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古徽州的徽州文化博物館 徽州文化與文化徽州

　　四百多年前，明代著名戲劇家、詩人湯顯祖曾在一首詩中寫道，“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痹诜鍘n疊嶂、溪流縱橫的皖南地區(qū)，風光旖旎的徽州以其豐厚的文化底蘊，獨享著“東南鄒魯”和“禮儀之邦”的美譽。遍布徽州的古村落、古民居、古牌坊、古祠堂和古橋梁等眾多文化遺存，“賈而好儒”的徽州商幫，重教興文的徽州宗族，燦若群星的文化巨人朱熹、羅愿、陳櫟、趙?、朱升、程敏政、趙吉士、胡適、陶行知和黃賓虹等以及他們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不顯示出了徽州文化和文化徽州的無窮魅力。
　　徽州曾經在歷史上吸納了來自中原地區(qū)三次大規(guī)模的移民，他們與當地的土著居民山越人一道，共同創(chuàng)造了多彩的徽州文化，譜寫了璀璨的徽州文明。
　　從秦漢時期設置的黟、歙二縣，到三國孫吳平定山越土著后所創(chuàng)立的新都郡；從西晉的新安郡、隋唐的歙州，到北宋宣和三年更歙州為徽州，徽州的社會風氣和文化傳統(tǒng)也在悄悄地發(fā)生著變化，“尚武之風顯于梁陳，右問之習振于唐宋”。當晉、宋兩次南渡和唐末三次移民完成社會趨于穩(wěn)定之后，厚積薄發(fā)的徽州抓住了南宋遷都杭州這一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以銳不可當之勢邁開了經濟文化繁榮發(fā)展的堅定步伐。
　　祖籍徽州婺源的朱熹雖然出生在武夷山下的福建尤溪，但始終以“新安朱熹”自稱。強烈的文化認同，使得朱熹及其所集大成的理學深深地扎根徽州，一批徽州本土的學者如鄭玉、羅愿、陳櫟、趙?、朱升和程?等繼承與傳承著朱熹理學的衣缽，創(chuàng)造了新安理學獨特的地域學術流派，形成了徽州“彬彬乎東南鄒魯”的嶄新局面。不唯如此，朱熹的《文公家禮》，還廣泛地深入徽州普羅大眾的心里，成為徽州人生活中恪守不怠的重要規(guī)范和教條。“凡事盡依《文公家禮》，凡書皆讀朱子所注”，已成為徽州文化中的一種獨特現象�！捌鋵W所本，則一以郡先師子朱子為歸。凡六經傳注、諸子百氏之書，非經朱子論定者，父兄不以為教，子弟不以為學也。是以朱子之學雖行天下，而講之熟、說之詳、守之固，則惟新安之士為然。故四方謂‘東南鄒魯’�！�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自南宋至明代中葉，山多田少、人眾地寡的徽州人，為擺脫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以讀書科舉和經商營利為手段，憑借“徽駱駝”的韌性和拼搏進取的精神，在仕途和商海中翱翔搏擊，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形成了“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進士”、“父子宰相”和“四世一品”等科舉佳話。云游四方的徽商“因地有無以通貿易，視時豐歉以計屈伸”，即使是人跡罕至的海島、荒漠，也都留下了他們奮斗的足跡，創(chuàng)造了富甲一方、“無徽不成鎮(zhèn)”的財富神話。
　　徽州宗族的血緣紐帶，重文崇禮的群體意識，由血緣而地緣的團隊擴張，終致故里與僑寓、商人與士紳達成良性互動，形成文化與經濟比翼齊飛之大好格局。商人出資、文人襄助，在新安理學、新安畫派、徽州戲曲、徽派建筑和徽州三雕等各個領域，迭相為用，異彩紛呈，取得了非同凡響的成就，促成了“商成幫、學成派”的繁盛景象。在中國地域文化的大觀園中，徽州文化宛若一枝絢麗的奇葩，綻放于姹紫嫣紅的春天。
　　徽州文化是一種具有高度開放性和強烈凝聚力的地域文化。徽商和徽州士人的大量外出與回歸，將開放的性格和品質帶回了桑梓故里，為徽州文化的發(fā)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還促進和推動了徽州文化以更加寬廣的胸懷接納和融合其他地區(qū)先進文化的傳入和發(fā)展�！靶』罩荨迸c“大徽州”的雙重互動，共同把深厚積淀的徽州文化推向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
　　曾經輝煌和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為文化徽州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對徽州文化和文化徽州的探討，在20世紀中后期，終于導致了一門新興的學科――“徽學”破繭而出。如今，徽學正以豐富的契約文書、典籍文獻和地面文化遺存為依據，重新注解和詮釋著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標本的徽州文化和文化徽州。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遠的將來，在海內外學界的共同努力下，徽學必將發(fā)展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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