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淪陷 北平淪陷后的市井生活

　　電視劇《四世同堂》中的北平市民生活，因淪陷而灰暗凄慘，借此機我們可以重溫一下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 　　 　　最近，央視熱播新版的電視連續(xù)劇《四世同堂》。劇中一個普通北平市民家庭在抗戰(zhàn)中的悲歡離合，不禁又勾起了我們對于古城北京那段特殊歲月的回憶。抗戰(zhàn)八年間，在耀眼的刺刀和太陽旗下，這座古都的人們經(jīng)歷了怎樣的屈辱與辛酸?有人懷著重整河山待后生的信念，投身革命。有人唱著《大刀進行曲》的旋律，戰(zhàn)死沙場。但更多的人，留在了這座城市，他們是宏大歷史烽煙背后的蕓蕓眾生，是這座城市最為普通的細胞和元素。由于種種原因，北平市民的這八年生活，被掩蓋在了血雨腥風之下，鮮有記載。以致我們只能通過文學作品，去追憶那一段“狼煙北平”的歲月。即使普通無長，但他們確確實實經(jīng)歷了這寒冬般的生活，是這段歷史最好的敘述者與見證人。本文試圖撥開歷史的迷霧，借助口述史與檔案資料，為讀者再現(xiàn)一幅鮮活的歷史圖景，保留一份真實的城市檔案。
　　
　　工商業(yè)的崩潰
　　
　　1937年7月29日，北平，西方作家筆下的“東方佛羅倫薩”，淪入日寇手中。20世紀初，古都北平在短短的三十余年間，也曾多次兵臨城下，政權也幾易其手。對于日本人進城，北平的市民只能又是一聲長嘆，機械性的關門閉戶，習慣性的躲避兵禍。許多普通市民都認為，日本人拿夠了，搶足了，自會撤兵。多則半年，少則一月，北平城還是北平城。但是萬沒想到，噩夢才剛剛開始。
　　從日軍進城的這一天起，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上至達官顯貴，下到市井小民，都被強加了一個名字――亡國奴。平日上街，他們必須設法躲避開上大街的日軍坦克與橫沖直撞的日偽轎車，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輪下冤鬼。在茶館酒肆，說話也必須謹言慎行，一時失言，就會馬上被日偽漢奸安上個“反日分子”的頭銜。即使在家中，也不得過安生日子，隨時可能有憲兵闖入，進行搜查與質問。一句話，在那個年月的北平，中國老百姓向往的安穩(wěn)日子成了遙不可及的奢望。即使想與世無爭，莫問國事，你也躲不開經(jīng)濟這只無形的手，北平經(jīng)濟的崩潰，將每一個人拖入了戰(zhàn)爭痛苦的泥潭之中。
　　日本對整個華北地區(qū)實行的是戰(zhàn)略性掠奪的策略，這無疑是將北平乃至全華北民眾的生活與他們罪惡的“圣戰(zhàn)”強行捆綁在了一起。結果導致物價的走向完全不受經(jīng)濟規(guī)律的控制。在日偽統(tǒng)治時期，市場混亂，價格波動極大，一夜暴富或者一夜傾家蕩產的事情很常見。據(jù)一位當年在前門大街當學徒的陳士老人回憶，前門大街上的一個雜貨鋪老板，借高利貸進了很多貨物，希望可以靠囤積來發(fā)一筆財。就當這位做著黃粱美夢的時候，市場價格突然在數(shù)日內暴跌，因無力還債，被逼上吊自殺了。結果就在他自殺后的第二天，他囤積的貨物價格又突然暴漲。雖然價格時有波動，但就北平總體而言，物價在八年中還是翻了數(shù)倍。物價飛漲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日軍對許多領域進行了掠奪與控制，使得許多商品，達到了有價無市的狀態(tài)。不要說糧食藥品，到了戰(zhàn)爭后期，即使小小的火柴都已經(jīng)買不到了，那是因為火柴頭上的磷，全都拿去支援“圣戰(zhàn)”了。
　　老北京因為是幾代帝都，達官顯貴，商賈巨富云集。所以城市經(jīng)濟主要是靠今天所謂的第三產業(yè)，自清末到民國形成了幾個頗具規(guī)模的商圈。如前門外的前門商圈，宣武門外的琉璃廠商圈，還有內城的隆福寺、護國寺、東安市場等等。但在日偽的統(tǒng)治下，北平的工商業(yè)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芍^百業(yè)蕭條。據(jù)統(tǒng)計，到1945年光復，北平大部分買賣鋪戶都幾乎被耗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許多大街上開業(yè)鋪戶不足三成。
　　蕭條的原因多種多樣。一方面，商戶的正常營業(yè)秩序遭到了嚴重破壞，在進貨方面，日偽當局設置了諸多規(guī)定，層層盤剝，再加上全國已是一片戰(zhàn)場，從外省進貨既不安全，成本又高。就華北地區(qū)而言，各種政治勢力犬牙交錯，往往一家的貨品要給幾個“政府”交稅，再加上各路土匪山賊的打劫．到了北京，羊毛也變成了金針。世道大亂使得北京的工商業(yè)舉步維艱。沒有了國家政權保護管理的北京工商業(yè)就如同沒了娘的孤兒，受盡了困苦與刁難。這時的工商業(yè)人士，在飽嘗了亡國之苦后，最能深刻體會到國富民則強，國破家難存的道理。
　　比起商路遭到破壞，更為要命的是日本人和漢奸的騷擾與敲詐。據(jù)當年大柵欄商業(yè)街綢緞莊學徒的老人張金芳回憶，那時的買賣鋪戶每天開門就是提心吊膽，根本沒心思做生意，老顧客減少了一半都多，在日偽時期能有很大消費能力的，不是日本人就是狗漢奸。伺候他們可說是又恨又怕。恨是恨他們這些人無惡不作，坑苦了老百姓，不愿做他們的生意。但更怕這些惡棍趁機找茬敲詐勒索，橫生枝節(jié)。所以和他們談生意都格外地快。那時綢緞莊里經(jīng)常有日偽漢奸領來的日本客人。他們興致勃勃地挑選絲綢布料去做日本和服，價錢方面基本都是他們說了算，為的就是讓這幫活閻王快點走。這時往往日偽漢奸會把價錢壓得很低，甚至不到進價的一半，給商戶造成巨大損失。像瑞蚨祥綢緞莊，同仁堂中藥店等大買賣，即使仗著本金厚名譽好，在這種亂世中也只是勉強維持。更不要說一些小本經(jīng)營的店鋪，有幾次這樣的虧本生意，就傾家蕩產了。
　　如果說經(jīng)濟上的盤剝與勒索尚可忍受，對人格的侮辱則使得許多商家忍無可忍。北京鼎鼎大名的老字號“爆肚馮”，在日偽時期曾經(jīng)一度改賣燒餅，名動四九城的名吃之所以改行，皆因一碗鹵煮。據(jù)“爆肚馮”第四代掌門人馮廣聚回憶，民國年間，父親馮金河帶著他們兄弟四人，在前門外門框胡同開設“爆肚馮”。1937年日軍進城，客人一夜間就少了。像大柵欄商業(yè)街，主要靠著住在內城的上層人出城消費而帶動。戰(zhàn)爭爆發(fā)，內城居民都不敢輕易出門，更不要說來外城消費了。因此整個大柵欄一下子蕭條了下來。而馮金河做為一個本分的生意人，仍然小心地伺候著來店里吃飯的每位主顧。那時，馮家店前的馬路翻修，有一個日本監(jiān)工常到店中來吃吃喝喝，從不給錢。老實的掌柜馮金河仍然奉行著和氣生財?shù)脑瓌t，盡量不與其爭執(zhí)。但是日本監(jiān)工得寸進尺，更覺得這家人好欺負，一天竟然端著一碗鹵煮來到馮家的店里。眾所周知，做爆肚生意的大都是回民，忌吃豬肉。馮家也不例外，這無疑是對中國人人格的挑釁與污蔑。馮掌柜上前勸阻，日本監(jiān)工反而大喊大叫地將一碗鹵煮扔向了店里的山墻，濺得整個店里都是。這次馮家父子真是忍無可忍了，長期的憤怒一時間全都爆發(fā)了出來。馮家父子出手給了日本人幾個耳光，將其痛打了一頓趕出了店門。他們本以為這次闖下了大禍，沒想到等了幾天，竟然沒有日本人來抓人。如同《四世同堂》里的祁老爺子一樣，馮家父子明白了這樣的道理――對待這種得寸進尺的侵略者，先磕頭后說話是根本不能解決問題的。只有硬對硬，才能讓他們知道中國人也不是好欺負的。雖然躲過了這次劫難，但是每日提心吊膽得做生意，馮家的買賣也隨著 世道的不濟而一落千丈了。
　　
　　“共和面”的集體記憶
　　
　　食品副食是一個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日偽時期的北京市民，連這方面也得不到保證，甚至根本是一種奢求。許多讀過《四世同堂》原著或觀看過電視劇的讀者都會記得，劇中人祁老爺子因為發(fā)現(xiàn)自家的糧食沒有存足三個月而責罵大孫媳的情節(jié)。兵荒馬亂的年月讓書中的祁老爺子養(yǎng)成了留足三月口糧的“戰(zhàn)備”習慣。這留糧的情節(jié)本已是對舊中國民不聊生的一種諷刺。而在日本人的統(tǒng)治下，中國人的最低生活保障也成了一種奢望。
　　一方面是物價飛漲，錢賤如紙。許多老百姓根本沒有錢享受“奢侈”的米面果蔬。這種情況甚至波及到了皇親貴戚的生活，前清軍咨大臣，貝勒爺載濤，因為不肯與日本人合作，寧死不做偽滿的官職，導致生活斷了來源，隨著物價的飛漲，貝勒爺?shù)纳�活竟也成了難題，無奈之下，載濤只得挑選自家的珍玩古董，自己夾上小包袱，到西直門關廂去出售。拿回錢來聊補家用。堂堂的王爺竟然淪落到擺地攤賣祖產的份上，其他的階層更是不堪了。
　　如今社會所羨慕的公務員階層，在日偽時期，處境也相當困苦。當時在日偽供職的許多“公務人”員曾在《華北新報》上登出《小公務員的生活》、《請為公務人員著想》等長篇文章。描述了日偽公務員的生活窘?jīng)r。以一個中等科員來說，在1944年上半年，一個月加上補貼可以拿到240元。但當時的房租均價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則要200余元。一個科員的收入不要說養(yǎng)家，連自己的最低生存都成了問題。縱向比較一下，不要說戰(zhàn)前，比之1939年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科員的工資漲了近一倍，但同時糧食漲了30多倍，布匹漲了100多倍，房租漲的較少，也有5倍左右。這種加薪的幅度比之物價的猛漲，真可謂是小巫見大巫。到了1944年，一個科長想召集自己的科員開會，往往要去街角路邊尋找，因為他們的科員，都去街上拉洋車補貼家用了。對于日偽時期的物價飛漲，著名相聲演員“小蘑菇”常寶壟曾編演過這樣的相聲：“一打聽面粉八塊錢一袋，真便宜啊，趕緊買吧，拿過來一看，是牙粉袋(巴掌大可放二兩重物的袋子)……”后來這種諷刺時局的相聲段子遭到禁演。
　　另一方面，像祁老爺子家一樣，即使是你還有購買能力，許多商品你也根本是買不到的。比如糧食，由于華北，乃至整個日占區(qū)都要對日軍提供軍糧，所以米面如同石油一樣，是戰(zhàn)爭的另一條生命線。日偽當局可說是想盡一切辦法向鄉(xiāng)村收糧搶糧，掃蕩搶糧的鬼子在抗日戰(zhàn)爭題材的電影中是最為常見的題材。另一方面糧食對于城市的供給完全打破市場規(guī)律，按照計劃分配的原則進行實施。對于日本人當然是寬松優(yōu)惠。他們取精用宏，養(yǎng)尊處優(yōu)。不要說人，即使是軍馬也要用糧食喂養(yǎng)。那些軍馬吃豆類的作物消化不了，糞便中還有沒有消化的豆子，附近餓極了的饑民就將其揀出來充饑。悲慘的情景，讓人不忍目睹。
　　對于家境好的市民，糧食與副食的供應，也成了問題。一位當年輔仁大學的學生董毅在1940年2月21日寫下了這樣的日記：“自陰歷年以后，物價飛漲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還貴，肉有行無市，有錢買不著肉，豆腐四分一塊，面一元八一斤，大米一百二十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一斤，但都沒有地方買，見面時人人皆為過日子問題暗暗切齒發(fā)愁不已�！�
　　在日偽時期，市民最常食用的還是要數(shù)“共和面”了。這點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的描寫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祁家最小的生命妞妞最后就是因為吃雜質過多的共和面，里面的沙子、谷殼卡在闌尾處，引起了急性闌尾炎。她肚子里陣陣絞痛，渾身縮成一團，渾身直冒冷汗，舊褲子，小褂子都濕透了，在受盡了人間苦難以后，離開了人世。如同老舍先生描述的一樣，所謂的共和面，就是三四十種貓不聞狗不舔的廢物混合成的東西。據(jù)老人們回憶，這種混合面的成分在日偽統(tǒng)治時期也并不固定。年景好的時候，里面多數(shù)是陳康爛谷和一些谷殼麥稈之類的東西。如果年景不好，以上的東西都屬奢求，更多的摻進了碎石子、沙粒、蟲子甚至煤渣。曾在鶴年堂學徒的傅留城老人回憶；“老百姓開始忍受不了“共和面”，就提著口袋到處找賣糧的地方，不過糧店就是不賣，因為日本人已經(jīng)下了封糧的死命令。沒辦法，后來老百姓連用來喂豬的白薯干、豆餅之類的東西都搶著買。再到后來干脆連共和面也不易得到了，一旦買到，不得不強忍著咽下了�！惫埠兔娴目诟惺强上攵�知的，更要命的是這種東西既沒有營養(yǎng)，而且容易引起腹瀉或者便秘，對于抵抗力弱的老人和孩子無異于一道催命符。到了戰(zhàn)爭后期，日本人對于糧食的管控更加嚴格，動不動就封鋪搶店。即使是共和面也成了“香餑餑”，因此城市中竟然衍生出了一些小販，他們清早起來，悄悄地走街串巷，收購上來一些共和面，再趕出城外，賣給關廂的困苦百姓，從中賺取一點利潤。那時的北平老百姓，即使想吃到一些豬狗都不肯食用的共和面，都要如此偷偷摸摸。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
　　
　　“輕閑”的日本醫(yī)生
　　
　　在這種惡劣的生活環(huán)境下，疾病長期與北平人相伴。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那時的北平街頭每天因為凍餓和疾病而死的“倒臥”(即老北京話中對于街上餓殍的稱呼)就多達300余人。
　　民國以來，除去傳統(tǒng)的中醫(yī)外，北平市民漸漸接受了西醫(yī)院。有名的西醫(yī)院如協(xié)和、道濟醫(yī)院等，都是北平市民通常的就醫(yī)選擇。但是自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這些教會背景的醫(yī)院也全被日本人占領。有條件的外國醫(yī)護人員都撤回本國，而許多有名的中國醫(yī)師或者退回家中隱居，或者轉移至大后方。取而代之的則是日方的軍代表和日本大夫。為了恢復秩序，這些日本大夫也都出門診。開始的時候，由于中國大夫都跑光了，幾乎都是日本醫(yī)生門診，醫(yī)院一天里干脆就是一個病人都沒有，情景很是冷清。由于日軍在城市里的種種暴行，市民們最終將“日本人”與“日本軍”畫上了等號。這些平日里的魔鬼避之惟恐不及，誰還敢把自己的命交給他們醫(yī)治。所以北平市民有病寧可生扛，也不肯到這些醫(yī)院中看病。后來日本人無奈，四處派人尋找中國大夫，威逼利誘他們回到醫(yī)院。有了中國大夫，醫(yī)院里的病人才多了起來。但是同時醫(yī)院里也出了許多“怪事”。有些病人明明掛了號等候看病的，可等到大夫叫號的時候，人卻不見了。他們是“害怕”日本人，往往花錢掛了號看到是日本大夫出診，寧可讓錢打水漂，也不肯進去看病。這樣的情形使得日本大夫悠閑到心慌的程度。以至于他們推出了一種“白牌”，每天大概派發(fā)十余個，拿到“白牌”的患者可以免費看病、取藥、甚至住院接受治療。盡管如此．這種“白牌”也經(jīng)常用不完。
　　對日本人的厭惡，蔓延到了日占北平的方方面面。罪惡的戰(zhàn)爭不僅使得兩國人民都處于水深火熱。對于普通民眾的交往，也產生了很大的阻礙。據(jù)統(tǒng)計，日偽時期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僑民有五萬余人，加上朝鮮人， 僑民人數(shù)可以達到六萬人左右。他們從軍而來的較少(真正的軍人是不與居民混住的)。大多是來華經(jīng)商，開設洋行�；蛘邚氖滦姓�工作，屬于日本的老百姓。但北平老百姓與這些日本百姓間，存在著一道很深的鴻溝。北京的胡同文化是最講鄰里走動，和諧共處的。所謂遠親不如近鄰嘛!但對待日本鄰居，即使住在對門或者隔壁，中國居民也是不敢走動的。一方面，與日本人“親善”，容易落下個漢奸的名聲，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居民的很多行為，北平人也是看不慣的，避之惟恐不及，更不要談深交了。
　　日軍酒醉后胡作非為的事情屢見不鮮。就是普通日本人，雖然不會滿大街抓“花姑娘”，醉酒后也是相當失態(tài)的，起碼是相當擾民的。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他們是“一等公民”，做事比之本土，也就放蕩不羈了起來。據(jù)宣武門外的老居民趙寶成回憶，許多日本男人在家里喝醉了酒，就穿著內衣內褲，拎著酒瓶沖到街上，嘴里不是嘰里呱啦地說著日本話，就是扯著嗓子唱中國居民認為難以入耳的日本歌，那調子活像死人出殯時候和尚念的經(jīng)。有時還在街上“載歌載舞”，擾得四鄰不安，完全不把在一旁乘涼或者閑談的中國人放在眼里。最后他們一條街上的老百姓都對日本居民產生了很差的印象。當時街上有一條百家犬(就是靠各家喂養(yǎng)的流浪狗)，大家一致決定把它起名為“日本人”。
　　
　　紅火的“日本市場”
　　
　　自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美國對日宣戰(zhàn)以來，戰(zhàn)爭態(tài)勢有了新的轉變。1944年以后，日本的優(yōu)勢完全喪失，戰(zhàn)場上節(jié)節(jié)敗退，軍隊中厭戰(zhàn)的情緒越來越高。這種氣息也蔓延到了所謂“后方”的北平。從1945年開始，北平的上空就經(jīng)常有美國飛機來撒反日傳單，明眼人看得出來，日本人已經(jīng)失去了制空權。日本人的氣焰也沒那么囂張了。很多僑民都低著頭走路。穿丁字褲撒酒瘋的日本男人卻多了起來。因為他們內心平添了更多的苦悶，只能借酒消愁。這些都使敏感的北平人民嗅到了日本敗亡的氣息。
　　當年在大柵欄精明眼鏡店做學徒的王永斌老人回憶過這樣一件事情。1945年上半年的一天，王永斌正在店中站柜，突然進來三個掛著手槍的日本軍官，一進店就把手槍掏出來扔在了柜臺上。這把全店的伙計都嚇壞了，以為日本人又要明搶呢。結果發(fā)現(xiàn)好像也不是，幾個日本人連比劃帶說的，意思是要把槍給賣了。就這也把掌柜的嚇得夠嗆，趕緊把這幾位請走了，幾個日本軍官很失望地離開了眼鏡店，又沿著街面去找下一家店了。軍人最為珍視的槍支都可出賣，由此可見當時的日軍當中。厭戰(zhàn)情緒已經(jīng)相當嚴重。
　　比起軍官賣槍，日本僑民變賣家當是更為常見的現(xiàn)象。戰(zhàn)敗前夕，隨著日本軍方的節(jié)節(jié)敗退，日本僑民在北平的日子也緊張了起來。他們紛紛將自家的用具拿出來變賣，大到大衣柜、半導體，小到鍋碗瓢盆都在他們變賣的行列之內。由于變賣現(xiàn)象極其普遍，導致在東單到東安市場一線的街上出現(xiàn)了“日本市場”。日本僑民以極低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生活用品，每當有人光顧，擺攤的日本僑民都感激致謝，因為他們要湊錢回日本去。筆者家里現(xiàn)在還藏有一對日式的瓷盤和幾件木器，都是這個時期筆者的祖父在“日本市場”上購得的。
　　1945年8月，日本戰(zhàn)敗投降。北京的“日本市場”就更加“紅火”了。賣的東西也更為廉價，基本上是給錢就行，用一斤糧食就可以換到一臺日制的收音機。甚至在東安市場一代，出現(xiàn)了賣日本媳婦的現(xiàn)象。日本軍隊都已繳械投降，每日蜷縮在兵營里等待接收。而中國居民在飽嘗了八年艱辛苦難的歲月后，憤怒一下子爆發(fā)了出來。在西苑一帶的日軍，曾多次對附近村子進行掃蕩，殺害無辜平民無數(shù)。日本戰(zhàn)敗后，一向本分老實的當?shù)鼐用駧状未蚱茋�民黨治安軍的攔截，沖進西苑日軍營盤，見東西就拿，甚至連還在灶上熱氣騰騰的鍋也搶。被抄家的日本人很少反抗，只是站在一旁發(fā)呆，默默地流著眼淚。中國居民搶奪東西固然不對。但他們對于日本人的恨，是血海深仇。他們更多的尋求心理上的慰藉，以告慰因為這場戰(zhàn)爭而慘死的親人。后來大鼓書藝人將這個故事編為節(jié)目，取名就叫《搶西苑》，直到解放后，還很流行。
　　戰(zhàn)敗后不久，有戰(zhàn)爭罪行的日本軍官多數(shù)被公審處決。普通日本士兵多在戰(zhàn)后由中國政府遣返回國。北平這座城市在經(jīng)歷了“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的八年之后，再度恢復了平靜。如今的高樓大廈間，難覓當年歷史的遺跡。一個甲子過去了，城市中親歷噩夢的那群人也都悄然老去，但他們的記憶與經(jīng)歷應成為我們值得珍視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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