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季羨林先生]我記憶中的季羨林先生閱讀答案

　　 　　他的名字召喚我考進北大 　　 　　第一次聽到季羨林先生的名字，是在遙遠的1962年。那一年，我即將高中畢業(yè)，面臨著高考升學還是回鄉(xiāng)務(wù)農(nóng)的兩難選擇。我從心眼里是想上大學的，家里雖然很窮，但父母還是愿意讓我繼續(xù)讀書，特別是一向十分開通的爺爺，更支持我上大學。但當時我所在的中學建校才五年，剛剛從一個小學附屬中學班轉(zhuǎn)為正式中學。校領(lǐng)導和老師都缺乏指導學生高考的經(jīng)驗。而我們這批從農(nóng)村出來的學生幾乎從來沒進過城，更不知大學為何物，對高考非常茫然。幸好我們的俄語老師邵文秀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俄語系，她也是當時在校老師中畢業(yè)于名牌大學、學歷最高的老師。于是我們便都去請教邵老師。我告訴邵老師想學外語，于是她建議說：那你就報考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吧！東語系系主任季羨林懂九種語言（后來才知道，季先生精通英語、德語、梵語、吠陀語、巴利語、吐火羅語，可以閱讀法語、俄語）。他學貫中西，非常有學問，做他的學生，你一定能學到很多東西。于是乎，我和我們文科班的大部分同學第一志愿都報了北大東語系。
　　我僥幸被北大東語系錄取了。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簡直是“漫卷詩書喜欲狂”。夢寐以求的大學夢實現(xiàn)了！我即將成為季羨林先生學生。
　　
　　第一次見到季先生
　　
　　我是懷著對季先生的尊敬、仰慕之情走進北大的。1962年9月1日，開學第一天，我們幾個剛?cè)雽W的女生正在學生宿舍二十七齋收拾東西，整理床鋪，記得我被分配到133號房間。忽然聽見有人喊了一聲：季先生來了！我們急忙放下手里的東西，跑到門口。只見季先生已經(jīng)走到二十七齋門前。他中等身材，穿一身褪了色的藍色中山裝，步履矯健，面帶微笑地向我們走來。大家圍上去不約而同地說：季先生好，季先生好。先生含笑點頭示意，笑得那么燦爛，沒有一點大教授的架子。先生走進我們新生的宿舍，親切地詢問我們是從哪里來的，生活習慣不習慣，有什么困難，語速不疾不徐，態(tài)度和藹可親，我們一開始的拘謹也就一掃而光了。其實那年東語系招收的41名新生中，女生只有11人，系主任還是親自來看我們，而且是在開學的第一天。這怎能不讓我們這些剛剛邁進大學門的大孩子感動呢？于是我把這一激動的場面寫進了《踏進北大第一天》――我在北大的第一篇命題作文里，更把它定格在我的腦海里，銘刻在我的記憶中。
　　吾生也晚！可惜當年梵文、巴利文專業(yè)不招生，使我無緣一睹先生講課的風采。要是早兩年考進北大，我一定會申請學梵文、巴利文，親耳聆聽先生授課，也許我的人生道路會是另一種走法。
　　在校園里每次遇見他，我們都會走上前去，叫一聲季先生。先生照例微笑著點頭示意，表示知道我們是他的學生。而每當看到在圖書館前草地上在未名湖畔坐椅上讀書的我們，他總是投以贊許的目光。我們心里明白：先生對我們寄予厚望，他希望我們早日成才。
　　
　　“文革”中的季先生
　　
　　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北大校園的寧靜，攪亂了北大師生的正常生活。剛剛從農(nóng)村“四清”回來的我對眼前發(fā)生的一切茫然不知所措。在所謂“池淺王八多”的北大，一批批叛徒、特務(wù)、走資派、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等“牛鬼蛇神”被揪上了“斗鬼臺”。這期間的季先生安然無事，因為他“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但是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了，一切教學活動都被停止。成千上萬的學生從全國各地潮水般涌進北大，據(jù)說那時每天北大要接待四萬人，而我們這些在校的學生又都紛紛跑到外地去“煽風點火”，繁重的接待任務(wù)自然就落在了北大教職員工的身上了，作為系主任的季先生也不能例外。據(jù)說他用自己的錢給來串聯(lián)的學生買了幾百個臉盆和其他日用品，而季先生本人的生活一向是非常簡樸的，正如后來一位臺灣學者在一首詩中描繪的那樣，先生經(jīng)常是：“池塘看老蓮，午夜抱書眠，虛名滿天下，袋中常無錢�！�
　　隨著“文革”的逐步升級，本來還平安無事的季先生卻因反對“老佛爺”聶元梓（當時北大一派的頭頭）而慘遭厄運，被抄家、批斗、關(guān)進了“牛棚”。
　　離校前的最后一次見到先生，大約是在1967年的初冬。運動正“如火如荼”，畢業(yè)分配又遙遙無期。一天下午，百無聊賴的我正在大飯廳前閑逛，突然一輛大卡車自北向南呼嘯而至，停在了我的眼前。抬頭一看，車上被批斗的對象竟然是季先生，只見他低著頭，彎著腰，身上的衣服很單薄，身后是兩個身強力壯的學生。我沒顧得聽他們羅列先生什么罪名，便迅速逃離了現(xiàn)場，逃回了我的宿舍二十七齋。心中充滿了惶惑和不安：季先生怎么了？我一向敬仰的先生怎么落到了這般田地？我欲哭無淚。九十年代后期讀到先生的《牛棚雜憶》，才知道那一天是1967年11月30日，是在先生被抄家之后的一天。
　　
　　在逆境中堅持翻譯
　　
　　1968年1月，我被分配到外文出版社工作，因為當時正陪團在外地做翻譯，所以直到4月初才報到。就在北大爆發(fā)大規(guī)模武斗的第二天，我離開了兩派高音喇叭震耳欲聾、遍地磚頭瓦礫的北大校園――我心目中曾經(jīng)無比圣潔的學術(shù)殿堂。在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對先生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從后來讀到的他的文章中，才知道后來他作為“不可接觸者”被安排在學生宿舍四十齋傳達室收發(fā)報紙。他于是利用空余時間，悄悄地開始了他的翻譯計劃。這就是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洋洋二萬頌二百萬言的印度古代文學史詩、皇皇巨著《羅摩衍那》，填補了我國梵文文學翻譯的一項空白。
　　
　　
　　否極泰來 煥發(fā)青春
　　
　　打倒“四人幫”，改革開放以后，年過六旬的季先生煥發(fā)了青春。從1978年開始，先生任北大副校長兼東語系系主任。繁忙的行政事務(wù)、社會活動、學術(shù)研究之余，先生仍筆耕不輟、“舞筆弄墨”，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散文。每當在報刊上讀到他的散文新作，我都感到既親切又激動。最喜歡的一篇是《春歸燕園》，那雋永的詩一般的語言令我愛不釋手，它正好與先生1962年寫的《春滿燕園》遙相呼應(yīng)，把我?guī)Щ亓嘶隊繅艨M的母校校園。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懷念母親的文章《賦得永久的悔》和回憶胡適的文章《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至今我還保存著這兩篇文章的剪報，因為我喜歡先生的文章特別是他的散文。讀先生的散文，就好像在聽老者述說歷史，聽智者講幽默故事，聽學者談?wù)搶W問，聽大師論述人生，娓娓動人，如沐春風。
　　關(guān)于先生的故事也不時有所耳聞。一年九月，學校剛剛開學，一個新生站在路邊對著一堆行李發(fā)愁，他要去吃飯，而行李卻沒人照看。這時一位老先生走過來，學生一見喜出望外，急忙求老先生幫忙。先生毫不猶豫地答應(yīng)下來，老老實實地看著行李，直到學生吃完飯回來。迎新大會上，先生坐在主席臺上，這時那位新生才知道為他看行李的“老頭兒”原來是德高望重的北大副校長季羨林。
　　
　　不解的“書緣”
　　
　　2000年，外文局提出三項改革措施，其中一項是“整合出版社”，局領(lǐng)導多次囑我要為整合以后的新世界出版社搜羅人才，組織選題做好準備。因為整合以后的新世界出版社將由原來出版外宣圖書為主轉(zhuǎn)變?yōu)橐猿霭嫔缈祁愔形臅鵀橹鳌?
　　2000年8月初的一天，我和張世林同志來到季先生在北大朗潤園的家。先生家門前的池塘里，大片的“季荷”開得正旺，正是滿塘荷花“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時候。我們小心地敲門，門開處，只見季先生已經(jīng)站起來迎候。落座后，世林是不用介紹了，因為他在編《學林春秋》、《學林往事》的時候跟先生打過交道，而且已經(jīng)很熟識了。而我雖然是先生早年的學生，卻必須先作自我介紹。我雙手遞上自己的名片，嘴里喃喃著：“季老，我是您的學生，1962年入學，越南語專業(yè)的�！奔纠献屑毧粗�名片上的名字，又看了看我，肯定地說：“我記得，記得你，有印象，有印象�！毕壬鷪�(zhí)教五十余年，可謂桃李滿天下，怎么能記得我這個普普通通的學生呢？可我從心里愿意相信先生真的記得我。
　　我們來訪的目的，世林在電話里都說了，先生自然清楚。李玉潔老師拿出一大摞先生的書讓我們看。我見有幾本書是外地的出版社出版的，便趁便說:“季老，讓您的學生給您出一本書吧，我們保證能出好�！焙眯牡睦罾蠋熞娢覀儜B(tài)度誠懇，也在一旁敲邊鼓。先生果然答應(yīng)了我們的要求。于是商定把先生在2000年所寫的除《龜茲焉耆佛教史》以外的全部散文、雜文、序等等文章收集在一起，出一個集子。2001年春節(jié)剛過，李老師便把季老的文章整理好交給我們，這就是2001年4月份出版的《千禧文存》。在2001年3月1日為本書寫的自序中，先生是這樣說的：“雖然增長了一歲，卻覺得身心兩健。希望在今年結(jié)束時，在舞筆弄墨方面能夠有更大更好的成績，庶不致辜負這個新千年的第一年�！碑敃r年屆九旬的季先生對新千年充滿希望和信心。
　　2002年，我們又把先生在2001年寫的文章結(jié)成一個集子，名之曰《新紀元文存》。在《新紀元文存》自序中，先生稱出版《千禧文存》“是一次新的嘗試。以后的實踐證明了，這一次嘗試是異常成功的。春末交稿，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刷、發(fā)行。初版六千冊，在不太長的時間內(nèi)即銷售一空，立即加印了五千冊。這在我一生出版的書中，除了《牛棚雜憶》以外，是絕無僅有的” 。
　　先生的夸贊和鼓勵大大激發(fā)了世林和我的積極性，于是商定出版一個系列叢書，并請先生作序。先生慨然應(yīng)允。先生在叢書總序中說：“拙著《千禧文存》問世后，蒙讀者垂青，銷路廣通。具有出版工作‘特異功能’的周奎杰女士和張世林先生，慧眼如炬，看出了讀者是歡迎這一類文章的。于是別出心裁，以拙作為濫觴，擴大作者范圍，編成了一套叢書，名之曰《名家心語》�！痹谶@里先生仍不忘獎掖后學，鼓勵我們繼續(xù)努力。
　　因為“名家心語”的作者大都是耄耋老人，所以先生在序言中專門談到老年人。他反對老年人“一是倚老賣老，二是無所事事，‘坐以待斃’”，認為“這二者都是要不得的，于己有損，于人無利” 。先生也不贊成“硬是以六十歲為界，把人類切成兩半”，認為“六十歲以上的所謂‘老齡’，實際上是被打入另冊的” 。對于“余熱”的說法，先生尤為反感。他說：“我絕不是由于自己年老才為老年人辯護的。我也反對現(xiàn)在非常流行的‘余熱’這樣的詞兒，不管年老年青，熱都是熱，難道老年人的熱是涼的嗎？”九十高齡的季先生，其思想之敏銳、思路之敏捷、文筆之犀利，由此可見一斑。
　　此后，我們又先后聘請季老為《中國文化與文明》叢書（中美合作項目）中國國際出版集團編輯顧問委員會成員、《二十世紀經(jīng)典作家傳記》叢書特邀顧問，先生都欣然接受并在一次談話中幽默地說：“不顧不問，不顧不問�！逼鋵�，他對于這兩套書的編寫計劃和作者情況都是了解的，在看了我們帶去的材料，聽了我們的詳細說明之后他才說這番話的。記得2002年我們把《中國古代建筑》送去的時候，先生還手捧這本書，跟我們合了影。2004年9月，我陪中國外文局周明偉、郭曉勇兩位常務(wù)副局長把《中國文明的形成》和《二十世紀經(jīng)典作家傳記》（第一批共6冊）送到301 醫(yī)院時，先生還清楚地記得他受聘顧問的事。這一次，先生把他的《新紀元文存》分贈給同去的幾個人，在送給我的書的扉頁上，先生端端正正地寫著：奎杰校友小友。先生把我看成是他的校友，其實我永遠永遠是先生的學生。
　　就這樣，我和季先生結(jié)下了不解的“書緣”。
　　在先生的新著《病榻雜記》即將問世的時候，作為先生的學生和一個普通編輯，寫下了如上的話，以表達我對先生發(fā)自肺腑的仰慕之情。無論在做人和為文方面，先生都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效法的楷模。我由衷地祝愿先生健康長壽，不斷有新作問世，并期待著在先生壽登期頤和年屆茶壽的時候，再次參加先生的壽辰慶典。
　　責編：于 淼 馬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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