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元禮：新加坡：“為人民而行動的黨”

　　“享用木瓜”與“點燃蠟燭”

　　2001年新加坡國會大選投票前夕，人民行動黨(以下簡稱行動黨)波東巴西選區(qū)候選人司徒宇斌正在臺上演講，一名支持者送上一棵親手栽種的木瓜樹。被搬上臺的這棵木瓜樹，已經結了8個相當熟的木瓜。這時，司徒宇斌借題發(fā)揮，吁請波東巴西區(qū)居民共同努力，摘取像木瓜一樣成熟的生活果實，讓千家萬戶擁有一個更美好的家園。他情緒高昂地說：“這個木瓜是大家17年來栽種的。我衷心地希望，大家明天去投票的時候，一起去采摘這個木瓜，一起享用這個木瓜，好不好？”與此同時，和司徒宇斌競爭該選區(qū)議席的新加坡民主聯(lián)盟主席詹時中則呼吁選民把票投給民主聯(lián)盟。由于上屆大選反對黨只贏得兩個議席,詹時中說：“國會里現在只有兩支快要熄滅的蠟燭代表反對黨。如果吹熄它們，那新加坡將一片黑暗！所以，你們要為新加坡點燃所有的蠟燭，讓新加坡人的生活更明亮！”這里，“享用木瓜”的比喻是要人民接受行動黨的熱忱服務，“點燃蠟燭”的比喻是要人民打破行動黨的“一黨獨大”。

　　新加坡政黨政治的顯著特征是一黨獨大，在時間上表現為執(zhí)政的長期性，即行動黨自1959年以來通過連續(xù)贏得五年一次的十余次大選，從而長期執(zhí)掌政權；
在空間上表現為優(yōu)勢的絕對性，即行動黨在國會中占據絕對優(yōu)勢，例如在最近三屆國會中，行動黨議員占據了84個議席中的82席，反對黨議員只占區(qū)區(qū)兩席。一黨獨大往往聽不到不同聲音，但新加坡的行動黨自有一套克服弊端的好方法——

　　“民事診所”：連接黨與民眾的橋梁

　　定期接見選民是新加坡國會議員的例行工作。

　　議員接見選民都是利用業(yè)余時間，每星期一次，一般晚上8點開始，往往深夜才能結束。程序主要包括四個環(huán)節(jié)：一、求見登記；
二、求見者向工作人員詳談所要反映的問題。該環(huán)節(jié)由5至7個志愿者分別接談，并做詳細記錄；
三、打印談話內容；
四、議員按順序接見來訪民眾。由一位工作人員負責將打印好的情況交給議員，并將求見者引見給議員。議員和來訪民眾見面，進一步核實情況，能夠當場解決的問題當場予以解決，不能當場解決的問題，在打印好書信內容的專用信紙上簽上自己的名字（該信件被稱為議員的“請愿信”），將其傳真給政府有關部門和機構。政府部門和機構則必須在一個星期內直接回復當事人。

　　議員接見選民的場所一般設在該選區(qū)某棟組屋一樓的幾個房間。這些房間也是行動黨社區(qū)基金和行動黨幼兒園所在地。白天，這些屋子主要是幼兒園上課、活動場所；
晚上，則是行動黨議員接見選民的地方。這些屋子都十分簡陋，外觀未經任何裝飾。行動黨秘書長李顯龍曾說，民用設施可以堂皇，而且越堂皇越好；
但是作為執(zhí)政黨的總部和支部，則應該是在最不堂皇、最不華麗的地方。

　　議員接見選民的場所被稱為“民事診所”，因為等候接見的選民正如等候就診的病人。為選民進行登記和引導選民接受接見的工作人員就像導診員，而接見選民的議員恰如看病的醫(yī)生。病人看完病后，拿著醫(yī)生開具的藥方離開診室；
選民接受接見之后，帶著議員開具的解決方案離開。

　　新加坡人在這些“民事診所”發(fā)泄的牢騷，可以看作是這個國家成長過程的一種記錄。在1970年代，人民主要的憂慮是失業(yè)和沒有房子住，議員經常替選民寫信申請的士牌照、小販執(zhí)照或是申請組屋，或是要求在被遷置時獲得更好的賠償。1980、1990年代，新加坡經濟迅速發(fā)展，人們的主要憂慮從基本生活問題轉移到生活素質的提高，例如為孩子爭取名校學額、換更大的居所等。選民所提問題雖然發(fā)生了變化，但套用行動黨自己的說法，該黨“至今保持不變的是接見選民的宗旨還是跟以前一樣，那就是為人民服務”。行動黨成立15周年的特刊曾以文字形式記載了接見選民的宗旨：“議員從人民中來，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續(xù)不斷地為人民服務。”

　　據統(tǒng)計，1998年共有5萬名選民在每周接見活動中向議員求助，其中許多問題并不容易解決，例如能否特別允許自己的外籍妻子每次居留超過兩個星期；
能否替自己的丈夫申請永久居民（他們通常沒有特別的技能，也沒有大學學歷）。幫助居民解決這類問題的主要方式是寫“求助信”到有關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其他的援助方式來自公民組織和居民委員會，有些是提供財務援助，有些則協(xié)助居民找工作等。行動黨將這些工作視為同選民保持聯(lián)系的最重要環(huán)節(jié)。在為民解困的過程中，議員發(fā)出去的“求助信”、撥打的電話數以千計，不間斷地搭建橋梁，協(xié)助需要援助者。

　　李顯龍曾談到他接見選民時的一個有趣例子：自己選區(qū)的一名選民前來求見，投訴居所附近蚊子孳生，還帶了許多被打死的蚊子為證，這些蚊子粘在3張紙上。李顯龍把這些蚊子轉交給主管市鎮(zhèn)理事會的陳文煥議員——最后，蚊子的問題終于解決了。

　　非常之舉：主動增加國會中的“反對派”

　　為了避免聽不到不同聲音，行動黨倡議在國會設置官委議員。官委議員由國會的一個特別遴選委員會推薦，由總統(tǒng)委任，每任兩年半，目的是要使國會里有更廣泛的非黨派意見和言論。

　　李光耀曾闡釋設立官委議員的原因和結果：由于行動黨在國會中占絕大多數議席，加上反對黨議員的素質常低于行動黨黨員，導致公眾產生一種感覺，好像另類觀點在國會中總是得不到充分的抒發(fā)。于是，新加坡在1990年修改憲法，讓一小批非民選議員進入國會，以反映獨立或超黨派的觀點。這些議員被稱為官委議員。官委議員的做法獲得了成功，它讓非行動黨出身的人士進入國會。

　　由于反對黨議員人數太少，現實情況中為了更多地聽到反對黨的聲音，經行動黨倡議，國會中還設置了非選區(qū)議員。非選區(qū)議員是指在大選中落選后，因得票率比其他落選者高而獲任議員的候選人。新加坡憲法規(guī)定，如果在大選中，當選議員的反對黨候選人少于3名，選舉官將宣布得票率最高的反對黨候選人為非選區(qū)議員。非選區(qū)議員以3名為限。

　　李光耀在1984年的國會辯論中闡釋了設置非選區(qū)議員的原因：非行動黨議員和行動黨議員不同，他們會把有關濫用職權、貪污或裙帶關系的指責直接吐露出來，而行動黨議員只有在調查證實有關投訴后才會提出來。因此，反對黨議員的這種做法，將更有利于消除民眾的猜疑。

　　新加坡第二任總理吳作棟曾解釋說，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須遵循三大原則：第一，改革后的制度必須公平對待所有參加選舉的政黨。第二，政治制度的改革必須確保新加坡經過大選之后，能夠選出一個強有力及效率高超的政府去治理國家。第三，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須使國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意見，包括能代表反對黨的觀點。

　　擬設“影子內閣”：希望聽取不同聲音

　　官委議員、非選區(qū)議員雖使國會添加不同聲音，但由于絕大多數議員仍是執(zhí)政黨成員，國會中的不同聲音依然弱小。

　　為了進一步改變這種狀況，吳作棟在2001年的大選前夕曾提出過設立“影子內閣”的設想：如果在2001年大選中落入反對黨手中的國會議席不超過兩個，他將考慮在國會中設立“影子內閣”——“替代政策獻議團”。屆時，他將委任一位國會議員擔任“影子內閣”的“總理”，讓政府國會委員會主席擔任“影子部長”，以針對不同政府部門的政策提出批評意見和替代性政策。當政府國會委員會主席擔任“影子部長”之后，便不再只是在國會中提問，而是以“影子內閣”的基礎運作。

　　此次大選結束之后，反對黨在國會中的議席正好兩個。于是，吳作棟為“影子內閣”的設想提出了更具體的想法：即由20名行動黨議員組成“人民行動論壇”。它不僅將在國會上扮演發(fā)出不同聲音的角色，也必須積極深入民間和多個領域，去收集人們對一些政策的意見，以使國會的辯論呈現多元的思考和觀點。這個論壇的成員任期兩年，兩年后由另一組20人的行動黨議員輪替，在國會上針對政策與任何課題發(fā)表尖銳的意見，甚至提出替代方案。為了方便這些行動黨議員暢所欲言，他們在國會辯論政策與法案時，免受行動黨黨督的限制。換句話說，他們在國會表決時，可以投反對票。不過，議員們所辯論的法案如果涉及憲法，“人民行動論壇”成員的立場還是得和行動黨一致。吳作棟希望“人民行動論壇”不僅在國會辯論時提出尖銳的觀點和建議，還要能代表廣大民眾的看法，因為這是許多新加坡人特別是年輕人的期望——他們希望國會能聽到他們的聲音。

　　政策論壇：普通黨員的“國會”

　　行動黨于2004年設立行動黨政策論壇。按規(guī)定，該論壇成員為188名。

　　設立論壇的目的是讓黨員有更多機會就國家政策發(fā)表意見。它被視為行動黨普通黨員的“國會”，是他們對政策性課題進行討論、提供意見和獻計獻策的重要平臺。通過這一論壇，普通黨員能夠反映“人民關心的課題和政策帶來的沖擊”，基層黨員可以針對政策主動向黨的領導層提出建議和批評。目前，該論壇已成為黨的領導層和普通黨員之間信息溝通的橋梁和情感溝通的紐帶。

　　在行動黨政策論壇舉辦的工作坊兼對話會上，普通黨員所提問題和意見往往直截了當，甚至十分尖銳，顛覆了人們印象中黨員都是“政治正確”的觀念。例如，在一個討論會上，協(xié)調員詢問：“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認為你的議員表現杰出？”在場的80人中，只有大約十來個人舉手。一位與會黨員指出，議員以特別嘉賓的身份出席選區(qū)活動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好像是好萊塢明星，“他們（指議員）應該是為民服務，但這個角色好像對調了似的。有時，我想議員們是否覺得，他們能抽空出席活動是我們的榮幸”。另一名與會者則說，一些議員“只有在大選時才出現”，導致居民覺得他們不夠誠懇。還有人說，黨風自上而下，令人們感到不自在——畢竟他們也是黨的代表。

　　新加坡確實“管得嚴”，但人民行動黨的理性執(zhí)政帶來的是變通力、穩(wěn)定力：它關心常理，而不是拘泥于主義；
關心百姓的現實生活，而不是拘泥于經典理論；
關心做法的正確，而不只關心“政治上正確”；
關心客觀實際，而不是拘泥于意識形態(tài)。就“為人民而行動”這一點而言，人民行動黨無愧于它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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