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作為學問家的何滿子

　　何老，一路走好！

　　剛從信箱里取到這封信，看信封地址，是何滿子老先生的，卻不是何老字跡。我沒多想就抱著一大堆東西上了樓。坐定下來，一邊拆信一邊猜：怎么回事？沒想到抽出的是一張訃告。何老已經于5月8日去世了，遺體告別儀式就在今天上午9點。

　　認識何老，有十來年了。這十來年，我把自己出版的幾本書寄給了何老，而更多地是從何老那里得到贈書。剛認識何老時，他就已是八十以上高齡了，卻令人驚訝的高產，除最近這兩年外，幾乎每年都收到老人的最新出版物。何老學養(yǎng)深厚，但給人感觸最深的，是滲透在他所有文字中的核心信念——對人道主義、對民主政治的信念，是他嫉惡如仇的真性情。

　　我最遺憾的是，最終也沒有見過何老一面。2000年前后聽說何老夫婦要回一趟四川，非常高興。后來好像因為生病取消了行程。又過了一兩年，一次電話中問何老夫婦是不是還計劃來川，何老說是想來啊，可現(xiàn)在86歲了，出不了遠門了。

　　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去拜望。每次電話聽得出來，何老十分爽朗和健談。跟何老的夫人吳仲華先生沒有通過電話，但知道她的文章也非常漂亮，還討要過她一本寫動物的書，讀后很多同感。很想能見見兩位先生。但后來幾次外出參加會議的地點都不在上海方向�？晌铱傆X得還有機會的，卻忘了何老已經很高齡了�？涩F(xiàn)在，何老已去。

　　這里貼一篇舊文，紀念這位可敬的老人。

　　作為學問家的何滿子——讀《何滿子學術論文集》有感

　　肖雪慧

　　在我國，何滿子老先生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雜文家而享有盛譽。這種聲譽，他是當之無愧的，他的雜文十分高產，而且集作者的風骨、閱歷、智慧、學養(yǎng)和一針見血的洞察力于一體，格外有分量、格外耐讀。然而在我看來何滿子的重要性更在于他是一位通古今而博中西的杰出學問家。如果只關注他的雜文而忽視被其雜文家聲譽蓋過了甚至遮蔽了的學術貢獻，對于思想、學術界將是重大損失。何滿子的學問，我在讀他那些議題廣泛、見解精辟的雜文時已有感覺；
而他的學術貢獻，則是在讀到剛出版不久的三卷本《何滿子學術論文集》時強烈感受到的。盡管這個三卷本既不包括他已經出版的學術專著，早年的論文又因十年浩劫中全被抄沒而無法收進，收錄其中的只是近二十年間寫的學術文章，所以并不能反映何滿子主要的學術貢獻，但即便如此，這套文集無論就內容的豐厚或評析的深刻獨到而言，都令人嘆為觀止，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問題的探究上給人的方法論啟迪。

　　一．通過經典小說評析揭示社會風俗史和民族心靈史

　　我國幾大經典小說評析在文集中占了最大比重。這些評析寫于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大多距今一二十年了，但學界最近的同類研究未必達到何滿子的研究深度。其中所涉每部作品的評論都十分精湛、獨到。以《儒林外史》為例，何滿子對其內涵作了如是表述：小說假托寫明代，“展示的卻是清代中葉十八世紀的社會風俗畫。它以封建⑴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狀態(tài)為中心，從寒士如何在科舉考試中掙扎以揭露科舉制度的不合理，從這個制度奴役下知識分子的丑陋靈魂下手進而諷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聵無能，地主豪紳的貪吝刻薄和趨炎附勢，附庸風雅的名士的虛偽卑劣，以及整個封建禮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藥，乃至城鄉(xiāng)下層人民都在這種糟糕透頂?shù)纳鐣�秩序下被毒化，靈魂扭曲得不像樣子。因為筆鋒所向，主要對知識分子，所以名‘儒林外史’，其實所輻射的卻是整個社會。又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制度和風習的凝固性，這部十八世紀的風俗畫也照亮了整個封建社會，至少是封建社會后期的各種色相。”⑵寥寥數(shù)語，直達小說核心，并高度濃縮地概括了小說展示的廣闊社會畫面及豐富的歷史涵蓋量。至于《儒林外史》的藝術特點，他指出，吳敬梓結束了直至《紅樓夢》仍承襲著的宣講體敘述骨架而開創(chuàng)了小說新格局，讓生活直接和讀者見面，由人物當著讀者表現(xiàn)他們的活動。作為刻畫人物靈魂的巨匠，吳敬梓“三言兩語就簡捷地奔向戲�。褐灰獛坠P，一個人物就在紙上活躍起來，如同生活中的活人那樣行動起來了，人物內心的隱秘全部揭開了。讀者無須知道人物的歷史，可是就已經認識了一切，詩人在刻畫他們的特征性片刻活動時，已經將他們生活的本質全部攝取在里面了。吳敬梓善于將光度集中地照射在人物活動中的喜劇性的頂點，抓住這剎那，一下子就將人物的丑相徹底曝光�！雹怯捎凇度辶滞馐贰返摹盃T照力達到了形成當時社會風俗的底蘊，它的洞察力穿透了人物活動的內心隱秘，剝出了鑄造人性的社會機制”，這使其不僅是當時社會風俗的寫真，也是各色人等心靈活動的真實圖景，“將往古來今的社會風俗和心靈活動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在作家的藝術思維之內了”。⑷如此精辟的作品內涵概括、藝術特征揭示和思想成就總結，沒有廣博的學術背景和深入的研究功夫，是作不出來的。說起學術背景，何滿子是十分深厚，研究面也極廣，不僅早年就從事文藝理論、古代小說、中國思想史、民俗學等學科研究，1955年被擱置不用之前還在大學教授過西方文學史；
至于評價《儒林外史》時功夫下得之深，不僅基于對文本的仔細研究，還基于對作者生平和思想情感、作品產生時代乃至此前整個專制時期社會狀況、精神狀況的深刻了解，以及對我國此前古代小說創(chuàng)作特征的研究。

　　評《儒林外史》是如此，評《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紅樓夢》等作品也莫不如此。這使他就每一部經典小說的思想和藝術價值所作的總結都有很高學術價值。但我以為這還不是何滿子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最重要之處至少有兩方面：通過作品評析解剖社會歷史和民族心靈以及在作品評析中對方法論的重視。其中，對方法論的重視使他的解剖準確、中肯，令人信服。

　　文學應能反映社會的風俗史和民族的心靈史，這是何滿子文學觀的核心思想。他對經典小說作了全方位評價，但重心在于揭示作品展示的社會風俗史和民族心靈史，而他的評析本身則構成對社會風習和民族心靈更深入的再剖析，比如就《儒林外史》所作的上述整體性概括便已經深深融入了他這方面的思考。同樣這部作品，他還通過具體人物分析把社會狀況和民族心靈剖析引向縱深。其中，透過考了一輩子科舉的范進老年中舉后喜極而瘋，何滿子以“卑微的靈魂承受不了突如其來的喜訊”，與他透過整個中國文學缺乏悲劇這一現(xiàn)象而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相映襯，這個結論就是：中國人因傳統(tǒng)文化、社會制度的捏塑已經變得缺乏承擔悲劇的氣概。通過揭示承受悲劇和承受大喜能力的普遍喪失，把民族心靈孱弱、精神萎頓的不幸事實直接置于讀者面前，并深刻透視了導致這一不幸事實的社會的和歷史的根源。但對社會狀況和民族心靈作的最令人震撼的解剖，是在就阿Q這一藝術形象所作的分析中，特別是在解析魯迅關于“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黨），既然革命，就會做的”這一邏輯的歷史根據(jù)時。他指出阿Q形象的巨大概括性，它概括了小農經濟及其意識下中國人的靈魂或曰國民性。這種國民性乃專制制度及其與之高度耦合的傳統(tǒng)文化長期作用的結果。既定秩序正常運作時，有著阿Q式靈魂的人物是這一秩序的順民；
一旦社會秩序脫出軌道，平時被壓抑而得不到實現(xiàn)的欲望便蠢蠢欲動且有了實現(xiàn)的機會，所以一有革命必作革命黨，非如此，想要“鳥男女”跪地求他的心愿沒法兌現(xiàn)，錢財寶物輪不到他享用，各色女人不能由他挑肥揀瘦任意選用。一旦眼界大開，權力在握，欲望跟著膨脹，這些未見世面時的原始欲望也就朝向更具野心的方向變形。所以“處于倒楣的卑微狀態(tài)的阿Q自然是一副阿Q相，飛黃騰達起來的阿Q自然會儼乎其然，帶有神圣的光圈，但靈魂不變，只是放大了變形了而已。”一句“靈魂不變只是放大變形而已”，道出了我國數(shù)千年歷史中反復上演的權力易鼎活劇中弄潮兒的靈魂真相。他從卑弱的阿Q稍有小勢時爆發(fā)的低劣欲望和對更弱者的殘忍邏輯地推出飛黃騰達后的阿Q會作些什么，正如歷史上農民暴動得手后“都要殺同伙、殺功臣哥們、殺知識分子，殺無辜百姓，阿Q也不能不如此，這是國民性注定了的”。⑸這里又是寥寥數(shù)語，便把已經被歷史證實了但人們并未正視或不敢正視的社會現(xiàn)實和人的心靈這雙重殘酷真相抖落出來。而且，就革命提供給阿Q們滿足種種原欲的機會與阿Q們一有革命必加入之間的邏輯關系，抖出“革命船變成權力船”的真相，并就此順帶揭開所謂“樸素階級感情”的實質：投靠革命黨“能使自己躋身于使老爺們和鳥男女們害怕的陣營……，他怎能不對革命‘神往’呢？”⑹雖說“順帶”，但絕非不重要�！皹闼仉A級感情”這一在近半個多世紀中作為兼有政治和道德雙重正面評價意味而制造出來的意識形態(tài)用語，與其他大量同類用語一起弱化了國人本來就不甚健全的理智和道德感，并嚴重阻礙了人們政治意識的覺醒。然而即使在我國思想界對流行意識形態(tài)進行審視和清算之時，此說也仍然逃逸于外。是何滿子以其飽含睿智和勇氣的神來之筆揭了它的底，而他的揭底不僅是對既往的民族心靈的銳利解剖，更戳破了遮蔽人心智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新式魔咒。值得注意的是，對“一旦有革命阿Q便會做革命黨”這一邏輯的歷史根據(jù)以及諸如“樸素階級感情”之類進行的揭示，表露了這位稱得上世紀老人的杰出學者對中國式革命的性質的看法：在上述國民性為底色的情況下，在革命船可以與權力船等同的情況下，革命無論以什么名義進行，最終都脫不開權力之爭的實質因而不觸及既有社會體制的根本，這使得治亂循環(huán)成了中國歷史必陷其中的怪圈。

　　二．以合理的方法推進研究

　　何滿子研究問題時對方法論極為重視。他認為，生活有多廣闊復雜，文學就有多廣闊復雜。基于此，他堅決反對無論是根據(jù)任何“先行”的主題去裁剪生活還是用某種“先行”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去駕馭生活的企圖，指出后者將某一表現(xiàn)技法（諸如黑色幽默、意識流、魔幻主義等）夸大為藝術創(chuàng)作原則，勢必犧牲生活的多樣性；
前者則淹沒和涂改歷史真實，封閉作品內涵的豐富性，曲解作品的歷史涵義。他擯棄形形色色的簡單化和線形思維，主張從作品出發(fā)但同時要從社會精神現(xiàn)象的全盤基礎去考察作品，看它如何受社會精神現(xiàn)象、當時各階層意識形態(tài)的復雜關系影響，又如何反映出社會精神現(xiàn)象，“從全局理解局部，也從局部輻射出全面�！雹苏�是這種方法論的嫻熟運用，澄清和糾正了許多簡單化導致的流行結論。譬如針對把作品高下與時代直接掛鉤的流行看法指出，盡管藝術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愈益呈現(xiàn)出隨著時代向前推移而提高的基本傾向，但又有并非與時代同步、后來作品未必超過前代的不平衡規(guī)律。例如，主要以一流文人為作者的唐代傳奇小說無論在藝術水準還是思想內涵上都高于宋代興起直至包括明清才子佳人型的市人小說，前者風格高華質樸，價值觀上傾向于否定門閥制、世俗禮法；
后者因大量使用情節(jié)以外的藻飾而文風浮艷，思想傾向上，以明清之際才子佳人小說為例，是對晚明反禮教、要求人性解放思潮的反動，或禮教統(tǒng)治和反禮教統(tǒng)治之間一種折衷性的妥協(xié)⑻。在具體作品評價上，他反對形式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小說理論，尤其反對庸俗社會學對作品作微言大義的理解，反對大而無當、牽強附會的結論。什么孫悟空大鬧天空象征了起義領袖反對封建王朝，保護唐僧上西天取經代表著向統(tǒng)治者投降；
什么《紅樓夢》是寫階級斗爭的政治小說，等等，這類長期壟斷文壇的說法被何滿子一一揭開了它們的不著邊際和荒謬。就《紅樓夢》，他一反眾論，通過作品提供的場景和藝術形象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作品描繪的是一個大家族在內外錯綜矛盾中走向衰頹的歷史及其毀滅的必然性。所以，賈氏家族的命運及其經歷具有典型性，是幾千年中“無數(shù)鐘鳴鼎食的大家族，推廣而至各個王朝”在正常情況下都要經歷的，盡管這一過程表現(xiàn)不盡相同但實質無異。而無論一個家族或一個王朝的敗落，都并不意味著一種制度的終結�！罢f一個家族毀滅就宣告了封建社會必然崩潰的歷史命運，從《紅樓夢》的形象本身言，是沒有根據(jù)的，也不是曹雪芹藝術思維中本來具有的內容�！雹拖襁@樣集實事求是精神與高屋建瓴和具穿透力的歷史眼光于一體的評論在文集中比比皆是。它們糾正了庸俗社會學、特別糾正了出于某種政治需要而對作品進行的隨意歪曲，在還作品以本來面目的同時挖掘了作品真實而豐富的內涵。其中對《水滸傳》，他視之為以梁山聚義故事為線索提供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社會風俗畫，至于這部風俗畫的整體意向，他是這樣概括的：“在這樣一個社會中，不甘雌付的草野人士去當強盜的合理性，公道正義不在封建王朝的范圍中而在于強盜世界……。小說只是憎惡這社會制度的不公平，抒發(fā)平民的憤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無意于徹底砸爛這部統(tǒng)治機器�！彼�指出這種心態(tài)乃市民心態(tài)，其間包含的倫理觀也基本上是市民式的。就是說《水滸傳》呈現(xiàn)的是市民意識的社會風俗史。這與幾十年間盛行的從階級斗爭角度詮釋《水滸傳》的流行評定迥然有別。而“市民意識”定位，恰恰是排除了大而無當?shù)碾A級斗爭詮釋法，實實在在從作品本身、也從史實出發(fā)的結論。他依據(jù)對梁山好漢落草前的身份結構及各自落草原因的具體分析，以無可置辯的事實否定了所謂《水滸傳》表現(xiàn)了地主與農民的基本矛盾，主題是農民起義的定論。他指出梁山好漢的落草并非全是被逼，逼法也各有不同，有被大官逼得走投無路的小官，有被先上山的不擇手段逼上山的，有行俠仗義惹下禍而落草的……，林沖作為逼上梁山的典型，逼使他落草的矛盾與地主官僚壓迫農民無關，而是任何社會都有的、同一階層內部可以大量發(fā)生的強者欺凌弱者現(xiàn)象，“打不上什么階級烙印”⑽。正因為上梁山原因各不相同，呈現(xiàn)出的社會風俗畫才具有百科全書式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析中國社會的“三國氣”和“水滸氣”以及它們何以長留中國社會時，何滿子的評論及其運用的方法尤其值得重視。他指出由中國社會具有“三國氣”和“水滸氣”所標志的作品深廣影響是由小說本身的力量與產生小說的土壤，即中國社會特有的文化性質的力量共同形成的。他此前評價《三國演義》時就指出《三國演義》已經成了一種滲透全社會的文化現(xiàn)象。之所以如此，小說成就固然重要，但更大程度是由小說本身以外的許多原因造成的。他特別指出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因素，這就是，《三國演義》故事發(fā)生的東漢時期距羅貫中成書的元明之際已有一千多年時間差。他提醒，這個時間差至關重要。綜合何滿子的相關論述，注意這個時間差一來有助于準確理解三國文化現(xiàn)象的生成，二來有助于對羅貫中的藝術成就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就前一方面，他作了如下精湛之論：在數(shù)百乃至上千年的悠長年代中， “人們在傳述三國故事的過程中，已經將各種歷史時期的思想意識、政治、倫理、歷史評價標準、人生價值觀，統(tǒng)統(tǒng)附益在歷史故事之中。”到羅貫中成書時，“圍繞著《三國演義》已經粘附了以漢族為主的幾乎全部中國文化�！边@使小說得以廣傳，而小說的廣傳又孳生和粘附了超過小說容量的更多的文化內容。⑾由于小說接受了一千多年各階層人士評價和解釋三國史的意識積累，使其“歷史觀、政治倫理觀以至人生價值觀具有歷時性全民共識的意義，因此它比任何正史更起了塑造人們的歷史觀、政治倫理觀的作用”。⑿于此，中國社會長期具有“三國氣” 這一文化現(xiàn)象的復雜成因便明晰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與此同時則表明了小說的深廣影響并非全系于它自身，只有剝離出產生深廣影響的非藝術因素，才能對作者的藝術成就作出合理評價而避免不虞之辭。這種通過對作品本身及其包括歷史文化、民族意識、作品產生過程等因素在內的綜合考察得出結論的方法，同樣運用到了中國社會的“水滸氣”原因分析和《水滸傳》藝術成就評價上。他指出水滸文化的遺傳密碼與三國演義文化一樣，不單由小說形成和傳播，也借助于戲劇、民間說書藝人等多渠道形成和傳播。而價值觀上與官方價值相抵牾的“水滸氣”長留中國社會，根本原因在于，水滸故事宣揚的江湖義氣代表了一種對社會中下層有極大親和力的道德觀。盡管《水滸傳》在歷史上屢遭查禁，卻阻止不了它在中國社會、特別是在平民中流傳。因為它意味著一種為平民所認同的“在人際關系中值得向往乃至可以依靠的行為規(guī)范。依靠這種規(guī)范，人們能在通常的社會秩序和法律力量之外找到保護、自救和互濟的力量�！雹汛颂幖跋嚓P評論，思維嚴密，持論公正，給人以深刻印象。一方面通過指出民間集社結黨和黑社會人物將水滸英雄當旗幟和楷模，揭示了這種以“義”為核心的行為規(guī)范與黑社會的聯(lián)系，但另一方面并未簡單地將其貶斥為“暴民意識”。透過上述引文，可以清晰感受到他強烈的歷史感以及對專制社會中平民處境的深刻了解：這些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下層民眾在通常社會秩序和法律體系下是最無助的一群，他們往往只能在這個體系之外去尋求“保護、自救和互濟的力量”。由此，表明了“水滸氣”所代表的具副作用的行為規(guī)范在中國社會的產生和長期留存有著合理的、至少是應該對其作同情理解的社會和歷史緣由，并暗示了盛行于我國各朝代尤其宋明以來的秘密結黨和黑社會乃專制制度堵塞了社會中下層訴求渠道的必然產物。這種同情的理解和歷史主義態(tài)度，在近期某些學者就《水滸傳》發(fā)表的洋洋大觀的著述中是不怎么見得到的，而這些著述中的新銳之見，何滿子早就深刻表達過了。

　　作為學貫中西的學問家，何滿子的研究并不限于中國文學，他同時對西方文學史也作了很深研究，并在研究中有意識地進行著兩種文化比較，通過比較研究引出的結論不僅饒有趣味，而且見出作者基于豐厚學養(yǎng)的大視野。尤令人欽佩的是，已是高齡的他與時俱進，不僅關注著近現(xiàn)代各種文藝思潮，西方近現(xiàn)代出現(xiàn)的主要哲學流派也沒有逃逸于他的視野之外，諸如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學派等等，他都有獨到而深刻的評價。我印象最深的是對自然主義和精神分析學的批評。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它們一個用生理解剖社會，一個用心理解剖社會，而這兩種看似相反的路數(shù)到最深層，“就在動物性——本能——性欲這一點上會師了”�？蓜e因為何滿子批評它們就以為他是拒絕新見解的冬烘先生，事實上他充分肯定了自然主義包含的合理因素，承認人性中包含動物性、病理會影響心理直至性格、遺傳密碼與性格形成不無關系，主張在考察人生問題時可以給生物、遺傳、病理等因素以適當位置，但他維護事物特別是維護人的豐富性，反對把任何因素推向極端，他指出自然主義正是將某些因素絕對化而走向了“唯動物史觀”。⒁他高度評價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對精神活動的深層探索和對性格、行為、心理秘密的開掘，肯定了對精神分析學運用得當可以深化人物、豐富文學表現(xiàn)力，并對創(chuàng)作心理和審美關系的研究有積極作用，同時令人信服地指出該學說存在著運用過當而滑向“唯性史觀”的傾向，這種傾向最終導致對人性和人生的徹底簡單化認識。這些評價極具功力，充滿智慧，而且即使從專業(yè)角度看，也遠比許多號稱這方面專家的人更專業(yè)。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肯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對某些類型的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機制作了精辟、深刻和有趣的探索、判斷和假設的同時指出其以偏概全和消泯正常與病態(tài)之間界限的嚴重誤區(qū)，他說：“病理學和生理學是有區(qū)別的，變態(tài)心理學和常態(tài)心理學也不能等量齊觀�！薄胺彩蔷哂兴季S活動能力的人都有發(fā)狂的可能，但不能認為每個能思維的人都是狂人�！雹舆@些界限恰恰是現(xiàn)今某些研究者所無視的，而且其中一些追逐時髦者與其說他們無視界限，毋寧說是以混淆“病理學”與“生理學”、混淆“變態(tài)”與“常態(tài)”、混淆“發(fā)狂的可能性”和“狂人”為思想深刻的標志——如此“治學”，就不單是方法論有問題了。

　　何滿子始終堅持的方法論原則，歸結起來大致如下：反對任何形式的簡單化而主張對人性作立體化理解，對生活作多方面把握，把特定作品或特定文化現(xiàn)象置于錯綜復雜的社會歷史關系中進行考察；
反對微言大義、牽強附會和出于政治需要對作品進行蓄意歪曲，而是根據(jù)文本提供的意向實事求是加以評價；
反對非歷史的評價態(tài)度而是以歷史主義的眼光看待歷史現(xiàn)象……等。其實，這些原則本應是治學的正道，但半個多世紀以來政治干預和種種誘惑下的浮躁對學術研究輪番施加破壞性影響，我國學界已經很少對此有所重視，更別說像何滿子這樣有意識地和嫻熟地運用了，學術泡沫甚至胡說八道的偽學術大量產生也就在所難免。

　　三．銳利的社會批判

　　何滿子不僅學養(yǎng)深厚、治學嚴謹，而且現(xiàn)實感很強，稟持良知而履行著社會批判職責。他的雜文無疑體現(xiàn)了社會批判職能，即使上述提到的那些專業(yè)性很強的文學批評中也可見出銳利的批判鋒芒。但我以為最有力度的社會批判見諸于文集中就我國當代文藝史上的理論、事件所作的辨析，其中涉及的都是重大而敏感的問題。比如，伸張文學的自由精神，為文學的獨立性作論證，揭露實用主義政治尤其是權力政治對文學的摧殘，揭示我國幾十年文學何以經歷一條艱辛和帶有血腥的道路，等等。其中，《論胡風指控的“五把刀子”》對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作了集中表述。文章開篇就挑明所論問題“是一場文學受難于政治的悲慘歷史”，指出使胡風遭逢逆運的是權力對文學進行嚴密控制的體制。他揭出權力控制文學，目的不是為了文學事業(yè)，“而只是為了維護統(tǒng)治的合法性”，所以這種體制實行的是與文學的精神決不相容的家長式統(tǒng)治，通行著“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霸道原則。這種體制下，什么創(chuàng)作自由、文學獨立性、藝術真理……，是沒有立足之地的。胡風想跟這一體制的家長和代辦們爭辯藝術真理，爭文學的自由空間，他當然在劫難逃。胡風受難，不過是提前十年充當了“文革”預演中“祭旗的角色”。權力政治的殘酷和它帶來的災難就這樣通過何滿子一只鍵筆觸目驚心地擺在了人們面前。而權力政治的荒謬則被他以辛辣的言辭作了十分確當?shù)慕衣叮阂粋�人有了權就天然擁有了一切，“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什么都備于一身，而且在文學上也是絕對權威”。人們對這種荒謬是不應感到陌生的，它至今活著并且不知趣地自我表現(xiàn)著。在另一篇關于胡風的文章里，他就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新潮論調所作的批駁發(fā)人深省。這一論調稱“如果胡風勝了，上了臺，文學局面也一個樣，或許更壞”。何滿子首先指出既有體制下胡風決無可能上臺，也就無從進一步妄斷上了臺是好是壞；
進而揭穿這種假設乃歪曲事情實質的無謂之談，而被歪曲的實質是：“文學已由人民中心轉入權力中心，胡風卻仍做著文學的人民中心時期的夢，天真地想爭取一點文學的自由空間”。就是說無論胡風在個人氣質上有什么弱點，他當時爭的并不是誰上臺，而是不論誰在臺上都應遵循的原則。像這種“如果……也一個樣”的假設近年來很常見，而且總出現(xiàn)在社會根本體制受到審視和批評之時。然而正如某些人對胡風作的上述假設，問題本身就是虛假的，其唯一作用是把水攪渾以保護早已不合時宜的東西。

　　很長時期內，人道主義問題在我國都是禁區(qū)。而何滿子在寫于1986年的《現(xiàn)實主義與人道主義》中對人道主義作了強有力辯護。從表層看，文章是對本身也為人道主義辯護的劉再復的批評，但深層里是通過對劉再復的批評以及對人道主義意義的正面闡釋揭露我國落后的觀念和現(xiàn)實。針對劉再復為人道主義作的三點辯護——“人道主義并不落后”；
把人道主義歸結為“愛”；
認可“人道主義是文學的本質內容之一”，他尖銳指出這樣辯護是“怯懦的，退讓的、委曲求（不）全”，雖說第三點稍顯理直氣壯，但因前兩點中氣不足，“最后一點也就成了氣勝于理的空洞呼喊”。他通過追溯人道主義發(fā)展歷程，指出人道主義不僅是具普世性的倫理規(guī)范和社會理想，而且是人類的自然需要；
與此同時則揭穿某些政治權威把博大精深的人道主義收縮到“救死扶傷之類社會救濟的窄小范圍”的把戲，揭露出人道主義在我國文學和現(xiàn)實中遭到全面放逐的真實處境；
并以一句“不是人道主義并不落后，而是我們落后于人道主義”，一下子把當時我國無論觀念上或事實上都落后于人類文明準則的現(xiàn)狀抖了個底朝天，這對某些自鳴得意于所謂意識形態(tài)先進性的人無疑是當頭一擊。有必要指出：雖然何滿子的人道主義觀如今在我國已是常識，在某些標榜前衛(wèi)的人眼里，談人道主義甚至已是思想落伍的表現(xiàn)——盡管人道主義精神在我國相當稀缺，其原則在現(xiàn)實中也備受冷落——，然而他作辯護時，人道主義還在夾縫求生，而且不斷遭遇把人道主義當“精神污染”或“資產階級自由化”加以蕩滌的運動。事實上，當時正值對人道主義等人類共同價值的又一輪攻擊高潮。這種情勢下，即使劉再復理不直氣不壯地為人道主義辯護也要冒很大風險。而何滿子不僅旗幟鮮明地聲張人道主義，還道出我國“落后于人道主義”的真相，這是需要極大勇氣的。

　　但凡社會病態(tài)，很難逃過何滿子的眼睛。關于知識分子問題，他不留情地批評了存在于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劣根性，但更著力于揭露導致知識分子苦難命運的社會歷史政治文化等原因，其中，針對視知識分子為橋梁這一人們耳熟能詳?shù)恼摂�，出其不意地揭出“認為只有橋梁作用，正是過河可以拆橋的心理根據(jù)”。⒃他揭露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種種悖謬，諸如我國長期奉行、人們已習而不察的“權力即真理”；
把甚至專制皇權時期也未侵入文場的官場習氣徑直移入文場；
把大量世界文學名著扣上“黃色”帽子，卻以黃色和準黃色的東西去培植民眾的趣味……。而最引人注目的揭露針對著復古文化政策。他尖銳抨擊打著“反對民族虛無主義”的旗幟“盲目崇拜自己的封建階級，遠遠不合比例地將大量人力投入、引入古代文學領域。國粹主義和膜拜古人在尊重民族文學遺產的幌子下暢行無阻”；
對于如今趁著“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東風”大量泛起的沉渣作了無情暴露；
批判鋒芒還指向了在歷史上對國民精神危害極大的程朱道學和當代的新儒學。這方面的批判出自一個深諳傳統(tǒng)文化并深受其浸潤的老人，有著特別的說服力。譬如，他揭穿天人合一構架上烙著宗法印記，嘲諷新儒學把“天人合一”當中國文化的精髓和最高成就加以炫耀，“是關起門來稱大王的精神勝利法，其實質與Q趙認宗無異。”⒄在評蘇軾的反道學斗爭時剖析了程朱道學本質上的悖逆人性，指出倡道學乃是“率天下而作偽”，并揭露了伴隨著道學倡行而來的對女性前所未有的殘酷，他指出真正把婦女禁錮得慘無人道是在道學大行之后，“當程頤的‘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的片面禁欲主義道德教條成為金科玉律時，輔以貞節(jié)牌坊和烈女祠等政治手段和社會輿論的壓力，成千上萬無辜婦女的幸福方被活活葬送”⒅。讀到對程朱道學的這些揭露，再看看當下某些政界人物為傳統(tǒng)中最落后最血腥的一面張目的舉措，例如替包括貞節(jié)牌坊在內的牌坊群題詞，不能不感嘆何滿子的揭露所具有的現(xiàn)實意義。

　　何滿子的批判審視的目光幾乎無所不在，盡管在某些問題上也存在盲點，特別是無條件服膺于某種本質上具反道德性質的主義，這與他的批判精神呈奇特反差；
某些問題上也抱有偏見。但無論如何，他的審視廣泛涉及到了政治、文化、歷史、現(xiàn)狀等各個方面，而他銳利的批判則可使對種種荒謬、病態(tài)已經熟視無睹的人恢復判斷力。即使不談他的學術，就他所作的廣泛批判，人們也有充分理由對他抱以敬意。

　　注：

　�、� “封建”一詞是書中少有的不甚確當?shù)闹�處，但本文為了表述的方便，權且沿用之�?/p>

　�、脾洽娶刷挞廷微息孝逊謩e見《何滿子學術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上卷451-452頁，457頁，477頁，230頁，89-90頁，490頁，273頁，224頁，187頁，322頁）。

　�、散盛尧臃謩e見《何滿子學術文集》中卷221-225頁，226頁，100-101頁，107頁。

　�、寓闸址謩e見《何滿子學術文集》下卷26頁，51-52頁，143頁。

　　2003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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