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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也是農(nóng)村改革三十周年。今天，又逢杜潤生同志九十五歲華誕。我有幸參加這個活動，感到高興。高興的是能夠來看看杜老，也會一會當年共同參與農(nóng)村改革的友好。

　　活動主持者安排，要我作一簡短發(fā)言。我遵命說幾句。我想說說改革的動力和領導對于推動改革的熱情問題。

　　我覺得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特別是農(nóng)村改革最蓬勃開展，中共中央連續(xù)發(fā)出五個一號文件那段時期里，有一些很值得我們提倡和發(fā)揚的東西。這個東西是我們黨的寶貴傳統(tǒng)，對于今天的改革尤為顯得重要。

　　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動力來自哪里？這個問題從農(nóng)村改革看得很清楚。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而是看到農(nóng)民的苦難，知道在當年實行的一系列農(nóng)村政策下面，老百姓的日子不好過，不改革不行。

　　1977年，浙江省委派我到紹興主持縣委工作。這年冬天，全縣年終分配報表匯總，我聽了心情非常沉重�；�本核算單位人均年凈收入84.2元人民幣�？鄢�口糧、柴草等實物分配和平時預支，一個農(nóng)戶分不到什么東西，許多戶要倒掛。社員一年辛勞盼年終分配，原來是這么一個結果！我心里愧疚，覺得對不起老百姓。我們黨領導人民打天下，暴力奪取政權，一切資源都控制到我們手中，一切由我們說了算。農(nóng)民除鋤頭、鐵耙是自己的，什么生產(chǎn)資料都沒有，也基本上沒有什么自由。“磨洋工”也要天天出工，出遠門要經(jīng)過干部批準。那么，既把一切資源壟斷在我們手里，能搞得好也罷了，但是結果老百姓日子不太好過。那還是江南魚米之鄉(xiāng)。全國集體經(jīng)濟搞得比較好的地方，尚且如此！怎么不令人深思？那時看到農(nóng)村兩大問題，一個是“吃大鍋飯”，平均主義，農(nóng)民沒有生產(chǎn)積極性；
一個是生產(chǎn)經(jīng)營單一，只準搞糧食生產(chǎn)。紹興有許多高產(chǎn)窮隊，畝產(chǎn)接近噸糧，但工分值每個勞動日只有一包“大紅鷹”（香煙），當時的價格是一角幾分錢。這種情況，農(nóng)民不找出路怎么行？知道農(nóng)民苦難的人，怎么不思索，怎么不尋找改革的路？這是從我切身經(jīng)歷說的。要知道，我們原來都是維護集體經(jīng)濟、公有制立場很堅定的。為什么后來投身改革，就是這么來的。因為知道老百姓苦。為了讓農(nóng)民從苦難中擺脫出來，不怕與黨在農(nóng)村的傳統(tǒng)政策相違逆，不怕去探索當時上級不允許做的事，不怕丟“烏紗帽”。

　　我國整個農(nóng)村改革，我想大體上也是這么來的。在中央，先有鄧小平、胡耀邦，及后來的趙紫陽、萬里（他們倆在地方工作時即大力推動農(nóng)村改革）這些深知農(nóng)民苦難支持農(nóng)村改革的領導人，有最關愛農(nóng)民又足智多謀，被我們一些地方農(nóng)村工作同志稱為“農(nóng)村改革總參謀長”的杜潤生同志。杜老說過一句話，“愛人民就要愛農(nóng)民”，這話我不會忘記。還有，杜潤生同志在他的農(nóng)研室里，匯集了一批來自農(nóng)村的優(yōu)秀分子。這些人許多還當過插隊知識青年，他們知道農(nóng)民疾苦。他們對黨在農(nóng)村的政策心里自有一桿秤。

　　由此聯(lián)想我們現(xiàn)在各級組織和干部的狀況，我個人就覺得遠不如那時候。剛開始改革開放時，我們各級組織和干部，許多人都是自發(fā)地思考老百姓的利益，千方百計想使老百姓的困苦情境能得到改善�，F(xiàn)在可不一樣了，一些干部說的比過去好聽，但做起來為人民服務的自覺性卻不如從前了。領導干部腦子里，真正想老百姓的苦難，不考慮個人仕途、不計較既得利益的人雖然還是有，但比過去畢竟少了。我個人總的感覺，各級領導層對于推進改革的熱情，已非當年。

　　這個情況與改革的氛圍也有關系�，F(xiàn)在的改革氛圍與上世紀80年代不同。那時經(jīng)過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解決“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思想路線問題，包產(chǎn)到戶后全國出現(xiàn)意想不到的大好形勢；
后來又有整黨，確實在全黨形成了思想大解放的局面。許多干部是，只要對老百姓有利的事，就敢想敢干。而現(xiàn)在不少干部的精神狀態(tài)，遇事是首先看上級的態(tài)度，不看對老百姓有沒有利；
重“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而輕腳踏實地幫助群眾解決難題。不要說中下級干部，就是一些地方高層領導，一遇改革敏感話題就不敢問津，反要讓你不要去碰。其實，改革的氛圍也要靠領導去營造。要靠領導自身對于改革的熱情地帶動，再加上認真做好思想工作。改革初期年代的干部，都能記起胡耀邦同志慷慨激昂地作過的公開號召：中央沒有想到的事你們可以想，中央政策規(guī)定沒有的事你們可以探索。他的那種激情和為改革不怕犧牲的精神，感染了當年的多少改革者！

　　所以，把今天的改革與我們至今記憶猶新的那個時期作比較，雖然有某些有利的條件，但我們的干部特別是我們指望去推動改革的各級領導層，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對于改革的動力和熱情不如那個時期。這是一個大問題。這是很不利于改革的。我看今天改革的領導問題，首先就是改革的動力和領導對于改革的熱情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大聲疾呼，從中央以至各級領導，要多深入到下層，到第一級，了解老百姓的困苦情形和要求。同時健全社會各種群體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機制，使之能順暢地反映群眾的利益訴求，進一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改革的原動力。

　　這次抗震救災，我們取得的階段性的勝利，給了我們很重要的教育。說明只要堅持“以人為本”，真正關愛人民，而且從中央起至各級領導都率先垂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那末無論多大的困難都可以為我們所克服。我想，我們應該從抗震救災拓展延伸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到改革開放。也像抗震救災一樣，各級領導都不怕艱難險阻，深入了解老百姓的苦難和呼聲。把那種應對災害性突發(fā)事件中體現(xiàn)的對人的關愛，拓展延伸到各個方面。特別延伸到當前和今后的改革�，F(xiàn)在都說“多難興邦”。我想“多難興邦”也是有條件的�，F(xiàn)在老百姓在相當大程度上還受到舊的不合理的制度的壓抑，迫切要求建設新的制度。我們如果不能體會老百姓在這方面的苦痛和要求，不重視改革，恐怕多難未必興邦。

　　為了深入了解老百姓的情況和要求，有一個全黨進一步加強調查研究的問題�？拐鹁葹�，弄清楚災害情況固然不易。而要弄清在繁雜的日常工作中，特別是生活在舊的不合理的制度下面的老百姓的困苦，更不是能一眼看穿。改革中面臨的許多情況，很容易被既得利益的部門和人群所掩蓋和歪曲，導致領導決策的困難和失誤。

　　再是，今天說老百姓的苦難，要從單純著眼于缺吃少穿、私人消費品供給匱乏的老概念中跳出來。現(xiàn)在說老百姓的苦難，不只是說老百姓溫飽問題。老百姓的溫飽，在有的地方、有的人群確實還是問題，不可忽視。但總體說，中國老百姓缺吃少穿、私人消費品極度匱乏的狀況已經(jīng)根本改變了�，F(xiàn)在說老百姓的問題，一方面是大量的民生問題，如對醫(yī)療衛(wèi)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公共產(chǎn)品供給的保障和均等化，以及某些資源應該真正為民所用、為民所有的問題。再一方面，民生問題也是民主權利問題。除了民生，老百姓還有更廣泛的民主要求。如老百姓要求真正有權管干部、管黨政官員，以及法律賦予他們各種應有權利的兌現(xiàn)落實等。真正了解今天老百姓的深層情況，他們中間不知有多少無奈、無助的事！他們心里深懷維護自身利益的迫切愿望和強烈追求。而我們相當多領導干部，對之卻了解很少，體會不深。甚至有的人還以為“國家”“政府”就有權侵害群眾的利益和權利。這正是我們多少年來信訪問題處理不好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群體性事件惡性爆發(fā)的根本性因素。

　　這里要強調，高層領導對于人民群眾的情況，必須定期或不定期地親身作深入系統(tǒng)的調查研究。調查研究這個詞現(xiàn)在用濫了。人們都把領導人視察指導稱作調研�？疵襟w報道，好像領導天天都在調研。實際上這種走馬觀花的調研，得到的信息十分有限，甚至多為假象。我們說全黨要進一步加強調查研究，著重是要求高層領導對人民群眾的情況親身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這種調查研究是領導向實踐者、向下層的求教，是為了知道真情，探求真理，獲得科學決策的依據(jù)。那必須是自己動手，舍得花時間，放下架子蹲下去，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使被調查者打破顧慮、開動腦筋，敢講真話實話。這樣的調查研究才會對領導有較大的幫助。這是作為真誠信奉黨的基本理論的領導人所不可或缺，也是黨培養(yǎng)各級領導干部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功。我們要大力倡導這樣的調查研究。特別希望中央和省部兩級領導，真正下功夫做這種調查研究。

　　說到這里，聯(lián)系說說中共中央連續(xù)五年制定五個一號文件那個時期，中央領導和農(nóng)研室，以及各省市區(qū)領導，在農(nóng)村工作方面的調查研究，確實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很值得今天借鑒。

　　中央制定五個一號文件的五次中央農(nóng)村工作會議，我都參加了。大概每次中央農(nóng)村工作會議之前半年或更多的時間，中央領導就要調查研究下一步農(nóng)村工作。他們下來都不是只幾天時間，至少是一星期、十天半個月；
都不是浮光掠影，而是系統(tǒng)地聽取下面的意見，總結下面的經(jīng)驗。中央同時要求各省市區(qū)領導也進行思考和調研。我們在省里搞農(nóng)村調查，都是一出去就半個月不回機關。唯一的是為了得到真知。杜潤生同志他們和農(nóng)研室的調查研究，則更有針對性和緊緊圍繞要解決的問題，工作更為具體深入。所以，那時期中央領導和各省市區(qū)同志對于農(nóng)村工作情況，基本上是每年都親自動手作深入的調查研究。

　　每次中央農(nóng)村工作會議，既是進一步調查研究的過程，也是發(fā)揚民主科學決策的過程。最令我們感興趣的是，每次會議都安排有讓各省市區(qū)同志面對面地與中央領導對話的機會。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田紀云等同志都到會直接聽各省市區(qū)同志意見。我們在會上發(fā)言，基本上不是唱贊歌，也不是只一般地表態(tài)。因為這不是中央開會的目的。我們發(fā)言，都是開門見山地反映情況和提意見，說真話實話，而且常常不乏尖銳的言辭。那時，確實沒有怕得罪領導或引起領導印象不佳的考慮。我們從內心里感覺得到，中央領導是真誠地喜歡聽我們的意見，所以我們提意見的積極性也高。這中間，杜潤生同志起著鼓勵支持的作用。所以，當時我們兄弟省市同志背地里議論，很欽佩杜老的高超的領導藝術。我們提意見，有的時候難免有片面或偏激，中央領導從來沒有怪罪過，有時只是耐心地做些解釋。

　　制定五個一號文件的每次中央農(nóng)村工作會議，都開得非常成功。每個一號文件都大大推動了農(nóng)村的改革和發(fā)展。這非常值得總結經(jīng)驗。我以為，這中間中央、省市區(qū)的領導和農(nóng)研室的深入系統(tǒng)的調查研究工作，以及在一定范圍形成的良好氣氛，能通暢地把老百姓的呼聲反映到中央決策層，從而也不斷地使領導獲得改革的原動力。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現(xiàn)在的改革所面臨的情況，比過去要復雜和困難得多。特別是改革的深化，涉及一些部門和人群的既得利益。這種情況就更加要求中央和省部兩級領導重視親身進行深入的調查，而不是單純地依賴部門和助手獲取信息。不然就很難避免受制于某些部門和某些人群，而為他們的立場所左右，自己缺少主心骨，以致對重大改革下不了決心，延誤改革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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