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詢過程-效果研究現(xiàn)狀及展望|三級心理咨詢師費用

        發(fā)布時間:2020-03-03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摘要 心理咨詢過程-效果研究考察咨詢過程變量對咨詢效果的影響。以人為中心流派、認知流派、行為流派、精神分析流派等都為該研究領域提供了理論基礎。主要研究內(nèi)容有咨詢師的反應方式、會談中的當事人行為、工作同盟、會談中的重要內(nèi)容等過程變量與效果的關系。該領域積累的成果還不多,這可能與過程-效果關系本身的復雜性有關,同時研究方法尚有許多欠缺,如考察復雜關系時使用的研究設計過于簡單、測量工具不統(tǒng)一導致結(jié)果難以比較,有些測量工具不成熟信效度不高。未來的研究除了努力克服這些問題外,還應多考慮理論構(gòu)建、內(nèi)隱變量的調(diào)節(jié)和中介作用、當事人變量,在研究方法上應更為綜合和多樣化。
          關鍵詞 心理咨詢,過程-效果研究,過程變量,效果變量。
          分類號 B849;R395
          
          1 引言
          
          國外對心理咨詢的研究由來已久,理論研究由心理咨詢與治療的鼻祖弗洛伊德開創(chuàng),而用科學方法進行實證研究約開始于20世紀中期。心理咨詢實證研究可以分為三類:過程研究、效果研究和過程-效果研究。Lambert和Hill對心理咨詢的“過程”和“效果”做過界定:“過程”是指發(fā)生在咨詢會談中的事情,具體包括咨詢師的行為、當事人的行為和咨詢師與當事人的交互作用,這些行為可以是外顯的(如可觀察的行為),也可以是內(nèi)隱的(如想法、體驗);而“效果”是指作為咨詢過程的結(jié)果所發(fā)生的變化。過程研究專門研究咨詢過程變量,效果研究只對治療效果進行測量和分析,而過程-效果研究將這二者相結(jié)合,考察咨詢過程變量對效果的影響。
          在咨詢實證研究早期,研究者在各自的理論流派內(nèi)部從事著驗證本流派理論的研究,而且大部分是過程研究,在1952年艾森克對心理咨詢與治療的有效性提出強烈質(zhì)疑之后,研究者進行了大量效果研究,并最終得出了一個一致的重要發(fā)現(xiàn),即心理咨詢與治療不僅有效,而且各理論流派的療效幾乎相當。在此之后實證研究的方向有所轉(zhuǎn)移,并表現(xiàn)出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研究類型向過程-效果研究轉(zhuǎn)移。Buboltz等(1999)對1973~1998年的26年間發(fā)表在《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上的研究論文類型進行過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過程-效果研究所占比例最大,占全部研究的25%,而過程研究和效果研究分別占13%和6%,而且過程-效果研究所占比例在這26年間一直穩(wěn)居第一,其近年來的研究地位可見一斑。第二個特征是研究內(nèi)容向咨詢中的共同因素轉(zhuǎn)移,還有研究者開始嘗試建立和驗證泛理論(pantheoretical)的,即不局限于某一理論流派、對咨詢普遍適用的過程-效果模型,F(xiàn)在的咨詢實證研究中仍然清晰可見這樣兩種類型:一類是驗證某一流派(尤其是新出現(xiàn)的流派)或比較不同流派理論觀點的研究;一類就是泛理論的研究。本文是對泛理論的過程-效果研究進行綜述,限于某一理論流派的研究不在考察范圍之內(nèi)。
          我國大陸對心理咨詢的實證研究才剛剛起步,零星可見幾篇對國外效果研究的綜述,對效果測量的理論探討或過程研究,尚未見對過程-效果研究的綜述或?qū)嵶C研究發(fā)表。
          本文擬對國外泛理論的咨詢過程-效果研究現(xiàn)狀,包括理論基礎、研究主題和結(jié)果、研究方法和數(shù)據(jù)收集方法進行介紹,并分析總結(jié)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的發(fā)展方向,以供研究者參考借鑒。
          
          2 理論基礎
          
          心理咨詢與治療領域理論流派繁多,許多流派都為過程-效果研究提供了資源,Hill曾對一些主要理論流派的影響作過討論,現(xiàn)結(jié)合其討論對過程-效果研究的理論基礎作簡要介紹:
          (1)以人為中心流派。盡管并非羅杰斯本意,但以人為中心理論仍然催生了許多咨詢師培訓系統(tǒng),出于培訓咨詢師的需要,研究者不得不考慮咨詢師的技術對效果的影響,當事人行為對效果的影響,以及咨詢師的技術對當事人行為的影響,等等,因此啟動了對咨詢師的言語技術、非言語技術、當事人行為等過程變量與效果關系的研究,出現(xiàn)了許多測量工具,也得出了一些共同結(jié)論。另外,以人為中心流派提出的“助長性條件”得到了研究者的大量關注,該流派的研究結(jié)論是大量證據(jù)都支持助長性條件對當事人改變的重要性,但是非以人為中心流派的研究者卻在這些研究中發(fā)現(xiàn)了很多方法問題,因此對這些結(jié)論不以為然;在這場爭論中,有些研究者開始對一些含糊的概念進行澄清,或進行方法上的修改,以期得到更可靠的結(jié)論。以人為中心流派對開啟和促進心理咨詢的實證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許多問題在研究中逐漸清晰,結(jié)論逐漸明朗,有些測量工具也成為咨詢領域的共同財富。
          (2)認知流派。作為認知革命的結(jié)果,研究者開始考慮會談中咨詢師和當事人的思想,這一對內(nèi)隱經(jīng)驗的考察是對外顯行為考察的重要補充,它對于建構(gòu)會談過程的完整圖景具有重要意義。根據(jù)這一思路,Hill等提出了一個描述咨訪雙方的內(nèi)隱和外顯行為之相互作用的認知調(diào)節(jié)模型,這一模型有四個主要成分:咨詢師的意圖(therapistintentions),咨詢師的反應方式(therapist responsemodes),當事人的反應(client reactions)和當事人的行為(client behaviors)。咨詢師根據(jù)自己的理論知識、對當事人的診斷和觀察形成治療意圖;為了實現(xiàn)治療意圖,咨詢師使用各種干預方式,例如,為了增強當事人的感受,咨詢師可能會釋意或采用開放式提問;當事人對咨詢師干預的反應決定了其行為,例如,如果當事人感到被支持,他/她可能會向咨詢師揭示更多。咨詢師在知覺當事人反應的基礎上,形成下一個意圖和反應方式來滿足當事人改變了的需要,這又引起了當事人新的反應和行為,如此循環(huán)往復。一系列的相互作用最終使咨詢產(chǎn)生效果。這一泛理論的過程-效果模型最早在1985年提出,其后不但發(fā)展了測量工具,而且進行了許多實證研究,至今這一套工具已經(jīng)比較完備,在研究中得到了較廣泛的應用,而這一模型也成為過程-效果研究領域中一個十分重要而典型的描述過程變量和效果變量間關系的模型。
          (3)行為流派。行為理論對過程-效果研究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它對目標人群、評估方法和干預手段的專門化上,它對干預的對象、問題的評估和干預的方法通常都有清晰的描述,在研究中易于操作的同時得到的結(jié)果也便于解釋。在研究對攻擊性、社交焦慮的治療和體重控制等問題時,該流派的影響都比較突出。
          (4)精神分析流派。精神分析對過程-效果研究的影響最主要體現(xiàn)在對咨詢關系的研究上。Gelso等將咨詢關系分為真實的關系、工作同盟和移情反移情三部分,在過程-效果研究中得到廣泛關注的是其中的工作同盟,大量研究都已證實工作同盟是所有已研究過的過程變量中對效果影響最大的一個過程變量(詳見下文)。而移情反移情盡管在精神分析流派內(nèi)部被認為十分重要,但是實證研究并不多, 主要原因可能是對這兩個概念的操作化困難。
          另外還有家庭系統(tǒng)理論、人際理論和社會影響理論的影響,在此不一一贅述,感興趣者請參見Hill的文章。
          由以上討論可以看出,咨詢過程的一些要素、原理、機制或研究方法等剛開始是在某一理論體系內(nèi)部提出、研究和應用,但逐漸為其他流派認同和接受,泛理論的過程-效果研究將它們納入自身的體系中來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得到不囿于某一理論流派的對咨詢更普適的理解。在過程-效果研究的理論基礎部分,還值得一提的是Hill在總結(jié)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于2005年提出的一個新的泛理論過程模型,該模型將咨詢過程分為初步印象(Initial impression)、治療開始(Beginning therapy)、治療任務(Tasks of therapy)和結(jié)束(Termination)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從咨詢師的技術、當事人的卷入和治療關系來描述其特點,這三者間相互聯(lián)系,咨詢師的技術促進了當事人卷入,二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治療關系,治療關系為咨詢師使用技術提供了平臺,咨詢師的技術讓當事人更深地卷入,從而更強化了治療關系,如此循環(huán),將咨詢從一個階段推向下一個階段。如果說Hill的前一個過程-效果模型是聚焦于會談中每一輪咨詢師與當事人的互動,那么這一模型則是將鏡頭拉遠,著眼于一個完整的咨詢,而這些理論模型的提出對于指導泛理論的過程-效果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 主要研究內(nèi)容和結(jié)論
          
          過程-效果研究中一般包括兩類變量:過程變量和效果變量。如果按照上述對咨詢“過程”的界定,從咨詢過程參與者(咨詢師和當事人)的角度對過程變量進行劃分,則這些變量包括咨詢師行為變量、當事人行為變量和咨詢師與當事人的關系變量。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待咨詢過程,忽略咨詢中的人,而著重咨詢過程中發(fā)生的事和咨詢的內(nèi)部機制,則可以看到過程-效果研究中經(jīng)常涉及的過程變量有:會談中的重要內(nèi)容、共同因素、針對某種心理疾病的專門治療方法,等等。
          按照距離過程變量的親疏遠近的不同,效果變量可以分為即時效果(immediate outcome)、會談效果(session outcome)和治療效果(treatment outcome),這三種效果變量與過程變量的距離依次增長。仍然按照上述對咨詢“效果”的界定,則即時效果是在咨詢師的某一個或一些反應后當事人的變化,通常以當事人對咨詢師反應的幫助性評價(helpfulness)、滿意度(satisfaction)來表示,也有的用當事人的動機、體驗水平等來表示;會談效果是一次會談結(jié)束后當事人的變化,通常以當事人對會談的評價和會談結(jié)束后的體驗來表示;治療效果是會談全部結(jié)束后當事人的變化,通常以對當事人某些癥狀或總體狀況的前后測的差值來表示。
          以下對過程-效果研究領域的主要研究內(nèi)容和結(jié)論加以梳理和歸納:
          
          3.1 咨詢師的反應方式(response modes)與效果的關系
          3.1.1咨詢師的反應方式與即時效果
          咨詢師的反應方式是指獨立于談話主題和內(nèi)容之外的咨詢師言語反應的語法結(jié)構(gòu)。它在研究中獲得了大量關注,20世紀中葉開始就有大量研究探討咨詢師的反應方式與其他過程變量以及與效果的關系。Elliott等(1982)對咨詢師的反應方式與即時效果的關系研究表明,當事人認為解釋和建議最有幫助,而提問的幫助最小。Elliott(1985)的研究表明,一般性的建議,解釋和提供信息都與當事人評價的幫助性之間存在正相關。Hill等的研究表明,咨詢師的解釋能夠減少當事人對問題的描述,而且能夠增加體驗和領悟。Hill(1988)的研究表明,反應方式對即時效果有顯著影響,但影響非常小,只占1%;當事人認為咨詢師的自我揭示、解釋、認同和釋意最有幫助,開放式提問、質(zhì)對和提供信息中等,而直接指導和封閉式提問則沒有幫助。后在此基礎上加入了咨詢師的意圖和當事人的體驗水平同時進行考察,結(jié)果對即時效果的解釋力顯著提高。在當事人的體驗水平和咨詢師的反應方式間存在交互作用,在當事人體驗水平較低時最有效的咨詢師反應方式是感受探索、開放式提問和提供信息;在中等體驗水平時,幾乎所有的干預效力都相當;而較高的體驗水平在非以人為中心的治療中一般很少達到,所以研究很少。研究者認為這提示了將一些過程變量放在一起同時考慮的重要性。
          3.1.2咨詢師的反應方式與會談效果和治療效果
          許多研究者對該問題進行過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是考察反應方式的頻次與會談效果和治療效果的相關,但是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卻很不一致,有些結(jié)果相互沖突,而有些沒有得出顯著相關。在分析造成這一結(jié)果的原因的過程中,研究者逐漸認識到,以往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能存在問題,頻次與效果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關系,并不一定某種反應方式越多,效果就越好,還可能受到其他許多因素,如當事人的需要、準備狀態(tài)、咨詢師反應質(zhì)量等的影響,Stiles等(1994)認為:“在極端情況下,當咨詢師對當事人的反應性十分完美時,預期的咨詢師的干預與療效間的相關應為0”。因此,有研究者建議擯棄使用相關設計考察咨詢師反應方式的頻次與療效關系的思路和方法,而考察與反應方式距離較近的效果,如即時效果,或者發(fā)展出新的研究方法來考察這一問題。目前,有研究者嘗試采用序列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和質(zhì)的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序列分析將咨詢師的反應方式與緊隨其后的當事人行為放在一起考察以檢驗其效果,而質(zhì)的研究對當事人進行訪談,用語言而非數(shù)字來考察咨詢師反應方式的效果。
          3.1.3咨詢師的自我揭示與效果
          咨詢師的自我揭示是獲得較多關注的一類咨詢師反應方式。在Hill(1988)的研究中,當事人評價咨詢師的自我揭示最有幫助,而且當咨詢師運用此技術時其體驗水平最高,然而咨詢師卻對該技術的幫助性評價最低。Hill(1989)將自我揭示分成若干類型進行細致的研究發(fā)現(xiàn),當事人認為咨詢師安慰性的自我揭示比挑戰(zhàn)性的自我揭示更有幫助,而且咨詢師此時此地(here and now)的自我揭示和彼時彼地(there and then)的自我揭示似乎并沒有差異。Barrett等(2001)對咨詢師的自我揭示所做的質(zhì)的研究表明,咨詢師的自我揭示能導致當事人的領悟,而且讓咨詢師看起來更真實和人性化,這會強化咨詢關系,并且讓當事人感到安慰和自然,而這會讓當事人感覺更好,朝著積極的方向轉(zhuǎn)變,并且在咨詢中更加開放和誠實,由此看來,咨詢師的自我揭示對即時效果和治療效果都有影響,它和效果之間的聯(lián)結(jié)是一個復雜的過程。
          咨詢師的自我揭示與會談效果或治療效果的關系如何并不清楚,研究結(jié)果很不一致,有的研究結(jié) 果是零相關,有的是負相關,有的是正相關,這類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自我揭示的操作化定義模糊,評估的方法各不相同,而且同樣存在上述問題,即用相關的方法來考察咨詢師自我揭示的頻次與會談效果或治療效果的關系并不合適。因此,從現(xiàn)有研究結(jié)論來看,咨詢師的自我揭示對即時效果有促進作用,但與會談效果和治療效果的關系尚不明晰。
          
          3.2會談中的當事人行為與效果的關系
          如上所述,會談中的當事人行為包括外顯行為和內(nèi)隱行為。外顯行為包括言語和非言語行為,而內(nèi)隱行為中研究較多的是體驗。對外顯行為的研究經(jīng)常使用的工具是Hill編制的《當事人行為系統(tǒng)》(Client Behavior System),這一系統(tǒng)將當事人行為分成相互獨立的8類:認知-行為探索、情感探索、領悟、阻抗、同意、合適的請求、描述和治療性改變,對每一類行為都有一個界定,觀察員按照這些界定對當事人的每一個反應單位進行歸類,這樣可以得到當事人的每一類行為在會談中出現(xiàn)的頻次。在實證研究中被廣泛采用的測量當事人體驗水平的工具是Klein等編制的《體驗量表》(Experiencing Scale)。它最早在70年代由羅杰斯學派的研究者設計和使用,后來由于其測量內(nèi)容對大多數(shù)流派的普適性和良好的測量效力,在研究中被廣泛運用。該量表測量的是當事人明確和符號化內(nèi)心體驗以及利用這些信息解決自身問題的程度,在較低的水平,自我揭示是非個人化和膚淺的;在較高的水平時,感受被探索,而且體驗成為自我了解和問題解決的基礎。它是由受過訓練的觀察員根據(jù)每一個分析單位內(nèi)當事人的言語和非言語行為來評估當事人的體驗程度。
          
          3.2.1外顯行為與效果
          盡管從理論上來講,會談中的當事人外顯行為十分重要,但是對它的研究卻十分有限,而且為數(shù)不多的研究中大部分是過程研究。Hill在編制《當事人行為系統(tǒng)》時,曾請16位咨詢與臨床心理學家對其中的各類行為所表明的當事人卷入程度和對治療的有益性進行評價,結(jié)果把8類行為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阻抗、同意、合適的請求和描述,另一部分是認知-行為探索、情感探索、領悟和治療性改變,對這兩部分的評價存在顯著差異,后者與前者相比是更有益的行為,當事人卷入程度更高。另外,該研究讓8位當事人對其所參與的一次會談中的每一個咨詢師干預的幫助性作評價,結(jié)果表明,出現(xiàn)在當事人的阻抗和認知一行為探索之前的咨詢師干預被認為是最有幫助的,也就是說,當事人感到咨詢師的干預有幫助時,他們的反應最有可能是阻抗和探索。
          Shechtman(2004)用《當事人行為系統(tǒng)》比較了對強攻擊性男孩的一個團體咨詢(26人)和個體咨詢(25人)中當事人外顯行為的差異,結(jié)果表明,兩種治療方式中當事人外顯行為出現(xiàn)的比例十分相似,簡單反應(包括同意、合適的請求、描述)出現(xiàn)的比例最高,其次是認知探索和阻抗,其他外顯行為很少出現(xiàn)。該研究還考察了隨著咨詢進行當事人外顯行為的變化,結(jié)果表明,阻抗出現(xiàn)的比例下降,而領悟和改變的比例升高。此外,對咨詢師的干預方式與當事人外顯行為關系的分析表明:在個體咨詢中,咨詢師提問的技術與許多當事人外顯行為相關,它減少了阻抗而且增加了認知和情感探索,但在團體咨詢中,這種關系并不存在;咨詢師的指導除了在團體咨詢中導致情感探索的減少外,與其他外顯行為都沒有相關。
          Porter等(1996)用《當事人行為系統(tǒng)》研究了遭受過性虐待的女孩在會談中的表現(xiàn),結(jié)果表明,當事人外顯行為受咨詢師干預的影響要大于咨詢師性別的影響,當咨詢師詢問關于性虐待的問題時,當事人會出現(xiàn)更多的關于認知、情感和行為的探索,而不論咨詢師是男是女,這一結(jié)果十分重要,因為在開始咨詢之前,所有當事人都認為更傾向于女性咨詢師為自己咨詢。關于性虐待的話題最常出現(xiàn)的當事人外顯行為是認知-行為探索,而與性虐待無關的話題最常出現(xiàn)的當事人外顯行為是描述和認知-行為探索。Lee等(2006)采用序列分析(sequentialanalysis)的方法研究了32例會談中當事人外顯行為和其出現(xiàn)之前的咨詢師干預之間的關系,結(jié)果表明,咨詢師的干預對當事人外顯行為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如當事人的描述行為通常出現(xiàn)在咨詢師的封閉式提問之后;感受反映能夠促進情感探索,而重述和開放式提問能夠促進認知一行為探索;領悟通常在解釋、主觀信息、認同一安慰之后發(fā)生。
          關于當事人外顯行為與效果關系的研究十分缺乏,曾有研究者提出過該問題,但似乎并未引起重視。2006年Lee等探討了當事人外顯行為與會談效果的關系,結(jié)果表明,當事人對會談幫助性和滿意度評價更高時,其描述行為的比例較低,而認知-行為探索、情感探索、領悟行為的比例較高。
          3.2.2內(nèi)隱行為之體驗與效果
          當事人在會談中的體驗與效果的關系獲得了大量研究,而且研究結(jié)果幾乎一致表明,當事人的體驗水平與效果間存在正相關。Klein等對采用《體驗量表》進行的研究的回顧表明,在《體驗量表》上得分越高時治療效果越好,這一結(jié)果在對許多流派的研究中都被證實。Hendricks對1957~1997年的27篇采用《體驗量表》研究的當事人體驗與效果關系的論文進行了總結(jié),結(jié)果表明體驗水平與效果間存在正相關,無論是整個咨詢的平均體驗水平、還是咨詢早期、中期、晚期的體驗水平,與效果間均存在這一相關,而且在不同的理論取向和不同障礙類型的治療中均發(fā)現(xiàn)了這一相關。因此,當事人的體驗水平是一個對效果有影響的重要過程變量。
          
          3.3工作同盟與效果的關系
          工作同盟一般被定義為咨詢師與當事人之間合作的和情感的聯(lián)結(jié)。盡管它最早在精神分析流派中提出,但已被各理論流派接受為咨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成分,研究發(fā)現(xiàn)都一致證實了它與治療效果的關系。Martin等(2000)對79個工作同盟與效果關系的研究進行了元分析,結(jié)果表明,工作同盟與效果間的相關為0.22,這一關系十分穩(wěn)定,不受其他變量,如治療類型、效果測量方法、評分者(當事人、咨詢師、觀察員)、評分點(咨詢的早期、中期、晚期或平均)、工作同盟測量方法等的影響。對過程研究的綜合性回顧表明,工作同盟對咨詢獲益的預測力無論在強度上還是一致性上都要超過其他任何已經(jīng)廣泛研究過的過程變量。
          
          3.4會談中的重要內(nèi)容與效果的關系
          在咨詢研究中,還有一類研究比較常見,這就是關于會談中的重要內(nèi)容的研究,這里的“重要內(nèi)容”包括重要事件或重要時刻(important events,significant events/moments)、當事人認為有幫助的事件和體驗等,由于在研究中各種稱謂不同,故在此統(tǒng)稱“重要內(nèi)容”。這類研究常用質(zhì)的研究方法或質(zhì)量結(jié)合的研究方法,從而得到各種重要內(nèi)容的類別。   Elliott是該領域的先驅(qū),在1985年就開始了研究,在其1989年對該領域的研究綜述中,他將當事人認為的咨詢有幫助的方面總結(jié)為5個,分別是:(1)咨詢師的促進性特質(zhì),(2)當事人的自我表達被接納,(3)體驗到支持的關系,(4)領悟,(5)咨詢師鼓勵咨詢外的實踐。還有研究者考察了會談中的重要事件,Martin等(1988)的研究表明,當事人認為對領悟和理解的表達,對個人材料的提供,對感受的描述和探索,對新的生存和行為方式的表達這樣一些行為是重要的。Gershefski等(1996)對抑郁的當事人的研究發(fā)現(xiàn),當事人認為最有幫助的事件是咨詢師的幫助(如可以交流和提供反饋)和得到了一些新東西(如獲得領悟),而不論接受的是何種理論流派的咨詢。Paulson等(1999)采用概念繪圖(concept mapping)這一質(zhì)量結(jié)合的方法進行研究,得出了當事人所認為的9類有幫助的體驗,分別是咨詢師的助長性人際類型,咨詢師的干預,自身資源的開發(fā),獲得新觀點,自我揭示,情感疏泄,獲得新知,咨詢的可獲得性和改變的決心。
          這些研究從另一角度考察會談過程變量與效果的關系,但由于絕大部分是質(zhì)化研究,缺乏數(shù)據(jù)支持,得出的結(jié)論不夠直觀。
          
          4 研究方法
          
          同其他心理學研究一樣,在咨詢過程-效果研究中同樣存在量的研究方法和質(zhì)的研究方法以及這兩種方法的結(jié)合。
          傳統(tǒng)的過程-效果研究中經(jīng)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相關分析,考察過程變量的頻數(shù)或比例與會談效果或治療效果的相關,考察過程變量隨咨詢進程的變化形態(tài)以及與治療效果的相關等,這類研究大多以咨詢師的技術作為過程變量,考察其與效果的關系。這種方法簡便易操作,但其主要缺陷在于沒有考慮到咨訪雙方互動時的上下文情境因素對咨詢師所采用的技術的影響,咨詢師在會談中并不是機械地按照固定的順序采用固定的技術,也不是某種技術用得越多效果就越好,實際情況是靈活地根據(jù)當事人的不同反應、考慮當事人的不同需要采取相應技術,因此,咨詢師的技術與效果間可能并不存在線性關系。盡管采用相關分析考察咨詢師的技術與會談效果或治療效果的關系不太合適,但相關設計并沒有完全被過程-效果研究所排斥,仍然在某些合適的情境下被應用,如有的研究用它來考察某一情境下咨詢師采用的技術與即時效果的關系;有的用它來考察當事人的行為與會談效果的關系,等等。
          針對相關研究的這一弊病,許多研究者提出并采用了序列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考察咨詢師所采用的技術與當事人接下來的反應之間的關系,有力地克服了相關分析直接把咨詢師采用的技術與效果相聯(lián)系而忽略了當事人的反應的問題。但是由于其統(tǒng)計分析十分復雜繁瑣,與巨大的工作量相比得到的有用的結(jié)果可能微乎其微,從而導致其應用不太廣泛。
          量的研究中還有一種成分研究(component studies)的方法,它是一種采用實驗設計來檢測某種理論上認為重要的治療成分是否有治療效果的方法。包括兩種設計方案:一種是比較治療中缺乏某種成分和不缺乏時兩種治療效果的差異;另一種是比較治療中添加某種成分和不添加時兩種治療效果的差異。這種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與“共同因素說”是相悖的,它認為治療是因為某些專門的治療成分而有效,而這些成分通常“都在治療手冊上有所說明”。這是一種典型的醫(yī)療模式的研究方法,常用來研究心理疾病的治療過程與效果的關系。
          盡管量的研究能夠提供客觀清晰的數(shù)據(jù)指標,但仍然存在自身的一些不足,研究者們一直在呼吁更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另外加之質(zhì)的研究方法的日益成熟和廣泛應用,在咨詢過程-效果研究領域產(chǎn)生了一系列用質(zhì)的方法和質(zhì)量結(jié)合的方法進行的研究,盡管與量的研究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小,但它們的出現(xiàn)對于彌補量化研究的不足仍然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扎根理論研究方法、概念繪圖(conceptmapping)等方法都在研究中有所應用。
          
          5 數(shù)據(jù)收集
          
          過程-效果研究要收集的數(shù)據(jù)資料通常包括三部分:會談資料、過程變量數(shù)據(jù)和效果變量數(shù)據(jù)。對會談資料的收集主要有錄音、錄像兩種方式,也可根據(jù)錄音錄像資料將會談轉(zhuǎn)成逐字稿。過程變量根據(jù)其性質(zhì),既可以由咨詢師和當事人自行評定,也可以由經(jīng)過培訓的觀察員評定,如會談過程中當事人對咨詢師的負面情緒以及咨詢師對此的覺察,由當事人和咨詢師自己評定;而咨詢師和當事人的言語反應可由多位觀察員(一般是3-4名)評定。觀察員評定比較容易操作,而咨詢師和當事人評定相對困難一些,常見的做法是會談結(jié)束后立即請咨詢師和當事人分別聽剛才的會談錄音或看錄像,讓其盡量回憶當時的想法和體驗,由此進行評定。有研究表明這種事后回憶的方法對某些過程變量,如意圖、反應的測量是可靠的,但對涉及情緒的過程變量測量不可靠。
          關于效果變量數(shù)據(jù)的收集:即時效果可以由當事人和觀察員評定,如對咨詢師的干預進行評價,常見的測量辦法是在會談后請當事人聽錄音或看錄像,并進行評定;而當事人的體驗則可由觀察員進行評估。會談效果是在會談結(jié)束后立即請當事人或咨詢師評定。對治療效果的測量一般是在治療開始前和全部結(jié)束后請當事人填寫反映其癥狀(如抑郁、焦慮)或整體狀況的自陳量表,還有的在治療全部結(jié)束一段時間后進行跟蹤測量,通過比較來確定治療效果;除了當事人自評外,還可以請當事人的重要他人或咨詢師來輔助進行評定。
          
          6 存在的問題及研究展望
          
          經(jīng)過幾十年的發(fā)展,過程-效果研究的方法、技術、手段都有所進步,但是該領域積累的成果仍然不多,筆者認為這可能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1)過程-效果關系本身的復雜性。影響咨詢效果的過程變量很多,而且這些變量間存在著復雜的交互作用,某一因素對效果的影響都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或制約,如前文所述,咨詢師的反應方式對效果的影響,受到當事人變量、咨詢情境乃至反應質(zhì)量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脫離其他因素而單純考察某一因素對效果的影響,得出的結(jié)果很可能不符合實際。然而,若要在一個研究設計中同時考慮諸多因素,不但使研究設計和統(tǒng)計分析都異常復雜,而且還有可能掛一漏萬,遺漏了某些因素,或者由于諸多因素的限制,導致研究結(jié)果的適用面非常狹窄。因此,過程-效果關系本身的復雜性,導致了對其進行研究的不易。
          (2)研究設計不理想。正是由于過程-效果的關系本身十分復雜,而研究者在進行研究設計時可能并沒有考慮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因而采用的研究設計過于簡單,或者對于要研究的問題并不適合。如咨詢師反應方式的頻次與療效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強行地用相關分析進行研究,結(jié)果得出的結(jié)論很不統(tǒng)一。
          (3)測量工具不規(guī)范。測量過程變量和效果變 量的工具繁多,有的是比較成熟得到廣泛應用的,而有的是研究者根據(jù)研究需要自行編制的,一方面這些工具并沒有足夠的信效度指標,另一方面,測量同一變量,不同研究者選取不同的工具,這導致結(jié)果難以比較。以對治療效果的測量為例,Sexton對1988到1994年的260個相關研究的統(tǒng)計結(jié)果表明,260個研究共采用了297個量表,而其中有128個(占43.1%)是研究者自行編制的。
          未來的過程-效果研究除了要努力克服以上問題外,還有一些問題需要注意:
          (1)研究者在進行實證研究的同時,應多從理論的建構(gòu)上進行思索,既要能夠扎進具體實在的研究中,也要能跳得出來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全盤的理論建構(gòu)上的考慮。有些研究者已經(jīng)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如Hill的新過程模型(2005),就是在總結(jié)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不但對前人的大量研究進行了總結(jié)、提煉和升華,而且對于指導以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2)除了研究看得見的過程變量外,對內(nèi)隱的過程變量,如態(tài)度、期望、需要等應進行更多研究,考慮中介變量和調(diào)節(jié)變量的作用,這對于深化對過程-效果關系的理解,了解過程變量的作用機制具有重要作用。
          (3)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應更為多樣,量化研究的方法之外,還應多考慮質(zhì)的研究方法和質(zhì)量結(jié)合的研究方法。
          (4)在過程變量的選擇上,以往的研究大多考察的是咨詢師變量,試圖對咨詢師的行為與效果的關系有更多了解,為咨詢師的實踐和培訓提供參考。在這類研究中咨詢師是主體,當事人是客體,當事人的反應只是作為對咨詢師行為的反映來對待,被用來說明或評價咨詢師行為的作用。很少有研究把當事人的反應作為其內(nèi)部加工的結(jié)果,結(jié)合其期望、態(tài)度、體驗等來綜合考慮,但是顯然這部分內(nèi)容對于當事人的反應同樣起著重要作用,了解這些內(nèi)容對于咨詢師更清晰地了解當事人、把握咨詢互動、達到更好的咨詢效果同樣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考察當事人變量(包括外顯的和內(nèi)隱的)與效果的關系,在以后的研究中應更加重視。
          盡管過程-效果研究的工作量往往十分巨大,從會談資料的收集、轉(zhuǎn)逐字稿、對每個分析單位(有時是每分鐘,有時是每句話)的分析到統(tǒng)計計算,常常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最后得到的結(jié)果還很可能不理想,但這并不能成為研究者回避過程-效果研究的理由。我國大陸現(xiàn)在已有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咨詢研究領域,并已經(jīng)著手進行了一些研究,還有更多的新生力量投入到其中來,在這一過程中,參考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回避前人出過的問題是開始研究之前不可缺少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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