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起碼人有哀悼的自由

　　你并不認識那些被埋在瓦礫底下的人，你也不認識伏在路邊哭天搶地的母親，以及鏡頭里一個因為過度傷痛而表情空洞呆呆站立的男子；
那么，你為甚么要哭？為甚么會從喉底涌上一股不可抑止的酸楚？

　　美國思想家茱迪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認為人在哀痛之中「發(fā)現(xiàn)自己挫敗了，疲憊至盡卻不知理由何在。有些事情原來要比一個人精心謀策的計劃還大，比自己的目標、認知與選擇還大」。正正是在哀痛，嚎哭與悼念之中，我們透過一種奇特的失落感認識到人類存在的真相：「我總是超出我自己」。我不是孤立的自足的個體，我永遠比我「自己」更要復雜，永遠和他人神奇地發(fā)生連系，甚至與他人共同構成了所謂的「我自己」。否則怎能理解哀慟里的那種失去感呢？明明受害的是其它人，為甚么我會覺得自己身上好像因此少了些甚么？那不是幻覺，它是真真切切的失去，是我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使我惶然不知所措，茫然傷痛。

　　于是我才知道關于自我的真相。為汶川地震的死者痛苦；
于是我發(fā)現(xiàn)那些我從未見過，從來不曾意識到他們存在的人，竟然一直和我在一起，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巨大的天災總能喚起一種崇高的超越感，不只團結了一個國家，有時還團結了人類。

　　然后在繼之而來悼念里頭，我們可以沉思自己失去的究竟是甚么，由此生起一種對他人生命的責任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幸存者。而幸存者其實是不幸的，假如真誠面對自己感受，他必將發(fā)覺自己竟然有一種愧疚：「為甚么被活埋的不是我？」，「為甚么在那所學校上學的孩子不是我？」。這種看起來莫名其妙的罪疚會一直如幽魂地纏繞著幸存者，令他們感到負責的必要，贖罪的必要。而負責與贖罪的方法絕對不只是好好地活下去，更不是重展笑顏，歡欣鼓舞地感激他人對自己的關愛。

　　如果有人真想透過一場天災去凝聚政治社群的向心力，或者通俗點講，「激發(fā)大家的愛國心；
那就是去正視傷慟引起的群體責任。要幸存者走出陰影的唯一方法不是以外間喧鬧的鑼鼓噬咬心頭的無聲呢喃，而是讓他們在投入重建之余思考并追索「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背后答案。罪疚和過錯要以正義彌平，該追究的必須繼續(xù)追究，該調(diào)查的必須繼續(xù)調(diào)查。輕率的否認與局部的懸擱，不只不能補救失落，這些表層的虛掩只會使創(chuàng)傷沉入更深更深的地方，硬生生地中斷那種使生命互相連結的責任感，代之以冷漠且犬儒的遺忘。這不是在玩搓泥團的游戲，任你切割，要人放下的部分就放下，要人團結的時候就團結。

　　這個社會早已元氣大傷，散落成一粒粒原子般的沙子。信任稀缺，價值不定，都是大家說過很多年的斷語了。難得去年的五一二地震振起了近年罕見的純粹美善，使我們愿意為陌生人流淚，為陌生人獻出一己有；
如此珍貴的幼苗又怎堪再一次的挫折呢？

　　最最起碼，人有哀悼的自由。誰是主要的受害者，誰就該成為紀念活動的主角，就該有大聲嚎哭與訴說心聲的權利。我們時常勸解過度傷心的人，叫他們不要哭；
可是我們往往忽略了哭泣原來也是種治療，有多深遠的苦難，就有多長久的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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