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昇：在汕頭大學“左翼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

　　就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的歷史意義,上面已說�？墒乾F(xiàn)在再來看,還是有需要重新探討的部分。

　　比如,在《序言》的末尾,瞿秋白指出魯迅雜感的四個特征, 作為“非常寶貴的革命傳統(tǒng)”, 其內容基本上現(xiàn)在還有重要的價值。但,對于他用“反自由主義”這個詞來概括魯迅的反妥協(xié)、反調和精神,我以為還是有為其后的歷史留下了后果的側面。

　　關于“自由”這個詞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位置,我自己還沒有系統(tǒng)地研究,現(xiàn)在也沒有余裕全面地考察,但從嚴復到《爭自由的宣言》(胡適、李大釗等七名。1920. 8) 、陳獨秀《談政治》(1920. 9) ,這個詞可以說基本上在“改革”派的主張里占著重要的一部分,沒有貶義。瞿秋白卻寫道:魯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真正是反自由主義、反妥協(xié)主義的宣言。

　　然而他舉了具體的例子倒都是“調和”“妥協(xié)”的例子,沒有“自由主義”的例子。雖然如此,他為什么把反自由主義和反妥協(xié)主義相提并論? 在我這次匆匆調查的范圍內,查不到確實的資料。

　　但是,我們能從他的文章的斷片里,看得出他思考的線索,他寫道:

　　無產階級決不放棄“五四”的寶貴的遺產�！拔逅摹钡倪z產是什么? 是對于封建殘余的極端的痛恨,是對于帝國主義的反抗,是主張科學和民權。雖然所有這些抵抗的革命的傾向,都還是模糊的和籠統(tǒng)的,都包含著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一切種種資產階級性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 ——但是,這種反抗精神已經是現(xiàn)在一般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所不能夠有的了。而無產階級,卻不放棄這種遺產的,因為無產階級是惟一的徹底反抗封建殘余和帝國資本主義的階級,只有它能夠反對著資產階級,批判一切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等類的腐化的意識,而繼承那種極端的深刻的對于封建殘余的痛恨, ——用自己的斗爭,領導起幾萬萬群眾,來肅清這種齷齪到萬分的中國式的中世紀的毛坑。(《“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 1932年5 月《北斗》2 卷2 期�！饿那锇孜募�?文學編》第3 卷,1989 ,人民文學出版社)

　　瞿秋白一方面承認“五四”時期對于封建殘余的痛恨,對帝國主義的反抗,主張科學和民權這些態(tài)度是“寶貴的遺產”,接著說：“這種反抗精神是現(xiàn)在的一般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不能夠有的了”。從“五四”時期即一十年代末到他寫了這篇文章的1932 年之間,二十年代后半是“國民革命”,和國共分裂的時代,三十年代初是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彈壓共產黨和共產黨的抵抗開始的時代。瞿自身在黨的中樞,經歷了復雜的黨內矛盾。還在離開黨中央的任務回上海后,也在上海幫助左聯(lián)的活動,切身看見“左聯(lián)五烈士”的死,還有接著看了“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種人”蘇汶等出現(xiàn)。尤其是蔣介石的“四?一二反叛”和三個月后發(fā)生的武漢政府的崩壞,即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崩壞,對他來說也一定是很大的沖擊。前揭的文章就是他作為和他們(主要是胡秋原) 的論爭的文章來寫的。考慮那一點,我們能一定程度理解他的文章有這樣的理由。可是從理論、思想乃至思考方法的角度來看時,還有要探討的問題。

　　我曾經考察這個時期的共產黨員或者黨周邊的知識分子之思考方法∶他們把國共合作看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混合革命”,可是資產階級(國民黨主流) 和激進派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武漢政府派) 前后脫落,那以后中國革命進入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階段。（參看拙著《魯迅和革命文學》,1972 ,紀伊國屋書店,91 - 100 頁。這些話主要是引用郭沫若的話)

　　我們的看法是作為對中國革命之性格的理解也太單純、機械的,現(xiàn)在要指出的無寧是他們關于革命的性格和思想、理論之關系的思考方法。概括地說他們分析、評價思想、理論的時候,主要是從其階級性的角度來看。

　　當然那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他們的看法是否能正確地把握思想、理論和其支持、主張者之復雜關系。

　　瞿秋白說道：現(xiàn)在(三十年代初) 一般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不能有五四時期的包括科學和民權在內的思想遺產了。這表示他不是單純的還原階級性論者,然而,同時他反復寫到“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一切種種資產階級性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一切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等類的腐化的意識”等近于痛罵的話。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當時是馬克思主義傳來中國以后還沒有經過二十年,瞿秋白也是才到三十歲的年輕革命家,我們已經驗了他死后半世紀的年月,其間又經歷了圍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復雜曲折的歷史。他們的歷史認識和思想分析都比較膚淺也是不可非議的。瞿秋白的想法,跟上述的郭沫若的話比較起來,沒有那么單純,我們看得出瞿秋白作為評論家、理論家的本領。叫他寫上述那樣的文章,就是他由國民革命失敗受到的沖擊,對國民黨反叛的憤激,對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軟弱、靠不住的失望。

　　但后來的歷史證明了：只有“無產階級”(即使包括中貧農也是) 不能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為勝利就必要廣大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那過程中,含有弱點的各種思想、想法的互相理解和合作是不可少的。

　　當然,為了互相理解和合作也需要直率的互相批判乃至激烈的論爭。我也知道“說易行難”。重視這些問題,是因為我覺得在現(xiàn)代中國,這些詞語的概念和人們對這些詞語的看法一直與歷史、政治等有重要的關系,而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里,把“反自由主義”舉為魯迅特點之一,也是惹目的事實。如前所述,瞿秋白使用“自由主義”這個詞,關于內容,他舉了的例子都是“妥協(xié)主義”的例子,沒有具體的區(qū)別。我們不能隨便推測他的心理,但我想,在當時的瞿秋白“, 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這個事實,不用詳細的解釋,是明白的既定的事實。

　　可是,在現(xiàn)在的我們來看,不能把“自由主義”簡單地看作“資產階級”的思想。我現(xiàn)在沒有準備全面地解釋、分析“自由”的概念,但至少可以說∶“自由”這個詞本來含有復雜、多面的意義。誠然,法國革命時提出“自由、博愛、平等”口號的是“市民階級”( bourjgeoisie) ,然而當時資本主義還沒有充分發(fā)達,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也還沒有明白地分化。我們應該重視的是在后來的歷史上“, 自由”這個詞的用法也有各種各樣,其政治性格也是多樣的事實。“自由”在反法西斯主義斗爭中是資本主義國和社會主義國共同的口號,只看中國國內,言論、出版的自由是三十年代文化運動的重要目標之一。但有時候那是被利用為資產階級主張自由地追求利潤的口號,在資本主義國攻擊社會主義國時是最方便的工具。甚至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社會主義”國家崩壞以后,美國“新自由主義”政府把“自由和民主”舉為“國際社會的共同的價值觀”,作為攻擊他們不喜歡的國家的武器。根據(jù)我個人的感覺,至少在二十世紀的歷史上圍繞“自由”的利用競爭,支配者比被支配者巧妙一點。“在社會主義國里沒有自由”的說法,一直有不能無視的力量。

　　這些力量對比為什么成立,而且保有了相當大的力量? 當然其理由是復雜的,不能簡單地解釋�，F(xiàn)在我想從思考方法的角度來考察一點,隨便舉一些例子。

　　1.在中國和日本,原來有一種傳統(tǒng)(或者習慣) ,“自由”這個詞含有貶義,也就是一種違反共同體的規(guī)制的感覺。我不熟悉中國社會的實情,不敢斷定,但日本確實有那樣的傾向。比如,日本敗仗,非軍國主義化開始了“, 民主”“自由”被高唱的時候,我讀著初中二,老師中比較保守的老師們給我們常常反復說∶“你們千萬不要把自由和放縱混為一談”“, 規(guī)律比自由還重要”等等,使我們抱了反感。

　　2.馬克思主義者(至少其不小的一部分) ,過度信賴其進步性、科學性、體系性的結果,有對馬克思以前的學問、思想的探究不夠的傾向。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以前的思想的弱點,被馬克思主義容易克服,那優(yōu)點也被揚棄的。在這樣的心理狀態(tài)里,要盡量客觀地、科學地研討以前的學說的態(tài)度是難產生的。

　　甚至于有時候,要認真研討舊思想、舊學術的人受過“對馬克思主義的確信不足”等的批判。其實,作為自明的常識通用的想法里頭,還沒被證明的也并不少。

　　3.馬克思主義者相信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性(即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往往把“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中存在的矛盾、問題看作一時的、過渡的。結果,有了對新發(fā)生的問題,不靈敏地反應的傾向。

　　4.社會主義運動的組織的主要力量是由成員的思想一致成立的鞏固的團結。為維持團結就需要思想、理論的一致。但如果一致的要求太強,作為其前提的活躍的討論不充分,那就容易僵化。適應新的現(xiàn)象之發(fā)生的見解往往被看作“異端”結果,成員為避開那種批判不敢開口了。

　　當然，我不是全面否定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我認為:雖然它犯了不小的錯誤,如果沒有俄、中兩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政權的成立，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的歷史一定會更加使人類難受�！岸�十世紀社會主義”的上述的各種弱點也可以說是它的優(yōu)點的反面。我不過是說∶在二十一世紀,如果社會主義要恢復應該保有的活力，重新實現(xiàn)它的理想,就不能避開嚴格地回顧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的錯誤和弱點。而且我以為那些課題中,怎么看“自由”也是特別重要的課題之一。盡管“自由主義”這個詞在過去有多面性,有時候也有逆著進步的政治作用，在二十一世紀,人們對“自由”的欲求一定日益增大,這時,瞿秋白看“反自由主義”作為魯迅雜感之四個特點之一,我們不能置之不問。

　　我曾經就建國前夜的所謂對“自由主義者”的斗爭寫了一篇短論,承認在當時的情勢之下,共產黨警惕“自由主義者”的動向,有可能人民對“第三路線”的幻想也有道理,附言如下:

　　當時中國的(從某一方面來說,又是世界性的) 馬克思主義的“常識”起了作用;根據(jù)這一“常識”,就會從忽現(xiàn)于“自由主義者”的言論中的“自由”等詞,立即抽嗅到“資產階級思想”的氣味,于是站在思想的“本質”這個立場上來抓問題。不能否定,其結果,就不能充分容納“自由主義者”所渴望的“民主主義”和“自由”的含意了。即使在這里不可能有另外的選擇,然而反過來,會不會有這一想法被固定化的一面呢? 即所謂在任何場合下,一切選擇都是二者必擇其一,沒有中間可言。(中略)

　　倘若我這樣的想法包含著一方面的真理的話,那么也許應當說,以《斥反動文藝》為首的一系列批判所留給蕭乾的創(chuàng)傷,不僅是對蕭乾而已,而是給以后的中國也留下了的創(chuàng)傷。(拙著《魯迅?革命?歷史》,2005. 11 ,北京大學出版社,249 - 250 頁)

　　二十一世紀,“自由”這個問題所具有的分量越來越大。

　　特別的思考的自由沒有充分的保證的社會,不能引出人民的活力和創(chuàng)造性�！白杂伞奔促Y產階級的思想,這樣單純、機械的想法是站不住的。我想,在這樣的狀況下,瞿秋白就魯迅用的“反自由主義”的說法,還是需要重新研討。

　　二十一世紀是剛剛過了二十分之一。三十年以前發(fā)了勝利宣言的資本主義也開始暴露其弱點。加之,人類的面前出現(xiàn)了沒有經驗的復雜的問題群。我想∶在這樣的時候,魯迅的經歷和思想,尤其是他的不依靠現(xiàn)成概念的思考方法中,留著我們還沒有充分受容而非常寶貴的很多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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