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21世紀中國宗教學研究前瞻

　　我認為，到2l世紀，我國宗教學研究將會有一個超常的發(fā)展。

　　宗教研究本來是哲學研究題中應有之義。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把自己的第一哲學即關于有之為有的哲學宣布為“神學”；
黑格爾曾突出地強調過藝術、宗教和哲學之間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尤其是宗教同哲學的內在關聯(lián)；
我們中國歷來就有藝術、宗教、哲學統(tǒng)一互補的思想，《中庸》宣布“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鮮明地強調了宗教與哲學之間的相通性、一致性和互滲互補性；
我國當代哲學大師賀麟先生在談到“儒家思想的新開展”時更是明確地提出了藝術(詩教)、宗教(禮教)和哲學(理學)三為一體的思想(《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9頁)。可是由于種種原因，在我國，宗教研究(作為學術的)，特別是宗教學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沒有認真地開展起來，致使中國哲學的研究長期處于殘缺不全的“畸形”狀態(tài)。這種狀況只是到了最近階段才有所改變。

　　近20年來，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宗教學研究終于逐步開展了起來，不僅翻譯出版了一系列西方宗教學名著，創(chuàng)辦了專門性的宗教學學術刊物，而且北京大學還率先成立了宗教系，其他許多大學，包括武漢大學在內，相繼開設了宗教學課程，編著了若干宗教學教材，發(fā)表了一些宗教學論著，最近國家有關部門又把宗教學正式列為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在我國，宗教作為學術研究之一種對象的氣候業(yè)已形成，宗教學研究業(yè)已啟動，我國哲學研究的殘缺狀態(tài)開始有所補正。這不能不說是20世紀中國哲學發(fā)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宗教學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人文學科，其出現(xiàn)是相當晚近的，即使從繆勒1873年子《宗教學概論》中正式提出“宗教學”(science of religion)概念算起，也不過120多年的歷史，但是它在這120年間的發(fā)展速度是相當驚人的。就美國而言，迄今已有200多所大學，其中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都設置了宗教學專業(yè)或宗教學系。鑒此，有人甚而預測“21世紀將是一個宗教學世紀”，這雖然是一家之言，但無論如何仍不失為一家之言。這是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生產力的高速發(fā)展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消解人的生存焦慮，解決人的精神歸宿問題，反而使之更趨尖銳，這就為宗教或宗教學研究提供了廣闊的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既然我國正處于基于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的社會轉型時期，既然我國在未來世紀將加快現(xiàn)代化步伐，也就勢必會遭遇類似的文化問題、社會心理問題和社會問題，宗教和宗教學研究也就勢必會有一個超常的發(fā)展�？梢栽O想，到2l世紀，我國將會有十幾所乃至幾十所大學設置宗教學專業(yè)、建立宗教學系，我國的宗教學研究在哲學領域將會處于十分突出、十分顯赫的地位，成為一門“顯學”。將會大大縮小同西方先進國家的差距，甚至有望與西方國家同步發(fā)展。如果21世紀中國哲學研究有什么新氣象的話，這很可能會成為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表征。

　　因此，對于我們來說，問題不在于我國的宗教學研究在未來世紀有無可能超常發(fā)展，而在于如何使之更為健康地發(fā)展，使之更快地與世界宗教學研究接軌，更快地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要達到這一步，固然有許多事情要做，但是我認為，對于我們這一代宗教學工作者來說，當前最緊迫的是要解決宗教學學科性質的認識和科學與宗教辯證關系的認識問題。

　　首先應當更為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宗教學的學科性質。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的意思，其

　　一是說，要劃清宗教或宗教學研究同宗教信仰的界限。宗教學作為關于普遍本質和一般發(fā)展規(guī)律的概念系統(tǒng)，自然要關涉宗教信仰，但是，研究宗教信仰是一回事，信仰某一宗教則又是一回事，恰如科學哲學雖然相關于具體科學而并非具體科學，藝術哲學相關于藝術作品而并非藝術作品一樣。而且，在事實上，能否對宗教信仰和神學理論作宗教學思考，其關鍵恰在于研究者能否同自己的研究對象拉開并保持一定的“間距”(one remove)。當代宗教哲學家希克在其《宗教哲學》里強調這一點是完全正當?shù)�。反之，把研究宗教與信仰宗教混為一談顯然是不妥當?shù)�，顯然是對宗教學學科性質的一種誤解或曲解。這個問題的更深一層的意思是說，在宗教學研究中，我們應當進一步劃清宗教學同宗教研究和神學研究的界限。宗教學同宗教研究和神學研究無疑是有關聯(lián)的，但是它們之間也是有重大差別的。這是因為宗教學雖然研究宗教問題和神學問題，但它不局限于具體的和個殊的宗教問題和神學問題，而是

　　要求從較高的思維層次理解和考察它們。美國耶魯大學在“宗教研究”、“神學研究，，專業(yè)

　　之外另設“宗教學”專業(yè)，是耐人尋味的。惟有比較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宗教學研究同宗教信 仰、宗教研究和神學研究的聯(lián)系和差別，比較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宗教學的學科性質，才能同西方學者有共同語言和共同的研究規(guī)范，進行富有成效的宗教學對話，從而逐步縮小 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并進而達到與西方宗教學研究的同步發(fā)展。

　　當前，我國宗教學研究中需要解決的另一個重大問題，則是正確理解和處理科學與宗教的關系問題。眾所周知，宗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討論和處理宗教與道德、政治、文藝、科學和哲學等意識形態(tài)的辯證關系。就我國的國情看，探討宗教同道德、政治等意識形態(tài)的辯證關系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則是具體而深入地探討宗教同科學的辯證關系。科學技術無疑是推動中國社會和整個人類社會前進的一個最有力的杠桿，這是有目共睹的，無可否認的；
但是這絲毫并不意味著它是推動中國社會和整個人類社會前進的唯一杠桿。因為科學技術雖然能解決人類物質文明方面的問題，卻并不能完全解決人類精神文明或精神歸宿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的生態(tài)焦慮和死亡恐懼問題，而且科學技術本身還有個關乎造福人類抑或毀滅人類的發(fā)展方向問題。誠然，為確保科學技術沿著造福人類的方向健康發(fā)展，需要諸多社會力量和文化因素的協(xié)同作用，但是宗教無疑是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力量和因素。這樣看來，宗教同科學的關系是相當復雜的，不僅有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的一面，而且還有相互推動、相互促進的一面。本世紀以來，許多西方學者，如《基督教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作者韋伯、《宗教與現(xiàn)代科學的興起》的作者R·霍伊卡、《科學與宗教》的作者伊安·G·巴伯等，都對這一復雜關系作過具體深入的探討，是值得我們認真借鑒的。長期以來在我國頗為流行的一味強調宗教與科學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的觀點是有失偏頗的，也是有違史實的。請問，在世界上第一個正式的科研機構“英國皇家學會”里，究竟有幾個成員沒有宗教信仰呢?即使在該學會里擔任會長長達25年之久的牛頓不也既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又是一個偉大的神學家，既是《自然科學的數(shù)學原理》的作者又是《約翰啟示錄》的著

　　名的注釋者嗎?再者，在數(shù)百名諾貝爾獎得主中，徹底的無神論者究竟占有多大比例呢?當代西方著名哲學家懷特海在其名著《宗教與近代科學》中把宗教與科學看作現(xiàn)代社會進步的兩大杠桿，宣布“未來的歷史過程完全要由我們這一代對兩者之間關系的態(tài)度來規(guī)定”，雖然太過偏激，但也不是沒有任何根據(jù)的�？磥�，現(xiàn)在是我國宗教學家認真思考、辯證闡釋宗教與科學的復雜關系的時候了。

　　西方宗教學雖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但它畢竟只有120多年的歷史，還是哲學的一個非常年輕的相對獨立的分支學科，它在許多方面尚有待完善，它所取得的進步還是相當初步的。因此，我國宗教學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只要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實事求是，堅持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的正確方向，我們就有望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接近乃至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未來世紀完全有可能成為我國宗教學研究超常發(fā)展的世紀，成為我們中國人在宗教學領域施展才華的世紀。我國宗教學研究的前景是無限光明的。

　　（原載《現(xiàn)代傳播》1997年第1期，后為《江海學刊》1997年第4期和《珞珈哲學論壇》第二輯（遼海出版社1999年出版）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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