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發(fā)云：紅魯藝

　　“紅魯藝”是文革初期一支中學生文藝宣傳隊的名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我在經(jīng)歷了一個多月的大串聯(lián)之后，乘一艘美國登陸艇從上海返回武漢。那艘登陸艇的艦首寬寬的，象一個上大下小的梯形。前后甲板都很大，上面搭滿了蘆席棚，里面擠滿各地的紅衛(wèi)兵和大中學生。艦的底艙也很大，也擠滿了各地的紅衛(wèi)兵和大中學生。我想，當初造它的美國人怎么也不會想到，它日后會派上這種用場。我不知道這艘美國登陸艇怎么會留在了中國大陸，大約是它的航速太慢，來不及開走。它每小時只行駛六、七海里。于是這一段航程，成為我本來就很孤獨很寂寞的串聯(lián)旅行中最孤獨最寂寞的一段。

　　到那時為止，轟轟烈烈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已進行了半年。盡管一開始我也興奮過，激動過，如同回到五四、抗戰(zhàn)、一二·九那樣的情景中，就象我讀過的《青春之歌》那些小說一樣，但很快我就發(fā)現(xiàn)，這么一場富于刺激性、挑戰(zhàn)性的革命、從少年時就盼望了那么多年的革命，不是屬于我的革命。這種感覺是從學校成立官辦的文化大革命委員會，成立紅衛(wèi)兵組織，從班上那些出身工農(nóng)、革干、軍干家庭的同學喊出“自來紅萬歲”的口號時就開始了。它不光不屬于我，甚至會威脅和壓迫我，因為我不是“自來紅”。我父親是一名醫(yī)生，解放前還曾做過國民黨部隊醫(yī)院的軍醫(yī)。盡管他唯一親歷的戰(zhàn)爭，是與日本人打的那場著名的金牛之役，以后便一直在后方醫(yī)院，但他畢竟是穿國民黨軍裝而不是八路軍軍裝的醫(yī)生。況且，當時連武大校長、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省委宣傳部部長曾淳這樣的共產(chǎn)黨的知識份子都成了黑幫內(nèi)奸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

　　那個火紅的夏天，我成為逃避者，旁觀者，或?qū)擂蔚膮⒓诱摺�—比如開會，游行，集體到武大去參觀批判武大“三家村”的大字報。我最怕集體喊口號、唱歌或在游行隊伍中扭秧歌……那會使我覺得我在做不是我真情真心愿意做的事，盡管那時我和我的家庭尚未受到什么沖擊——我唯一的一張大字報是我同位的一個女生寫的，她說我和她同桌一學期卻從來不跟她說話，是瞧不起工農(nóng)出身的同學的表現(xiàn)——但我看見了在許多班級的憶苦思甜會上，那些出身地主、富農(nóng)、資本家家庭的同學，被人罵作狗崽子、吸勞動人民血汗長大的小吸血鬼，地主資產(chǎn)階級的孝子賢孫。許多這樣出身的同學也流著淚痛罵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吹搅四切┘墑e較高的老師被剪了陰陽頭，系著領(lǐng)帶掛了高跟鞋頂了痰盂在烈日下跪在操場上�？吹搅宋覀儗W校那個叫陳邦鑒的數(shù)學老師在蚊帳中用剪刀剪斷了自己的喉管，從半夜一直掙扎到天亮才死去。看到了那個叫許簡的政治老師，因為將自己寫的一些格言警句印成一本“三言兩語”，而成為我們學校頭號大批判靶子�？吹綄W校教學樓上那條“紅色恐怖萬歲”的大標語……

　　那時我已寫了好幾年的詩，并將它們抄錄在一個紅色緞面日記本上。上高中以后，我曾拿給那個很喜歡我的作文的語文老師看過，他還用紅筆改正了上面的一些錯別字。那些詩，大多是一些少年的情愫，如《春晨》，《夕陽的海邊》，《小流星》，《小溪流》（許多年以后，這些少年之作作為我創(chuàng)作的一段歷史記錄，陸續(xù)發(fā)表了一些）。也有內(nèi)容比較革命的，如《黑孩子約翰》，《敬禮，非洲兄弟》，《畢業(yè)歌》，《在退隊儀式上》及寫給董必武老人的詩。（董必武曾在我上初中的那所中學工作過。我讀初中時，他曾為我那所中學題過詞。）但還有一些詩，在當時看來是消沉、孤寂、小資調(diào)甚至是修正主義的。如有一首《想往》，便敘說了對一個星球的想往，那上面沒有階級、戰(zhàn)爭、饑餓和瘟疫，沒有國界來阻隔人們，大家信仰的是同一個主義（這首詩后來也收入我的詩集《心靈的風》）。這些詩，甚至包括前面那些詩，拿來批判，是極容易的。我想了很久，終于只撕去了其中兩三首，然后將那紅色的緞面日記本在家中找個隱蔽的地方藏了起來。后來，我一直慶幸自己的那一念之舉，使我少年時代的一些情緒與心境得以保存下來。

　　八月，運動漸漸從學校發(fā)展到社會。紅衛(wèi)兵們常常外出抄家或參加什么活動，我便可以不去學校了。我?guī)缀跆焯飒氉砸蝗说介L江去游泳，到幾所大學去看大字報，聽辯論。不久，大串聯(lián)開始了。這時的大串聯(lián)還是由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或紅衛(wèi)兵指揮部及班級文化革命小組指派的，基本上屬于“紅五類”的特權(quán)。我第一次面對了與我的同齡人在一個我很看重的具體待遇上的差異。但我不能不接受它。那段時間，我的內(nèi)心是復(fù)雜的。一方面，渴望成為這場革命的參與者——這種渴望與其說基于對革命的向往，不如說對某種行為本身的向往。另一方面，又保持著排斥、抵觸的孤傲情緒。學校曾發(fā)生過幾次關(guān)于那副對聯(lián)——“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激烈辯論。這些辯論實際上主要是在“紅五類”之間進行的，其他同學基本上沒有發(fā)言權(quán)。（即便有，也只會將結(jié)論復(fù)雜化。）有幾次，我都想上臺去，將我想過許多遍的話說出來。我想說說馬克斯、恩格思、列寧、毛澤東，還有魯迅、周恩來，說說他們的家庭和經(jīng)歷，來反證這副對聯(lián)。但我終于沒有上去。我知道，那是一個靠氣勢，靠情緒而不是靠道理說話的時刻。

　　到了十月，大串聯(lián)已變成了所有學生的個人行為，報上已開始用“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檢閱革命師生”，而不再僅僅用“……檢閱紅衛(wèi)兵小將”的字樣。學校工作組撤走了；
南下的學生開始圍攻省委；
從北京方面?zhèn)鱽砹艘恍┲匾�說法，是關(guān)于黨內(nèi)的問題，關(guān)于中國的“赫魯曉夫”；
前一段學校被揪斗的老師和被批判的同學，也不再成為運動的唯一焦點。在這種于我來說已變得稍微寬松一點的氣氛中，十月下旬，我與另一個男生擠在沙丁魚罐頭一樣的列車中去了北京。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在北大、清華、中宣部、中央音樂學院，我一方面為那宏大的場面，為我們這一代人從小看作神一樣的毛澤東主席，為那些驚心動魄的大字報大標語所感染所激動，一方面，仍為一種置身局外的寂寞所纏繞。就是在人海洶涌的天安門廣場上，我也依然有一種深深的疏離感。在北京，在上海，我基本上獨自行動，因為我希望去了解一下文學界音樂界電影界的情況，了解一下我從小景仰的那些大作家、音樂家、電影演員的境況。我看見他們幾乎毫無例外地成為了牛鬼蛇神。那次去中宣部文化部，正碰見批斗賀敬之等一批作家、詩人。那時，我?guī)缀踝x過賀敬之公開發(fā)表的所有詩篇。他的許多詩，包括象《雷鋒之歌》那樣的長詩，我都能整篇整段地背誦出來。而他也成了三反分子。這使我隱隱感到，這場運動已不完全象我前幾個月理解的那樣了。北京的一些高校，已出現(xiàn)劉少奇、鄧小平等一大批中國首腦人物的大字報。但同一時刻，他們又出現(xiàn)在毛澤東檢閱紅衛(wèi)兵和革命師生的行列中。一些運動初期因反對工作組，反對官辦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反對單位領(lǐng)導(dǎo)而被打成小爬蟲、反革命的師生及其他人，已被平反、解放或?qū)λ麄兂霈F(xiàn)爭議而不再是一邊倒了。這一切，與前幾個月斗老師，斗同學，斗地主資本家比，已迥然不同，充滿一種神秘緊張的氣氛。

　　那段時間及其后幾個月中，對我最大的震動與改變，就是對許多人的神圣感與崇高感轟毀了，原來他們也貪財，也玩女人，也干一些不光明正大的事；
也叛變過，也怯懦過，也斤斤計較過級別待遇甚至為此哭泣過……在心里深處，我覺得這些是比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更不可原諒的。

　　盡管如此，直到我從那艘登陸艇上下來，踏上我的城市之前，我依然是一個旁觀者。我希望參與，希望在這一場神圣浩大的史無前例的革命中，尋求青春的價值青春的證明。那是我十七歲以來全部的教育所教給我的。我想，對于當時絕大多數(shù)都經(jīng)受過這種極端統(tǒng)一的教育的少男少女來說，不論其當時的境況如何，這種內(nèi)心的沖動是相同的。

　　回到學校，發(fā)現(xiàn)一切都大變了。學校很冷清，一條“徹底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巨幅標語貼在最醒目的地方。各種各樣的大字報在用各種各樣的觀點講著各種各樣的事。再沒有由校文革委與紅衛(wèi)兵指揮部組織的統(tǒng)一行動，又成立了另一些紅衛(wèi)兵組織。這些紅衛(wèi)兵組織顯然區(qū)別于以前那種紅衛(wèi)兵，加上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紅旗”、“井崗山”等各種前綴詞匯。而且各個紅衛(wèi)兵組織還有自己獨特的名稱，如：“紅旗公社”，“生死決戰(zhàn)兵團”，“千鈞棒”，“斯巴達克斯兵團”……大的有數(shù)百人，并與校外同類組織形成序列。小的幾人，十幾人。還有一個“一人戰(zhàn)斗隊”。這些紅衛(wèi)兵組織的成員，有的是從老紅衛(wèi)兵（當時老紅衛(wèi)兵因為不加前綴并與大多數(shù)其他紅衛(wèi)兵組織對立，已被貶稱為“三字兵”，這種改變是富于挑戰(zhàn)性與刺激性的，它不但蔑視了幾個月前那種“自來紅”的神圣與權(quán)威，甚至使人聯(lián)想到毛澤東主席，因為他那張著名的穿軍裝的照片上，就是佩戴著這種只有三個字的袖章）中分裂出來的，他們大多數(shù)是其中的工農(nóng)子弟�；蛟瓉硎擒姼�、革干，后來突然變成了叛徒、特務(wù)、內(nèi)奸、黑幫、三反分子、走資派家庭的子女。一部分是運動初期處于中間狀態(tài)的職員、手工業(yè)者、城市貧民或小工商業(yè)者的子弟。還有一些出身高級知識份子家庭、一向膽小文靜的女生，甚至有一批是運動初期的“狗崽子”們，父母自殺、被關(guān)被斗、被報紙點名的“從里到外”都黑透了的“黑五類”。他們有的還成為一些組織中很活躍，很有實力的骨干。大多數(shù)組織都有自己的油印工具、廣播器材、對外聯(lián)絡(luò)站及袖標、旗幟、印鑒、活動經(jīng)費及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幾條標準觀點——二十年后，當我見到他們中的許多人以及更多比他們年輕的人，以同樣的熱情，同樣的風格組建各種公司的時侯，感到又親切又熟悉又無可言說。

　　那時，學校黨組織已癱瘓，省委市委也處于招架、維持之中。并且，“資產(chǎn)階級”這個字眼，這個多少年來只因生活經(jīng)歷、社會職業(yè)、經(jīng)濟狀態(tài)甚至思想而用于特定的一部分社會成員的字眼，已經(jīng)用在他們頭上，而且是主要地用在他們頭上了。最先這樣用的，是我們?nèi)珖�人民都很崇敬的毛主席。這使這個本來就嚴厲又含混的字眼，又有了更多的解釋。我想，這對于長期置于它陰影之下的一部分人，無疑是一種寬釋與轉(zhuǎn)移。

　　我去過學校幾次以后，決定不留在學校搞運動。一個原因是，半年以來，我已和學校的運動保持了相當?shù)木嚯x，一切于我來說已變得陌生。另一個原因，是我在回武漢的那艘登陸艇上看了一場演出。節(jié)目非常簡單，就是一些歌唱毛主席的歌曲。樂隊只有一把二胡，一支竹笛，一把小提琴。但那音樂，那少男少女的嗓音，還有他們之間在演奏與歌唱時的那種和諧，不知怎么特別地打動了我�；蛟S是幾個月來看過太多的狂熱、凌厲、粗暴與恐怖，此時這些音樂變得格外溫馨美麗。我一直喜歡音樂，也做過音樂夢。學過二胡，小提琴，鋼琴，還作過曲，參加過學校的文工團。我覺得我能找到一種更適合我的革命方式與生活方式，那就是組建一個自己的文藝宣傳隊——那個時期，于我來說，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自由時期。

　　我找到我讀初中時校文工團一個關(guān)系很好的同學何帆（現(xiàn)在湖北省作家協(xié)會工作）。他當時在華工附中讀高二。如我一樣，他也一直游離于學校的運動之外。他父親是一個化工技術(shù)人員，解放前曾與朋友合開過一家藥店，因而成份定為工商業(yè)。他母親五七年被劃為右派，開除公職，發(fā)配到一個農(nóng)場勞動去了。他是一個很聰明，也很有文學、音樂天賦的少年。他的大哥是武漢歌舞劇院的民樂演奏員，曾去過日本、香港演出。聽了我的想法，他也很贊同。于是，我們擬定一個招生方案，決定在全市范圍內(nèi)招收宣傳隊員。我們將招生中的政治條件定得比較寬松。我們知道，許多有文藝才華的人，往往政治條件都不好。我們希望組建一個水平上乘的文藝宣傳隊，所以我們說歡迎一切愿意革命，愿意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同學，包括出身非勞動人民家庭的同學與我們共同戰(zhàn)斗，共同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它將是獨立的，不隸屬任何組織。我們?yōu)檫@支文藝宣傳隊起了一個名字“紅魯藝”——它的來源當然是延安的那個“魯藝”。盡管當時我們已經(jīng)知道，一些延安魯藝出來的藝術(shù)家們已被打成黑幫、修正主義份子，但我們還是取了這個名字。這個在今天看來已是很正統(tǒng)很革命的名字，在當時與其他火辣辣的名字相比，多少還有一點浪漫情調(diào)和小小的政治忌諱。

　　整個策劃完成后，我們便到武漢歌舞劇院及其他地方借了一些樂器，在湖北藝術(shù)學院要了一間民樂排練廳，在市委辦了革命群眾組織的登記手續(xù)并領(lǐng)到了一筆經(jīng)費……真是大革命了，一切按常規(guī)不可想象的事情，都可以辦得到了。只是有的順利一些，有的困難一些而已。十二月中旬，我們將幾份花花綠綠的招生廣告貼到司門口大橋，漢陽門輪渡碼頭，江漢路原《長江日報》社……那一年，武漢的冬天特別冷，雪化后又凍成冰，連漿糊也結(jié)了冰。我們只得將結(jié)了冰的漿糊先放在手心，用體溫將它溶化后再抹到墻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嶋H已不是墻，而是一層又一層大字報結(jié)成的板了。）就這樣一點一點地貼完一張，再去另一個地方……我們知道，我們在干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由自己決定的事。（當然，從今天的角度看，那時全國人民所干的事，其實都是由一個人或一種觀念決定著的。）那是文化革命開始以來，我們最自由、最熱情、最快樂的日子。

　　貼完招生廣告，我們又印制了宣傳隊員登記表，并作好其他相應(yīng)準備。到了招生那天，我，何帆，還有幾個原校文工團的同學早早來到湖北藝術(shù)學院那間民樂排練廳。那間排練廳大約有近百個平方，四周是花壇與冬青樹，后面是一個小小的湖，湖邊與花壇中有幾副石桌凳。排練廳里還有一架鋼琴，剛好可以用來考試……總之，一切都那樣正規(guī)，如同外面沒有那一場天翻地覆的震蕩一樣。湖北藝術(shù)學院也曾是我心中的殿堂，文革前，我曾多次懷著虔誠與崇敬的心情，到那里去聽音樂會，畢業(yè)生演唱演奏會。我也曾做過報考湖藝作曲系的夢，但這個夢隨著我考高中時，知道了父親的經(jīng)歷后結(jié)束了。我知道那時的湖藝已在鄉(xiāng)村社隊或工礦企業(yè)招收了一些連簡譜也不會識的學生。我沒想到的是，隨著這場疾風暴雨又撲朔迷離的運動的到來，我能以一個主考官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走進這座華中地區(qū)音樂藝術(shù)的最高學府�？赡艿竭@時，我才真正接受并切近了這一場運動。

　　招生進行得比我想象的要順利，幾天中有數(shù)百人來報名應(yīng)考。我們計劃組建一個比較正規(guī)的文藝宣傳隊，其中包括一個全建制的民樂隊：四把二胡，一把板胡（可以兼），一支嗩吶，一架笙，一支梆笛，一支曲笛，一架揚琴，一把阮，兩把琵琶，一架手風琴；
還有低胡及打擊樂；
一個聲樂隊（包括戲曲清唱）；
一個表演隊（舞蹈，曲藝，朗誦）；
并提倡一專多能。

　　招生中，我發(fā)現(xiàn)，在這洶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中，在這解放全人類的神圣事業(yè)中，竟有這樣多的精神流浪兒。這些十四五歲到十八九歲的少男少女們歷盡那么多于他們的年齡來說是太過于殘酷的打擊與折磨后，仍在苦苦尋找理解，溫情，尋找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愛與自己的生存之路。有的同學考完之后，也不管錄取沒有，便留下來幫我們做事：登記，刻鋼板，買飯，收拾屋子。有的自己沒考上，又去找自己的姊妹同學來考。有的則一連幾天都來，在一邊靜靜地看。也有兩三個一起來的，說要錄取就一起錄取……從他們填寫的報名表來看，這些人大多是職員、教員、小商、獨勞，以及資本家、舊官吏家庭出身的，幾乎沒一個正宗的“紅五類”。后來的接觸中，又慢慢了解到，他們中有我省著名京劇表演藝術(shù)家的兒子，有著名物理學家的女兒，也有個體豆腐坊業(yè)主的后代以及到那時為止依然關(guān)在監(jiān)獄中的國民黨軍官的女兒。還有一個是已經(jīng)下放到新疆，又偷偷跑回來的知識青年。

　　由于有各類樂器，特別是有了那架鋼琴，使招生顯得很正規(guī)。視唱，識譜，考察節(jié)奏、音準，在鋼琴演奏下跳舞唱歌或演奏樂器，還有表演與朗誦……同學們自選的考試節(jié)目，也五花八門。從當時最時新的批判劉少奇的湖北慢板，到高爾基的散文詩《海燕》，從舞蹈《大海航行靠舵手》，到民樂名曲《春江花月夜》……

　　招生結(jié)束，一支三十人的文藝宣傳隊成立。那時已是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了。天氣越來越冷，排練廳外面的冰雪一直沒有化，但剛剛相識的全體隊員卻以極大的熱情與溫情投入到排練中。幾個任務(wù)不多的同學則分頭準備演出用的服裝、道具、化妝品，并到外面趕制了隊員們的袖標與宣傳隊的旗幟。袖標上的字樣是“紅藝兵”，上面有一排小字：“毛澤東思想”。旗幟上的字樣是“紅魯藝”，下面有一排小字：“武漢地區(qū)中等學校革命造反宣傳隊”。大多數(shù)隊員是文革開始以來第一次戴上袖標，而且是這么一種新鮮別致的袖標。對于這樣一些漂泊了許久，承受過無數(shù)心理折磨的少男少女來說，我想這是一個溫馨難忘的時刻。

　　我們在湖北藝術(shù)學院一墻之隔的武昌實驗小學要了兩間教室，作為我們宣傳隊的男女宿舍。我們將課桌拼成幾個大統(tǒng)鋪，各人從自家抱來鋪蓋行李。這三十個少男少女從此就在一個更親密的空間中生活了。和許多人的居家環(huán)境比，它很簡陋很艱苦，常常連熱水都沒有，被子冷得象冰窟窿一樣……但大家都愿意住在一起。幾個月來的恐怖、高壓、孤獨、自卑、身不由主、言不由衷，在這里被一種家庭式的親情與溫暖代替了，被尋找到自己的價值，被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的興奮與自信心理代替了。況且，那個時代的少男少女從來沒有這么近地在一起生活過。

　　市委撥給的一點經(jīng)費嚴格地用于公務(wù)。大家的伙食、交通、醫(yī)藥甚至一部分演出用品，都是自費的。但這些，在那種時刻，人們想也沒有去想它。大家都盡心盡力地去做一切該做的事。排練廳安了一只北京烤火爐，便總是有幾個人早早起來去撮煤劈柴生爐子。舞蹈隊有一個叫“小妞”的女生，眉眼膚色都黑黑的，嘴角還有一顆痣，有點象電影《紅色娘子軍》中的瓊花，她總在大家還熟睡的時侯就早早起來，練一會功，便去了排練廳。等我們?nèi)�時，火爐已燃得旺旺的了。到了吃飯的時侯，一些同學會給那些還在排練的人去食堂將飯菜買回來，熱在爐子上。當時，隊員們各家的經(jīng)濟狀況很不一樣，有幾個特別困難的，常常連幾分錢的菜也不買，只吃從家里帶來的一點咸菜，或兩人共吃一份菜。排完節(jié)目的人，有的趴在鋼板上一張一張地刻樂譜刻腳本。另外的人馬上會去印刷、裝釘……沒日沒夜的排練期間，有一個星期天，我們宣布放一天假，回去見見家里人，換洗換洗衣物，拿些日用品�？傻搅讼挛�，許多人卻陸陸續(xù)續(xù)回到了排練廳。如初戀的情人不愿有太久的分離。

　　就是在那個下午，在那個溫暖的火爐旁，吃著有人從家里帶來的零食，突然有一個女生講起她的家庭，講起她幾個月來痛苦的經(jīng)歷，她后來哭起來，痛痛快快地哭著……接著，許多人也如她一樣敘說起那些招生表上不曾寫出的故事。此時此刻，并沒有誰如“憶苦思甜”會那樣強迫他們說出這些，我想，大約他們需要把這些壓迫他們很久的淤積傾倒出來，他們期望獲得真實的理解、信任與同情。

　　“紅魯藝”的第一場演出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天是毛澤東主席的生日。那個歲月，這是一個比其他任何日子都神圣的一天。演出地點在湖北藝術(shù)學院禮堂。這場演出是招待宣傳隊籌備組建過程中給了我們支持、幫助的各界革命戰(zhàn)友革命同志的，也給隊員們每個人發(fā)了十來張票，讓他們邀請自己的家人、同學與親朋好友來看。那天許多隊員的爸爸媽媽、兄弟姊妹都來了。對于他們當中大多數(shù)家庭來說，在那種非常時期，能坐在臺下看自己的孩子表演節(jié)目，其意義遠遠超出了一般的藝術(shù)欣賞了。

　　那天的演出很成功。那時的人們，已經(jīng)很長時間沒有看到什么演出，更不要說坐在這藝術(shù)院校的正規(guī)禮堂中看演出。各文藝單位早已斗得天翻地覆，電影院也沒什么電影看。所以，當大幕一拉開，那氣勢恢宏的、經(jīng)過改編作為序曲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樂一響，我就知道我和全體宣傳隊員們以及臺下的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觀眾們被感動了。這種感動與其說來自這首歌曲中那些歌詞的含義，倒不如說來自音樂本身的某種魅力。還有《在北京的金山上》那悠遠柔美的旋律與舞姿，《我是一個兵》的激越與歡快，還有那個改了詞的《老大爺揚鞭喜盈盈》，它本原是唱一位老大爺趕大車運送一群支邊青年的，現(xiàn)在改為送一群紅衛(wèi)兵去見毛主席，但這也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一群曾經(jīng)孤獨的少男少女，大家這么近地坐在一輛“大車”上，無憂無慮地在藍天下的大路上奔馳。還有歌舞《敬愛的毛主席》，那沙拜音，那手鼓，那維吾爾小帽和飛旋的衣裙及男演員大幅度的跳躍，以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歡呼，又讓人感到這是一群壓抑了如此之久的少男少女的狂歡節(jié)……這一切深深地感動了我。

　　音樂藝術(shù)常常能說出各人所需要的東西。

　　演出還沒有結(jié)束，就有人找到后臺，一個是湖北藝術(shù)學院某組織的，邀請我們過幾天與他們同臺演出。一個是某工廠的，他們廠成立一個群眾組織，希望我們?nèi)�為他們“宣傳毛澤東思想”。還有別的宣傳隊的，要來學習我們的節(jié)目……這一切都讓我們興奮。一群孤獨的漂泊者走到一起來，使自己這個集體變成別人尊重別人需要的集體，這在當時實在是一種最高的享受。

　　第二天，許多人一反常態(tài)地抽空回家去了，他們希望與自己的家人一起，再一次分享那種欣慰與滿足。在那風雨飄搖的時侯，這是比任何禮物都珍貴的一種東西。

　　就這樣，“紅魯藝”成立不到一周，就一場接一場地演下去了。有時一天兩場，有時一天三場。有時邀請單位會派交通車或卡車來接我們。有時那些單位沒有車來，我們便背著樂器、道具，舉著我們的隊旗，穿過長長的街區(qū)步行而去。直到那時，我們的宣傳隊還沒有明顯的派別傾向。從我們當時的演出的原始記錄看，有保守派組織，有造反派組織，也有中間派組織，還有尚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部隊及軍事院校。晚場結(jié)束之后，每每會碰到這樣的問題，邀請單位留我們吃夜宵，而我們又堅持不吃。雙方要上車下車拉扯半天。有時是吃完夜宵之后我們堅持要付錢，對方又堅持不收，你推我搡地又糾纏半天。

　　演出完后回到我們的寢室，是大家最快樂也最惆悵的時侯。遠離了喧囂的世界，遠離了火熱的舞臺，同學們常常會回到自己的心中。在這靜夜湖邊一隅，許多最本真的東西會翻涌上來。那個從新疆逃回的同學常在遠處拉著一支凄婉的曲子。那支曲子叫《金珠瑪米贊》，是藏民歌唱解放軍的。但經(jīng)他一拉，卻讓人聽得心里酸酸的。有人躺在被子里，讓“琵琶”（宣傳隊的一些人常被自己演奏的樂器命名）彈一支《彝族舞曲》——這是一些平日不能上臺的曲子——聽者和奏者便都沉浸在這柔麗憂郁的旋律中，如醉如癡。有時樂隊的幾個人也會合奏一些曲子自娛，那也是一些平日不能上臺的曲子。如“江南好”，“故鄉(xiāng)的回憶”，“二泉映月”以及當時已變成了修正主義的蘇聯(lián)的音樂……大家在音樂的默契與和諧中，在偷吃“禁果”的興奮中，在一種無言的交流中被感動著。我常能看到聽者與奏者的眼睛忽然濕了。

　　我朦朦朧朧地感到，一些隊員進入了初戀的情緒。這許多冰冷的心因聚集在一起而溫暖起來。

　　一月下旬，上�！耙辉嘛L暴”席卷到武漢。大大小小的單位紛紛奮起奪權(quán)。派別之間的斗爭愈來愈激烈。在那之前，我們宣傳隊盡管也有一些“造反造反，一反到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之類的節(jié)目，但那畢竟是空洞的，不涉及本地區(qū)派別利益的。我知道，包括我在內(nèi)的全體宣傳隊員們，都不會傾向于保守派。因為大家都是幾個月來，甚至十幾年來直接的，間接的，現(xiàn)實的或心理的受害者。但是對形形色色的造反組織，我們也保持著距離。盡管這時，因為我們“紅魯藝”的實力與影響，已有一些較大的群眾組織來串聯(lián)過，希望我們集體加入他們的組織（這一點很象后來辦公司掛靠某機構(gòu)），但我們一直沒有做這樣的決定。

　　那時，由各級政權(quán)及軍隊支持的保守派群眾組織，由于毛澤東主席及中央文革的態(tài)度，已處于收縮靜觀狀態(tài)。他們雖然不再張揚，但實力依然很強。奪權(quán)斗爭開始以后，使本已緩解的保守派與造反派間的沖突明明暗暗地加強了。造反派內(nèi)部的沖突也加劇了。在我們的演出中，也愈來愈多地聞到這種火藥味。常常會因為我們的某一句臺詞符合了某一派組織的觀點，而受到異乎尋常的歡迎。有時會僅僅為那一句臺詞而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甚至要求我們再演一遍。我們已經(jīng)到了必需選擇的時侯。這一點成了“紅魯藝”成立以后困擾我們的最大的問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晚，我們正在湖北省汽車配件廠演出（那是我們當天的第二場演出），有人宣布，說漢陽快活嶺一個單位的造反派組織奪權(quán)遭圍攻，有發(fā)動武斗的危險。我們當即便帶上樂器道具與汽配廠的人一道乘大卡車去出事地點。這是我們“紅魯藝”第一次具有戰(zhàn)地宣傳隊意味的行動。漢陽快活嶺，離市區(qū)有幾十公里路。發(fā)生沖突的雙方大約都請求了增援，成百上千輛卡車、交通車、吉普車馳往那個方向，很快就把那條窄窄的郊區(qū)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天很黑，又下起了雨，誰也看不見誰，更看不見出事地點究竟在哪里。象一次戰(zhàn)爭中混亂的軍事調(diào)集，數(shù)萬人，也許是數(shù)十萬人，被迫滯留在這暗夜的冷雨中。一些車輛企圖調(diào)頭回轉(zhuǎn)，于是公路便堵得更結(jié)實。雨越來越大，夜越來越黑，我們的隊員們用種種方法保護著自己的樂器。大家擠在一起，品嘗著戰(zhàn)亂中那更顯可貴的溫馨。過了子夜，前后依然沒有松動的跡象，我們便下命令：除部分隊員留下守護大型樂器和道具外，其余人棄車步行返回——那是“紅魯藝”的成員們至今也難以忘卻的一夜。對于那些十多歲的孩子們來說，那是他們一生中走的最長的一段路，又在雨中，又在寒冷中，又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里……樂隊隊員脫下衣服，包裹住樂器嬌嫩的部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身體強壯的男生與弱小的女生結(jié)伴。衣衫厚實的將衣服脫給衣衫單薄的……那是一次溫暖又悲壯的遠征。走了不遠，大家的衣服鞋襪便里里外外濕透了。從夜里一兩點鐘走起，一直走到天亮，才陸續(xù)回到實驗小學那兩間宿舍。有人病倒了，有人還強撐著去熬姜湯，有人生起火爐，為大家烤衣服，實驗小學的老師們還送來了熱粥……這一次遭遇讓大家吃了很大的苦頭，也品嘗到苦難中的友情。但這次行為本身，依然具有很強的游戲色彩，大家為什么一定要跑到那個荒僻遙遠的地方去，并沒有具體的利益驅(qū)動。

　　隨著奪權(quán)運動的發(fā)展，造反派組織之間的沖突越來越激烈。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長江日報》發(fā)表了一篇代表比較激進的造反派組織觀點的文章——《關(guān)于武漢地區(qū)目前局勢的聲明》。圍繞這篇后來非常著名的“二·八聲明”，全武漢的市民分為水火不容的“毒草派”與“香花派”。當然，也有一小部分人說不是毒草，也不是香花，是大白菜，因而成為“大白菜派”。保守派幾乎全是“毒草派”當然是無疑的了，一部分溫和的造反派組織，如當時著名的“三新”——新華工，新華農(nóng)，新湖大及中學紅聯(lián)，工造總司，也是“毒草派”。這是權(quán)利再分配中很有意味的一次分化組合。以后還有好幾次這樣的分化組合�！叭�新”都是以某一所大學為基地，向社會擴張的群眾組織。人數(shù)不算太多，但有較強的組織性與凝聚力。

　　“紅魯藝”的大多數(shù)成員也持毒草觀點。這大約是“二·八聲明”以較強硬的態(tài)度傷害了一些獨立的、弱小的群眾組織，使隊員們又一次感受到運動初期紅衛(wèi)兵的某種作派。我們所在的湖北藝術(shù)學院最強大的組織是持“香花派”觀點的二司，（全稱為武漢地區(qū)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相對原來老紅衛(wèi)兵那個司令部而稱二司。）我們不得不面臨與他們的沖突。在當時，這是一個誰也繞不過去的路卡。走到哪里，都會有人問你是“香花派”還是“毒草派”。為了這個今天看來極荒謬的問題，當時許多父子反目，夫妻離散，好友翻臉，甚至陌生人乘車坐船都會爭吵起來。武漢的街頭、廣場，天天都有無數(shù)的人為了這個問題辯論到深更半夜。那時還不興動手動腳，大家各講各的道理，各顯各的口才。這也成了許多市民的業(yè)余文化生活，吃過飯，便匆匆跑到街上去，一處一處地聽去，直到深更半夜，樂不思歸。有一次，我見一位踩三輪的老頭，將車停在一堆辯論的人群旁，一直聽到結(jié)束，然后又趕去聽另一堆。我想，這大約是武漢市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全民性的大辯論。很有一點羅馬廣場或英國海德公園的味道。

　　“紅魯藝”的成員們演出歸來后，許多人也出去旁聽或參加辯論，然后又把各種觀點、事實、反映帶回來。我不希望分裂，只希望能在心平氣和的討論中達到統(tǒng)一。后來證明我是多慮了�！凹t魯藝”的成員對于這個集體的珍愛勝于觀點的分歧。經(jīng)過幾晝夜痛苦認真的分析、辯論甚至爭吵，“紅魯藝”統(tǒng)一了“毒草派”的觀點。我們不想為了生存，為了一個舒適的環(huán)境，犧牲掉自由選擇我們思想的權(quán)力；
同時，更不想犧牲掉這個我們都很珍愛的集體。這次小小的風波中，除了一個人因為強烈的“香花派”觀點自己離去外，很快就過去了，并沒有留下任何裂痕。因為不久之后的時局變化，已使這場毒草香花之爭變得不很重要了。

　　就在這一段時間中，“新華工”司令部派了一個姓劉的大學生多次到我們宣傳隊來，動員我們集體加入“新華工”，直屬司令部，為司令部第一宣傳隊，可以駐進新華工校園內(nèi)，并提供相應(yīng)的物質(zhì)條件。

　　我們要就依然保持“紅魯藝”的獨立，但馬上就會陷入與湖藝“二司”的沖突，從而失去“紅魯藝”這個生存之地。要么就加入“新華工”。我們已別無選擇。又經(jīng)過幾晝夜的商議、爭吵、辯論，“紅魯藝”全體成員終于通過了集體加入“新華工”的決定——在這些復(fù)雜激烈的過程中，我們依然堅持演出。我知道，只有演出，才是我們最好的存在方式。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紅魯藝”告別了戰(zhàn)斗生活了兩個多月的湖北藝術(shù)學院，全隊遷到新華工，改稱“新華工司令部第一宣傳隊”。原來的“紅藝兵”袖標改換成組成火炬圖樣的“新華工”的袖標。在宣傳隊中，只有一部分人成為“新華工”的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發(fā)給了紅衛(wèi)兵袖標與紅衛(wèi)兵證。其余的人只有“新華工”袖標和“新華工”兵團證。我，何帆及很多骨干都只有兵團證。司令部還派來一個姓袁的大學生做領(lǐng)隊，類似黨代表一樣。我知道，我們又落入某種相似的制度中。但這些對我們來說，已經(jīng)不重要了。我已經(jīng)知道了我的地位、作用、力量與價值。我不會離開，因為我喜歡這支宣傳隊，并依然能對它發(fā)生影響。

　　三月，局勢急轉(zhuǎn)直下。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武漢軍區(qū)宣布了幾乎所有的“香花派”造反派組織為反革命組織，并逮捕了它們的主要負責人。已經(jīng)沉寂衰落的各個保守派組織又組建成組織嚴密、供給充足的一個全市性組織——“百萬雄師”。“三新”及其他溫和造反派組織立刻也處于劣勢。如同大革命失敗了一樣。那時宣傳隊每每演到歌舞《抬頭望見北斗星》時，臺上臺下都會有人哭泣。三月中下旬，“新華工司令部”宣布我們這支宣傳隊解散，各自回校復(fù)課鬧革命。對于“紅魯藝”的全體成員來說，“大革命”失不失敗是一回事，離開這支尋到自己精神情感依托的宣傳隊，重新返回學校，重新成為漂泊者是更痛苦的事。解散那天，許多人哭了。大家互相在日記本上寫下許多許多離別贈言。那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痛苦也最真誠的分別。那些離別贈言，在今天看來也是很有意味的。用今天時髦的語言來講，是在用當時那種特殊的“話語”，敘說著自己內(nèi)心的、純屬個人的真性情。當時已經(jīng)有一些隊員在默默相愛了，但那是一種極含蓄，甚至是極壓抑的愛。但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覺到。

　　沉寂了一段時間后，為了自身的利益，也為了捍衛(wèi)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因為武漢當時的那種形勢，顯然與毛澤東主席當時的思想及論述是對立的），“三新”等一批原先比較溫和的造反派組織，利用自己尚且合法的地位，開始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武漢軍區(qū)并張揚為“工人總部”等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組織翻案。被解散的一些群眾組織又重新聚合起來，為恢復(fù)名譽作出各種努力，主要矛盾又轉(zhuǎn)回到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了。斗爭越來越激烈，武斗越來越頻繁，規(guī)模也越來越大。

　　宣傳隊解散之后，隊員們并沒有回校鬧革命，（回過學校的人也知道，學校并未復(fù)課，也沒有幾個人在學校鬧革命）而是互相間頻繁地往來，今天到你家，明天到他家。在那肅剎的社會氣氛中，躲進自己所珍愛的友誼圈子。許多人已經(jīng)不能離開這個圈子了。

　　我和何帆都回到家里。有小道消息說，大學要開始招生了。于是我開始復(fù)習功課。幾個來家玩的隊員于是也拿了課本到家來復(fù)習功課。但我們只復(fù)習了幾天，便終止了。一是我們根本不可能靜下心來，二是外面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如同《青春之歌》中所說的：“整個華北，已放不下一張課桌了�！庇钟幸恍┬麄麝爢T來家，要求恢復(fù)演出，正式的理由是在這革命低潮時期我們要堅持戰(zhàn)斗；
潛在的原因是，我們希望在一起，過我們特有的那種溫馨又激越的生活。只有恢復(fù)宣傳隊，我們在一起才能合法化。我征求了許多隊員的意見，沒想到大家竟都要求恢復(fù)活動。四月，我們進駐“新湖大”（今中南財經(jīng)大學）恢復(fù)活動。這時，我和許多隊員已在這幾個月的經(jīng)歷、感受與思考中，有了更明確的情緒、傾向與觀點。我們的節(jié)目不再是一臺熱鬧精美的歌舞，而是有了一些觀點鮮明、形式激烈的節(jié)目了。如為“工總”翻案，打倒“武老譚”（指“武漢的譚震林”——陳再道），控訴武斗等等。我們經(jīng)常走上街頭，為絕食的，靜坐的，游行的人們演出。我們的演出開始具有了硝煙氣息，有時還充滿危險。在無法進行正常演出的時侯，我們還直接用大字報、大標語表明我們的觀點。我當時已經(jīng)有了大革命失敗后繼續(xù)斗爭的革命志士的那種感覺：興奮，豪邁，悲壯，甚至還有某種為正義崇高的目標獻身的沖動。

　　隨著武斗的升級，我們所在的湖北大學愈來愈多地成為進攻目標。校園里筑起了工事，一樓的窗戶用磚塊堵上，樓梯安了鐵柵欄門，樓上準備了許多磚塊石灰棍棒與食品。在這期間，我也親眼看見過幾次武斗的場面，第一次感到革命的酷烈。但我覺得，自己已經(jīng)漸漸堅強起來，和幾個月前，大串聯(lián)中，登陸艇上那個多愁善感的少年相比，已經(jīng)成熟多了。

　　在這場動蕩又充滿血腥氣的狀況下，我們努力堅持排練和演出。五月，“新華工司令部”來人，再次召我們返回，說司令部正在準備創(chuàng)作排練一部史詩性的、象《東方紅》那樣的大型革命歌舞，紀念文化大革命一周年，許多文藝團體的創(chuàng)作骨干也集中到了“新華工”。那時，“新華工”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裝備的精良，工事的堅固及人數(shù)的優(yōu)勢，已成為武漢地區(qū)造反派組織最后的一個根據(jù)地，被稱為“解放區(qū)”。我當時曾創(chuàng)作過一個名叫《解放區(qū)的天》的歌舞表演節(jié)目，用《兄妹開荒》、《解放區(qū)的天》等幾首延安時期的歌曲改編而成，表現(xiàn)武斗時期“新華工”造反派的樂觀勇敢精神。每次演出，臺上臺下都一片激動。

　　“新華工司令部”成立了一個正規(guī)而且龐大的創(chuàng)作表演團體，武漢許多專業(yè)演員都集中在這里。當時，這里也是全國許多著名文藝團體來演出的一個小小的“革命圣地”，如三軍文工團，勝利文工團……我在這里曾見到過許多著名的作家、作曲家、劇作家、歌唱家及其他表演藝術(shù)家。也在這里見到過周恩來，謝富治，還有阿爾巴尼亞的首腦謝胡。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因為“七·二０”事件的爆發(fā)而中止。

　　七月十九日，我們宣傳隊接到通知：將有重大武斗發(fā)生，校園內(nèi)，除敢死隊員之外，其余人員立刻疏散到華工俞家山后去。

　　夏夜的酷熱中，在山林與稻田的星星點點的螢火蟲的光亮里，數(shù)萬人悄無聲息地朝郊外撤離。宣傳隊在這撤離中漸漸走散。

　　當夜并沒有發(fā)生武斗。其后便是一系列極富戲劇性的變化。第二天，爆發(fā)了著名的“七·二０事件”。幾天之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宣布“七·二０”為反革命事件。全武漢的保守派組織一夜傾覆�！叭�鋼”（鋼工總，鋼二司，鋼九·一三）翻案。各單位紛紛成立政權(quán)機構(gòu)——革命委員會。權(quán)力再分配中再次爆發(fā)“鋼”“新”之爭。造反派組織以數(shù)月、數(shù)年的積怨追捕與報復(fù)保守派組織成員。又一批激進造反派組織被改組后的軍區(qū)取締。又抓了一些人，還傳出有一個叫“５·１６”的全國性的陰謀集團的小道消息……

　　“紅魯藝”最后一次大的行動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九月初。當時，我已厭倦了這勝利后好了傷疤忘了疼的各派火并，厭倦了中央一些撲搠迷離的口號與措施�！凹t魯藝”的宣傳隊員們在近一年的血火洗禮中已不再如原來那樣敏感，脆弱，孤立無援，而變得成熟，堅強，甚至世故、麻木。我們不再象以前那樣演出后堅持不吃夜宵，或堅持要交錢，而常常會對那個單位的伙食如何品頭論足了。因為這一群孩子們已經(jīng)看到那些掌了權(quán)的人是如何揮霍的（當然，與今天許多人的揮霍相比，那時的人們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的紀律性，凝聚力已不如原來那么強，因為外界對大家的壓迫已變得很小了。大家已獲得了獨立的生活能力與信心……這一切，都曾讓我感到隱隱的失落與悵惘。

　　九月一日，我們應(yīng)邀請去西安鐵路局演出。經(jīng)過兩天艱難的行駛，到達西安時，發(fā)現(xiàn)這座古城正陷入血與火的內(nèi)戰(zhàn)之中。這里龐大軍工企業(yè)的現(xiàn)代化武器，讓我們看到了比武漢更酷烈的戰(zhàn)斗。一堆又一堆在夏末的氣溫中變成了紫茄子般的尸體，有的還被割去了舌頭，剜掉了眼睛，截掉了四肢……到處都是讓人透不過氣來的尸臭……為了避免武斗的傷害，我們被安排住在遠離市區(qū)的鐵路線上的一節(jié)孤零零的軟臥車廂中。那是我們當中絕大多數(shù)人第一次坐軟臥，但不是在行進中，而是在一個荒僻冷清的停車場上。四周沒有人，也沒有燈光，只有許許多多的蝗蟲在鐵路邊的荒草叢中蹦跳，黃昏時，可以看到三五個鐵路工人在草叢中逮蝗蟲，他們有時當場就把它們一撕，吃掉它們肚子里的“蟲黃”……盡管兵荒馬亂，我和幾個同學還是去了大雁塔，小雁塔，爬上了殘破的古城墻。那時，這些千古名勝，見不到一個游人。

　　幾天后，我們只得繼續(xù)西進，到達青海省首府西寧。在這蒼涼曠遠而極寧靜的大西北高原上，我們“紅魯藝”作了它最后的幾場演出，然后又返回西安。

　　“紅魯藝”最后的解散是富于戲劇性的。在西安，依然住那節(jié)軟臥。我，何帆及另外的三個同伴，準備南下沿寶成線去成都、重慶。我那時突然渴望過一種自由漂泊的生活。其余的人有的返回武漢，有的將去別的地方。車廂里靜靜的，彌漫著一種悵惘與抑郁的氣氛，似乎大家都知道：這是“紅魯藝”最后的日子了。車廂蓄電池的電漸漸弱了，燈越來越暗，只剩下一絲紅紅的星光。女生們依偎著，但她們不再流淚。男生們沉默著，也不再嘆氣。十個月來，，我們幾乎經(jīng)歷了一生。有人在彈琵琶，那清麗哀怨之聲，又讓人想起了“紅魯藝”最初那些令人心顫的日子。那種單純，迷醉，忘情又投入的日子，往后不會再有了。但也不會再忘記。

　　夜深了，沒有人睡覺。車廂的燈終于完全熄滅了。這一群在風雨飄搖中走到一起來，又在風雨飄搖中分手的少男少女，各自在品嘗著甜蜜、痛苦、惆悵、歡樂、緊張與夢想。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們一行開始了西南之旅……

　　那以后，“紅魯藝”還有過幾次臨時性的聚集演出，但作為文革中一個完整又特殊的單位，從此不存在了。

　　在我準備寫這篇文章的時侯，竟鬼使神差地來了兩個“紅魯藝”的女生。我們十多年沒見了。她們現(xiàn)在一個做了經(jīng)理，一個在武漢大學教經(jīng)濟。我們一開口，話題便是我們當年的“紅魯藝”。她們說，真是難以忘懷。

　　告別時，我們決定近期舉行一次聚會，邀請所有能尋到的原“紅魯藝”的成員參加。到那時，或許又可以寫一篇續(xù)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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