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式國際秩序與東北亞安全結構 結構秩序

　　摘 要 美國式國際秩序為我們理解東北亞安全結構提供了一條最佳的路徑。在全球范圍內，美國根據(jù)對其國際秩序的認同程度來劃分敵友，采取針對不同國家的外交政策。東北亞安全結構作為一個區(qū)域性安全結構受制于國際關系核心結構層面所發(fā)生的變化，美國也根據(jù)東北亞國家對其國際秩序的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安全政策。本文認為東北亞國家的安全程度取決于美國的實力狀況和東北亞各國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對美國式國際秩序的認同程度。?
　　關鍵詞 美國式國際秩序 實力 認同 東北亞安全結構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6)03-0049-54
　　
　　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的相對實力和絕對實力都處于上升的過程之中。美國在國際上如何使用其國家實力影響著國際秩序發(fā)展的走向，也影響著東北亞的安全結構。本文試圖從美國式國際秩序的角度來闡述東北亞的安全結構及其未來走向。
　　
　　一
　　
　　當前在國際關系核心結構層面所發(fā)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動向是美國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和歐盟一體化進程所遭受的挫折。歐洲一體化進程受阻顯示了歐盟國家的國家主權對歐盟一體化進程的反彈，使人們對超國家實體代替國家實體的預期產(chǎn)生懷疑。這一發(fā)展動向減少了美國對其地位有可能受到威脅的擔憂，進一步加強了美國在國際結構中的位置，也意味著在未來一定時期內美國在國際社會中地位的穩(wěn)定性。
　　美國地位的穩(wěn)定直接影響著東北亞的安全結構。東北亞安全結構中集中了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個即中國､美國､俄羅斯和日本，是世界力量最為集中的地區(qū)。這種集中可以直接影響并反映國際關系的核心結構。冷戰(zhàn)期間東北亞的冷戰(zhàn)和熱戰(zhàn)，以及大國之間的對峙也與東北亞安全結構中的這種特征有關。冷戰(zhàn)后東北亞安全所顯示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更是這一因素發(fā)展的結果。東北亞大國所形成的非均衡的制衡局面給東北亞未來的安全帶來了難以預測的變化。與世界其他地區(qū)相比，東北亞地區(qū)的安全更缺乏制度的約束，無法形成對未來的預期，也增加了大國安全互動的交易成本。因而，東北亞的安全結構受到大國的實力以及決定這些實力走向的大國的聯(lián)盟尤其是其國際政策變化的影響。
　　漢斯?摩根索將國家的國際政策分為三種，即維持現(xiàn)狀政策､帝國主義政策和實行威望的政策。[1]然而，摩根索并沒有對哪些國家容易采用維持現(xiàn)狀的政策，哪些國家容易采用帝國主義政策做出進一步的說明。羅伯特?吉爾平根據(jù)成本/效益理論，認為占統(tǒng)治地位的傳統(tǒng)大國受惠于其聲望等級､領土分布､系統(tǒng)規(guī)則和國際勞動分工，同時，由于其維持現(xiàn)狀的成本增加，在其權力和承諾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而崛起的大國由于其改變國際系統(tǒng)的成本小于它將獲得的收益，會試圖改變這種與其實力不相符合的國際系統(tǒng)的規(guī)則，以提升其在國際系統(tǒng)中的權力等級和獲益。[2]由此可以推測，獲勝國和占統(tǒng)治地位的傳統(tǒng)大國傾向于維持國際關系現(xiàn)狀，而崛起的大國容易成為帝國主義國家。
　　但是對一個國家究竟是采用維持現(xiàn)狀政策還是實行帝國主義政策很難判定，因為意識形態(tài)的偽裝和國家的宣傳經(jīng)常掩蓋一個國家實際執(zhí)行的政策，人們通常只能在國家政策產(chǎn)生結果的情況下進行判定。由這種劃分來判定美國在二戰(zhàn)后執(zhí)行的政策就更加艱難。因為美國的政策不僅涉及到系統(tǒng)層面，而且涉及到亞系統(tǒng)和區(qū)域系統(tǒng)層面。當一個國家不謀求改變系統(tǒng)層面的強權分配，而極力改變亞系統(tǒng)或者區(qū)域內的強權分配，那么，如何對這樣的國家的國際政策進行分類呢?盡管如此，用是否改變國家之間的強權分配作為標準來劃分一個國家的國際政策傾向還是一種有用的分析工具。
　　冷戰(zhàn)后美國的對外政策無疑是帝國主義的，它在世界的每一個戰(zhàn)略區(qū)域都進行了或有意進行有利于自己的強權分配。但是這在國際系統(tǒng)層面很難甄別，因為美國在冷戰(zhàn)后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受惠于其在二戰(zhàn)后主導創(chuàng)立的國際體系。它本身就是霸權國。按照吉爾平的理論，美國應該是一個維持現(xiàn)狀的國家。但是理論與現(xiàn)實是有差距的，我們也可以認為這種理論帶有意識形態(tài)的性質。美國就沒有遵從這種理論的邏輯。通過讓盟國分擔提供公共產(chǎn)品的成本和更新國內經(jīng)濟結構，美國的實力不降反升，從而為其實行帝國主義政策提供了物質基礎。
　　實力的增長為美國實力的運用提供了動機。當美國實力增加的時候，在國際政策問題上，美國總是將其實力運用于美國式的國際秩序的層面。美國式國際秩序是相對于歐洲所奉行的國際秩序而言的。美國式國際秩序是美國力量所服務的內核。美國的實力當然是為美國的權力服務的，但是這種服務并不是很直接，它為美國強有力的國際意識形態(tài)所掩蓋。這種國際意識形態(tài)就是美國式的國際秩序。本文的一個假設就是東北亞的安全程度取決于美國的實力和東北亞各國對美國式國際秩序的認同程度。
　　
　　二
　　
　　當美國在執(zhí)行帝國主義政策時，總是被一套國際意識形態(tài)所掩蓋。對美國的這套國際意識形態(tài)，我將之稱作為美國式國際秩序。美國式國際秩序是美國對國際體系的設想，它建立在歐洲式國際秩序之上，是以美國的國內秩序作為藍本發(fā)展起來的。正由于美國式國際秩序具有內源性特征，當美國國力上升的時候，它就自然而然的被激發(fā)了出來。美國式國際秩序呈現(xiàn)出穩(wěn)定性､內在合理性和實踐檢驗的特征[4]，因而也容易為許多國家所認同。也正由于美國式國際秩序具有國內秩序特征，與歐洲式國際秩序相比，美國式國際秩序更具有強烈改變其他國家國內秩序的特征，導致其他國家經(jīng)常指責美國干涉別國的內部事務。對此，基辛格以不同的語言表達了同一個意思。他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要有外交政策�！盵5]美國人總認為它們國內治理的經(jīng)驗可以作為國際治理的最理想模式，他們對世界的理解代表了一種“常識”。
　　美國式國際秩序的核心包括三個重要方面，即國際政治秩序､國際經(jīng)濟秩序和國際安全秩序。國際政治秩序的內核是民主，這個民主包括國內的民主和國際關系的民主。其基礎是各國國內政治制度的民主。美國對民主與國際秩序之間具有內在聯(lián)系的信仰可以追溯至威爾遜時期。威爾遜最早對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真誠的限定。一戰(zhàn)后，威爾遜總統(tǒng)向世界全面系統(tǒng)地展示了美國改造世界的目標。它包括：(1)使美國特殊的使命高于外交常態(tài)并使它有義務擔任人類自由的模范。(2)民主國家的對外政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因其人民天生愛好和平。(3)對外政策應反映與個人道德相同的標準。(4)國家無權主張不同的道德標準。[6]因此，在威爾遜總統(tǒng)眼里，民主不僅與和平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且還是一種道德標準，這種道德標準具有普世性，它是所有國家應該遵循的。威爾遜的這一觀點由于根源于美國的制度和美國的歷史，激發(fā)了美國歷史中的那種“天定使命”的優(yōu)越感和對自己制度的自豪感，因而具有美國的民主基礎和意識形態(tài)基礎。美國的歷屆總統(tǒng)只要有機會(美國實力容許)就會以不同的方式宣稱這一思想。冷戰(zhàn)結束后，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系演變成“民主和評論”這樣一種國際政治意識形態(tài)，成了美國政治家和許多理論家的一種政治信仰�？肆诸D總統(tǒng)宣稱“民主國家并不互相進行戰(zhàn)爭是顛撲不破的真理”。[7]根據(jù)這一理論，克林頓總統(tǒng)把他的對外戰(zhàn)略稱之為“民主的參與與擴展戰(zhàn)略”。他在1993年9月的聯(lián)合國大會上闡述了這一思想，“在冷戰(zhàn)期間，我們尋求遏制一種威脅來使自由體制生存，現(xiàn)在我們尋求擴展在這種自由體制下生存的國家”。[8]而現(xiàn)任總統(tǒng)布什的演講，尤其是他的第二任總統(tǒng)就職演說充滿了自由與民主的理想主義語言，被許多媒體稱之為“布道式的演說”。美國對國際秩序的國內民主基礎的信仰具有一貫性，因為它根源于美國對本國國內制度的信仰。只要美國的國內制度不變，只要美國的實力容許，美國在世界范圍內推進自由民主制度的熱忱和意志就不會改變。
　　美國式國際秩序的第二個核心是國際經(jīng)濟秩序。在其國際經(jīng)濟秩序中，自由貿易制度占據(jù)著支柱地位。美國對自由貿易政策的重視源于兩個前提：一是美國經(jīng)濟和技術在世界中占據(jù)著優(yōu)先地位，二是美國人確認自由貿易制度和國家富裕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這兩個前提是互相支撐的，其中第一個前提最為關鍵，一旦美國在某一生產(chǎn)領域的優(yōu)勢喪失，美國就會從自由貿易的立場上后退。美國外交政策中對自由貿易的提倡是在美國崛起為世界經(jīng)濟大國的19世紀90年代。威廉斯認為，在此期間，美國結束了領土擴張的舊模式，采取了一種門戶開放的帝國主義的新模式。而制訂外交政策的精英們也對這種新模式達成了共識。為防止國內“經(jīng)濟停滯的威脅以及對社會動蕩的恐懼”，他們開始在海外尋找能夠吸收過剩的工農業(yè)產(chǎn)品并為美國工業(yè)提供所需原材料的市場。[9]美國的促進自由貿易和間接地控制關鍵性的市場，是美國精英們“認定美國壓倒優(yōu)勢的經(jīng)濟實力將把較弱的､不發(fā)達的國家的政治與經(jīng)濟鑄成對美國有利的模式”。[10]正因為如此，當美國實力如日中天的時候，美國積極促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xié)定等國際經(jīng)濟組織的產(chǎn)生，這些組織的一個核心目的就是促進消除國際貿易中的障礙和保證國際貿易的更為方便的運行，并積極幫助消除世界的貧困。
　　美國國際秩序的第三個支柱是國際安全秩序。占據(jù)其國際安全秩序核心的是其集體安全的設想。集體安全源于美國對歐洲均勢思想的否定。威爾遜總統(tǒng)鄙視均勢，希望建立一個“道德的政治世界”，來確保集體安全。集體安全的思想無疑是破除國際社會中“安全困境”的最佳辦法，但是由于威爾遜的過于理想化而陷于破產(chǎn)。1942年5月，富蘭克林?羅斯福再次論述了集體安全的觀點，即大國一致行動來維護集體安全。[11]羅斯福集體安全設想與威爾遜的集體安全設想如出一轍，最大的不同就是提出了用美國的實力和其他大國的實力作保證。最后的結果就是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建立。雖然聯(lián)合國安理會反映了美國式集體安全的基本理念，但是由于二戰(zhàn)后美蘇的分裂使這一組織無法履行其職責。美國于是單獨建立了以其為核心的區(qū)域安全組織，如北約､美日安保條約等。這些在冷戰(zhàn)中建立的以美國為核心的安全組織繼續(xù)成為了美國集體安全秩序的支柱。
　　
　　三
　　
　　美國式國際秩序并不必然地支配美國的外交政策，成為美國外交決策的主軸。有時它的外交政策甚至與此完全背離。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在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后經(jīng)歷了范式的變化，即由傳統(tǒng)的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轉向了干涉主義和自由貿易政策。[12]美國的這種外交范式的轉變是美國式國際秩序形成的前提。只有在美國把整個國際社會作為自己活動和設計的舞臺時，才有可能形成它的國際秩序理念。因而美國式國際秩序對美國外交的影響程度取決于兩個基本條件即美國的實力和它在國際上所獲得的認同程度。當美國的實力不足以對國際關系的發(fā)展施加控制性的影響時，美國更容易傾向于現(xiàn)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如尼克松在70年代所采取的均勢政策。但是一旦美國的相對實力增強，美國就會在全球范圍內推行其國際秩序。自二戰(zhàn)以來，美國的相對實力總體處于優(yōu)勢，這為美國推廣其價值理念提供了條件。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每當美國面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任務之際，它總是殊途同歸的回到威爾遜的觀念上�！盵13]當美國面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時候，也正是美國的相對實力處于優(yōu)勢的時候。因此我們可以說，根據(jù)慣例，當美國的實力增強時，它就會增強其推廣國際秩序的力度。
　　美國式國際秩序在二戰(zhàn)后國際體系的創(chuàng)建中得到了強有力的反映。人權､自由貿易和集體安全不僅僅存在于理念層面，而且在聯(lián)合國中有相應的制度保證。聯(lián)合國安全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聯(lián)合國人權組織等發(fā)揮著積極地推動作用，使美國式國際秩序獲得了極大的認同。據(jù)亨廷頓統(tǒng)計，民主國家從1942年的12個國家發(fā)展到1990年的58個國家，[14]這還不有包括蘇聯(lián)､東歐劇變后的一些國家走向。這些國家在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后，基本上接受了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而自由貿易制度的接受程度比民主制度的接受程度更為廣泛，不僅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開放中也接受了這一基本的經(jīng)濟制度。對集體安全來說，聯(lián)合國安理會已結束了冷戰(zhàn)中的癱瘓狀態(tài)，對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美國冷戰(zhàn)中建立起來的以其為核心的安全組織不僅沒有隨冷戰(zhàn)的結束而消亡，而且還在進一步擴大。
　　美國式國際秩序的被廣泛認同和制度保證，進一步加強了美國的軟實力。美國也根據(jù)其他國家對其國際秩序的認同程度來劃分敵友､制定針對具體國家的外交政策�？偟膩碚f，根據(jù)對美國式國際秩序的認同度(作為一種國內政策)可以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四類，由此衍生出美國針對不同國家所采取的不同的外交政策：(1)完全認同美國式國際秩序即在民主､自由貿易和集體安全與美國完全一致的國家。這些國家被美國當作盟友，形成了美國式國際秩序的支柱。因而這些國家的實力將可能被運用在世界的民主､自由貿易和集體安全的推行和執(zhí)行方面，構成美國可以依賴的國家。[15](2)認同民主､自由貿易和集體安全的任意兩個方面的國家。它們構成了美國可以拉攏的國家；(3)認同民主､自由貿易和集體安全的一個方面的國家。它們成了美國所要防范的對象；(4)對美國式國際秩序完全不認同的國家，它們成了美國攻擊和改造的對象。[16]
　　盡管對美國式國際秩序存在著不同的認同度，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式國際秩序是當今世界上最為強勢的國際意識形態(tài)，美國居于這種國際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當美國的相對實力增強時，美國就會對那些沒有認同度或者認同度較低的國家采取進攻性的外交政策，而那些對美國式國際秩序認同度較高的國家就會成為美國的最為有力的助手，甚至是急先鋒，
　　
　　四
　　
　　東北亞的安全結構受制于美國式國際秩序的影響。從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特征可以推出一國的安全主要依賴于一國的實力。國家之間的實力結構可以反映出國家之間的安全結構。但是實力結構對安全結構的反映并不是全面的，對安全結構來說，對實力使用的預期更為重要。如果一國實力的發(fā)展被認為是對他國安全的威脅，那么這種安全結構將是一種敵對性的安全結構，最后導致安全的困境，這是霍布斯式無政府狀態(tài)的典型特征。相反，當一國實力的發(fā)展被對方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對方所歡迎的，那么安全的結構就會發(fā)生完全不同的變化，如同亞歷山大?溫特所闡述的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下的無政府狀態(tài)那樣。[17]
　　美國的實力和其國際秩序的強勢形態(tài)強烈影響甚至塑造著東北亞安全結構。同樣根據(jù)對美國式國際秩序的認同程度可以把東北亞的國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完全認同美國式國際秩序的國家，它們包括美國､日本和韓國。這三國不僅被美國認同為民主和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而且還建立了安全上的同盟關系，它們構成了美國全球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類國家只有蒙古。蒙古實行了民主和自由貿易，但沒有加入到美國的集體安全體系之中。由于蒙古的實力較弱，且地處中國和俄羅斯夾縫之間，故對東北亞的安全結構影響極小。第三類國家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冷戰(zhàn)結束后，蘇聯(lián)､東歐體系垮臺，俄羅斯從蘇聯(lián)中分裂出來并繼承了蘇聯(lián)的絕大部分遺產(chǎn)。俄羅斯正朝著美國式國際秩序上改變，但是改變得都不徹底。俄羅斯民主遭到了美歐的指責，它還沒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盡管俄羅斯多次表示不排除參與北約的可能，但是俄羅斯仍然在獨聯(lián)體擁有排他性的安全利益。在東北亞國家中，俄羅斯雖然滿了變數(shù)，但是從它的努力方向上看，其變化的方向基本上可以預期，即俄羅斯有非常大的可能成為美國式國際秩序的成員。而中國則不然。中國除了自由貿易領域外，對美國式民主和集體安全體系并不認同。第四類國家，主要是朝鮮，對美國式的國際秩序完全不認同。但是由于朝鮮宣稱擁有核武器，因而朝鮮的問題將成為東北亞安全的重點，是美國所要亟待解決的“問題”。
　　東北亞安全結構所涉及的七個國家分布著四種不同類型，反映了東北安全結構的復雜性，但是各類力量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其中完全認同美國式國際秩序的國家占絕對優(yōu)勢。俄羅斯和中國同屬于第三類國家，但隨著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的發(fā)展，中亞國家脫離俄羅斯束縛尋求安全獨立的力量增強，以及顏色革命本身對俄羅斯的威脅和俄羅斯將國家重點放在經(jīng)濟發(fā)展方面，俄羅斯將會脫離第三類國家，進入到第一類或第二類國家，成為美國拉攏或依賴的對象。因此，朝鮮和中國將成為美國式國際秩序所要防范和打擊的主要對象。盡管如此，由于朝鮮本身的特征和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中國出于自己利益的考慮，很難與朝鮮結成聯(lián)盟。
　　中國與俄羅斯的戰(zhàn)略關系的發(fā)展是一種有用的選擇，但是中國和俄羅斯不會結盟來對抗美國及其盟國，這是因為俄羅斯和中國對美國式國際秩序所持態(tài)度的結果。由于俄羅斯有滑向到美國式國際秩序的陣營中去的可能，因此，中國在東北亞安全結構中將處于弱勢。中國改變自己的這種弱勢地位可能存在三種選擇：第一，改變自己的認同。第二，突破東北亞的地域限制，發(fā)展與東南亞､中亞等國家的友好關系。但是由于受國際體系總體結構的限制和美國式國際秩序強勢地位，中國很難改變自己的弱勢地位。第三，中國實力的極大發(fā)展，建立起自己的認同。這將導致與美國及其聯(lián)盟國家的對立。因而，中國對美國式國際秩序的認同程度將是東北亞安全結構發(fā)展的關鍵。
　　因此，在東北亞安全結構中，美國的實力和對美國式國際秩序的認同程度起著關鍵作用。美國的實力支撐起美國的國際意識形態(tài)，使其能夠采取帝國主義政策，不斷地改變著地區(qū)的強權結構。在東北亞安全結構中，以美國式國際秩序作為理念核心的美國及其盟國處于強勢地位，俄羅斯和中國處在選擇的過程之中，它們對美國式國際秩序的認同程度將決定著東北亞安全秩序的未來走向。
　　
　　注釋：
　　[1] 漢斯?摩根索著，盧明華等譯：《國際縱橫策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頁。
　　[2]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ek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P.186-187.
　　[3]這里的內在合理性是指由于美國國內秩序被證明是具有內在合理性的，因而以美國國內秩序為藍本的美國式國際秩序也是具有合理性的。只要美國國內秩序對世界各國具有吸引力，那么，美國式國際秩序也具有對各國的吸引力。
　　[4] 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8頁。
　　[5] 同上，第28頁。
　　[6] 克林頓在喬治敦大學的演講，1993年1月18日。
　　[7]克林頓總統(tǒng)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的演講，1993年9月27日。
　　[8]Williams William Appelma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The World Publishing Co.， 1959， p.16.
　　[9]Ibid， p.34.
　　[10]Ruth Russel，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58， P.97.
　　[11]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62-103頁。
　　[12]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36頁。
　　[13] 塞繆爾?亨廷頓著，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25頁。
　　[14]Flora Lewis， “The ‘G71/2’ Directorate，”?Foreign Policy? 85，pp.34-35 (1991/2).
　　[15]民主､自由貿易和集體安全的定義在不同的國家會發(fā)生分歧，本文的劃分完全按照美國式的定義來進行的。
　　[16] 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96頁。
　　
　　(作者簡介：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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