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別有用心才能更好監(jiān)督權力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庭某庭長做客浙江在線，與網(wǎng)民互動交流時，就前不久的胡斌案審判發(fā)表意見，其中頗有可商之處，這里需要提出。

　　就其第一點而言，該庭長聲稱“法院堅持依法辦事，不受任何人包括輿論的壓力”，這的確值得稱道。法律的制定，其原理出于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它不針對任何具體的案件或案件主體，因為它不知道。它只是根據(jù)“等害交換”的原則，以傷害之性質，確定相應的處罰條款。立法如此，司法亦如此。盡管事案發(fā)生，主體對象明確，但，這個對象之后的背景，司法者亦當自覺進入“無知之幕”，知之為不知。這樣才能維持司法公正。

　　就該案而言，輿論的風生水起，便構成該案的判決背景。司法者如果能做到不視不聽，自由裁斷，固為好事，但并非難事。此事，我作為局外人可以稱道，但作為當事人卻不足以稱道。因為這里的輿論壓力，說壓力，它就是壓力，說不是壓力，它就不是壓力。畢竟輿論云云，屬于權利，不是權力；
而司法本身卻是國家權力機構之一。權力面對權利，總是游刃有余。比如兩年前的“周老虎”案，那個案子的輿論壓力豈不更大，幾成全民打虎之勢。但，葫蘆僧斷葫蘆案，那個假虎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路人皆知；
但當?shù)厮痉ú豁樚倜�瓜，卻戛然而止，竟以周老虎一人刑責了之。這不更是頂住了輿論的壓力嗎？所以，司法不受輿論壓力的干擾并不難，難的是頂住輿論之外的另一種壓力，即權力的壓力；
因為權力比輿論更容易成為各種事案主體的沉厚背景。固然，司法也是權力，但在國家權力系統(tǒng)中，它最易為積極形態(tài)的行政權力所干擾。憲政國家有相應的制衡機制，尚不足憂。但，在制衡缺失或不到位的情況下，一旦發(fā)生權力干涉，司法是否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動色，就很難說了。所以，就本土實際情況而言，司法的驕傲，不在成功地抵御了輿論壓力，而在于能夠抵御權力的干擾。中國司法，庶其勉之。

　　如果說我對這位高院庭長的第一點是嘉勉，那么，他發(fā)言的第三點，我卻必須行使我自己的公民批評的權利，而且不客氣。該庭長說：“至于有人造謠說假胡斌出庭，很有煽動性，這個事已經(jīng)清楚了，造謠者別有用心，已受到了懲罰�！蔽液荏@訝，身為司法中人，說話怎么不是法律語言，而是政治語言。本是就法律問題和網(wǎng)友對話，何況該庭長還認為“網(wǎng)上有些人非常情緒化”，那么，無論出于專業(yè)或職業(yè)，還是針對當時語境，該庭長都應以法律語言說服網(wǎng)友，而非用“別有用心”的政治語言對網(wǎng)友進行指責。在以前一系列的群體事件報道中，有兩個高頻使用的詞語為我們所熟知，一個是“不明真相”，另一個就是“別有用心”。這兩個詞總是配套使用，缺一不可，它是權力者對群體事件的政治定性。如果可以溯源，這兩個詞帶有長達幾十年的歷史慣性，它同時也見證了權力到今天為止的思維慣性和語言慣性。在政治定性的意義上，不明真相的大多數(shù)可以受蒙蔽不問，但別有用心的少數(shù)人則必然是法律懲處的對象�，F(xiàn)在，經(jīng)由新華社，“不明真相”開始從政治語匯中剔除，卻沒想到，“別有用心”一詞在這個司法者那里還獨步一時。試看他最后的意思：你不是別有用心嗎，所以受到了懲罰。這樣一個因果讓我驚悚，法律原來可以誅心；
或，在該司法者那里，心，居然可以致罪。

　　針對該司法者陳舊的政治語言，我必須為“別有用心”正名。這個詞在權力那里長期作為否定詞，蓋在于它有一個潛在的前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反映了權力的一種心態(tài)，即權利必須和我保持一致。但權力者須知，按照憲政制度原理，權利不但無需和權力保持一致，反而需要不斷地監(jiān)督它。美國開國先賢麥迪遜認為，政府的存在就是人性最好的說明，如果每人都是天使，也就不必要政府了。如果政府為其必要，同理，對作為由權力構成的政府，監(jiān)督也就成為必要。權利如欲有效地監(jiān)督權力，別有用心則更加成為必要(無所用心是無法監(jiān)督的)。因此，別有用心如果在權力那里是反面的，它在權利這里就是正面的。至此，我不妨宣布，在權力面前，我永遠是一個別有用心者。別的不說，這篇文章，就是我別有用心寫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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