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

　　基督信仰傳到中國后，就一直同中國文化處于緊張沖突狀態(tài)。盡管許多熱忱的西方傳教士與真誠信仰基督的中國人都力圖消除這種緊張沖突，但他們的努力頂多只能使這種緊張沖突有所緩和，即他們頂多只能做到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在表面上能夠和睦相處，相互尊重，而二者在根源處的緊張沖突則依然存在。時至今日，仍然有許多熱心中西文化交流的人士企圖在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之間尋求會通與融合，但目前仍沒有跡象表明這種會通融合會成功。以基督信仰傳入中國與中國文化相激蕩的歷史來推斷，二者的會通融合在今后也不會有大的希望。目前在中國學術(shù)界（包括港臺），談?wù)摱�者會通融合的人多，正視二者不能會通融合的人少。本文正是基于這種情況，企圖闡明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不能會通融合的原因，并在此基礎(chǔ)上指出二者今后應(yīng)該如何相處之道。

　　一、基督信仰與歷史文化

　　基督信仰是否具有歷史性與文化性，是涉及到基督信仰是否具有絕對性與普世性的關(guān)鍵問題，也是基督信仰在傳播過程中必須回答的根本性問題。從基督信仰在中國傳播的歷程來看，不管是西方的傳教士還是中國改宗基督的平信徒，幾乎都認為基督信仰沒有歷史性與文化性，是超越于歷史文化的絕對信仰與普遍真理，因而可以超越歷史文化來傳播，并且可以超越歷史文化來接受。按照西方傳教士的話來說：我是在傳播基督的真理，而不是在傳播西方文化；
按照中國信徒的話來說：我是在接受基督的真理，而不是在接受西方文化。但是，這種把基督信仰與歷史文化截然二分的作法是可能而真實的嗎?在筆者看來，這種作法既不可能也不真實，盡管我們相信西方的傳教士與中國的平信徒在說這番話的時候是出于生命的真誠。筆者認為：基督信仰不能超越歷史文化而存在，基督信仰本身就是歷史文化的一種表現(xiàn)，在世界上不可能有離開歷史文化的基督信仰。下面，我們就進行具體分析。

　　首先，我們從歷史上來看，基督信仰不是人類有史以來就存在的，而是人類歷史文化發(fā)展到某一階段的結(jié)果。如果沒有猶太教的發(fā)展，基督教的出現(xiàn)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彌賽亞信仰的流行，基督信仰的產(chǎn)生也是不可能的。耶穌說他是來成全律法的，就說明了基叔信仰的歷史文化性質(zhì)。我們知道，從人類幾大宗教的產(chǎn)生來看，任何生命信仰都是同特定的“教”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所謂“教”就是特定的歷史文化形式，即特定的民族、語言、習俗、傳統(tǒng)與生命追求等形式。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從來都沒有出現(xiàn)過離開“教”（特定的歷史文化）的生命信仰，也即是說，超越歷史文化的抽象的生命信仰在人類歷史上是不存在的。這是因為人注定是歷史文化中的存在，當上帝把人逐出伊甸園的那一天起，人就開始了歷史文化的紀元。由于人類是歷史文化中的存在，人的信仰也必然是歷史文化中的信仰，因而人的信仰必然會打上歷史文化的烙印，永遠不能擺脫歷史文化的屬性。因此，基督信仰既然是人在歷史文化中的信仰，基督信仰就不能超越歷史文化；
基督信仰既然是同基督教聯(lián)系在—起，基督信仰就只能是某種歷史文化形態(tài)小的生命信仰。

其次，我們以基督教的教義來看，基督信仰也不能超越歷史文化。最能表明基督信仰不能超越歷史文化的教義莫過于道成肉身。我們知道，道是超越歷史文化的，但道成肉身則意味著道進入了歷史文化中，取得了歷史文化的形式。這是因為道如果不成肉身，不進入歷史文化采取歷史文化的形式，道就只能在虛空中飄蕩：永遠不會對人類有任何影響，而道（上帝的真理與計劃）要想對人類的命運有影響，就只能進入歷史文化采取歷史文化的形式（因為人不是神，人只能按照相應(yīng)于其自身的形式即歷史文化的形式來接受關(guān)于上帝的真理）。所以，基督必然要通過瑪利亞受孕變成拿撒勒的木匠耶穌，必然要學習猶太律法，必然要反抗世俗政權(quán)，最后必然要走向十字架。關(guān)于基督信仰是歷史文化中的信仰，當代政治神學給予了非常精辟的論述，如莫爾特曼（Moltmann)《十字架上的神》一書中就指出：耶穌被釘十字架事件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個體生命事件，而是一個歷史中的政治事件，因此這一事件不只具有個體生命信仰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具有歷史文化中政治解放的意義。在莫爾特曼看來，十字架上的神是歷史文化中的神，十字架的真理是歷史文化中的真理，因此基督信仰只能是歷史文化中的信仰，超越歷史文化的信仰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神被釘在十字架中就說明了基督信仰所具有的歷史文化性質(zhì)。

　　基督信仰只有歷史文化的性質(zhì)還涉及到普遍真理與具體歷史文化的關(guān)系。我們知道，離開具體歷史文化的普遍真理是不存在的，因為人類存在的有限性決定人不能離開具體的歷史文化去直接把握普遍真理，只有純?nèi)簧裥缘拇嬖冢ㄉ系郾旧恚┎拍茈x開具體的歷史文化去直接把握普遍真理。從純粹理論的角度來看，普遍真理是只能超越歷史文化而存在的，但是，這種絕對超越的普遍真理只有上帝才知道，這對有限的人類存在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即使我們可以通過啟示來把握普遍的真理，但接受啟示的人已經(jīng)是具體歷史文化中的人了，這種啟示已經(jīng)具有了歷史文化的性質(zhì)。因此啟示不經(jīng)過一定的歷史文化形式，但是進入不到人類世界的。（不管巴特的啟示神學如何絕對超越，都只能是基督教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產(chǎn)物）從人類宗教的歷史來看，普遍真理都足通過特定的歷史文化來體現(xiàn)的：關(guān)于上帝的真理是通過猶太文化來體現(xiàn)的，關(guān)于基督的真理是通過基督教文化來體現(xiàn)的，關(guān)于大梵的真理是通過印度文化來體現(xiàn)的，關(guān)于天道的真理是通過中國儒家文化來體現(xiàn)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猶太文化，我們至今就不會知道上帝；
如果沒有基督教文化，我們至今就不會知道基督；
如果沒有印度文化，我們至今就不會知道大梵；
如果沒有中國儒家文化，我們至今就不會知道天道。由此可見，普遍真理沒有超越歷史文化，恰恰相反，普遍真理正是通過歷史文化體現(xiàn)出來的。我們可以說，歷史文化是普遍真理的載體或表現(xiàn)形式，如果沒有歷史文化，我們至今仍不知普遍真理為何物。

　　由于人的有限性決定人是歷史文化中的存在，從而決定人只能憑藉歷史文化的形式來把握普遍真理，這樣，就使普遍真理有了歷史文化的性質(zhì)，成為歷史文化中的普遍真理。這種歷史文化小的普遍真理所具有的歷史文化性質(zhì)雖然使普遍真理能夠被某一歷史文化中的人接受并把握，但這種普遍真理所具有的歷史文化性質(zhì)降低了其普遍性，使普遍真理局限在歷史文化的特定架構(gòu)之內(nèi)，不能超越歷史文化的特定架構(gòu)而存在。這就使普遍真理的絕對性、超越性和普世性打了許多折扣，不管怎樣也不能突破歷史文化的限制。（按照基督教的講法，只有人類歷史文化終結(jié)時，即上帝之國來臨時，絕對超越的普遍真理才能暢行人間大地，普遍真理的普世性才會不受歷史文化的限制萬國咸奉。）那么，為什么普遍真理在歷史文化的架構(gòu)內(nèi)體現(xiàn)會降低其絕對性、超越性普世性呢?這是由于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和有限性決定的。我們知道，歷史文化總是以獨特的形態(tài)存在，當我們談到歷史文化時，不是在談抽象的歷史文化，而是在談某一具體的歷史文化，如希伯萊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在這些具體的歷史文化中，是按照其特定歷史文化的語言、習俗、傳統(tǒng)、思維方式等來理解普遍真理的，這就使普遍真理打上了具體歷史文化的烙印，成了一種相對于某一歷史文化而存在的普遍真理。由于普遍真理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文化而超然獨在，必須在特定的歷史文化中來表現(xiàn)自身，普遍真理的表現(xiàn)形式實際上就成了特定歷史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這樣，一種特定歷史文化中體現(xiàn)出的普遍真理同另一種特定文化中體現(xiàn)出的普遍真理相遇時就會產(chǎn)生緊張沖突，這種緊張沖突的根源不在于普遍真理本身，而在于普遍真理所具有的歷史文化性質(zhì)。也就是說，人類心靈體認出來的普遍真理那是相同的（大道一如，萬法同源），但表達這一普遍真理的歷史文化形式則是下同的，當存在于不同歷史文化小的普遍真理相遇時，不只是抽象超越的人類心靈在相遇，同時也是具體獨特的歷史文化在相遇。這樣，當兩種生命信仰相遇時，其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就會使這兩種生命信仰產(chǎn)生緊張沖突?這是人類存在的有限性決定的，因為人的生命信仰無法擺脫歷史文化而達到完全的超越絕對。這就是為什么人類高級宗教在傳播的過程中會遇到另一高級宗教的阻礙，使其普世性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們可以反過來假定，如果普遍真理不具有歷史文化的性質(zhì)，不采取歷史文化的形式，那人類的生命信仰就不會像今天這樣有這么多形式，就肯定會采取—種共同的形式，但這只能是假定）。

　　以上我們從人類歷史，基督教義以及普遍真理與具體歷史文化的關(guān)系論述了基督信仰與歷史文化的關(guān)系，通過這一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基督信仰是一種歷史文化中的信仰，這種信仰不能超越特定的歷史文化而存在，其本身就是歷史文化用以表現(xiàn)普遍真理的一種形式；
另外，我們還看到，歷史文化的獨特性與有限性決定了基督信仰的絕對性、超越性與普世性的限度，因而盡管基督信仰是人類心靈對普遍真理與終極價值的體認，但這種體認只能通過有限相對的特定歷史文化體現(xiàn)出來。這樣，我們必然會得出如下結(jié)論：當基督信仰進入中國時不可避免地會同中國文化處于緊張沖突狀態(tài)，其普世性注定要遭到中國文化的阻礙。這是因為在中國文化面前相遇的不是全然超越歷史文化的生命信仰，而是生命信仰所具有的一種歷史文化形式。一種生命信仰的歷史文化形式相遇，其緊張沖突是可想而知的。筆者敢斷言，只要人類的歷史還沒有終結(jié)，只要基督信仰還以—種歷史文化的形式出現(xiàn)，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緊張沖突就永遠會存在，任何會通融合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努力部不會獲得成功。

　　二、基督信仰與民族精神

　　基督教的信仰者大多數(shù)相信基督信仰是超越國家民族而存在的，因為基督是上帝之子，不是國家民族中的某一成員，基督所追求的上帝之國亦非劃分為國家民族的當世之國。確實，這一看法是正確的，從基督信仰的內(nèi)容上來看基督信仰是超越國家民族的。正因為如此，基督信仰才具有普世的可能性。但是，在世界上還劃分為國家民族的情況下，基督信仰同時又是同國家民族相聯(lián)系的?這即是說，信仰基督的人是劃分為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人，這些人是以特定國家民族成員的身份而不是以抽象的人的身份來信仰基督的。這就使得基督信仰不僅作為個人的生命信仰而存在，同時也作為民族的精神特質(zhì)而存在這種基督信仰的二重性在信仰基督的民族與非信仰基督的民族的對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當信仰基督的民族與非信仰基督的民族在歷史中相遇時，非信仰基督的民族會首先感到基督信仰是某一民族的精神信仰，而不是純粹個人的生命信仰。即使在共同信仰基督的民族中，基督信仰所具有的民族精神的特質(zhì)也相當突出。如東正教是俄羅斯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天主教是波蘭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新教是美國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等（注1）。由此可見，盡管基督信仰具有超越國家民族的一面，但只要世界上還劃分為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只要人還不能脫離國家民族而成為純粹超然的個體存在，基督信仰就必然要同國家民族發(fā)生聯(lián)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基督信仰不只是一種個體的生命信仰，同時也是一種超越個體的民族精神。再申言之，基督信仰之所以同時又是一種超越個體的民族精神，主要是因為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個人，任何個人都是存在于國家民族的特定形式小的，因此人類的生命信仰就不可能具有超越國家民族的純粹個體性質(zhì)。只要上帝之國還未來臨，只要人還不得不以民族成真的身份來面對上帝，只要人還是歷史中的存在，人的生命信仰就必然會表現(xiàn)為一種民族精神。這種民族精神的存在不僅是理當如此，也是歷史與現(xiàn)實中存在著的事實，我們只要細心觀察就會知道，此處不再贅言。

　　以上我們知道，在世界還劃分為國家民族的情況下，個體的生命信仰必然會表現(xiàn)為民族精神，此處我們還要證明，這種民族精神在歷史的條件下并非消極的存在，而具有其正當?shù)膬r值。我們知道，迄今為止，人類都存在于歷史中，人的這種歷史性決定了人要作為民族而存在。人作為民族而存在相對于歷史來說有其合理性與正當性，我們不可能想像歷史還未完結(jié)時民族會消失。從歷史來看，民族是文明的創(chuàng)造者和承擔者，但是文明的繼承者和延續(xù)者；
如果沒有民族，人類文明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是不可想像的。人類以民族為單位群居生活，聚集了人類的生命力，孕育了人類的創(chuàng)造力，創(chuàng)造出廠燦爛的文化，開拓出了豐富生活。由于人類不可能成為與任何群體都無關(guān)聯(lián)的單子式的個體存在，又不可能成為與所有人類群體都密切聯(lián)系的世界公民，民族就成了人類群體生活的最好形式。只要人類歷史不終結(jié)，民族就會永遠存在下去，繼續(xù)從事其創(chuàng)造文明、延續(xù)文明的歷史重任（注2）。(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什么在歷史中民族會永遠存在下去呢?論者很多，不勝枚舉。但從宗教來看，特別是從基督教來看，筆者認為這是上帝的密意，也許上帝創(chuàng)造了不同的民族正是希望通過這些民族來完成其創(chuàng)造歷史的計劃。因此，在上帝的眼中，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并且都有其創(chuàng)造文明與歷史的責任。盡管在歷史與現(xiàn)實中民族之間往往充滿著沖突和戰(zhàn)爭、充滿著侵略與邪惡，但上帝并不因此而毀滅民族，而是通過懲罰有罪的民族使其悔改，從而再獲新生，正如《舊約》中的先知們所宣布的那樣。上帝之所以寬恕有罪的民族，是因為舍掉民族就沒有歷史與文明，上帝的計劃也就無從實現(xiàn)。這是一個在歷史中沒有辦法克服的悖論，民族的存在也正是在這一悖論小有其正當?shù)膬r值。正因為如此，人權(quán)的現(xiàn)代發(fā)展才把民族的存在權(quán)利作為人權(quán)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承認各個民族都有其平等的存在價值。（注3）

　　以上我們知道了各個民族都有其正當?shù)拇嬖跈?quán)利與平等的存在價值，那么我們下一個問題就要問：構(gòu)成民族的根本要素是什么呢?在筆者看來，構(gòu)成民族的根本要素是民族精神。一個民族區(qū)別于另一個民族的根本標志不在于民族之間的膚色、人種、語言、地理環(huán)境、生活習慣等的差別，而在于民族精神的不同。民族精神的不同構(gòu)成廠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民族的差別從現(xiàn)實來看，民族精神主要是由民族所信奉的宗教構(gòu)成；
從歷史來看，民族精神的形成往往要經(jīng)過很長的時間，是某一歷史文化的產(chǎn)物。因此，民族精神通常都表現(xiàn)為民族的精神傳統(tǒng)，千百年來—直維系人們的心靈，成為人們?nèi)粘Ｉ�活的�?guī)則，被人們一代一代地廣泛奉行。從民族發(fā)展的歷史來看，民族精神不僅是凝聚某一民族不使其瓦解的強有力的內(nèi)在力量，同時也是每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最根本的標志。如果某一民族的民族精神喪失了，這一民族的凝聚力就會變得非常微弱，從而使這一民族隨時隨地都處在瓦解的威脅中，同時還會使這一民族出現(xiàn)認同危機，不知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如何歸屬。由此可見，民族精神是民族存在的根本，喪失了民族精神，民族就名存實亡了。然而，由于民族精神是一歷史文化的產(chǎn)物，有千百年的傳統(tǒng)滋養(yǎng)，已深入民族的靈魂，成了人們內(nèi)聚的力量與認同的標志，要想消滅民族精神是很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印度雖然成了英國的殖民地，英國的長期占領(lǐng)已改變了印度的政治生活，但英國人絲毫不能改變印度的民族精神——印度教；
波蘭幾十年的強權(quán)政治也絲毫不能改變波蘭的天主教；
蘇聯(lián)七十年的革命也不能摧毀俄羅斯東正教；
中國激烈的反傳統(tǒng)運動“五四一與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消滅中國的儒家信仰�？傊�，民族精神同民族一樣都有其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都有其千百年來無數(shù)民族生命的滋養(yǎng)，因而都有其正當?shù)拇嬖趦r值和平等的存在權(quán)利，不會輕易喪失掉，永遠都是民族存在的根本標志。因此我們可以說，民族精神之間沒有高低優(yōu)劣之分，只有歷史文化所形成的不同，只要民族還存在一天，民族精神就不會消亡，就會起著滋潤民族生命與維系民族統(tǒng)一的作用，從而使世界在多姿多彩的民族之林中存在。

　　以上我們已經(jīng)知道了在世界還劃分為國家民族的歷史條件下，基督信仰不只表現(xiàn)為一種個體的生命信仰，同時也表現(xiàn)為一種民族的獨特精神，另外我們還證明了民族的獨特精神有其正當?shù)膬r值與存在的理由，但是，無庸諱言，民族精神也有其局限性，這種局限性主要表現(xiàn)在民族精神不能超越民族的有限存在而具有絕對的普遍性（普世性）。這是因為民族精神是一種歷史現(xiàn)象，其產(chǎn)生于民族自我認同的需要，因而與民族存在的有限性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要通過特定民族的語言、習俗、宗教、道德以至政治形態(tài)來表現(xiàn)；
盡管民族中的個人可以相信他信仰的是絕對超越的生命真理，但當他作為民族中的一員同其他民族相遇時，他的信仰就立即表現(xiàn)為一種民族的精神。這種民族精神的局限性決定了絕對超越的生命真理在傳播時始終不能擺脫民族的特徵，這就大大降低了生命真理的普世性。由于民族精神要受到具體的民族性的限制，當兩種民族精神相遇時必然會造成緊張與沖突（盡管這兩種民族精神在根源處都體現(xiàn)了絕對超越的生命真理）。這種民族精神的緊張沖突是沒有辦法化解的，除非世界上不再存在民族，人們完全以單子似的個人身份而非以民族成員的身份來把握并傳播生命的真理，因此，從歷史上來看，任何生命的真理在傳播時都表現(xiàn)為一種民族精神，都要受到另一種民族精神的頑強抵抗，使得這種生命真理的傳播受到很大的阻礙，不能做到完全的普世。

　　由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jié)論：由于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相遇時表現(xiàn)出一種民族精神（西方民族的精神），基督信仰就必然會同代表中國文化的民族精神處于緊張沖突狀態(tài)，具體來說就會同儒家信仰處于緊張沖突狀態(tài)。這種緊張沖突不只是兩種生命信仰的緊張沖突，同時也是兩種民族精神的緊張沖突。生命信仰的緊張沖突可以通過個人的改宗而得到化解，而民族精神的緊張沖突則不能通過民族的改宗而得到化解。這是因為民族精神是民族的靈魂，是民族存在的根本標志，通過民族的改宗消滅了民族精神就意味著消滅了民族，這是最不道德的事情。前面說到每個民族都有存在的權(quán)利，每種民族精神都有正當?shù)膬r值，因此，基督信仰所表現(xiàn)出來的民族精神與儒家信仰所表現(xiàn)出來的民族精神就只能相互諒解、相互尊重，而不能相互攻訐、相互吞并。中華民族的精神是凝聚中華民族的內(nèi)在力量，是中華民族自我認同的根本標志，不管基督信仰怎樣在中國傳播，都不能、也不可能取代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千百年來，儒家信仰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承受著中華民族的民族苦難，維系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統(tǒng)一，安頓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盡管近代儒家信仰經(jīng)歷了許多曲折，遭到了嚴重的摧殘，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復(fù)興的曙光。筆者敢斷言，今后儒家信仰必復(fù)其正位，必重新成為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代表。儒家信仰的這一特權(quán)是其它任何信仰都不能取代的，儒家信仰的這一權(quán)威是在漫長的歷史中與其他信仰相激蕩而形成的。鑒于這一情況，基督信仰應(yīng)該尊重儒家信仰的這一歷史地位與特殊榮光，以其博愛謙卑的精神祈禱儒家信仰復(fù)其正位。這是因為上帝必不滅亡中國文化，必不毀滅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以不忍之心恢復(fù)上帝的創(chuàng)造物是每一個上帝子民的應(yīng)盡責任。

　　三、基督信仰與生命選擇

　　當今社會是一個個人信仰自由的社會，個人擁有完全的權(quán)利決定自己生命的歸宿，因此，作為個體的中國人完全可以選擇各種生命信仰，當然也包括基督信仰。這種個人信仰自由的權(quán)利應(yīng)該受到社會的尊重和法律的保護。但是，實際情況則錯綜復(fù)雜，作為個體的中國人往往交織著兩重身份：一方面他作為純粹的個體面對著生命的真理，他只對他個人的生命負責；
另一方面他又作為民族的一員延續(xù)著民族的生命，他又要對民族的生命負責。在這種情況下，他對個體生命的選擇與民族生命的選擇往往會產(chǎn)生沖突，會在一個人的身上出現(xiàn)個體生命的選擇與民族生命的選擇不一致的情況。如孫中山先生在個體生命上選擇了基督教，而在民族生命上則選擇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
梁漱溟先生在個體生命上選擇了佛教，而在民族生命上則選擇了儒家信仰。這種在個人身上表現(xiàn)出來的個體生命選擇與民族生命選擇不—致的情況表明：個人有權(quán)決定自己個體的生命信仰，但無權(quán)決定整個民族的生命信仰。所以前賢在遇到個體生命的選擇與民族生命的選擇不一致時，往往把個體的生命信仰與民族的生命信仰嚴格地區(qū)別開來，以非常嚴肅的態(tài)度來對待民族的生命。這是因為民族的生命是歷史文化的產(chǎn)物，她有一個神圣的源頭，她將萬古不息地延續(xù)下去，任何民族中的成員都沒有權(quán)利截斷這一民族的生命之流，相反只有護持這一生命之流的義務(wù)。因此，基督信仰在中國只能作為中國人個體的生命信仰，而不能作為中華民族的生命信仰，中國人只能以個人的名義來接受基督教，而不能以民族的名義來接受基督教（任何中國人都沒有權(quán)利宣稱以基督教作為中華民族的宗教）。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都以儒教立國，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從來都是要安立在儒家文化上，今后中華民族仍然要以儒教立國，仍然要將其生命安立正儒家文化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人在生命信仰上只存在著個體生命的選擇，而不存在民族生命的選擇，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將永永遠遠安立在儒家文化上。（盡管近百年來儒家文化遭到了極大的摧殘，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復(fù)興的希望。筆者堅信，只要中華民族一旦覺悟到自己的民族生命在四處飄蕩，無處歸依，并覺悟到如此下去必然是族將不族、國將不國，就會毅然回到自己的文化生命上來尋求安立與歸宿，因此，儒家文化的復(fù)興不是需不需要與能不能夠的問題，而是民族覺悟與時間早晚的問題。）

　　在—個穩(wěn)定平和的時代，個人的生命信仰與民族的生命信仰往往是合一的，個人生命與民族生命沒有背離；
但在一個巨變動蕩的時代，個人的生命信仰與民族的生命信仰往往是分離的，個人生命與民族生命不能一致。這種狀況是一個民族生命中最深刻的內(nèi)在沖突，也是一個民族生命中最沉痛的悲劇。因為這種狀況把個人生命與民族生命撕裂，使民族生命缺乏個人生命的滋養(yǎng)，不再得到民族中優(yōu)秀分子的全部忠誠與護持，從而使民族的生命力日益枯竭，不再具有旺盛的生機。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tài)，也是一種不該有的狀態(tài)。實際上，常一個人把個體的生命信仰與民族的生命信仰分離開來的時候，他并沒有化解他在生命認同上的沖突，而是加劇了這種沖突。因為他不可能真正心平氣和地做到在個體生命上忠誠于一種文化形態(tài)，在民族生命仁義忠誠于另一種文化形態(tài)；
也就是說，兩種文化形態(tài)的沖突必然會糾纏在他的心中，使他的生命不能寧靜一如。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個體生命與民族的生命實際上是不可分離的，一個人不可能離開民族的生命而成為一個抽象的個體生命、當一個人在個體生命上選擇了一種與民族生命不同的文化形態(tài)時，他整個生命的定向已放在此一文化形態(tài)上，但同時他作為民族一分子的生命又不安于此，他只有把對民族生命的認同放在次要的地位，才能緩和他心中的沖突。這樣，他實際上是把個人的生命信仰放在第一位，把民族的生命信仰放在第二位，因為他不可能對二者都保持同樣的忠誠。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中國人以個體的身份全心全意地信仰基督是可能的，但信仰基督的中國人同時又全心全意地在民族生命的領(lǐng)域信仰儒家文化是不可能的。信仰基督的中國人在民族生命上對儒家文化的信仰要打許多折扣。這是他的生命定向決定的，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不管他怎樣表示他認同中國文化，這都是第二性的，其重要性是遠遠不能同他的個體生命信仰相比的。

　　以上我們談到了生命信仰的忠誠問題，此處有必要再申言之。我們知道，生命信仰是整個生命的投入，是全部心靈的歸依。因此，信仰的對象只能是一，而且必須對此一信仰對象保持絕對的忠誠。因為只有這樣，生命才能得到安立，心靈才能得到寧靜；
如果有兩個信仰對象并且對此二者都保持同樣的忠誠，勢必生命不能整個地投入，心靈不能全部地歸依。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就會依此失彼，依彼失此，不知何去何從，心靈就會焦慮不安，左右為難，永遠處于沖突狀態(tài)。在生命的信仰上之所以會要求絕對的排他的忠誠，是出于生命的真誠與感情的專一，而不是出于理智的選擇與意志的決斷。當然，對某一生命信仰的忠誠并不意味著要排斥其它的生命信仰，而只是表示信仰者的整個身心性命投在此而不投在彼。具體說來，在當今的中國（包括港臺），基督信仰與儒家信仰在爭奪著人們的忠誠。作為一個中國人，面對著基督信仰與儒家信仰，只能歸宗其中之一，而不能同時對二者都表示忠誠。這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必須做到絕對的真誠。一個中國人選擇了基督信仰，當然可以同時對儒家信仰表示同情與理解，并且可以在很多問題上認同儒家的精神價值，但這畢竟是第二等意義的事了，因為他的整個生命已經(jīng)在彼而不在此了，他的全部存在已經(jīng)以第一等意義的事為轉(zhuǎn)移了。反之，中國人選擇了儒家信仰，對待基督信仰的態(tài)度亦然�？傊�，在生命信仰問題上不可能存在著兩種忠誠，盡管有許多中國人企圖在歸宗基督的同時又保持對儒家的信仰，但這實際上是達不到的、這除了在心中引起無窮無盡的焦慮與沖突外，所表現(xiàn)出來的只是對兩者都不忠誠。

　　四、結(jié)語：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永恒沖突及其相處之道

　　以上我們從歷史文化、民族精神和生命選擇三個方面論述了基督信仰同中國文化的關(guān)系，通過此一論述，我們知道廠基督信仰雖然在生命真理上有其超越的一面，但同時又是歷史文化與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這種基督信仰的歷史文化性與民族性降低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使基督信仰不得不以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tài)出現(xi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樣，基督信仰在遭遇著中國文化時就必然會同中國文化發(fā)生緊張和沖突。在這種緊張沖突中，中國人不可能既選擇基督信仰又保持對中國文化的忠誠，即不可能既歸宗基督義保持對代表中國文化核心價值的儒家信仰的忠誠。由于儒家信仰亦是一種歷史文化與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同時又是一種關(guān)于生命的真理，再加上儒家信仰同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血肉聯(lián)系，在歷史上已被中華民族認同，代表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生命，因此，儒家信仰與基督信仰發(fā)生緊張沖突是非常自然的事。這一緊張沖突表明了在人類的歷史條件下兩種文化形態(tài)以及代表兩種文化形態(tài)核心價值的生命信仰均有其存在的正當理由與生存的平等權(quán)利，這里不存在文化優(yōu)劣之分，只存在歷史文化之別。然而，正是這—歷史文化之別，使基督信仰與儒家信仰之間的緊張沖突不能化解，這是因為基督信仰與儒家信仰雖然都表現(xiàn)為生命的真理，但這種生命的真理已經(jīng)是歷史文化的產(chǎn)物了，而歷史文化永遠都是特殊的、具體的，不同歷史文化之間總是存在著矛盾沖突。只要人類歷史還未完結(jié)，歷史文化的這種特殊性與具體性就不會消失，就有其合理的存在理由。由此觀之，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緊張沖突將是長期的，甚至是永遠的（在歷史之中），不管現(xiàn)在的中國人怎樣企圖去消除這種緊張沖突，都是不會成功的。（注4）這樣，會通融合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想法只是一種一廂情愿的主觀愿望，而企圖以基督信仰作為中國文化定向的說法就更是不切實際了。（注5）面對著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緊張沖突，我們必須保持清醒冷靜的態(tài)度，正視其不可會通性與不可融合性。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們要做的事情就不是去大而不當?shù)赜握剷�通融合，而是嚴肅審慎地去處理好二者的相互關(guān)系。具體說來，既然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緊張沖突是永遠不能消除的，那就要區(qū)定二者的分際，劃定二者的范圍，使二者各守其職，各安其分，不能相互僭越，更不能相互侵奪。并要在此基礎(chǔ)上互相寬容、相互尊重，使二者能夠長期和睦相處，不致發(fā)展成敵對狀態(tài)。這才是處理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關(guān)系的中庸之道，才是避免會通融合變質(zhì)為“以西化中”的不二法門。歷史的教訓必須記取，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關(guān)系史上的悲劇才不會重演。（注6）

　　注釋：注1：俄羅斯民族的宗教精神充滿著苦難與慈悲，波蘭民族的宗教精神體現(xiàn)了教會對世俗政權(quán)的反抗，美利堅民族的宗教精神則富于進取與創(chuàng)新，同是基督信仰，其信仰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民族精神則各自不同。

　　注2：尼布爾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一書中完全從否定的角度來看待民族，認為個人實現(xiàn)道德是可能的，而民族實現(xiàn)道德則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群體（民族）的自私大于個體的自私，而群體（民族）又缺乏個體那種足以克服自私的理性力量。尼氏的這一看法有一定的正確性，因為群體的自私確實比個體的自私難于克服]。但是，尼氏沒有看到群體并非完全是消極的存在，群體除自私的—面外，還有善的一面，正如個體有自私的一面又有善的—面一樣。這是因為個體同群體雖有區(qū)別，但二者的區(qū)別不是絕對的，群體由個體組成，個體的善多多少少會影響到群體的善。因此，從歷史上來看，群體的善除創(chuàng)造文明、延續(xù)文明外，大國援助中國、先進民族幫助落后民族的例子也不在少數(shù)。如果照尼氏的看法硬要把群體視為注定不能向善的惡的化身，那么二戰(zhàn)期間盟軍解放被納粹德國壓迫的民族、現(xiàn)在各國無私地援助非洲饑民又作何解?尼氏蔽于近代國內(nèi)社會與國際社會的激烈沖突，把個體與群體完全分開，看不見二者在道德上的聯(lián)系，因而得出此一極端結(jié)論，雖可諒解，但卻不是事實。

　　注3：關(guān)于把民族平等作為人權(quán)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規(guī)定在聯(lián)合國有關(guān)人權(quán)的公約中，如規(guī)定在《禁止并懲治種族隔離罪行國際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聯(lián)合國大會關(guān)于人民和民族的自決權(quán)的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以及《聯(lián)合國憲章》中。另外，基督教世界也很關(guān)心民族平等權(quán)問題，1974年普世基督教會協(xié)會召開了”人權(quán)與基督教責任”會議，提交了《圣•波爾頓報告》(St Polten Report)，該報告歸納了六條基督徒必須遵守的基本人權(quán)，其中第二條就是“人有欣賞與保存自己文化之獨特性的權(quán)利，這一權(quán)利包括民族自決的權(quán)利和少數(shù)民族的權(quán)利”。

　　注4：對羅光主教用托馬斯的神學來解釋中國的儒家哲學應(yīng)作如是觀。

　　注5：劉小楓先生認為神學是屬于人的學科而非屬于西方的學科，因而不是異質(zhì)于中國文化的外來文化，他之所以轉(zhuǎn)向神學不僅是出于個人的信念與學術(shù)的意向，而且是出于“文化之定向”（見劉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前言，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90年版）。劉小楓先生這種企圖以基督信仰作為中國文化定向的作法，忘記了中國文化的歷史傳統(tǒng)，忘記了二千年來中國文化的定向已“定”在儒家文化上，今后也只能“定”在儒家文化上�；�督信仰可以作為中國人個體的生命信仰，但不能作為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信仰，更不能取代儒家信仰成為中國文化重建的主導性力量。中國文化重建的方向只能是中國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復(fù)興，而不能再以一種新的形式走全盤西化的老路。歷史的教訓已經(jīng)夠深刻了，形形色色的西化都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災(zāi)難。對此我們應(yīng)該牢牢記取，不應(yīng)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去反對另一種極端的方式。

　　注6：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雖然是不能會通融合的，但二者相互吸取對方的優(yōu)秀成份以滋養(yǎng)自己則是完全可能的，實際上基督信仰中確實有許多值得中國文化借鑒的東西。以宋明理學為例來說明此一情況。宋明理學吸取了佛學中許多優(yōu)秀成份，但并沒有與佛學合而為一，而是以佛學中的精華來滋養(yǎng)自己，形成了一種能夠解決當時生命信仰與文化沖突的新儒學�；�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緊張沖突也應(yīng)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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