遍贊同，在此基礎上達成的“萬隆十項原則”，[6]成為亞非國家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基本準則。萬隆十項原則非常強調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他國內政，其第二至第四項原則分別是“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
“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

　　1963年12月，周恩來訪問阿爾及利亞時，根據(j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提出了中國在處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時應該遵循的《五項立場》。其中第五項立場就是“主張阿拉伯和非洲國家的主權應當?shù)玫揭磺衅渌麌�家的尊重，反對來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7]

　　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以及中國在處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時的《五項立場》，最核心的思想是不干涉別國內政，而在提供經(jīng)濟技術援助和開展經(jīng)貿合作時不附件加任何政治條件則是這一原則的最好體現(xiàn)。不干涉原則不僅僅適用于亞非國家之間，而且在國際關系上具有普遍的意義。今天，中國對內致力于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倡導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不干涉內政原則在當前仍然具有十分現(xiàn)實的意義。我們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同樣反對外國干涉中國的內政。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他國內政屬于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只有遵守這一原則，才能在國際關系中弘揚民主、和睦、協(xié)作、互贏精神，才能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xié)商，共同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

　　半個多世紀以來，在與非洲國家進行合作的過程中，中國恪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無論在提供經(jīng)濟技術援助，還是投資開發(fā)或進行經(jīng)貿合作時，中國始終堅持尊重非洲國家的主權，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當然，在中非進行合作的時候，不干涉原則與“磋商機制”并不矛盾。不干涉內政是總的原則，磋商只是一種手段，并以前者為基礎。在尊重非洲國家主權的前提下，中國有時以老朋友和在國際事務中負責任的大國的雙重角色，就有關問題與非洲國家進行磋商，推動相關熱點問題的政治解決。比如中國通過“磋商機制”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發(fā)揮了建設性作用。中國努力推動聯(lián)合國安理會通過有關方面在達爾富爾開展混合維和行動的1769號決議，設立達爾富爾問題中國政府特別代表，通過多方磋商敦促蘇丹政府接受混合維和行動，努力促進達爾富爾問題的政治解決。

　　三、對中非合作模式的評判，非洲國家最有發(fā)言權

　　評價中非合作模式，最有發(fā)言權的應該是非洲國家。相對于西方國家與非洲的合作模式而言，中非合作模式更受非洲國家的歡迎。塞內加爾總統(tǒng)阿卜杜拉耶·瓦德盛贊中非合作模式，他說，“與歐洲投資者、捐贈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緩慢而且有時帶有施恩性質和后殖民主義方式相比，中國滿足我們需求的方式更為適宜。事實上，刺激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的中國模式可以讓非洲汲取很多經(jīng)驗�！盵8]坦桑尼亞前總統(tǒng)姆卡帕說，“中國對非洲援助的效果要比西方的更有效。來自西歐、世界銀行和歐盟等國家機構的援助，其行政管理成本非常高，相比較而言，中國援助的行政管理費用低多了�！盵9]盧旺達駐歐盟大使約瑟夫·博恩沙說，盡管歐洲與非洲的歷史聯(lián)系令前者在發(fā)展同非洲關系時具有優(yōu)勢，但不可忽視中國作為一個投資方的受歡迎程度。他說：“他們的價格通常比歐洲更具競爭力，他們的建筑合同一般帶有補貼，他們的援助沒有附加條件，他們提供的貸款往往是無息或低息的。”[10]對于中非合作所取得的成功，西方國家亦表示認可，英國《金融時報》載文指出，“迄今為止，對于中國影響力的迅猛膨脹，非洲方面的看法非常積極”。[11]

　　為什么中非合作模式能夠得到非洲國家的普遍認同？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中非合作給非洲帶來政治上的平等。中國與非洲開展經(jīng)濟技術合作或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的時候強調真誠友好、平等相待，始終遵循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不附加政治條件，不會把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和發(fā)展模式強加于非洲國家。而西方國家在對非洲國家提供援助的時候，往往以良政、民主等條件為前提，向非洲推銷“一攬子改革方案”。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非洲國家的經(jīng)濟困境，在非洲國家推行經(jīng)濟結構調整計劃，在發(fā)放結構調整貸款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明確的政策性要求，“1、實現(xiàn)市場自由化，讓市場充分發(fā)揮作用，價格應根據(jù)市場的供需而定；
2、對國營企業(yè)實行私有化；
3、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4、進行體制改革，創(chuàng)建新的金融體制和其他體制”。[12]冷戰(zhàn)結束后，西方國家對非洲的干預力度明顯加大，將經(jīng)濟援助與實行西方式民主掛鉤，強行向非洲國家推行西方式民主、自由和人權等政治價值觀。無論是克林頓政府提出的《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還是布什政府的“千年挑戰(zhàn)賬戶”，美國對其提供的每項發(fā)展援助都附加嚴格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內容的政治條件。歐洲則通過英聯(lián)邦、法非首腦會議、歐非峰會等機制力圖繼續(xù)保持對非洲的控制。對此，非洲人不以為然，反對西方對非洲實行雙重標準，對西方將他們的觀點強加于自己身上感到反感，而對以平等互利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中國模式抱以很大的熱情。

　　其二，中非合作給非洲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中國給非洲的援助和投資同西方發(fā)達國家相比數(shù)量有限，但是效果很好，往往是急非洲人民所急，講求實效、平等互利。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向非洲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國在非洲承擔了近900個項目，許多援建項目如坦贊鐵路、毛里塔尼亞友誼港等已成為當?shù)刂匾��?jīng)濟樞紐。中國先后向非洲派出醫(yī)療隊員1.9萬人次，診治患者約2.4億人次。近年來，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中方減免了31個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fā)達國家109億元人民幣債務，對非洲30個最不發(fā)達國家的190項對華出口商品給予零關稅待遇，為非洲培訓各類人才1.46萬名。2006年11月在中非領導人峰會上，胡錦濤主席代表中國政府提出，擴大對非洲援助規(guī)模，到2009年使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規(guī)模比2006年增加1倍，今后3年內向非洲國家提供30億美元的優(yōu)惠貸款和20億美元的優(yōu)惠出口買方信貸，設立50億美元的中非發(fā)展基金。此外，中國還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在非洲建造水壩、公路和橋梁，以及提供更適合非洲人消費能力的消費產品。非洲真切感受到在與中國合作的時候得到實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十分歡迎中非合作模式給了他們一種新的選擇。

　　四、西方國家“關注”中非合作模式的實質

　　與非洲國家普遍認同中非合作模式相比較，西方國家對它的反映比較復雜。西方國家對中非合作模式議論較多，有的評論比較公允和積極，也有一些人表示“擔憂”，甚至指責，聲稱“中國對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利于非洲良政”。德國全球與區(qū)域研究所主席羅伯特·卡帕教授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說，“由于中國的主要合作伙伴正是西方社會企圖孤立和施壓的‘獨裁國家’，中國的政策阻礙了國際社會對非洲民主進程建設所作出的貢獻”。[13]此外，西方國家指責中國“掠奪非洲資源”、“以廉價的商品占領非洲市場”，在非洲搞所謂的“新殖民主義”。

　　中國與非洲49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中國與非洲的合作并非局限于少數(shù)幾個國家，中非關系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性。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論壇第三次會議暨中非領導人北京峰會召開，當時與中國建交的48個非洲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或高級代表相聚北京，共敘友誼、共謀合作。中國與非洲國家開展經(jīng)濟技術合作和向非洲提供援助時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中國也支持非洲國家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和實施良好治理。非洲在發(fā)生政治變革或政權更迭時，中國往往是尊重非洲國家人民的選擇，即便是民主化浪潮中也是如此，因此，“中國對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利于非洲良政”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當然，對于“良政”，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對于非洲國家來說，和平與發(fā)展是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的前提，也是面臨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在這方面，非洲也不乏相似的觀點。非洲著名政治家尼日利亞前總統(tǒng)奧巴桑喬指出，“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在某些方面依然是消除貧困、不穩(wěn)定、暴力和欠發(fā)達狀況的最關鍵因素”。“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已經(jīng)達到完全民主。至少，我不知道有這樣的國家，甚至是那些所謂的發(fā)達國家，它們也沒有達到完全民主。我認為，民主是一個過程，我也相信非洲的大多數(shù)國家都正處在這個過程中�！盵14]

　　至于西方指責中國在非洲搞所謂的“新殖民主義”的說法更是缺乏依據(jù)。新殖民主義是在戰(zhàn)后出現(xiàn)的一種現(xiàn)象，是殖民主義國家為了保持和強化在原殖民地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種政策。20世紀60年代初，“新殖民主義”一詞開始在學術界流行。中國大百科全書對新殖民主義的定義是“帝國主義在舊殖民體系趨于瓦解的形勢下采用隱蔽方式進行殖民擴張，以保持其壟斷和統(tǒng)治地位的政策體系�！盵15]加納首任總統(tǒng)恩克魯瑪專門研究過新殖民主義問題，他認為“新殖民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最后的、也許是最危險的階段”，“新殖民主義的實質是，在它控制下的國家從理論上說是獨立的，而且具有國際主權的一切外表。實際上，它的經(jīng)濟制度，從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16]恩克魯瑪認為，當時（20世紀60年代）最大的新殖民主義國家是美國。中國沒有控制非洲的經(jīng)濟制度，也沒有支配非洲的政治政策，只是一個平等的合作伙伴，而西方國家在非洲所表現(xiàn)出來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干涉主義在一定情況下或在某種意義上是新殖民主義的表現(xiàn)，包含在新殖民主義范疇之內”。[17]

　　其實，西方國家詆毀中非合作模式既有歷史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在非洲問題上的排它性，不愿意看到中國在非洲的巨大成功。進入新世紀以來，在中非傳統(tǒng)友誼的基礎上，雙方合作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非高層交往越來越密切，中非領導人和外長互訪達200多起，其中中國領導人訪非50多起。中非經(jīng)貿合作保持強勁增長，2000年，中非貿易額為106億美元，2007年已經(jīng)達到735.7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32.7%。中國現(xiàn)在是位于美國和法國之后非洲的第三大貿易伙伴。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非洲投資135.8億美元。中方投資項目分布在49個非洲國家，涉及貿易、生產加工、資源開發(fā)、交通運輸、農業(yè)及農產品綜合開發(fā)等多個領域。2006年中國企業(yè)在非洲完成承包營業(yè)額95億美元。中國對非承包工程涉及房屋建筑、石化、電力、交通運輸、通訊、水利、冶金、鐵路等領域。西方國家對此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英國《金融時報》評論道：“新秩序的輪廓尚在勾勒之中，但中國在非洲大陸的利益不斷增長，已經(jīng)撼動了由謹慎的西方捐助者和前殖民主義列強所主導的充滿摩擦的舊秩序�！盵18]西方國家之所以有這種擔憂，是因為“西方—包括美國和歐洲—對中國加強與非洲的關系是非常緊張的。因為他們視中國進入非洲為介入了他們的勢力范圍，因為非洲是‘美國和歐洲的后院’”。[19]

　　事實上，非洲國家早已贏得獨立，不是別的國家的勢力范圍。坦桑尼亞前總統(tǒng)姆卡帕曾經(jīng)嚴厲批評歐洲獨霸非洲的思想，他說，“我們并不屬于歐洲，歐洲并不擁有我們。非洲的資源既可以與歐洲國家合作來開發(fā)，也可以與中國合作來開發(fā)”�！拔覀兎侵迖�家必須迫使歐盟國家（即我們的前殖民宗主國）改變‘非洲是它們的獨占領地’的觀念和態(tài)度。”[20]現(xiàn)在，歐洲方面和國際社會開始認識到這一點，正視現(xiàn)實，希望加強與中國的合作。法國的非洲問題專家貝爾納爾·盧甘認為，中法兩國在非洲不存在利益沖突，中非經(jīng)濟關系的加強不會損害法國的經(jīng)濟利益。[21]萊比錫大學非洲研究所的赫爾穆特-阿舍教授認為，“我們目前在非洲看到的是地緣政治層面上的一種新式的多極秩序。整個格局在發(fā)生變化，西方或是歐洲不能再指望回到過去的歐洲與非洲的兩極世界。中國及其他新興工業(yè)國家已是非洲大陸完全獨立的伙伴。而且坦白地說，我們的非洲伙伴非常享受這種伙伴多元化的局面”。[22]中國在發(fā)展與非洲國家關系的時候，并不損害第三方的利益，不存在“排他性”。因此，在開發(fā)非洲問題上，中國與其他國家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平等協(xié)商，以及充分考慮非洲利益的基礎上進行溝通與合作。

　　五、結語

　　中非合作模式符合中非雙方的共同利益，因而得到了非洲國家的肯定和好評，并有力地促進了中非關系的穩(wěn)步發(fā)展。中非真誠合作不僅進一步密切了中非雙邊經(jīng)貿聯(lián)系，也有力地促進了中非政治互信，并且推動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政治立場溝通和外交行動協(xié)調。中國11次在聯(lián)合國人權會上挫敗西方反華提案，聯(lián)合國大會14次粉碎臺灣“重返聯(lián)合國”圖謀以及中國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和2010年世界博覽會，均得到了非洲國家的鼎力相助。正如胡錦濤主席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所指出的，“中非友好之所以能夠經(jīng)受住歷史歲月和國際風云變幻的考驗，關鍵是我們在發(fā)展相互關系中始終堅持真誠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發(fā)展的正確原則”。[23]

　　判斷中非合作模式的唯一標準主要是看它是否符合中非雙方的共同利益，是否能夠有效推動中非關系的順利發(fā)展，是否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而不是別的其他標準。中國應當堅持中非合作模式不動搖。當然，在堅持中非合作模式時我們也應該與時俱進，做到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tǒng)一，積極探索新的合作方式與途徑。

　　注釋：

　　[1]艾周昌、沐濤：《中非關系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42-243頁。

　　[2]潘興祖、洪濤主編：《西方政治學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51頁。

　　[3]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charter/charter.htm。

　　[4]五項原則的措詞后來稍有改變，中緬聯(lián)合聲明1954年6月29日改為“平等互利”。

　　[5]《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63頁。

　　[6]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八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第249頁。

　　[7]艾周昌、沐濤：《中非關系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42頁。

　　[8]Financial Times, Feb 29, 2008.

　　[9]曾愛平：“坦桑尼亞前總統(tǒng)姆卡帕談中非關系和非洲形勢”，《西亞非洲》，2007年第12期。

　　[10]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7, 2007.

　　[11]Financial Times, Feb 15, 2008.

　　[12]舒運國：《失敗的改革——20世紀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結構調整評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頁。

　　[13]http://dw-club.net/popups/popup_printcontent/0,2472854,00.html.

　　[14][意]阿爾貝托·麥克里尼：《非洲的民主與發(fā)展面臨的挑戰(zhàn)——尼日利亞總統(tǒng)奧盧塞貢·奧巴桑喬訪談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6、54頁。

　　[15]《中國大百科全書·經(jīng)濟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第1108頁。

　　[16]克瓦米·恩克魯瑪：《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后階段》，世界知識出版社，1966年，第1頁。

　　[17]高岱：“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考釋”，《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8]Financial Times, Feb 15, 2008.

　　[19]鄭若麟：“薩科齊訪非洲重溫大國夢——著名非洲專家貝希爾·本·亞美德談法國、中國與非洲關系”，《光明日報》，2007年7月27日。

　　[20]曾愛平：“坦桑尼亞前總統(tǒng)姆卡帕談中非關系和非洲形勢”，《西亞非洲》，2007年第12期。

　　[21]林衛(wèi)光：“中法為爭奪非洲產生沖突？純屬法國抄作”，《中國青年報》，2006年11月1日。

　　[22]http://dw-club.net/popups/popup_printcontent/0,3026481,00.html.

　　[23]胡錦濤：“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6年11月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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