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純潔語言”的思考|語言純潔主義

　　【摘要】關于是不是要“純潔語言”已經(jīng)爭論了半個世紀，隨著網(wǎng)絡社會的崛起，這個問題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本文嘗試梳理了“純潔語言”的緣起和發(fā)展脈絡，對于是不是要“純潔語言”、怎樣“純潔語言”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純潔語言　語言主體化多樣性
　　
　　沒有絕對純的語言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首次提出了“純潔語言”的口號。
　　50年后，也就是2001年6月6日，《人民日報》再次刊登評論員文章：《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繼續(xù)奮斗》再次提出了“純潔語言”的口號。
　　筆者認為這個口號值得商榷。
　　首先從哲學層面分析一下世界上有沒有所謂絕對純潔的事物。純就是不含雜質，世界上有不含雜質的東西嗎?物理學告訴我們――沒有。黃金很純了吧，但也只有24k，也就是99，99％，并沒有100％的黃金。世界上只有相對的純，沒有絕對的純。、
　　再從語言學的角度來分析“純潔語言”。
　　中國傳媒大學于根元教授認為，“創(chuàng)新”是語言的生命力所在。世界上曾經(jīng)有很多種語言，但每年都有一些語言消逝。消逝的原因多種多樣，有時候是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消滅，如蒙古人吞并了黨項人，黨項入的語言文字也就隨之消亡。同時，如果某種語言自己本身是一個封閉的系統(tǒng)。和外界缺少信息交換，就會逐漸失去生存活力而消亡。
　　比如東漢時期隨著佛教從印度傳入新疆，與佛教有關的吐火羅語也隨之進入中國。吐火羅語有兩種變體，線性文字A和線性文字B，都主要用于佛教經(jīng)典的記錄。由于它的使用范圍很小，基本不和其他語言文字交流，因此隨著13世紀新疆逐漸伊斯蘭化，吐火羅語消亡了。類似的還有梵文的一種變體――怯盧文。它也是這樣消失的。
　　但一個封閉的語言系統(tǒng)相對來說是比較“純潔”的。
　　筆者曾經(jīng)多次去西藏采訪，在采訪中我發(fā)現(xiàn)，在拉薩、日喀則等西藏較發(fā)達、和內地交流較頻繁的地區(qū)，當?shù)夭孛裨诓卣Z中經(jīng)常贏接夾雜漢語，如“電腦、電視、飛機、火車、鐵路”等等。
　　這些詞匯過去在藏語里是沒有的，但現(xiàn)在又必須要用，所以西藏群眾就直接把漢語里的詞匯借用了。
　　而在西藏的偏遠地區(qū)如阿里，基本是無人區(qū)。方圓上百公里只有幾戶人家，看不到電視聽不到廣播，因為他們的帳篷里沒有電。有些人一輩子甚至連縣城都沒去過，他們使用的藏語中就沒有漢語詞匯。
　　同行的藏族同志告訴我，這些藏民說的藏語他們都聽不太懂，因為里面有很多古藏語成分。但同時他們也承認阿里地區(qū)的藏語遠不如拉薩、日喀則地區(qū)的藏語表現(xiàn)力強。
　　因此筆者認為，一種語言包容力強、善于和外界進行信息交換是生命力旺盛的標志。
　　
　　語言的包容性
　　
　　筆者覺得英語的包容性很強，很多外來詞匯直接拿來就用。比如“基地組織AL QAIDA”來自阿拉伯語，“狗仔隊PAPARAZI”來自意大利語�！發(fā)ong timeno see好久不見!”來自中文，它本來就是一句地地道道的中國式英語。但英語盒去就用了!因為他們覺得這樣交際起來很方便。
　　其實從歷史上看，漢語天生就不是保守的。它的交融能力很強，包容性也很強，不亞于英文。
　　說到漢語我們先看看漢族。從考古人類學的角度看，漢族屬于蒙古人種，是古羌人的一支。羌人是游牧民族。比如秦人就是給周天子放馬的游牧人，后來強大了統(tǒng)一了中國。中國歷史上漢族不斷和匈奴、鮮卑、羯、狄、滿、女真等少數(shù)民族融合，最終形成了今天的中國人。
　　人種都沒有絕對的純，又哪來的語言的絕對的純潔呢?也正因為不純，漢語才有強大的生命力。
　　歷史證明，早期對漢語影響最大的是佛教。
　　東漢佛教傳人中國后，佛教語言隨之傳人，逐漸成為漢語的一部分。比如我們現(xiàn)在常用的“涅磐、劫、色、空、恐怖、掛礙”包括“無間道”等等，我們今天用起來很自如，并不覺得它們是外來語。
　　筆者認為重要的一點是，佛教用語的引入不僅豐富了漢語而且影響到國人的思維，因為它帶來的一些哲學概念是當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欠缺的。
　　李澤厚先生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中有一段話：“傅斯年為了說明文言文的僵化沒落，說了一句外行話，他認為中國人思考用的是白話，表達時才翻譯成文言，因而遭到吳宓的嘲笑�！�
　　文言文不但是表達工具而且可以是思維工具，那更說明文言文對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巨大障礙。
　　魯迅強調文言文語法不精密，說明中國人思維不嚴密；周作人指出古漢語晦澀，養(yǎng)成國民籠統(tǒng)的心理；胡適提出研究中國文學套語體現(xiàn)出來的民族心理……
　　這一系列見解不見得都十分準確，但體現(xiàn)出一種總的傾向：“五四”時期作家學者是把語言跟思維聯(lián)系在一起考慮的，這使得他們有可能超越一般的語言文字改革專家而直接影響整個民族精神的發(fā)展。
　　漢語吸收外來詞的另一個高峰是唐代，這同時也是漢民族最有活力的時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边@首邊塞詩就用了兩個外來詞：葡萄、琵琶。美國學者愛德華?謝弗專門寫了一本書《中國唐代的外來文明》，里面列舉了很多這樣的例子。
　　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外來詞大量涌入的時期是“五四”時期。這也是中國人思想大解放、大碰撞的時代。像“政治、經(jīng)濟、社會、干部”等等都是這個時候從日語引入漢語的。
　　現(xiàn)在用這些詞的時候很自如，根本意識不到它們的來歷。
　　再看看西方，后現(xiàn)代哲學家們不管是結構主義的還是符號學的都是從語言學切入來研究哲學的。索緒爾的《語言學教程》被西方公認是符號學研究的開端。
　　拉康、羅蘭?巴特、列維?斯特勞斯、�？碌群蟋F(xiàn)代哲學家對語言學和哲學的關系都有精辟論述。
　　正因為語言學和哲學密切相關，所以，如果一個民族的語言僵化了，那么思維也必然隨之僵化。
　　
　　縮略語問題
　　
　　有人說縮略語應該限制甚至禁止使用。
　　筆者認為縮略語完全可以用，沒必要設置重重限制。像“WTO、SAP、S、DNA”等等，用漢語反而說不清楚。
　　但相當一段時間有關部門限制縮略語的使用。2000年我在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工作時，有一次稿子里有WTO這個詞，片子審完之后領導一定讓改成“世界貿(mào)易組織”，當時已經(jīng)18：30了，等找到播音員重新配完音已經(jīng)18：55了，緊趕慢趕才沒耽誤《新聞聯(lián)播》的播出，出了一身冷汗。
　　個人覺得縮略語的放開是從“非典”開始的，因為非典不如SAPS準確明了。也正是從非典之后中央新聞單位對縮略語的限制才逐漸放松。
　　有些專家總想用立法、行政等手段來純潔語言，筆者認為大可不必。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還是不提“純潔語言”的口號為好。而應該倡導規(guī)范地使用漢語。因為語言文字是民族的標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及組成部分。其應用水平體現(xiàn)和直接影響著民族的教育、文化和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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