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巴東縣公安局的“5·10案”立場和視角
發(fā)布時間:2020-06-22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如果有一個地方的公務機關向公眾報盤，稱自己“一以貫之地秉承‘忠于事實、忠于法律’的基本原則”，你能不贊嘆這里的人民生活在法治的天堂里嗎？
這里就是湖北省巴東縣，這樣表揚自己的是巴東縣公安局。
5月18日，巴東縣公安局在發(fā)布關于“5·10案件”的案情公告時，附帶有“幾點說明”，第一點第一句就這樣劈頭蓋臉給自己灌了一劑甜言蜜語迷魂湯。
可是，5·10案是一個自我表揚的機會嗎？如果這些自我表揚都是真實的，豈不應該掀起“全國公安學巴東”的新高潮，卻怎么會釀成震驚天下的5·10案呢？
當然，你應該體諒一個基層公安局，突然成為全國的焦點，需要向全國公眾喊話，但平時沒有這方面的操練，其話語系統(tǒng)不支持“公眾會話”，自覺不自覺就把平時“一以貫之”的“匯報材料”的套頭語，抄到這個面對公眾的文本里來了。
然而，巴東縣公安局并不覺得5·10案跟上述冠冕堂皇的大話有什么矛盾。
一、“5·10案一件很普通的命案”
巴東縣公安局長楊立勇接受媒體采訪時，一再告誡媒體和公眾，“從整個情節(jié)看，這確實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對于公眾的驚諤和憤怒，表示“我不知道為什么弄得這么復雜”（南方都市報5月22日報道）。而這正是巴東縣公安局的統(tǒng)一認識。
可是，這樣看待5·10案，既不政治正確，也無德良心，還不符合事實。黃德智、鄧貴大和鄧玉嬌能夠在一個公開營業(yè)的色情場所“相遇”，這“很普通”嗎？如果這里沒有一個環(huán)境，一種小氣候，如果不是鄧貴大似的“客人”養(yǎng)成了驕橫拔扈的惡習，敢于在營業(yè)場所以武力和金錢脅迫色情服務，能有5·10案嗎？
你可以說，這是普遍的現(xiàn)實，公開經營色情行業(yè)的并非巴東縣，你只不過是跟其它地方一樣，奉行了放任的，或者難免有所“沾染”的潛規(guī)則，公眾也不必苛求巴東縣之一時一地；
你還可以說，公務員成為色情消費的主流，也是你們無能為力的事；
甚至你們自己成為色情行業(yè)的“消費者”，也在公眾的“理解”范圍。但是，作為公安部門，你們是否“從實際出發(fā)”，去“過問”了一下色情行業(yè)里的性服務人員，那些容易受到各種各樣的傷害，沒有任何自我保護能力的女子的人權狀況？或者“警告”一下老板“加強管理”，出了事情“大家都不好說”？
從保一方平安的公安局長應該具備的素質來說，你應該有能力聯(lián)系社會現(xiàn)實，聯(lián)系政治經濟環(huán)境，并把握法律的基本原則，綜合地考慮你的職責。你還需要有視性服務人員同樣有平等人權的懷情。從而認識到，5·10案不僅“很不普通”，而且你們正是應該負直接責任的公務部門。在5·10之后，你們需要對巴東縣的父老鄉(xiāng)親有一個合理的交待，局長本人應該本著公務員的基本道德，向公眾深深地鞠躬道歉，請求諒解。怎奈你們卻統(tǒng)一咬定“這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
此外，楊局長也應該理解5·10案被“為什么弄得這么復雜”。首先，它不是公眾“弄復雜”的！它本身有復雜的社會背景，又因為你們對它的認識讓公眾感到擔憂，因此顯得更加復雜。
并且，5·10案件還觸動了人性中最敏感的層面。人們都渴望生活在文明的環(huán)境里，但是，他們看到，在一個鄉(xiāng)鎮(zhèn)，一個本是民俗敦厚的熟人社會，兩個醉醺醺的男人來到色情場所，見一洗衣女子就要強求，人家聲明，拒絕，逃避，都不能幸免。兩個父親般年齡的公務員，對一個二十一歲，正在夢想愛情的貧民女子，有暴力脅迫（如“推坐”），有金錢侮辱（如“扇擊”）……這不已經構成了千百年來流傳的，“女子抗暴”的經典悲劇的所有要素嗎，在民間傳播的故事和戲曲，不正是頌揚這樣的故事嗎？在自古以來的傳統(tǒng)教養(yǎng)里形成的女孩子的正常心理，在那種無助的情況下，不都是要不計后果地反抗嗎？反過來說，一個女子如果服從了，她的整個人生就改變了，她的青春的夢想就斷絕了嗎？
同時，在這個案子的黃德智、鄧貴大也幾乎全面符合這類傳統(tǒng)悲劇的反派嘴臉。誠如某種市井間的評論所說，鄧、黃之流的流氓行徑，不僅女人恨，男人恨，而且“流氓恨”�；蛘呷缦愀弁膱蠹埳系臉祟}，叫“烈女殺淫官”�！傲遗焙汀耙佟倍际俏幕拍�，但是，你能說它用在這里不準備嗎。這樣的案情，不是你想引導人們認識它普通，它就能普通的，它確實“很不普通”，它可能還有希望以文藝的方式流傳。
二、“客人”的立場和視角
觀察巴東縣公安局在5·10案中的表現(xiàn)，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是以鄧貴大、黃德智的視角和立場處置和表述案情的。
案發(fā)后，警方立即把鄧貴大“扇擊”過鄧玉嬌的“頭、肩”的四千塊作為遺物給了鄧的妻子！而鄧妻則給“隨身揣四千塊錢”的丈夫一個“他隨時要打麻將”的理由，我并不在意這種解釋的合理性，我的問題是，如果警方以公正的立場，把鄧貴大看作同一個案件中的當事一方，而不僅僅是“受害者”，至少應該把它作為重要物證固定下來。有一天，或者法庭上需要它來告訴法官，它是怎樣“扇擊”了一個捍衛(wèi)貞操的女子的尊嚴。
接著是巴東縣公安局的第二次公告，即5·18公告。這份公告以鄧貴大、黃德智的單邊角度來敘述案情的。它的“主語”就是鄧貴大、黃德智。文中充斥“黃誤認為”和“黃認為”之類的心理描寫！直接為“強行要求性服務的”“客人”代言。
我不認為公安部門的案情文書中，需要像現(xiàn)代小說一樣，以上帝般的全知全能，認定其中一方的心理活動的真實性，同時，對處于被動和弱勢地位的另一方當事人，在整個掙扎和逃避攻擊的過程中內心的劇烈沖突，則付諸闕如，不作對等呈現(xiàn)，和相互印證！
這里有必要引述公告原文，但限于篇幅只好略去，這里直接分析公告文本。而網絡上很容易搜索，有興奮的讀者可以搜索對照。公告跟在黃、鄧后面觀察案情。用黃“誤以為”，“黃認為”作為“見一位洗衣女子就開始強行要求性服務”的惡行的狀語。用“口角”和“爭吵”這種描述對等關系的中性詞，來掩蓋“強行”——公安方面應該比誰都清楚，一個女子在兩個男人明確的強行性要求威脅下，從一間屋子逃避到另一間屋子，這到底該叫一方的“強迫”，還是雙方的“爭吵”？至于“扇擊”和“推坐”等語言選擇，是人所共知的了，此處不論。我注意到，在整個公告的敘述里，只有這兩個動詞成為惟一的身體接觸。如果這是真的，黃、鄧二人真是天下最文明的“客人”，而鄧玉嬌則是最“故意”的抗暴女子了。
在整個過程里，作為被動、弱勢一方的鄧玉嬌的主體性被模糊，她是從黃、鄧二人眼里被觀照的。常識告訴我們，在公正的敘述中，應該由被動的弱勢的一方“主訴”，而由攻擊的一方的說法來對襯。例如我們這樣敘述：鄧玉嬌正在洗衣服，兩個醉酒的男人突如其來，直接提出“性要求”……顯然，被動、弱勢一方的處境更有接近真實的價值。而黃德智的“誤以為”則毫無價值，如果承認黃的“誤認為”的合理性，那就等于說鄧玉嬌的存在本身有錯！
律師會見鄧玉嬌后得出的結論是，她思路清楚。為什么公告里沒有她主訴的角度？在公告里，兩個飲酒過量尋性而去男人的被格式化成標準的“來消費就應得到服務”的“客人”，他“合情合理”，“不合理”的地方，有“誤會”來補足。在這種情況下，女子殺人，就成為“故意”的了。所以，我稱公告有兩個角度：一個是男權的角度，另一個是強權的角度。
公告里還出現(xiàn)了兩位女子“上前勸解”的情節(jié)。這應該不是“勸”兩個正在強迫鄧玉嬌“提供性服務”的男人放手（她們敢么？），而是“勸”在被控制狀態(tài)下的鄧玉嬌“服從”、“服氣”吧？此情此景，這也只能增加鄧玉嬌的無助、絕望和反擊的決心�？墒牵诠胬�，這個情節(jié)似乎是隱隱指向鄧玉嬌不聽“勸解”的。
以這樣的立場和角度敘述的案情公告，除了顯示公安方面自覺不自覺地為黃德智、鄧貴大之流背書，顯示公共立場的偏廢，對于一般受眾，有可能造成黃、鄧二人是“合理的”，而鄧玉嬌則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偏執(zhí)的”效果。
然而，在任何案件中，公安都不能選擇立場，它有一種立場，即公共立場，公安站在任何單邊的立場表述案情都會令公眾感覺深深的不安。細究5·18和楊局長的談話，讓人覺得目前公眾對鄧玉嬌案的公正的擔憂，并非沒有道理。
三、公安局長心里的“異性洗浴”和“性交易”
當記者問巴東縣公安局長楊立勇先生，“異性洗浴”的概念是什么？他的回答是：“那就是異性洗浴唄”！接著，他又說，“也許很多人理解為色情服務，性交易。但是這個案件當中，交易還沒有發(fā)生……”
可以想像，一個基層公安局長對社會的熟悉和行事的方式，有許多超出普通公眾的直覺經驗的范圍。楊局長回答記者提問的話，字面是不好理解的。但是，楊局長當然知道“異性洗浴”是怎么回事，只是他不說。但是，根據(jù)楊局長的談話，和相關的觀察，我傾向于對“異性洗浴”是可以作任何解釋的“性服務”。
最后，我領會一下楊局長關于“這個案件當中，交易還沒有發(fā)生”的說法。我覺得，面對5·10案說這個話，是令人寒心的。
楊局長一定要明白，在這個案件中，前提就是沒有“性交易”，它不可能“完成”，鄧玉嬌是不出賣性的。這里是一個“強迫”的關系，或者“強迫交易”的關系。局長這個話，仍然有黃德智的意味，似乎在那里，沒有不可以交易的性。看來局長還沒有記住鄧玉嬌是怎樣成為“烈女”的。這一點局長要牢記，下次一定不說偏了。另外，我們不知道，局長先生是否承認，根據(jù)對強奸的某種定義，就算是按字面理解的“異性洗浴”，只要是強迫，也應該構成強奸？
�。�2000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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