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的1953年] 高崗軍銜

　　“高崗敢于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qū)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qū)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與中共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隨著朝鮮戰(zhàn)局的穩(wěn)定和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決定從1953年起開始大規(guī)模的經濟建設。
　　從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東北局書記高崗、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中南局代理書記鄧子恢、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先后奉調進京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其中，高崗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國家計委直屬中央人民政府領導，與政務院平行。因此，高崗的地位更為特殊。所以，也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這次奉調進京，對于47歲的高崗而言確實是人生的重大轉折。
　　高崗的人生經歷并不復雜，從黃土地到黑土地，從西北到東北，偶爾路經華北，高崗在中國版圖上的活動軌跡幾乎就沒有離開過“三北”。雖然高崗在新中國成立時擔任了國家副主席的高級職務，但高崗在六位國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沒有駐京而在大區(qū)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崗結束了在東北的工作，來到北京就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3年1月，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籌建工作已經基本完成。
　　此時的計委已經是一個編制1225人、內設16個廳局和一個直屬處的龐大機構，確實是兵強馬壯。
　　高崗居住的東交民巷8號，一時間成了京城人們關注的要地。
　　新稅制風波
　　
　　一場由新稅制引起的風波，使高崗的權限進一步加大。
　　新中國的稅制，是按照“暫時沿用舊稅法”的方針于1950年初制定的。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原有稅制滯后于經濟發(fā)展的弊端日漸顯露。因此，1952年12月31日，政務院財經委員會頒布了《關于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稅試行辦法》。當時任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的薄一波將新稅制闡述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毛澤東對新稅制提出了嚴厲批評：“‘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不但對新稅制的實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而且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負責的政務院，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并且在組織上對中央政府進行了重大改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把政務院20個部中的八個部，即重工業(yè)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yè)部、建筑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yè)部和紡織工業(yè)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
　　因此，當時由高崗負責的國家計委，有“經濟內閣”之稱。雖然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仍要對政府全面工作負總責，但他只能具體管涉外的幾個部門，其他各部均直接對中央負責。
　　毛澤東為什么要作如此重大的調整？難道僅僅是對實行新稅制不滿嗎？
　　如果我們回到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1953年，聯想到高崗在進京之前與劉少奇發(fā)生的幾次爭論和毛澤東對爭論雙方的態(tài)度，就會發(fā)現，毛澤東的一個基本觀點不變，那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應當觸動私有財產，逐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雖然也批評了急躁冒進情緒，但他著重批評了脫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右傾錯誤。他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xù)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
　　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統(tǒng)帥，毛澤東在推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進程中，是認事不認人的。至少在發(fā)生新稅制風波的1953年初，毛澤東對劉少奇以及周恩來的某些言行是不滿意的，而對基本上能夠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崗則是比較欣賞的。
　　而恰恰相反，高崗是認人不認事的。他自認為有了毛澤東這個最高統(tǒng)帥的欣賞，別人統(tǒng)統(tǒng)不在話下了。
　　實際上，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毛澤東既看重高崗的突擊隊作用，更不能舍棄劉少奇、周恩來這兩支主力軍。在某種意義上，對高崗的提拔重用，既是對劉少奇、周恩來的批評，更是對他們二人的激勵。
　　然而，剛剛踏上北京這片土地的高崗未能準確理解毛澤東的深邃思路。
　　
　　1953年財經會議
　　
　　1953年財經會議本來只是一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但這次普通的經濟工作會議在高崗的一生中，卻有著極不尋常的意義。所謂的“高饒事件”，一般而言就應當從這次會議講起。
　　由于缺乏經驗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財政經濟工作出現了一些問題，上半年國家預算執(zhí)行的結果，出現了21.5萬億元的赤字。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財政會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從6月13日一直開到8月13日，足足開了兩個月。
　　批評新稅制逐漸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批評意見也自然集中到了負責新稅制實施的中財委和財政部部長薄一波身上。批評的調子居高不下，而且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了劉少奇。
　　在經過精心準備后，高崗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做了“指桑罵槐”的長篇發(fā)言。
　　高崗在發(fā)言中指責薄一波在農村政策上抵制黨中央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fā)展”的方針，認為薄一波的主張是“把農村經濟的發(fā)展實際上指望于富農經濟的發(fā)展”。
　　高崗還認為薄一波的錯誤是“在個人與黨的關系上擺錯了位置、對黨不老實的態(tài)度、不民主的作風和行會主義的情緒”。
　　據高崗的秘書回憶說：高崗在財經會上的發(fā)言稿，是我們幾個人參加起草的。高崗說，講話要站得高些，要從思想上、理論上批判薄一波。財經會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報告中講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講了要批判資產階級右傾思想。我們在起草高崗的講話時，注意到了與毛主席講話的一致性，有的話確實不是單純批薄，而是批劉少奇右傾。這個稿子拿出來后，毛主席、周總理看后都是同意的，毛主席還在“右傾”之前添了“資產階級”四個字（筆者1999年2月2日訪問趙家梁同志談話記錄）。
　　高崗在后來寫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認說：我在財經會議上的發(fā)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
　　毛澤東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爭”，雖然起因是新稅制風波，但深層次原因，仍然是要解決黨內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不同認識問題。在貫徹總路線這個大的方向問題上，毛澤東既不允許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許高崗等向左偏。所以，當看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處于既不好公開為薄一波解圍，又難以駕馭會議局面而兩難時，毛澤東便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正在那里休息的陳云、鄧小平火速回來參加會議。
　　陳云于8月6日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作了重要發(fā)言。他說：新稅制的結果是明顯的，不利于社會主義經濟，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薄一波在中財委做了很多工作，盡管有許多是事務性的，但如果沒有人做這些工作，中財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個別不同意見是有的，但不能說中財委內部有兩條路線的問題。
　　鄧小平于8月3日回京后，也在會議上發(fā)言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他這幾年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
　　本來毛澤東搬來的“兵”起到了預定的效果，會議氣氛起了變化，高崗也應當有所收斂。但在8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高崗仍然對薄一波進行指責。
　　這次政治局會議的議題是討論周恩來的會議結論稿。會上，毛澤東問大家有什么意見，薄一波表示他有錯誤，但有些具體事情還說不清楚。此時高崗站起來批評薄一波態(tài)度不好，毛澤東則打斷高崗的話說：你的態(tài)度也不好。
　　
　　“三月名單”事件
　　
　　高崗還不顧毛澤東的禁令，在這次財經會議和后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傳播“三月名單”。
　　關于神秘的“三月名單”事件的由來，有著不同的傳說版本。
　　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中寫道：“高崗在反省時談到，大約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送來一份文件，要他親自簽收，并立等閱后收回。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央傳閱文件，即使是很機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機要局派專人傳遞，由秘書簽收。唯有這一次例外，是由毛澤東的機要秘書直接送給高崗本人，而且閱后馬上收回。可見毛澤東對此文件之重視，也說明此文件之特別機密和重要。后來得知，這就是安子文（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擬的‘八大’政治局委員和各部委分工名單。高崗驚奇地發(fā)現，在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而沒有林彪。這個名單，他以前從未見過�！�
　　是安子文擅自做主還是誰指使安子文擬定的名單，目前仍是謎團。但高崗顯然認為是劉少奇授意安子文擬定的名單。他在《我的反省》中說：我主觀地以為，安子文怎敢擅自擬定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安子文身后還有人，那就是少奇。而且他也承認對林彪說過：我記得那單子上沒有你。
　　然而，不管名單是如何產生的，高崗確實是看到了這份名單，而且還在一定范圍內進行了傳播。因此，在財經會議期間，饒漱石（中央組織部部長）突然質問，“三月名單”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劉少奇、周恩來都表示事前并不知道有這樣一份名單，感到震驚，當即向安子文查問此事。
　　安子文在會上承認了確有此事，在會后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并請求中央給予撤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職務的處分。中央認為安子文私擬名單確實違背了黨的紀律，于7月末給予其黨內當面警告處分。毛澤東也宣布：此事到此為止，不許擴散。
　　本來事情到此可以終止了，但高崗竟然不顧毛澤東“不許擴散”的禁令，在財經會議和后來的南下休假期間，利用與一些地方和軍隊領導干部接觸的機會，傳播了這份名單。高崗這種行為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黨內的混亂，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滿和高度警覺。
　　
　　毛澤東決心解決高饒問題
　　
　　高崗于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的南方之行，可謂其人生旅途的最后風光。
　　高崗來杭州休假時，林彪正住在西子湖畔一處環(huán)境幽雅的二層小洋樓中養(yǎng)病。高崗與林彪進行了多次交談。
　　林彪是高崗的老領導，在東北解放戰(zhàn)爭時期二人就配合默契，關系親密。新中國成立后，高崗坐鎮(zhèn)東北，林彪鎮(zhèn)守中南，一直保持比較密切的關系。
　　據后來召開的高崗問題座談會所揭發(fā)，高崗在一個月的休假期間，“向那里的黨政軍高級領導干部捏造散布所謂‘軍黨論’，說中國共產黨里有‘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以及‘白區(qū)的黨’兩個部分，并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自居；還說現在黨中央和國家機關掌握在‘白區(qū)的黨’的人手里，應徹底改組，由他擔任黨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并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
　　高崗的言行使毛澤東認識到解決高崗的問題已經不能再拖延。
　　據《陳云年譜》記載：1953年12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決定派陳云沿著高崗外出的路線，代表黨中央向高崗游說過的干部打招呼。毛澤東要陳云轉告在杭州養(yǎng)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崗的當，如果林彪不改變意見，就與他分離，等改了再與他聯合。陳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轉達了毛澤東的話，并向他介紹了高崗利用“四野”旗幟，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煽動各大區(qū)負責人攻擊中財委的種種問題。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崗。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不點名地向與會者點出了高崗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同凡響地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
　　毛澤東的論述大大出乎高崗的預料，打得高崗暈頭轉向，但毛澤東對于自己的極端不滿，高崗終于明白了。（作者現就職于中共遼寧省委黨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研究）
　�。ㄕ�自《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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