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定學：我向毛澤東上書批評“反右斗爭”

　　三年困難時期，我還是一個年僅十四五歲的初中學生，那時我曾給毛澤東上過一封反映農村真實情況、批評“五八年大躍進”、主張“包產到戶”的萬言書（見2006年第6期《炎黃春秋》《一個中學生向毛澤東上萬言書》）在萬言書中，我不僅對“五八年大躍進”提出了批評，而且對“五七年反右斗爭”也提出了直率的批評。那時右派已經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反右斗爭”也被稱為“偉大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可是我為什么還要冒極大的風險去批評“反右斗爭”，并為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鳴冤叫屈呢？

　　三年困難與“反右斗爭”

　　為了撰寫萬言書，我曾多次到農村進行調查，我在調查中發(fā)現，造成三年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浮夸風”。在“浮夸風”的影響下，全國各地農村都在大放“畝產萬斤糧”之類的“大衛(wèi)星”，中國的糧食產量突然在一夜之間“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公報），糧食獲得了“空前的大豐收”。既然糧食獲得了“空前的大豐收”，那么在上繳公糧時就必須按照“大豐收”的產量來上繳，但由于實際產量很低，于是許多農村干部就把農民們的口糧也作為公糧上繳了。由于口糧嚴重不足，于是在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里就出現了無米下鍋的局面，而農民們則不得不靠大鍋清水湯和野菜艱難度日。由于長期吃不飽肚子，營養(yǎng)嚴重缺乏，結果就造成了三年大饑荒和餓死人的悲慘局面。這種現象引起了我的深思，像“畝產萬斤糧”這樣的“衛(wèi)星”，絕大多數人都知道這是虛假的騙局，可是為什么在諾大的中國，竟然很少有人敢于站出來揭穿這些騙局呢？

　　我發(fā)現這種“萬馬齊喑”的局面與“五七年反右斗爭”有很大關系，在1957年4月開展的整風運動中，廣大知識分子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積極對黨和政府的工作及黨員干部的工作作風提出批評和建議，開展“大鳴大放”。但是僅僅兩個月后就風云突變，整風運動突然變成了“反右斗爭”，一場大規(guī)模的狂風暴雨式的反右派斗爭迅速在全國展開。許多在整風運動中“向黨交心”“大鳴大放”的人，許多提了批評意見和建議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時間，右派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和斗爭，并在一夜之間跌入了萬丈深淵。這些知識分子因為“向黨交心”、給領導提意見而被打成了右派，于是很多人都從中汲取了“禍從口出”“說真話倒霉”的教訓，變得謹小慎微、明哲保身、三緘其口，不敢提意見，不敢講真話；
還有一些人則變成了言不由衷的“兩面人”，他們人前說假話和套話，人后方敢吐真言；
而真正敢于公開講真話、敢于仗義執(zhí)言的人卻變得越來越少，幾乎形成了一種“知不敢言、言不敢盡、言者獲罪、聞者報復”的政治局面。在這種局面下，一些趨炎附勢、溜須拍馬之徒受到了提拔和重用，這些人巧舌如簧、阿諛奉承、大說假話、大唱贊歌，導致假話、大話、空話四處泛濫、甚囂塵上。正是由于假話、大話、空話四處泛濫、甚囂塵上，正是由于人們不敢講真話，所以當“浮夸風”“放衛(wèi)星”泛濫成災的時候，當“畝產萬斤糧”這樣的牛皮堂而皇之地登上黨報的時候，盡管有許多人心知肚明，但卻很少有人敢于站出來揭穿這些牛皮和假“衛(wèi)星”。正是由于反右斗爭所造成的這種惡劣的政治局面，正是由于極左之風橫行無忌，所以在短短的兩年后就釀成了三年困難這樣的大災難！

　　既然“反右斗爭”是一場“偉大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可是為什么經過了這場“偉大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之后，舉國上下竟然假話、大話、空話泛濫成災？為什么歌功頌德、阿諛奉承成風？為什么很少有人敢于講真話？為什么巨大的災難會接踵而至？這時我開始認識到，“反右斗爭”極可能并不像宣傳的那樣是一場“偉大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而是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冤枉的右派

　　假若“反右斗爭”真的存在著嚴重問題，那么那些在“反右斗爭”中被打成的“右派”們，會不會受到錯誤地打擊呢？他們真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嗎？這時我想起了我所熟悉的一些右派老師們，我曾在縣城的東關小學讀書，那時趙智海老師還不到20歲，紅紅的臉龐，大大的眼睛，經常穿一身學生裝，圍一條深紅色的圍巾，他朝氣蓬勃、聰明能干、能歌善舞，深受學生們的愛戴。趙老師是那么年輕，在他不到20年的人生道路上除了上學就是教學，可是這樣一個年僅20歲的青年竟然也被打成了右派！一個年僅20歲的青年為什么會突然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呢？更讓我吃驚的右派是傅中南老師，傅老師是我小學五、六年級的班主任，那時她已經是幾個孩子的媽媽，對我們也像母親一樣和藹可親。她對工作兢兢業(yè)業(yè)、認真負責，她是南方人，講一口南方普通話，惟恐我們聽不懂，在課堂上總是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為我們講解課文。那時我們經常參加勞動，她是老師，原本可以不用親自參加勞動，但每次勞動時她總是身先士卒，搶著累活臟活干。記得有一次我們班到火車站去運磚，她的手指被粗糙的磚頭磨得鮮血直流，雖然磚上留下了斑斑血跡，但她仍然堅持到最后。傅老師確實是一位兢兢業(yè)業(yè)、埋頭苦干、忠于職守的好老師，可是這樣一位好老師為什么也被打成了右派呢？后來我在一張大字報上找到了答案，原來我們班上有一個年齡較大的插班生，在農村勞動時入了團，由于她學習不努力，傅老師曾批評過她。沒有想到，這件事竟然成了傅老師的一大罪狀，理由是她批評了共青團員，而共青團是黨的后備軍，所以批評團員就是攻擊黨，于是傅老師就被打成了右派！一個共青團員不努力學習，老師好心教育她，老師反而被打成右派，我覺得傅老師實在是太冤枉了！

　　傅老師是冤枉的，那么其他的右派又是什么情況呢？1959年，我小學畢業(yè)后考入了縣一中，也接觸到了更多的右派，并對教育界右派的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了解到的情況更讓我吃驚，原來在全縣教育界，像傅中南老師和趙智海老師這樣的情況還大有人在！許多老師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大都是因為他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向黨交心”，真誠地對學校的工作和個別黨員干部的工作作風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或建議。例如某學校的一位領導常常不備課就去給學生上課，一位老師在整風中提意見說，學校領導應該先備課然后再去上課，不備課就去給學生上課是不負責任的，結果這位老師就以“攻擊黨的領導”的罪名被打成了右派！一中有一個歷史有問題的老師自殺了，有一位老師寫大字報說，假如學校領導能夠及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那么他極可能不會走上自殺的道路，結果這位老師也被打成了右派，理由是他“為歷史反革命分子鳴冤叫屈”！最令人可笑的是，一位老師在右派作檢討時打瞌睡，人們讓他發(fā)言，迷迷糊糊的他說：“他講得很好，我完全同意”，結果這位老師也被打成了右派！有一些老師性格比較耿直，喜歡提意見、喜歡仗義執(zhí)言，有一些老師在工作中與領導有不同意見，還有一些老師與領導有矛盾或個人恩怨，在反右斗爭中這些老師大都被打成了右派。例如一中的教導主任丁岳，由于與校長在教學工作上有一些不同意見，于是丁岳就被打成了一中“反黨集團的總后臺”，成為一個聞名全縣的大右派！一直到1965年，這樣的事情依然在重演，澠池高中的翟樹翰老師，本來已經摘去了右派帽子，但由于他與校長發(fā)生了一次口角，這個校長就立即召開大會把翟老師重新打成右派，并開除公職，送農村監(jiān)督勞動改造！

　　在了解中我還發(fā)現，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師大都是各個學校的業(yè)務骨干，有些甚至是很有才華的人。例如翟樹翰老師就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語文教師，他在講古文“飛將軍李廣”的時候，聲情并茂、動人心弦，許多學生都被感動得泣不成聲，課堂上哭聲一片！劉成鈞老師書法、繪畫俱精，縣城里許多單位和店鋪的招牌都是他書寫的，后來他的書法作品曾被送到日本展出。記得那時許多學生都盼望劉老師上課，因為他的板書就是很好的字帖，在劉老師的影響和指導下，我的同學中出現了不少字寫得很漂亮的小書法家。于惠臣老師原是某大學中文系的學生，由于在大學時就被打成了右派，后來被分配到我們學校教俄語，但多才多藝的他不僅俄語教得好，而且能拉會唱，在音樂方面也很有造詣……

　　通過了解我發(fā)現，在“反右斗爭”中有不少被打成右派的老師其實是冤枉的，他們根本不是什么“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而是一些勤奮工作、忠于職守的好教師，甚至是一些優(yōu)秀的人才！

　　可憐的右派

　　在那個階級斗爭的年代里，幾乎連小孩都知道階級敵人就是“地富反壞右”，由于右派已經被列入階級敵人的行列，所以這些右派的命運就發(fā)生了可怕的變化。他們原本都是受人尊敬的教師或知識分子，但是一夜之間卻跌入了萬丈深淵，這巨大的打擊對于他們無疑是滅頂之災！由于承受不了這巨大的打擊，不少右派萬念俱灰、精神崩潰，走上了自殺的道路，而更多的右派則不得不走進那長達二十多年的噩夢歲月！由于他們已經成了“專政對象”，所以他們的社會地位極其低下，他們幾乎成了最低等的“賤民”，這些“賤民”們不僅在政治上屢受折磨與打擊，而且在精神和人格方面也倍受屈辱。那時的右派幾乎成了人人唾罵、個個鄙夷的階級敵人，他們就像瘟疫一樣無人敢于接近，甚至連一些親戚朋友也與他們劃清界限、斷絕來往！那時對“地富反壞右”的政策是：“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由于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所以幾乎所有的人都可以任意斥責、謾罵、侮辱、欺凌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們只能像木頭一樣默默忍受，不敢表現出絲毫的不滿，否則就會遭到更加殘酷的迫害與打擊。在接踵而至的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中，這些右派分子們又被當作階級斗爭的“活靶子”“活教材”，受到了不斷升級的批斗、折磨與打擊。有些右派實在不堪屈辱，就忍痛撇下妻兒老小，背井離鄉(xiāng)，鋌而走險，闖關東、跑新疆，或者到偏僻荒涼的邊塞農村去當農民，或者到深山老林里去做苦工，他們在那里隱姓埋名、提心吊膽，過著像逃犯一樣的流亡生活。

　　這些人被打成右派后，不僅本人成了專政對象和“賤民”，而且家屬、子女及親戚也受到了株連。不少右派的妻子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隨丈夫到農村勞動，而右派的子女們則被列入“黑五類”，在政治上受到歧視，許多天資聰明的右派子女無法進入高中甚至是初中學習，他們在升學、參軍、就業(yè)、入黨、入團、提拔等方面都受到了許多不公平的對待，致使許多優(yōu)秀人才被壓抑、被埋沒，令人惋惜！為了免受株連，有不少右派的妻子與丈夫離婚，有不少子女與父母劃清界限、斷絕關系，致使許多右派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那時絕大多數右派都被開除了公職，送農村或農場監(jiān)督勞動改造，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們不得不去干那些笨重的體力勞動。由于他們是專政對象，所以他們干的往往是最臟、最累和最危險的活，許多右派被派去打掃廁所、挑大糞，還有許多右派被派去修水庫。有一年夏天暴雨成災，澠池的一個水庫大壩決口，負責搶險的領導就逼著右派們跳到洶涌的洪水中去堵決口，結果這些右派被洶涌的洪水奪去了生命！雖然右派們干著最臟、最累和最危險的活，但他們的報酬卻是最低的，所以這些右派們窮困潦倒、生活窘迫、度日艱難！傅中南老師后來被送到一個農村監(jiān)督勞動改造，有一次我在放學的路上看見了她，那時她骨瘦如柴、面色蠟黃，蓬亂的頭發(fā)上粘滿了黃土與草屑，已經襤褸得千瘡百孔的黑棉襖上露出了許多花絮，腳上趿拉著一雙破破爛爛的布鞋，肩上挑著一擔破破爛爛的糞筐，步履艱難地走著，不知道的人一定會認為這個蓬頭垢面的女人就是一個乞丐！傅老師原本是一個頗有風度的職業(yè)女性，可是那時的傅老師卻幾乎變成了一個乞丐！看著如同乞丐一樣的傅老師，我不禁熱淚盈眶！雖然幾十年過去了，但每當我回憶起這令人心酸的一幕，都忍不住流下淚水！看到這些昔日受人尊敬的教師和知識分子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的心受到了極大的震撼，我覺得這些右派們實在是太冤枉、太可憐了！于是我暗下決心，一定要為這些可憐的右派們說句公道話！

　　向毛澤東上書批評“反右斗爭”

　　通過了解我發(fā)現，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師大都是常年工作、生活在基層的中小學教師，他們所謂的“反黨言論”其實不過是對學校的工作、學校個別領導人的工作作風所提出的一些批評、意見或建議。平心而論，這些批評、意見或建議絕大多數都是正確的、中肯的和實事求是的，有些甚至是切中時弊的，而真正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極少。通過了解我還發(fā)現，他們之所以要提出這些批評、意見或建議，完全是因為他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向黨交心”，真心幫助黨整風，并非是企圖“整垮共產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這些老師熱愛教育事業(yè)，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yè)業(yè)，努力工作，他們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和聰明才智都無私地奉獻給了祖國的教育事業(yè)，事實證明，這些老師大都是勤奮工作、忠于職守的好教師，他們根本不是什么“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通過了解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在“反右斗爭”中，有許多老師和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完全是錯誤的，他們是冤枉的。那時我想，澠池只是河南的一個小縣，一個小縣的教育界就錯打了這么多右派，那么在全國教育界，在全國那么多行業(yè)里又會錯打多少右派呢？

　　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師和知識分子大都是勤奮工作、忠于職守的好同志，由于提了一些批評意見就對他們“一棍子打死”，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把他們置于“九死一生”的悲慘境地，讓他們受盡屈辱、折磨與打擊，我認為這是極不公正的，也嚴重違背了當初“言者無罪”的承諾。這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師和知識分子大都是各個學�；騿挝坏臉I(yè)務骨干，其中還不乏優(yōu)秀人才，把這么多業(yè)務骨干和優(yōu)秀人才開除公職，強迫他們到農村去進行勞動改造，讓他們白白浪費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青春年華，這不僅是對人才的摧殘，而且也使我國的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yè)受到了極大的損失，這是國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

　　通過了解事實的真相，通過對“反右斗爭”的認真反思，我深深認識到“反右斗爭”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確實把許多真正向黨提意見的好人打成了右派，確實造成了惡劣的政治影響。為了把“反右斗爭”的真實情況反映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為了幫助這些處境悲慘的右派，我決定把這些也寫入萬言書，1961年的夏天，我在萬言書中寫道：

　　“1957年下半年開始的全國性的反右斗爭……，由于基層干部錯誤地執(zhí)行了中央的政策，混淆了主次和是非，錯誤地打擊了一些真正向黨提意見的好人，結果導致人們明哲保身、不敢講真話�！保ㄒ�自“萬言書”第3頁）

　　當時右派已經被定性為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資產階級反動派”，反右斗爭也被定性為“偉大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而我在萬言書中卻對“反右斗爭”提出了批評，批評反右斗爭“混淆了主次和是非”、“錯誤地打擊了一些真正向黨提意見的好人”，在那個把反右斗爭看作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的年代里，我的這些批評確實是直率而又大膽的。但由于認識上的局限，我把“反右斗爭”的主要錯誤歸結到基層干部身上，這是不全面的。

　　1961年的暑假期間，我把這封萬言書寄給了毛澤東。由于給毛澤東上萬言書，結果我也像那些右派們一樣被打入了萬丈深淵，我被打成了“小彭德懷”“小反革命”，被開除學籍、團籍，送農村監(jiān)督勞動改造。和那些可憐的右派們一樣，我也度過了14年噩夢一樣的歲月，直到1979年，我的冤案才得到平反。作為一個小小的中學生，我深知自己的地位極其卑微，個人的聲音也十分微弱，但在那個嚴峻的歲月里，我對“反右斗爭”提出了大膽的批評，為可憐的右派們說了一句公道話，并喊出了壓在人們心底的正義之聲，我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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