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司徒雷登_別不了的司徒雷登,以及谷歌

　　1949年4月23日,揮師渡江的解放軍解放了南京。彼時,蘇聯(lián)駐華大使羅申已將大使館隨國民政府遷至廣州;也是彼時,堅持留守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被解放軍保護起來的大使館中規(guī)劃著北上的行程。然而,國務卿艾奇遜的一封急電還是將他調回了美國。為此,毛澤東主席發(fā)出了“很好,很好”的歡呼。
　　2010年1月12日,谷歌公布了退出中國的計劃,威脅關閉中國辦事處,以徹底淡出中國市場。一時間,哀聲遍起。鐵桿“G粉”甚至不顧安保人員的阻攔,把鮮花和魯迅文章獻給谷歌。但一周過后,谷歌調整了之前的計劃,又宣布在中國的業(yè)務恢復正常。
　　司徒雷登欲留卻走,谷歌欲離仍守。
　　司徒雷登是一位傳教士,他生在江南,一口地道的杭州話曾招來美國同學的鄙視;谷歌也是一位傳教士,李開復的魅力、Gmail的便捷、Google Earth的視野都引來了無數(shù)皈依者。但谷歌更多的是通過搜索引擎“傳教”,就像司徒雷登通過燕京大學傳教一樣。不同的是,后者的環(huán)境要寬松得多。
　　事實上,谷歌的問題出現(xiàn)已久。美國記者CLIVE THOMPSON寫于四年前的文章《“Google”在中國:他不是Google》這樣描述谷歌的困境:“BRIN和其他Google的總裁們意識到,防火墻留給他們的只有兩個選擇,而且都是他們不情愿的。如果Google繼續(xù)置之不理,繼續(xù)只在國外運行,那么結果只能是被防火墻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鎖――最終,市場份額就會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們開辦中國分部,把服務器開在中國,防火墻的問題就不存在了,服務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Google就必須屈從于中國的審查制度�！弊罱K,中國強大的同化力量使得谷歌的管理者們認識到,“他認為Google要想在中國盈利至少需要好幾年。他認為,事實上進入中國市場的商業(yè)考慮并沒有比希望中國人能夠更好地獲取信息的考慮多。‘我們最終決定做出這個妥協(xié)。’”“審查”是個容易上綱上線的字眼,有人理直氣壯地說:“中國的門該開多大,路該怎么鋪,要中國人自己來設計、安排,外界怎么說,只能作為參考�！迸c此針鋒相對的觀點則是“世界現(xiàn)在正處于網(wǎng)絡時代,谷歌作為世界上有重大影響力的信息技術公司,在中國的存在有利于中國的文明發(fā)展、進步。而要逼走谷歌,那是……愚蠢行為。要想把人民變得愚蠢,自己會變得先愚蠢�！�
　　利益與價值孰輕孰重?這是不少在外投資的發(fā)達國家企業(yè)及其母國共同面對的一大難題。有人從國際人權公約的高度看待這個問題,認為如果谷歌的退出有履行企業(yè)社會責任的考慮在內,那將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為一份由聯(lián)合國發(fā)起、被全世界公認的契約實實在在發(fā)揮了作用。但上升到外交政策層面,即對國家來說,二者并不存在絕對的非此即彼的關系。這是廣義發(fā)展援助無法回避的問題(發(fā)展援助因此被很多人稱為“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在卡特時代,美國與伊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智利等威權國家的關系就十分緊密。后來,為了開展反毒清剿,為了國家安全,克林頓和小布什不得不學習與自己看不順眼的藤森、穆沙拉夫等人合作。話又說回來,谷歌畢竟不是政治家,盡管佩洛西等鷹派人物不斷為谷歌“打氣加油”,谷歌在中國這個成員眾多的大家庭還算是個聽話的孩子,這是因為在中華大地摸爬滾打多年的谷歌早已深知“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道理,還是因為谷歌以退為進,想先薅上幾把“社會主義羊毛”再說?這只有谷歌自己心里最清楚。
　　其實,谷歌在這一事件中“不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網(wǎng)民的參與早已在較量的天平中增加了不確定因素。對于那些已將個人生活深深嵌于谷歌的網(wǎng)民,谷歌已成為他們言論自由的載體�！叭绻�一天不上網(wǎng),不用谷歌,我會難受,我會覺得生活與世隔絕�！�
　　中學語文教科書中收錄的聞一多《最后一次演講》和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影響了數(shù)代中國人。雖然聞一多的演講要比毛澤東的作品早三年問世,但由于他對司徒雷登作出“中國人民的朋友”的評價與毛澤東對司徒雷登“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的描述發(fā)生了沖突,教科書審查者自幾十年前起就刪除了這一評價。如今,曾“別了”的司徒雷登已魂歸杭州,與這片他熟悉的大地相逢。都說“相逢是首歌”,有人卻說“谷歌是首歌”,這首歌讓我們想起建國頭30年有些苦痛的閉塞,讓我們重溫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可喜的開放,讓我們思考今后30年或300年中國可能會是一種什么狀態(tài)。
　　看來,這首歌還真不好唱。但相信,這首歌終究會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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