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教會史和基督教歷史觀

　　對教會史(基督教和基督教會歷史) 的重視與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我們對西方歷史和文化的態(tài)度,以及我們究竟想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西方,是滿足于表層的概況還是希望有深入和廣博的理解。應該如何在我們的外國史研究中給教會史定位? 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應該說明一下教會史研究在西方的演變和發(fā)展脈絡。我在這里基本上沒有涉及拜占廷和東正教的情況。

　　在西方,近代史學的出現(xiàn)在某種意義上是對中世紀史學的背離。中世紀史學是所謂的“世界史”或“拯救史”,認為世界的歷史和基督教的歷史是同一的,始自伊甸園里的亞當和夏娃,終結于“末日審判”。由尤西比烏的《教會史》開始,許多作者所編寫的歷史都會向前追溯到上帝創(chuàng)世和耶穌的誕生,然后才開始寫作晚近的歷史和記錄當時的故事,像6 世紀都爾主教格雷戈里的《法蘭克人史》所展示的那樣。這樣的范式要到18 世紀才被啟蒙運動的文化人所打破,宏觀的、帶有歷史哲學色彩的歷史寫作并沒有消逝,但是開始受到認真的質疑,以致今天的西方學者通常會認為宏觀的歷史研究(“全球史”或“世界史”) 是沒有專業(yè)水準的。

　　自從近代早期以來教會史的研究狀況經歷了幾次大的轉變。在16 世紀的宗教改革以后,新教的學者就已經意識到,歷史研究對于證明宗教改革的合法性十分重要。由于他們的教會學觀點強調區(qū)分神圣和世俗,他們的教會史研究不僅更加重視再現(xiàn)基督教會原初的傳統(tǒng),重視收集古文獻,而且開始注重專門化,譬如教父學、教皇史和圣經考古學,不再混同與一般的政治史。作為對新教歷史學者的回應,天主教學者也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歷史研究,整理和出版大量的原始文獻。教會史也在這一時期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出現(xiàn)。在羅馬,要到1714 年才首次設立教會史學科的教席。新教的大學在這方面的發(fā)展更加積極,早在1650 年,德國的赫爾姆施泰特就設立了教會史教席,這一制度很快波及德國其他的新教大學。18 世紀中葉以后,德國新教大學的教會史學科設置也被天主教大學所模仿,首先是在奧地利,然后在西方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不管是在新教還是天主教的西方大學,教會史學科的出現(xiàn)表明,基督教會的歷史發(fā)展和歷史特性得到人們的承認和關注,但是在通常情況下,教會史是被看成是神學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教會史自身也分化出一些重要的分支學科,諸如禮儀沿革史、教會法歷史和傳教史。從內容上說,作為對啟蒙運動蔑視和尖銳批評西方中古歷史的一種回應,19 世紀的教會史研究對中世紀宗教文化以及教皇制度的成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譬如,在英國作家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1776 - 1788 年) 里,西方的基督教化意味著迷信和野蠻的勝利,教會被看成是社會進步的阻礙。而19 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亨利•哈特•米爾曼的《拉丁基督教史》(1854 - 855 年) 對中世紀西歐教會有不少正面的描述,承認一些教皇的偉大和修道院制度對西方文明的巨大貢獻。

　　直到20 世紀60 年代,教會史在西方長期被看作是神學的輔助學科,是神學院系里與圣經研究、系統(tǒng)神學、宗教倫理學并列的學科之一。但是此后的情況有微妙的變化。民權運動,女權主義,反戰(zhàn)抗議活動以及對性、婚姻和家庭重新審視,都沖擊了教會史的研究,使得研究者轉而關注基督教歷史的社會語境,并對過去被邊緣化的問題產生濃厚的興趣,研究的中心由神學家、主教和教皇以及宗教會議轉向平信徒和基層的教會活動,對女性宗教人士的研究也得到加強。與此同時,在西歐和北美的一些高等院校,基督教神學專業(yè)失去其獨立地位,而成為廣義的宗教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似乎是和猶太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蘭教等宗教的研究地位和重要性相當?shù)囊粋�學科分支,而基督教歷史研究成為這樣一種基督宗教研究里的一個方面。教會史研究所受到的另一負面影響來自西方社會對人文教育一種新態(tài)度。在19 世紀和20 世紀初,西方歷史和基督教會歷史是精英教育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人們認為政府和工商業(yè)的領導階層需要在牛津、劍橋、哈佛接受文學、哲學和歷史學的教育,華爾街股票專家的教育背景經常是歷史學或文學。但是這種情況在20 世紀后半期發(fā)生了變化,法律和工商管理這些所謂的“專業(yè)訓練”學科成為向上社會流動的主要渠道。教會史和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在高等院校的地位逐漸被邊緣化,在資源分配上處于不利的地位。盡管如此,正如許多西方學者自己所堅信的那樣,教會史的教學和研究仍然是展示和傳播西方主流價值觀的主要學術平臺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學術界晚近對東方宗教文化和歷史的重視反映了他們的自信。站在我們的位置和立場,加強對基督教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恰恰在于它是理解西方文化必不可少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而對西方文化隔靴搔癢、霧里看花的糊涂認知,最終會極大妨礙我們與西方的溝通和交往。譬如,沒有對美國基督教各流派思想和活動的深入研究,我們完全不可能對美國歷史上的政治、文化和經濟問題有準確的把握。20 世紀的美國政治曾經有過幾次與天主教徒關系比較密切的重大事件�！胞溈ㄥa主義”所代表的反共高潮以及肯尼迪當選總統(tǒng)是眾所周知的,民眾和政府對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同情和支持則是曝光率不那么高的事件。但是在這些政治事件背后其實是天主教移民在美國社會的一段特定的歷史。作為在19 世紀才大批到達美國的群體,來自愛爾蘭、德國、意大利、波蘭等國的天主教移民長期被新教徒認為在文化上與主流的美國生活方式有距離,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和歧視。作為回應,美國主教團采取的策略是敦促天主教移民加速“美國化”,全盤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甚至鼓勵移民放棄原先的母語和一些傳統(tǒng)的生活習俗;在政治上要求移民尊重既定的秩序,支持政府的對外政策和對外戰(zhàn)爭,以強烈的愛國主義證明自己對美國生活方式的認同。天主教徒在美國的處境還因為梵蒂岡長期反對政教分離這一美國憲法原則而變得尷尬。如果我們脫離對美國天主教會歷史和教皇歷史的研究,很難理解為何許多天主教徒支持麥卡錫和佛朗哥,以及肯尼迪在競選中為何刻意淡化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

　　又譬如,如果脫離了對教皇外交史的了解,研究與歐美國家有關的國際關系史就很難全面到位,而教皇外交史的研究是不能脫離對天主教神學和法律等問題的歷史考察來進行的。

　　在外交關系和國際法的層面上,研究者似乎可以完全不考慮教皇使節(jié)的宗教身份以及教皇外交的屬靈性質。斯大林和邱吉爾都曾經以類似的方式表達過他們對教皇國際政治影響的懷疑:“教皇手下有幾個師?”1870 年意大利統(tǒng)一以后,教廷就不再是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主權國家,不過國際法逐漸對教廷、國聯(lián)和聯(lián)合國這樣的組織的外交特權予以肯定。美國這個西方世界的主要大國要到1984 年才與梵蒂岡恢復在1867 年因為國內新教徒的壓力而中斷的正式外交關系。即便如此,在20 世紀30 和40 年代以后,美國與梵蒂岡非正式的往來是美國在動亂西歐的外交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美國的天主教神職人員以及美國總統(tǒng)的私人代表,羅斯福和庇護十一和庇護十二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在對蘇聯(lián)進行軍事援助和保持西班牙中立等外交事務上,梵蒂岡給予了羅斯福有力的幫助(教廷協(xié)助他說服強烈反共的美國天主教徒支持對反法西斯盟友蘇聯(lián)的援助) 。而到20 世紀60 年代以后,由于梵二會議對教會學的修正,教皇外交的政治色彩逐漸淡化,道德呼吁替代政教協(xié)約成為教廷干預國際事務的主要手段;在限制軍備競賽和裁減核武器的國際論壇上,教廷擁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在70 年代,教廷也積極介入了美國與越南北方的和平談判。

　　對教會史重要性的上述認識與其說是學理的,不如說是從中西文化交流的實際需要出發(fā)的,甚至可以說是從考察國際關系的角度出發(fā)的。但是在史學理論的層面上,其實基督教的觀點還可以提供給我們審視人類歷史宏觀發(fā)展的另類角度———即使不是我們最終接受或采納的角度。這里我并不打算詳細論述基督教的歷史觀,只是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我的意見。

　　有些讀者可能還記得上個世紀70 年代的中譯本《世界史》(主要內容是歐洲歷史和文化) ,其作者之一是皈依天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卡爾頓•海斯。其實海斯的代表作并非此書,他的學術貢獻也不在于寫作暢銷的歐洲史教科書。他的經典作品是《近代民族主義的歷史演進》(1931 年) 。從天主教普世主義的傳統(tǒng)和歷史觀出發(fā),海斯對近代國家形成以來的民族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其實是批判了西方列強的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當然也包含對一次世界大戰(zhàn)這一災難的反思,并將這種具有消極意義的民族主義情緒的起源回溯到盧梭等西方思想家,對法國革命中興起的“雅各賓民族主義”以軍事手段推廣特定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的傾向做出了獨到的分析。另一位天主教皈依者、英國學者克里斯托弗•道森后來成為哈佛大學基督教文化和歷史的講座教授,和海斯一樣,他從天主教重視傳統(tǒng)與宗教的立場審視西方歷史,不過他所批判的是宗教改革以后出現(xiàn)、在啟蒙運動中得到發(fā)展的“進步”觀念,檢討了對“理性”的盲目崇拜。在他看來,西方文明興起和發(fā)展的真正動力是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的倫理、社會思想,近代以來的西方社會的世俗化實際上是損害社會發(fā)展的,只有將信仰和科學結合起來才能保障人類身心的健康和幸福。無論是海斯還是道森,都在西方受到一些學者的反駁,但是他們的思想在后現(xiàn)代的語境中又以種種形式被重新啟用,受到人們的重視和欣賞。

　　總而言之,在全球化的時代,加強對教會史和基督教歷史觀的了解和研究是我們認知和理解西方文化歷史以及當代政治經濟的必要環(huán)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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