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經驗——以南非的國家轉型為例

　　南非經濟騰飛源于獨特的制度安排

　　南非是中國很關注的一個國家，1995年中國與南非建交之后，南非是中國人去得很多的一個國家。最近媒體對南非的報道也比較多，但是往往是說南非的治安問題等等，但是對這些現(xiàn)象的由來，中國人好像不是太了解。

　　很多人的印象中，非洲是十分落后的，但是種族隔離時代到過南非的人都知道，南非大城市甚至比歐美還要漂亮。歐美的城市，還是有很多比較臟亂差的窮人住宅區(qū)，但是民主化以前的南非因為對黑人實行嚴格的控制，黑人是不能進城安家的，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城市都是白人城市，建筑的華麗、秩序的良好以及市容的整潔，甚至超過了歐美的一些城市。南非的基礎設施很發(fā)達，這是由于南非上述體制下，圈地很方便，歐美沒有這樣的條件。南非在上世紀80年代的高速公路里程曾經一度僅次于美國、德國，居世界第三位。

　　南非經濟增長速度也很快，南非在1932年到1972年的40年間，平均每7.4年GDP就翻一番。但是到了70年代末，由于社會危機的逐漸顯露，開始減速，到1982年首次出現(xiàn)負增長。很多人認為南非之所以富裕是因為有金礦，其實南非最近幾十年的經濟發(fā)展主要是制造業(yè)推動的。雖然在起步階段，黃金的確是南非經濟的很重要因素，但是南非的金礦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開采，開采條件都很差，成本也很高。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推動南非經濟發(fā)展的并不是采礦業(yè)和農業(yè)，而是工業(yè)。一戰(zhàn)后，南非的制造業(yè)開始起飛，二戰(zhàn)期間超過了采礦業(yè)，1965年超過其他各種行業(yè)之和，成為非洲唯一真正工業(yè)化的國家。南非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1/3以上的經濟產值。

　　南非經濟的第二個特征，就是鮮明的外向型。講得簡單一些，就是利用隨便圈地、使用黑人的流動勞工，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吸引大量的投資，生產出的廉價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尤其在非洲市場上有相當?shù)母偁幜ΑＲ虼�，南非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外貿順差很高，南非經濟高速增長的30年內，外貿順差曾經從143億蘭特發(fā)展到7430億蘭特，膨脹了五十幾倍。南非的資本項目順差也非常高，1965年是2.15億美元，到了1982年發(fā)展到23.66億美元，后來由于南非的社會矛盾發(fā)展，大量的外資開始撤出南非，1985年以后南非就成了一個資本流出的國家。

　　第三個特征，就是南非的白人主體布爾人比較需要國家的保護，因此他們的公營經濟占的比重比較大，1980年公營部門占全國固定資產的58%，占產值的26%，出口占50%以上。

　　南非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夠吸引到大量的外資，拉動經濟高速增長，很大情況下就是由于當時南非獨特的制度安排。南非的用工制度和土地制度，別國是不可能擁有的，使他們在招商引資等方面有很大的優(yōu)勢。

　　講得簡單一些，南非的白人主體，就是荷蘭裔的布爾人，利用英布戰(zhàn)爭形成的民族情緒抵制國際社會的人權壓力，以大比重的國營經濟維護布爾人的特權，另一方面，在南非的外向型市場經濟中通過剝奪多數(shù)黑人權利來壓低勞動、土地等要素成本，從而吸引投資、發(fā)展制造業(yè)、經濟擴大出口。為此，有一整套被南非人叫做“二元體制”的種族隔離制度，其中包括只準黑人進城打工但不能安家的“流動工人”制度，隨意盤查、拘禁黑人的打工證制度，以“消除貧民窟”為名驅趕黑人的所謂“有序城市化”政策，既便于白人國家隨意圈占土地又便于束縛黑人的土著土地強制性“部落所有制”制度，以及阻止打工黑人在城市扎根，讓他們出賣青春后返回農村的所謂“黑人家園復興計劃”。這種體制盡管實現(xiàn)了“奇跡”式的經濟增長，但也導致了尖銳的社會矛盾，終于不可持續(xù)。到了1990年代，南非在國內人民的斗爭與國際社會的推動下實現(xiàn)了民主化，南非的發(fā)展也開始了新的篇章。

　　“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

　　南非70%多的人口是黑人(現(xiàn)在由于白人逐漸外遷，黑人比例接近80%)，30%的人口是白人和其他人種，這兩種人實行完全不同的制度。南非之所以可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和英布戰(zhàn)爭之后形成的民族情緒有關。

　　在20世紀初發(fā)生了英布戰(zhàn)爭，英國人經過三年戰(zhàn)爭，滅掉了兩個布爾共和國，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南非聯(lián)邦。因此荷蘭裔的布爾人有反抗英國殖民統(tǒng)治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布爾人的抗爭下，即使在英布戰(zhàn)爭后的英屬時期，包括“窮白人”在內的布爾人勢力仍然主導著南非政治，獨立后更是如此。到處都可以看到英布戰(zhàn)爭的紀念碑，布爾人不斷宣傳，說講英語的人以前曾經欺負過我們，現(xiàn)在還要欺負我們，現(xiàn)在欺負我們的表現(xiàn)就是要對我們強加人權觀念，強迫我們提高黑人的人權。布爾人(自稱為阿非利堪人)認為這是一種外來干涉，抵抗殖民主義就表現(xiàn)在他們要拒絕這種干涉。

　　當時的南非總統(tǒng)博塔就曾傲慢地宣稱，我們的人民同殖民主義作斗爭比非洲其他人更早，這些殖民者的后裔現(xiàn)在卻干涉我們的內政，強迫我們按我們敵人的方式去理解種族隔離制度，我們絕不屈服！我們要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制度，但絕不搞他們建議的一人一票選出的政府。因此，布爾人壓迫黑人，堅持自己的種族優(yōu)越性，似乎反而具有了抵制殖民主義、獨立自主和拒絕他人干涉內政的所謂正義性。為了堅持他們的種族特權，他們可以退出英聯(lián)邦、蔑視聯(lián)合國，斷絕南非荷蘭裔教會與宗主國教會的關系，與國際社會叫板。

　　早在1834年，英國殖民當局在南非廢除黑奴制，布爾人就視之為奇恥大辱，他們認為黑人就是應該當奴隸的，英國人廢除黑奴制，是對他們的蔑視。1910年成立南非聯(lián)邦時，當時布爾人通過憲法剝奪了英治下保有的一些黑人權利，比如英國殖民當局允許黑人可以擁有土地所有權，布爾人就取消了，然后一些黑人組成代表團到倫敦去請愿，要求英國議會阻止布爾人所做的這一切。布爾人就說這些人是英國人的走狗，是“南非奸”，是在幫助英國人干涉南非的內政。

　　1930年，南非主管土著事務的部長霍洛維聲稱，美國人的黑白一體化政策是失敗的，不能把這種失敗的種族政策強加給南非。1960年2月，英國首相麥克米倫訪問南非，在議會發(fā)表了著名演講《變革之風吹遍非洲》，敦促南非政府改變種族隔離制度。在布爾人中引起了強烈的憤怒，認為英國人干涉內政，當年10月布爾人占多數(shù)的南非白人議會投票宣布脫離英聯(lián)邦，廢除英國女王象征性的地位，成立南非共和國。

　　南非宗教中也有這樣的問題。南非英語白人建立的英國圣公會是比較反對種族隔離的，他們甚至選出了一個黑人大主教圖圖。但是南非的荷蘭白人教會歸正會支持種族隔離，甚至對荷蘭本土歸正會的反種族主義態(tài)度都不能容忍，遂自立門戶，斷絕了與后者的關系。

　　南非的英語白人之所以在種族問題上比較開明，是因為在當時的南非白人中，英語白人大部分人從事工商業(yè)，也就是當老板的比較多。而荷裔的白人叫布爾人，布爾是荷蘭語農民的意思，他們傳統(tǒng)上是農民，比較排斥工商業(yè)，他們進城之后絕大多數(shù)是窮白人。窮白人搞工商業(yè)競爭比不過英語白人，打工又競爭不過黑人。因此這些人特別需要有特權來保護，他們特別希望有一種制度能夠提供大鍋飯，能夠把被認為是進城跟他們搶飯碗的黑人排擠到底層。這就使他們在種族問題上變得比英語白人要更加頑固。

　　正因為這樣，當時的黑人解放運動，對英語世界也懷有好感。曼德拉就曾經自稱是親英派，他說：英語對于布爾人來說是一種外來語言，但是對于我們來講，是一種求解放的語言。1941年羅斯福、丘吉爾頒布《大西洋憲章》，強調普遍人權，布爾人對此嗤之以鼻，但非國大則深受鼓舞，立刻把文本搬來，發(fā)表《非洲憲章》，呼吁給予黑人普遍人權。而南非的英國圣公會更是成為黑人基督徒的抗爭基地，產生了像黑人大主教圖圖等精英。

　　南非實行種族隔離制度，又一個理由是文化差異論，否認普遍人權，主張白人的人權標準不能適用于黑人。南非御用學者宣稱，如同保持種族生物特性一樣，保持民族認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權利是最基本和首要的人權。按照他們的說法，黑人低人一等、白人高人一等，這就是種族特征，保持這種種族特征就是最重要的人權。據(jù)說黑人也希望保護自己的文化特性，實行種族隔離有利于保持黑人文化。只有把黑人和白人隔離起來，才能保持和發(fā)展黑人民族的“自然本性和文化傳統(tǒng)”，“發(fā)展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南非在布爾人掌權之后，廢除了英治時期的土著地區(qū)議會，強制恢復了傳統(tǒng)的酋長制度為主的班圖斯坦制度。

　　南非為了保護布爾人的特權，在經濟領域搞了很多維護布爾人特權的國有經濟。南非布爾人當老板的比較少，在自由雇傭的條件下，又競爭不過黑人勞工，因此需要有一個很龐大的國有部門去吸納布爾人就業(yè)，這是南非國有部門占比重很大的一個原因。

　　有人調侃說，南非搞的是“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對白人來說，南非是一個福利國家，各種福利那是相當不錯的，但是它是建立在黑白對立的基礎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南非的特征就是白人和黑人各自內部的階級分化都很不發(fā)達，南非的白人內部比較平等，黑人內部差別也不大，但是黑白之間的差別非常之大。在改革之前，中國也有很類似的現(xiàn)象，就是城里差別不大，農村差別也不大，但是城鄉(xiāng)差別非常之大。

　　如果我們進行縱向的比較，也就是盡管南非黑白差異非常之大，但是南非的黑人勞工進城打工后，比起他們在所謂的黑人家園時，收入還是有比較高的增長，即使是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是南部非洲各國黑人打工者的集中輸入地，南部非洲的很多國家都有大量的勞工跑到南非去打工，如莫桑比克、馬拉維、津巴布韋等國，都有超過1/3乃至一半的勞動力跑到南非打工。這一現(xiàn)象說明，南非的黑人勞工盡管處境非常之差，但是比起周邊的國家來說，還是要富裕一些，所以這些人才愿意來打工。

　　這些進城市打工的黑人，南非當局把他們叫做“流動工人”，這些黑人打工者隨時攜帶的通行證，稱為“DomPas”，白人警察在城里一見到黑人就查證件，如果沒有就強制收容審查。南非黑人當時的抗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抗議黑人通行證制度。南非的黑人證件辦理是不花錢的，這和我們進城農民辦理的三證有很大的區(qū)別。

　　南非的流動工人和有序城市化

　　由于流動勞工政策，造成了南非的一個現(xiàn)象———逢年過節(jié)有大批的黑人勞工要回家，在南非的黑人居住區(qū)索韋托，有一個據(jù)說是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車站，每到圣誕節(jié)前后，有大量的勞工要返鄉(xiāng)，會出現(xiàn)一個很熱鬧的景觀。一些南非朋友告訴我，現(xiàn)在圣誕節(jié)回去過節(jié)的勞工，主要是外籍勞工了。因為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之后，南非本國的黑人勞工80%已經在城里安家，已不必再每年卷入這種所謂的民工潮里了。

　　南非的黑人勞工即使在流動時期，雖然白人不希望他們在城里安家，但是他們實際上還是通過各種渠道，力圖在城里建立各種各樣的社區(qū)。當然這些社區(qū)在白人眼里都是很不高尚的社區(qū)，都是屬于類似于貧民窟的社區(qū)。絕大多數(shù)的黑人勞工他們都在打工地附近安了家，當時南非白人不讓他們進入主城區(qū)，但是在城外劃了一片地方讓他們安家，這就是約翰內斯堡西南25公里的索韋托。

　　在索韋托以家庭方式居住在貧民區(qū)的黑人勞工，在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前占80%，而以單身勞工方式居住在集體工棚的，大概占20%。普遍認為居住在單身宿舍無法安家的單身勞工，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比在貧民區(qū)安家的那些勞工的地位更加低、處境更壞。在過渡時期，南非出現(xiàn)嚴重的部族沖突，死了上萬人，當時說沖突是由于科薩人和祖魯人的部族矛盾，后來學者認為，其實所謂的部族矛盾包含了利益訴求的區(qū)別，實際上就是處境更差的集體宿舍勞工，與在貧民窟可以安家的那些勞工之間的利益矛盾導致的。

　　南非的土地制度也一直存在著英國傳統(tǒng)的私有制和布爾傳統(tǒng)的國有制的沖突。19世紀英國人在治理開普殖民地時期，曾一度推行過土地私有化的改革，允許黑人購買和擁有土地，但是這一政策惹怒了布爾人，進行了強烈的反對，為了安撫布爾人，英國人妥協(xié)了，后來南非實行的仍然主要是布爾人的制度。其中著名的就是1894年的格倫格雷法，規(guī)定黑人實行部落傳統(tǒng)下的份地制，實行所謂的平均地權，規(guī)定必須保證黑人家庭擁有份地，但是份地不得超過10英畝，一家不得擁有多份，而且份地不能買賣。白人規(guī)定這種制度，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防止黑人由于土地買賣而變?yōu)闊o地農民，是為黑人著想，其實誰都知道，這是為了白人圈地著想。

　　1913年、1936年南非又兩次通過了土地法，最后形成了一種“二元土地制度”。在最終實現(xiàn)白人國家所有的框架下，一方面白人社會內部基本上按照英國傳統(tǒng)建立了適應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實際上的私有地權制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另一方面，對黑人卻強化了部落集體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不僅禁止黑人白人之間的土地交易，在黑人內部也只承認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認私有制，限制個人對土地的權利，限制個人的土地擁有量。

　　對白人當局來說，實行這樣的土地制度有兩個好處。第一，實行這一制度，白人當局就有理由說黑人在所謂的黑人家園里，是保留有退路了，因此城市可以不對他們開放，城市只要出現(xiàn)危機，出現(xiàn)經濟蕭條，就可以把黑人勞工趕回去，因為他們反正可以回去種地，失業(yè)也不是問題，社會保障也不是問題。第二，雖然黑人的份地是屬于集體的，但國家高于集體，國家要圈土地，集體沒有任何抵制能力。因此，這個制度給白人圈地提供了非常優(yōu)越的條件，使得白人城市的基礎設施搞得很好。南非的城市很漂亮、高速公路修得很多，都與這些制度有很密切的關系。

　　南非的這一“優(yōu)勢”，是歐美國家所不具備的。在經濟繁榮時，可以讓流動工人大量進城賣苦力，一旦遇到蕭條，就把他們視為城里多余的人，進而把他們趕回所謂的黑人家園，讓他們靠狹小的部落份地生活，以此一次一次把危機的打擊轉嫁到他們的身上。這種流動勞工加黑人家園部落所有制的設計，就是所謂有序的城市化。南非的一位專家湯姆林森就曾經論證過，美國的城市化就是無序的城市化，美國沒有實行種族隔離制度，因此黑人大量涌入城市，芝加哥、底特律等黑人都是占一半人口以上，造成城市臟亂差，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很糟糕、很失敗的案例，南非絕對不能這樣干，南非要做自己獨創(chuàng)性的體制，就是要把黑人管住，只讓他們來打工，不能讓他們在城市定居，這樣的制度就是所謂有序的城市化。

　　在有序城市化的條件下，南非不允許黑人在城里定居，但是卻需要黑人打工，黑人不能定居的理由，就是如果黑人在城市里定居，就會形成貧民窟。但是時間長了，黑人安家的趨勢還是無法阻止，他們就在約翰內斯堡城外劃了一片地方，讓流動工人在那里蓋房子，這就是所謂的索韋托(Soweto)。它本是“西南鎮(zhèn)區(qū)”(SouthWestTown)的拼讀，但一些黑人卻有另外的解釋：索韋托就是SoWhereTo，“那么我們去哪兒呢？”顯然，白人不準他們到別的地方。

　　因此就出現(xiàn)了一個很鮮明的對比，一大片的棚戶區(qū)組成的索韋托和全是華麗的建筑構成的約翰內斯堡。約翰內斯堡號稱是南半球最美麗的城市、非洲花園，而索韋托是人口高達100多萬的龐大棚戶區(qū)，是世界著名的所謂問題社區(qū)，不單在政治上是黑人反抗運動的根據(jù)地，同時社會秩序也比較差，是犯罪率很高的一個城區(qū)。

　　民主化之后，這種現(xiàn)象很快得到了改變，一方面索韋托的公共設施在民主化時期有了很大的改善，索韋托不再是那么簡陋，不管是黑人的住宅，還是各種公共設施，都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另外一個方面，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之后，黑人可以進入約翰內斯堡，約翰內斯堡在有些人看來就比過去要臟亂差了，有些人說原來的約翰內斯堡像北京，現(xiàn)在的約翰內斯堡有一點像是馬尼拉了，但是這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呢？不同的人大概有不同的判斷。

　　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大城市是沒有貧民區(qū)的，原因是不允許黑人進入，只能住在索韋托，不能住在約翰內斯堡。但是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之后，就有大量的窮人進入大城市，在城市里出現(xiàn)了一些露宿街頭的人，就出現(xiàn)了一些棚戶，還出現(xiàn)了窮人干脆占據(jù)空房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治安和臟亂差一類的問題。這一類問題，使得現(xiàn)在的南非大城市比起種族隔離時期要更像拉美(據(jù)說拉美大城市的特征就是城里有大片的貧民區(qū))，但是這并不是我們所講的拉美化，因為拉美化是沒有走出種族隔離制度這一背景的，而南非出現(xiàn)的這些問題，其實是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之后的一個暫時的現(xiàn)象。

　　南非在種族隔離時期城市里很干凈，治安也很好，但是這是以種族隔離為代價的。我發(fā)明了一個名詞，把這種狀況叫做“前拉美化”，也就是說它是在沒有遷徙自由背景下出現(xiàn)的一種漂亮城市，這種漂亮城市的背后是對黑人人權的剝奪，因此它比拉美還要落后。而在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之后的民主化階段南非雖然出現(xiàn)了暫時的城市治理困難，可以叫作“類拉美化”吧，但與“前拉美化”的“漂亮城市”相比還是進步了。今天南非社會的共識是，如今的城市治理困難只是他們進步過程中的問題，要解決這種問題，但絕不會再倒退回到“前拉美化”的狀態(tài)，盡管南非在那時曾經有非常漂亮而且“有序”的城市，但對于大多數(shù)人即黑人而言這并不是他們的城市，也不值得他們自豪。

　　按照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當局的制度設計，“流動工人”應該是在城里打工，把家留在農村，他們在農村的家庭，白人當局起了名稱，原來叫班圖斯坦，后來叫“黑人家園”。南非的“黑人家園”理論是1956年通過所謂的湯姆林森考察團的報告建立的。當時南非的一個農學教授湯姆林森率領一班學者搞了個調查，認為南非工業(yè)化造成大量黑人涌入城市，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到本世紀末都市黑人人口將達到1500萬，那么就會出現(xiàn)美國底特律、芝加哥式的現(xiàn)象，他們以美國作為反面的案例，說這種無序的城市化會造成嚴重的問題，像貧民窟、臟亂差等等。因此他們提出，解決的辦法就是讓黑人和白人“彼此獨立發(fā)展”。但是這個報告也說，黑人只務農其實也過不下去，因此要在黑人居住區(qū)實行工業(yè)化。湯姆林森報告說，如果不為黑人在自己的居住區(qū)提供發(fā)展機會，那么我們的計劃就會失敗，因此要實行所謂的投資點和工業(yè)分散化計劃，也就是在黑人家園搞離土不離鄉(xiāng)的鄉(xiāng)土工業(yè)，讓黑人就地在那里工作，不要進城，進了城也不要在城里安家。

　　白人當局還說，黑人家園可以保護黑人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維持酋長制度，不要學白人搞什么民主。當時黑人維權運動對此是強烈反對的，曼德拉對這個計劃有激烈批評，他指出：盡管湯姆林森報告中關于發(fā)展黑人區(qū)經濟、改善民生的說法并非一無是處，但這個計劃的目的是在于阻止黑人定居城市，因此從總體來說是行不通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進城定居是窮人的權利

　　大家都知道，雖然南非實行了這一計劃，但仍然無法遏制黑人進城安家的潮流。南非所謂的黑人家園，在10多年前就已經逐漸成了一個留守人口居住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老人、婦女、小孩，而青壯年都進城打工了。但是南非當局希望通過振興黑人家園計劃，使得南非的黑人能夠回流農村，即使不回流，也希望由此只在城里暫住，等到打工到35歲就回到黑人家園靠部落集體所有制養(yǎng)老了。在種族隔離制度的最后20年，進行了相當大規(guī)模的投資。正如湯姆林森報告所講的，如果在黑人家園里沒有出路，黑人仍然是要涌入城市的，因此要實行黑人家園制度，就要使黑人家園有所謂的復興。于是通過國家投資，在黑人家園蓋了很多公共設施，蓋了一些居民區(qū)，搞了很多那種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為了使黑人家園對于黑人有約束力，南非從1974年開始，還千方百計地讓這些黑人家園獨立。因為南非畢竟還是有一點西方的傳統(tǒng)，如果是本國的公民，不讓他們在城市定居還是說不過去，他們也不能明目張膽實行一種另類的戶籍制度，最簡單的做法，就是讓這些黑人干脆成為外籍勞工，如果這個黑人家園獨立成為單獨的國家，那么黑人勞工的問題就比較簡單了，他們就成為外籍勞工，只能在這里打工、不能安家。

　　為了這一點，南非的國家公共財政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在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后期，他們對黑人家園的補貼非常之大，1988年到1989年財政年度，南非政府對10個黑人家園的財政補貼總額超過69億蘭特，而下一財政年度更達到85.1億蘭特，增長非�？臁０凑债敃r的比價，相當于34億美元。如果折算成2006年的美元，就相當于60億美元，按照黑人家園的總人口平均，每人達到380美元。

　　但是，南非國家財政對黑人家園建設投入的效果卻很差，因為它的初衷不是為了改善黑人權益，達到種族平等，而是借助傳統(tǒng)專制酋長來約束黑人，使之留在農村，使城里的打工黑人變成外籍勞工，而失去在城里安家定居的資格，將35歲前住單身工棚、35歲后回鄉(xiāng)終老這樣的一種狀態(tài)固定化，甚至借助傳統(tǒng)力量讓城居黑人倒流回鄉(xiāng)，而不給白人城市添麻煩。正是由于這種制度設計是出于這樣很不正常的目的，因此這些形象工程花錢多、效果差，被很多白人納稅者視為很大的負擔，這種負擔也是他們在種族隔離制度后期改變態(tài)度，傾向于支持取消種族隔離的原因之一。他們認為與其付出那么大的代價，實際上還是攔不住黑人進城的潮流，還不如干脆讓他們進城。

　　一方面南非將黑人圈在索韋托這樣的地方，另一方面在主城區(qū)還是出現(xiàn)黑人住宅區(qū)，當時的南非政府就采取驅逐政策，就是所謂的清除貧民窟。南非在經濟發(fā)展時期曾經出現(xiàn)過很多這種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其中在50年代出現(xiàn)的索菲亞頓事件是最有名的一次。

　　最近姚洋先生說貧民窟意味著窮人進城“侵犯產權”。我不否認一些民主國家對窮人“私搭亂建”相當寬容。但是那些“低人權國家”則不然，他們的暴力“城管”顯然侵犯人權，而用城管方式“清除貧民窟”才真正是侵犯產權。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怎么可能讓黑人“私搭亂建”？那里的黑人貧民區(qū)應該說都是在尊重產權的基礎上形成的。約翰內斯堡市內的索菲亞頓本來是一塊給窮白人蓋的廉租房小區(qū)，完全是合法的，但是蓋起來了之后，白人當局認為標準太差，做白人的廉租房不夠格，因此市政當局拒絕提供市政支持，沒有給它投資建下水道等等。開發(fā)商不愿意浪費這筆錢，就把房子賣(租)給了黑人打工者。這完全是正常的產權交易，并沒有發(fā)生所謂黑人占地亂建的事。但是后來，因為那里離市中心比較近，只有4英里，屬于三環(huán)內甚至二環(huán)內吧，白人當局認為這塊地皮被黑人占據(jù)太可惜，于是實行了“清除貧民窟”計劃，把上萬黑人趕走，造成非常嚴重的事件。著名南非影片《鼓》就是講的這件事。

　　在南非黑人解放運動中，黑人領袖都非常強調黑人貧民區(qū)存在的權利。盡管貧民區(qū)本身條件就非常差，但是連這樣的地方都不讓他們住，就更加不人道。曼德拉就曾描述過約翰內斯堡的亞歷山大貧民區(qū)，那里設施簡陋，治安也很糟糕，但曼德拉強調說，白人當局的清理貧民窟，要比貧民窟本身更不人道。非國大領導了貧民窟黑人的反拆遷斗爭。曼德拉說：“盡管亞歷山大的生活像地獄，但這里也是一個致富之地，黑人可以在這里積累私有財產，經營自己的產業(yè)，黑人不必向白人的城市管理當局磕頭。亞歷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見證了我們的人民沖破約束、成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歷程。為了讓非洲人留在農村，或是在礦上打工，白人政府堅持認為黑人本質上就是農村人，不適合城市生活，亞歷山大盡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它卻戳穿了這種無恥的謊言，亞歷山大的居民來自各個非洲部落，完全適應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識，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間、種族之間的隔閡”，因此曼德拉說亞歷山大是黑人的希望之地。

　　當然曼德拉絕不是說黑人就該住得這么差，但這是國家之過，不是黑人之過。國家不能提供廉租房已經該罵了，黑人自己搞個“窟”你還要驅逐他，這真是太過分了！

　　總之，南非是靠欺負黑人實現(xiàn)的經濟高增長。但這種狀況到上世紀80年代以后，就難以為繼了。一方面是維護這種狀態(tài)的成本越來越高，包括黑人家園的建設都是非�；ㄥX的，效果也不好。二是這種制度安排的成本越來越高，國際社會對這種事情的壓力也越來越大。而且這種用“低人權優(yōu)勢”在全球化經濟中增加“競爭力”的體制，本身也會帶來嚴重問題，這就使該國的消費市場極其狹窄，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非常高。

　　由于這種種的原因，南非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改變了這樣的狀況，民主化進程就變成了一個難以阻擋的潮流，最終發(fā)生了1994年的南非變革。關于1994年以后的南非變革，我覺得還有無數(shù)的故事，也是非常具有啟發(fā)性的。關于這一點，今后我們還可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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