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防止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反饋震蕩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過程主要給人的感覺是“極左”和“極右”都很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導致災難。一個正常的民主化道路，應該是社會民主主義(美國有時叫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美國有時叫保守主義)互補，就是溫和的左派和溫和的右派的一種互補，或者說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補。

　　西班牙的事情的確比較復雜。從時代來看，西班牙內戰(zhàn)前后的這段時期，也就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實際上是全世界范圍內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嚴峻挑戰(zhàn)的時期。那個時候不管東方西方，在凡爾賽體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國家都發(fā)生逆轉，變成不是左派專政就是右派專政。甚至原來在中世紀就有民主傳統(tǒng)的國家，像波蘭，像德國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紀就有所謂的自由選王制，所謂的城市共和、貴族民主制度，但在那個時期也發(fā)生了專制化傾向。那個時期保留下來的民主國家很少，除了美國、英國、法國和北歐的一些地方，其他的都垮臺了。有的是左派專政，像布爾什維克；
有的是右派專政，像希特勒。

　　而且左右派專政在今天看來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紀初，俄國當時的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就講過，黑色百人團，所謂的黑幫，俄國的極右翼，和紅色百人團，所謂的紅幫，極左翼，其實是差不多的，,做的事情都一樣。在當時的維特看來，區(qū)別只是他們所處的階段不同。按照維特的說法，極右派是已經墮落的專制主義者，而極左派是處于浪漫期的專制主義，浪漫專制主義到一定時期都會墮落的。而且今天看起來，東南亞也是這樣的。原來緬共、紅色高棉那些人，當年為理想主義不擇手段，搞得很恐怖。現在一旦沒了理想，唯利是圖同樣不擇手段。最黑的弄錢方式，比如販毒、賭場、綁票。原來緬共、紅色高棉控制區(qū)，現在盡搞一些比資本主義還要黑的東西。

　　從西班牙的具體情況來講，它在1930年代的悲劇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時期特殊背景下的社會矛盾特別尖銳，既得利益階層和社會下層的沖突特別嚴竣，加上當時國際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極左的和極右的極權國家都分別在拉這西班牙的左右兩翼。但是從整個人類歷史發(fā)展來看，造成這種現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寡頭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的互相反饋放大機制。其實也不光是西班牙有這種情形，拉美也是這樣一種情況。寡頭主義統(tǒng)治的時候用專制手段來掠奪大眾，使正常的市場經濟、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夠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們的機會，就又做得特別極端。要避免這個過程，我覺得要提倡一種非寡頭主義的右派，也提倡一種非民粹主義的左派。

　　民粹主義不等于平民訴求

　　在這個問題上要弄清的一點是，在轉型時期民粹主義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但是討論民粹主義應該把它和幾個事情劃分開來。第一，民粹主義不等于平民立場，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訴求。平民階層總是要有他的利益訴求的，而且這個利益訴求無論在什么時代它都有很大一塊可以和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完全兼容。民粹主義不等于平民立場的理由就在于，民粹主義者與其說是“平民主義”者，不如說是“整體主義”者。他們仇恨的其實是個性、個體、個人權利。實際上，他們不僅仇恨富人的個人權利，也仇恨窮人的個人權利。民粹主義者往往認為，他們崇拜的窮人或“人民”是一個整體，構成這個整體的任何一個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為這個整體利益犧牲掉的。西班牙戰(zhàn)爭時期左派的內斗也是以這個為理由的，為了“革命”的利益，包括工人、農民在內，只要不符合他們當時認為正確路線的人都是要倒霉的，而且他們屠殺自己人一點也不比對手溫和。所以我覺得民粹主義最突出的特征并不是我們一般講的仇恨精英而堅持大眾立場。其實他是堅持一種整體化的立場，仇視一切個人化的立場，既仇視富人個體，也仇視窮人個體。比如俄國的民粹主義就有這個特征，它是非常崇拜農民的，但是它崇拜的農民特指農村公社，民粹派認為那些主張單干的農民是“最危險的敵人”，民粹派主張壓制他們是一點也不手軟。他們提倡“整體”，而“整體”又是由他們來代表的。所以民粹主義不能把它和平民利益劃等號。在改革時期，尤其是在寡頭主導的改革過程中，堅持平民利益的訴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會農會運動等等，只要這些運動能遵守“群己權界”，就是一種正面的制衡。

　　第二，我們也要把民粹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分開來。歐洲民主左派一般都會提出福利國家的訴求，或者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訴求。這種訴求在歷史上和民粹主義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對立的。在很多國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民粹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論戰(zhàn)。我覺得實際上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很多方面都類似的，都是主張自由和民主是有邊界的，也就是嚴復講的“群己權界”的概念。

　　己域，就是在私人領域，—定要堅持自由原則，屬于個人的權利就是應該自由的。既不能被專制者個人所侵犯，也不能為所謂的多數或整體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領域，就應該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數意志的辦法來解決。但是這兩者是不能顛倒的。我覺得民粹主義也好，寡頭主義也好，一個共同點就是“群域無民主、己域無自由”。一方面以公權力為理由任意侵犯個人領域(民粹主義尤然)，另一方面公共領域又被個人或少數利益集團所把持(尤然)。公共領域沒有公共性，而個人領域也缺少對私權利的尊重。但是從歷史上看，個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還有一些模糊地帶，這個模糊地帶是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劃清楚的。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這個界限是一定要劃的。但正是因為這種模糊地帶的界限不能一勞永逸地劃清楚，所以往往是過了一些時間后又會有一個調整。所謂左派和右派在憲政民主制度下的一種正常的博弈，實際上是對“群己權界”中模糊部分的一種調整。簡單來說，比如說幫助弱者或社會保障，我們也不能說右派就不關心弱者，但是右派一般認為幫助弱者應該屬于個人領域，應該用自由或自愿的原則來處理，比如NGO、慈善。左派就認為應該是公共領域，應該用民主國家多數決策，切出一塊資源，用公共福利的辦法來解決。到底比重應該多大，并沒有絕對的答案。在—定的時期，通過憲政民主機制，比如說左派上臺就會把經濟上的“群域”擴大一點(倫里上則相反,西方左派通常主張在這方面擴大“己域”,例如同性戀自由等),右派上臺就會把經濟“群域″縮小一些(倫理上也相反)。但是這種縮小和擴大都有它的相對性�；�本領域的群己之分，憲政條件下的左右派是有共識的。人們對模糊領域的“群己權界”發(fā)表意見的權利也毫無疑問屬于個人領域，不管左派上臺還是右派上臺，這一塊都應該是自由。通過憲政民主程序左派上臺實行了高稅率，你不能抗稅，但是你對高稅率提出批評、乃至主張減稅的言論自由是完全有的。到了下一輪大家也許接受這個意見，就可能調回來。“權界”雖然會不斷地游移，但是“群己”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否則就會發(fā)生公權力越界，或者公共領域被個人專斷的情況。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兩者不能顛倒。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下，公共領域可以擴大，但前提是公共領域的公共性必須得到保障。你可以搞高稅收、高福利，但只能在憲政民主體制下，通過“無代表，不納稅”、“無代表,不開支”的方式來操作。否則,，如果某些專制者以公共福利為理由橫征暴斂，結果是“利不欲其遺于下，福必欲其斂于上”，二次分配并不真正具有公共性，這樣就搞成“負福利”了。

　　不能夸大“民主與自由的矛盾”

　　從西班牙這個例子，我們還可以看到一點，就是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這個時期，歐洲絕大多數國家都出現了民主崩潰的過程。從南歐地中海國家，巴爾干國家、中歐(捷克除外)國家，一直到波羅地海國家，比如我剛才說的波蘭。不管是天主教國家、東正教國家，還是新教國家，也不管是左派勢力大的國家，還是右派勢力大的國家，都出現了這樣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大背景，我就不詳細講了。但是有一點，很多人認為這種憲政制度在當時的毀滅是“民主推翻了自由”，我覺得這種現象不是沒有，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魏瑪共和國通過民主選舉把希特勒選上臺，這個民選的獨裁者就把憲政廢除了。但是從當時歐洲絕大部分地區(qū)來講，大概只有德國是這樣，其他國家憲政制度的崩潰都是通過政變、內戰(zhàn)等不民主的手段來實現的。也就是說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摧毀自由的過程都是通過專制的方式，不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民主擴張沒有邊界的確會對自由構成侵犯，但是我覺得歷史上更常見的，乃至在歐洲的這個時期更常見的，恐怕還是這種非民主的寡頭方式對自由的沖擊更厲害。除了德國選舉出一個獨裁者，,他上臺后取消了憲政，其他國家都不是。俄羅斯1917年也是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一幫民粹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組成的議會(所謂立憲會議)如果維持下去會不會也像希特勒那樣行事，這很難說。問題是最后布爾什維克出動軍隊，用武力把民粹派分子組成的議會驅散了。也就是說即使在俄羅斯，也不是民粹主義分子當選的議會通過民主的方式取消自由、顛覆了憲政的，它還是那些“極左寡頭”用赤裸裸的軍事暴力，把民選的結果推翻，用這樣的方式來實現“專政”的。應該講，在整個這一時期的歐洲，盡管很少有成功的憲政國家能夠很好地把握好自由和民主的邊界，實際上也就是“群域”和“己域”的邊界、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邊界，因此造成了許多坎坷。但是這兩者的矛盾恐怕也不宜過分夸張,好像有些人說對自由最大的危險就是來自過分的民主，或者有些左派把這話反過來講(自由太多破壞了民主)。從這段歷史來看，并不是這樣的。這些國家多數還是或左或右的寡頭(他們往往煽動民粹，但并不遵循民主程序)以暴力同時破壞了民主與自由。

　　另外，西班牙的歷史也的確揭示了從傳統(tǒng)到現代過渡時期的一些普適性特征。西班牙是個天主教國家，俄羅斯是個東正教國家，而中國和其他很多地方根本是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國家。但是在社會轉型時期，這種寡頭主義和民粹主義反復震蕩的過程是很多國家都出現過的。包括我們現在很多人講的“拉美病”,實際上也是指這種現象�！袄�美病”顯然不是前段時間很多人說的“新自由主義”能夠解釋的。許多拉美國家在歷史發(fā)展的很長一段時期具有強烈的民粹主義特征，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義，秘魯的貝拉斯科主義等等，當然也包括最近委內瑞拉的事件。其實過去拉美的軍政府通常也就是這兩種類型的，要么是民粹主義的軍政府，要么是寡頭主義的軍政府。

　　這些事件對中國的借鑒之一，就是要防止在轉型時期陷入一種民粹主義和寡頭主義反復震蕩、互為因果的怪圈。轉型時期要掌握好在民主和法治基礎上的“左”“右”互補，防止“左”或“右”極端勢力的出現。這點在轉軌國家比原來就是搞私有制的國家要更突出。因為轉軌國家什么資源都是控制在國家手里的，一搞起寡頭主義來，少數人掠奪公共資源，,社會不公往往會搞得很極端。但另一方面，正因為有“什么東西都是公有的”這一背景，民粹主義膨脹起來的確會把一切個人領域都沖垮，也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

　　理性資源與道義資源

　　另外，在轉型時期，道德資源對理性轉型的意義也是非常大的。因為在轉型時期，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在互相妥協的過程中，的確都需要理性。更確切地說是需要一種由道義呼喚出來的理性。不光是“浪漫的”西班牙人，德國人被認為是理性的民族，但在納粹時期也變得那么瘋狂。人性中是有瘋狂一面的。呼喚理性是憲政民主轉型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墒窃跉v史上我們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聰明”就能呼喚出來的，在嘩眾取寵的氛圍中，往往是最極端的人最有號召力，我們也都領教過這種現象。在這種情況下要避免瘋狂，很難說有什么萬應良方，,甚至也不能僅僅通過總結歷史經驗來解決。因為歷史經驗再怎么總結,就像昆德拉所說的，“歷史是不可能重復的，只有一次，等于沒有”。從歷史上看，在一個動蕩時代真正理智的聲音要能夠為公眾接受，它背后都必須有很深的道義資源。如果缺乏這種道義資源，那么往往越是激進的聲音就越有市場。像南非轉型時期，當時出現那么多的流血事件，那么多的沖突，像曼德拉這樣的人能夠出來，把黑人這邊的激進情緒(如當時“泛非主義大會”、“阿扎尼亞解放軍”鼓吹的)遏制住。一個前提是他原來為黑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誰也不能說他是膽小鬼。如果沒有這種經歷提供的資源，他再聰明，人家能聽你的嗎?

　　在西班牙民主轉型時期,“左”“右″兩派也都有這樣的人。執(zhí)政的佛朗哥這一派，像蘇亞雷茲這樣的人，根本就是和戈爾巴喬夫差不多的一種角色。他推動了民主過程，實際上他明知這一進程最后會導致他下臺，這是要有一種道德來支撐的。而且他在佛朗哥體制內也是個埋頭苦干的角色，在個人道德、操守上無可指責，保守派也無話可說。左派方面像卡里略、伊巴露麗這樣的人，他們也是呼吁和平，呼吁理性妥協。他們是從內戰(zhàn)中出來的，像卡里略是內戰(zhàn)結束時最后一個從馬德里撤出的人。這樣的人如果他要煽動暴力，那非常危險，但是他要呼吁理性，他也最有這個道義力量。如果“左”“右”兩邊都有這樣的資源的話，轉型過程就會比較順利。

　　但是這就意味著,歷史不能從任何必然性中尋求解答。因為能不能出現這樣的人、能不能積累這樣的資源，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講都不是確定的。但是我們可以講的是，如果在全面的轉型之前，這個社會能夠比較松動，老百姓的自由記憶、民間記憶，或多元化的文化資源的形成，這一點如果能夠做得好的話，那么以前的道德資源就有更多的可能得到比較好的運用。像曼德拉那樣的人，他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在前蘇聯也有坐了那么多年牢的人，可是體制就可以把有關于他的信息抹得一干二凈，大家都不知道有這種人。當然到了關鍵時期，這種道德資源也就不可能發(fā)揮什么作用。像我們國家以前也有不少這種人，但在1989年的時候，學生是完全不知道他們的。既然原來沒有這種積累，當時表現得最“勇敢”就最有號召力，最后的結果就是搞得不可收拾。如果有原來長期受難的那種人，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那個時候他出來呼吁理性、呼吁妥協是最有號召力的。但是如果體制把這種信息、這種資源全部都摧毀了，那到了一旦要發(fā)生變化的時候，這個變化往往就難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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