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耕望：談史學論題選擇

　　新亞書院歷史系講座

　　講者: 嚴耕望 教授

　　日期: 一九八零年十月廿三日(星期四)

　　時間: 五時至六時三十分

　　地點: 新亞書院人文館十二室

　　研究歷史,首要的是選擇題目.就小范圍說,是一篇專門論文題;放大些說,是研究范圍,也可說就是:面.無論是一篇論文題或一個研究的廣面,對于研究的成績及其所發(fā)生的影響都有極大關系.關于此一問題,我想分下面幾點談論.

　　 (一)具體問題與抽象問題

　　歷史上的某些問題比較具體,某些問題比較抽象,當然這很難作絕劃分,但無可否認,可作大體的劃分,例如就大范圍說,學術思想文學藝術問題比較抽象,政治經(jīng)濟民族社會問題就比較具體.這其中也各有程度的不同,例如學術又比思想具體些,政制又比政事具體些.前輩學人中,如 陳寅恪先生喜歡講比較具體些的問題,少論抽象問題.這在俞大維先生寫的《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已明白講到.

　　綜觀陳先生的全部論著明顯的有此傾向.再如陳援庵先生,更是如此.他的《中西回史日歷》,不但具體,簡直就是一項機械工作,其功不細!我個人也喜歡研究具體問題.我的主要工作涉及兩大范圍,一是政治制度,二是歷史人文地理,都是具體性,少涉抽象性。

　　我認為研究工作,為把穩(wěn)起見,最好多做具體問題,少做抽象問題.研究具體問題,用可靠史料,下深刻功夫,一定能獲得可觀的成績,而且所獲成績比較容易站 得住腳,不容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說較容易成為定論;但抽象問題,雖然同樣用可靠史料,同樣下深刻功夫,但所獲成績就不一定能站住,也就不容易成為大家都接受的定論.因為具體問題的證據(jù)也比較具體,較容易作客觀的把握,需要主觀判斷的成份較少,但抽象問題的證據(jù)往往也比較抽象,較難作客觀的把握,需要主觀判斷的成份較多.主觀判斷的成份較多,在作者本身言,就比較容易走上主觀意向,作錯誤的判斷.在讀者而言,在其它的研究者而言,也各參入主觀成份,有不同的認識,作不同的判斷.因此人各有一是非,上焉者可成[一家之言],但很難得到大家都能承認的公論.然而一般人都比較喜歡講抽象問題,尤其現(xiàn)在一般青年更似有此傾向.這或許是因為對于抽象問題,容易發(fā)議論,提意見,講起來比較可以自由發(fā)揮想象力,甚至于僅得少數(shù)數(shù)據(jù),一知半解,也可以主觀的貫連,痛快淋漓的發(fā)揮一番,滿足自己豐富的發(fā)表欲,至于具體問題,總認為繁難,不易見功.但實際上,具體問題似難實易,抽象問題似易實難.因為具體問題,可以肯定的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抽象問題,雖然原則上也是如此,但不必如此.也許自己辛苦經(jīng)營,以為發(fā)千古之未覆,心滿意足,但他人看來可能付之一笑.

　　然則大家都擱置抽象問題不予研究嗎?我實并無這意.不過就一般人言,以正時弊.若是對于抽象問題實有濃厚興趣,自信天份極高,能見人所不能見,自亦可從事抽象問題的研究.不過要特別警覺,謹慎從事.天份高,功夫深,能謹慎,所得成果,縱然不能得到公認,但若能真正「 一家之言 」,也就是一項成就.

　　(二)問題的實用性

　　從事文史學科的研究,本不應談實用問題,不過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對于別的研究者有較大用處,并對一般人也有用;換言之,欲有較大影響力,就不能不考慮實用問題.論者本身成就的高低是一回事,對于別人是否有用是一回事,這兩方面往往不能謙顧,但也可以謙顧,關鍵是在問題的選擇.當然,實用性對于他人是否有用,也往往因為時代不同而有異,這是關乎時代學風的轉(zhuǎn)變.在前一個時期,某類問題很熱門,研究的創(chuàng)得對于他人可產(chǎn)生很大影響力;時代一過,若再研究此類問題,縱然成就很高,也可能無人去看,自然就談不上有影響力.所以就實用觀點說,也很難有絕對標準.不過就目前一般觀點,言國家大計、社會動態(tài)、人民生活、思想潮流是最為大家所關注的問題,在這些方面有重要貢獻,較易為大家所注意, 看重,便可有較大影響力.

　　二十年前,我在哈佛大學訪問,參加一次野餐會,大家談起中國學問,楊聯(lián)升兄說假若列舉一百個研究中國學問的學者,日本人要占五十個或以上,意謂中國人對于中國學術的研究成就不如日本人.我和李定一、周法高兩兄聽到,都有些反感.不過,我后來仔細分析,覺得聯(lián)升兄的話也不無道理.就深度而言,日本學人自然比不上中國學人,但在成績表現(xiàn)方面,中國學人就顯得比日本學人要落后.例如史學家,像 陳寅恪、陳援庵與賓四師的造詣,在日本學人中顯然找不到;但次一級成就的學人,成績表現(xiàn)很顯著,為人所重視的,在中國實在比日本人為少.我想這不關乎學問的深淺與程度的高低,而關乎研究方向.中國人做學問喜歡興之所至,不管問題是否重要,不管對別人是否有用,只就個人僻好去做,有時所涉問題與歷史大勢毫不相干,而一字一用的去鉆牛角尖, 用功極大,效果極小,自得其樂,而別人從大處看歷史,就根本用不上.這類論文在中國人著作中占相當大的比例,自然就被埋沒,不為人所重視,在國際上更得不到一席位.反觀日本學人的研究,大體上都就中國歷史上國計民生方面的重大問題下細密功夫.最顯著的成績,如經(jīng)濟史、佛教史、邊疆史等.中國人在這些方面: 經(jīng)濟史在較早期只有一位 全漢升兄可與他們相抗衡,現(xiàn)在也慢慢有些人跟得上; 佛教史盡管有一位 湯用彤先生,成就之高,非日本學人所能比擬,但畢竟太少.我們要想對于中國佛教史有個概括性觀念,還得要看日本著述,至于邊疆史更瞠乎其后,說來豈不慚愧?日本學人的工作,主要是肯下功夫,就其成就而言,不但境界不高,而且往往有不少錯誤,并用很有名的學者,引用材料,斷句有誤,也有根本不懂那條材料的意義而加以引用者,鬧出笑話.我最近看到一位研究唐宋史的日本名學者引用李白〈緊尋陽上雀相渙詩〉: 「邯鄲四十萬,一日陷長平」,作為唐代邯鄲人口殷盛的證據(jù),不知此句是用戰(zhàn)國時代秦趙長平之戰(zhàn),秦大勝,坑趙卒四十二萬的典故.我相信一位中國學者,尤其有很高學術地位的學者,斷不會開出這樣大的笑話.而在日本學人中就經(jīng)常見到,并不出奇.然而這不能深責異國學人.因為語文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他們讀中國古書,在速度上,在了解深度上,究竟趕不上,中國人讀自己的書,假若易地而處,我們更當慚愧萬分。

　　日本學人研究中國史,雖然境界不高,常常出錯,但他們的工作成果卻很有價值,能引起人注意,供大家參考利用,進而在國際上居很高地位.原因是他們研究的多是關涉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專治瑣細不相干問題的比較少.國際學術界所以重視日本學人的成績,固然因為日本是亞洲先進強國,西方人學日文遠在學中文之前,他們多是通過日本人的著作來了解中國學問,所以看重日本人的成就.但日本人的實用性也有絕大關系,不能一味說是西方人有偏見.就如我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人文地理,牽涉到政治、經(jīng)濟、社會、民族、宗教、文化,種種問題,參考近代人的著作,日本人的成績,可能不比中國學人的成績?yōu)樯?如果日文好,可用的地方可能更多.這總不能說我也有偏見再以我個人的成績而論,我已出的兩部書,《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與《唐仆尚丞郎表》,都是四冊百萬字的篇幅,也都是我中年時代的精心結(jié)構(gòu).然而無論在國內(nèi)或國際學術界,「制度史」所得的反應都比《唐仆尚丞郎表》為熱烈,有相當大的影響,而《唐仆尚丞郎表》除極少數(shù)的專家備用之外,恐怕很少人去看, 影響自然也很少!

　　其實就我自己評量,「仆尚丞郎表」的功力之深實遠在「制度史」之上. 「制度史」顯然有許多具體的、明顯的創(chuàng)作,但功力并非極深,只是能看出重要問題而勤務澈底的搜集史料, 并條理化而已!我常告訴青年朋友說,只要能如我一般,肯花時間,肯用心思,肯用笨方法,不取巧,不貪快,任何中人之資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 年之內(nèi)都可寫得出來;但「仆尚丞郎表」的內(nèi)容往往因為材料沖突與記載失誤,而須轉(zhuǎn)彎抹角,辨析入微,這些就非學力較?的人所能辦到,亦非乏耐性的人所能看得懂.自清代中葉以來,研究唐代人物的著作不下兩十家,論規(guī)模、論精密,自信這部書都遠過前人,然而卻影響不!大這不能怪人家不欣賞,而是對于人家沒有大用,只有在人家講到唐代某一人物、某一制度時,偶一取用而已.這是我自己所親身感受的例證.講學問?然不應有功利主義,也不到理會對人是否有用,但若是望辛勤的著作能得到學術界的大反應,就不能不考慮選擇論題的重要性!

　　(三)大問題與小問題

　　前一個時期, 前輩學人中往往談到研究問題的大小.有些人認為要小題大做,方能深入,有所發(fā)現(xiàn),使學術向前推進一步.這大抵是主張專精的一派,目的只在求真,不涉其它,所以認為一條筆記往往比一篇皇皇大文有價值.但有些人則認為要選擇大問題做研究,才有意義,縱稍有疏漏,也焦關重要,小問題不值得研究,縱然做得精審,也無大意義! 這大抵是主張通識的一派.照我的看法,這兩派意見,都很正確.但若各走極端,也都有很大毛病.前者走到極端,勢必走上鉆牛角尖一途, 發(fā)生瞎子摸象、見樹不見林的毛病.后者若走極端,很容易走上束書不觀,有的自建臆說,沒有踏實根據(jù), 有的攀附理論(不論是宗派主義的理論或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毫無實際內(nèi)容,這是浮薄的一途,,毛病更大!

　　我想,講大問題是應該的,尤其要重視我前文所說的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但也要用做小問題的方法去做.選做小問題也可以,但要注意到這個小問題是否對某一重大問題極有關系,或是其一部份;或者也說著手研究的個小問題,但心目中所注視的是某些大問題;問題雖小,但可供他人研究大問題之用,這也有積極意義.但這種意義因去大問題愈遠愈消失.至于應做主要的大問題或與大問題有關的小問題,則要視各人的才性、興趣、環(huán)境等等之不同而各異,不能一概而論.而偶爾做些不相干的小問題,以為自己娛樂的小玩藝,也無不可.

　　此外,我還有個想法.青年時代,應做小問題,但要小題大做;中年時代,要做大問題,并且要大題小做;老年時代,應做大問題,但不得已可大題小做.因為青年時代,學力尚淺,但精力充沛, 小問題牽涉的范圍較小, 尚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部精神去大做特做.這樣可以磨練深入研究的方法,養(yǎng)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為未來大展鴻圖作準備.若走上來就做大問題,要寫成長篇大論并不難,但要精彩則極難.自己學力未充時就做大問題,結(jié)果往往大而無當,并無實際成就,久而久之,習而為常,終致永遠浮薄,不入門徑! 中年時代,自己見聞已博,學力漸深,或可說已入成熟階段,而精神體力也正健旺未衰,換言之,已有做大問題的基礎,復有大規(guī)模辛勤工作的體力和精神.這是一位學人的黃金時代,所以他可選擇重大問題,做大規(guī)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達博大精深的境界,為學術界提供他可能做的最大貢獻.人到老年,學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謂學識已達最高階段,但體力精神日漸衰退,很難支持大規(guī)模而且精密的工作,所以只得小規(guī)模的做工夫,寫札記式的論文,最為恰當.因為他學力深厚,不妨就各種大小問題提出他個人的看法,是否有當,也不必認真提出實證.我時常勸告老年學人,不必寫煩重的研究性論文,只做語錄式的筆記,最為輕松,而可把他一生中對于各種問題的想法寫出來,待后來的研究者參考,縱不能代為進一步證明,也或許有啟發(fā)之效,薪火相傳,成功不必在己!

　　就我個人的工作而言,凡略識我治學方式的人,皆知我是走專精一路;但若能就我的作深入一層體察,便當了解我并不走偏小的路.我少年讀書時代起,就喜歡把任何問題都條理化、系統(tǒng)化.這也許和我的才性有關.我的記憶力極差,幾乎毫無記書的本領,但理解力也過得去.為應付考試,任何課程的教科書,我只極仔細的看一遍,而以條理系統(tǒng)化的題識或筆錄,以后只看題識筆錄,很少看全書,所以花的工夫不太過,也能得相當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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