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都城 汴梁 論北宋汴梁民間刻書的繁榮

　　[摘要]汴梁是宋代的刻書中心之一，可是一直以來由于直接記錄汴梁民間刻書的史料少之又少，又加上現存實物罕見，汴梁民間的刻書情況很少有人談及。從間接史料入手，通過對當時汴梁圖書交易情況的分析、對前人版本研究成果中關于汴梁刻本的整理以及對北宋刻書禁令和宋代史料筆記的探尋，指出北宋汴梁民間刻書也是相當的繁榮昌盛。
　　[關鍵詞]北宋汴梁
　　民間刻書　繁榮
　　[分類號]G256
　　
　　北宋建國之初就奉行右文政策，大興科舉，讀書人的隊伍迅速膨脹。社會對應試必讀的儒家經典和各種“參考書”的需求就變得日益迫切，而僅靠官刻又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這就使汴梁刻書有了商業(yè)化的可能，因而刺激了一些人在圖書編撰、雕印方面投資。汴梁民間的私人刻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并在得天獨厚的優(yōu)越條件下蓬勃生長。張秀民在談到北宋刻書時說：“刻書印賣有利可圖，故開封、臨安……成都、眉山，紛紛設立書坊，所謂‘細民亦皆轉向模鋟，以取衣食’。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廟莫不有刻，故宋代官私刻書最盛，為雕版印刷史上的黃金時代”。
　　北宋汴梁民間刻書包括汴梁坊刻和汴梁家刻。汴梁的書籍鋪最早開設于何時，已不可考。據《宋會要輯稿》記載：“熙寧七年，詔置補寫所……乞應街市鏤板文字供錄一本看詳，有可留者各印四本送逐館”。朝廷到汴梁民間書肆訪求圖書，可見當時汴梁書鋪所刻書籍已有相當高的水平。據史料記載仁宗晚期和英宗時，汴梁民間就雕印有小字巾箱本《五經》和中字《五經》；景?間，汴梁民間還雕印有試題解說。此外汴梁民間還經�？�刻大臣日錄、奏議和佛經等，當然還有一些文集。汴梁的刻書常得風氣之先，如慶歷四年(1034年)古文運動方興之際，汴梁民間就雕印了《宋文》，所選皆為當時名公之古文。到了北宋末年汴梁書籍鋪更加興旺發(fā)達，以至于靖康之變金人索書時，開封府就直取于書籍諸鋪。汴梁五代時就有私家刻書，不過私人刻書形成一代風氣的還是進入北宋時期的汴梁，北宋京師汴梁文化發(fā)達，士大夫以刻書流布市肆為榮。據《宋史?劉熙古傳》記載，太祖時端明殿學士劉熙古，就曾經摹刻自己的著作《切韻拾玉》，后將書板呈獻國子監(jiān)，皇帝下詔讓國子監(jiān)頒行。這應該是北宋汴梁最早的私家刻書。另據記載，淳化間張齊賢還刻印《注維摩詰經》，國子監(jiān)有名的寫手趙安仁家也曾刻印過《南華真經》。
　　時至今日，汴梁民間刻書的實物仍未發(fā)現，只鱗片爪的直接史料記載也是掛一漏萬，但我們仍然可以拂去歷史的塵埃，從間接的文獻記錄中探尋汴梁民間刻書的繁榮。
　　
　　1　從圖書交易來看汴梁民間刻書的繁榮
　　
　　汴梁是北宋的皇都，對圖書的需求比其它地方都迫切，這自然推動了汴粱的刻書業(yè)以及圖書貿易的繁榮。大相國寺是當時汴梁的貿易中心，據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殿后資圣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梢姰敃r相國寺書市也是異�；鸨�，而汴梁圖書貿易的興盛反過來更促進了汴梁刻書業(yè)的繁榮。
　　北宋汴梁大相國寺圖書交易情況，宋代筆記史料中多有記載。朱弁《曲洧舊聞》卷四記載，北宋文學家穆修就曾經在這里設肆買書。穆修伯長在本朝為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鏤板鬻于相國寺。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還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蔡襄在昭陵朝，與歐陽文忠公齊名一時。英宗即位，韓魏公當國，首薦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謨守泉南日，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望之表民同胞也。至是，既訟冤於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為皇子疏》刊板印售於相藍。中人市得之，遂干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連不為利動的穆修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都來相國寺的書市上“湊熱鬧”，可見當時汴梁大相國寺的書籍買賣相當紅火。另外，“寺東門大街，皆是幞頭、腰帶、書籍、冠朵鋪席”。從北宋汴梁遷往杭州的榮六郎家書籍鋪，就位于相國寺東門大街上，北宋滅亡后，它也南渡臨安，重操舊業(yè)，并在臨安府中瓦南街東老店新張。這在他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所刻的《抱樸子》后的牌記中說的很清楚：
　　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鋪。今將京師舊本抱樸子內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鑒。紹興壬申歲六月旦日。
　　從這個牌記中可以知道，北宋時榮六郎在大相國寺東門大街開有書籍鋪，并刻有《抱樸子》等書。這個牌記無疑也有廣告宣傳的意圖，從此我們還可以推斷出，榮六郎家的書籍鋪早在北宋汴梁就應該是遠近馳名的，否則不會在隨朝南渡臨安舊店新張后，仍打出舊日的牌號。象榮六郎家這樣靖康后從汴梁南遷的書籍鋪也不止一家。并且汴梁的早市和夜市也買賣書籍，如汴梁皇城東南角的“潘樓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
　　汴梁圖書貿易的繁榮是汴梁刻書興盛的必然結果。曹之先生就指出，我國古代是刻書、發(fā)行一體化�？虝�者本身就是發(fā)行者，哪里刻書哪里就有圖書市場。據其考證，當時汴梁售賣的書還有《孟郊詩集》、《釋書品次錄》、《春秋繁露》等。北宋前期，成都、杭州、建陽的書坊還沒有真正興起，就文獻和現存的實物來看，這些地方的圖書生產規(guī)模也不大，再加上個人財力有限，交通上的不便，大規(guī)模的雕版印書并長途跋涉到汴梁來出售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汴梁交易的這些圖書大部分應是汴梁刻印的，且坊刻本應占很大比例。由此可見，汴梁民間刻書業(yè)也是相當興盛的。
　　
　　2　從學人的版本目錄研究成果看汴梁民間刻書的繁榮
　　
　　版本目錄是我們考察版本的重要文獻資料，版本目錄中關于版本的著錄是我們認識古籍的一種主要手段，我們可以從版本目錄中找到一些關于北宋汴梁民間刻本的著錄。葉德輝就曾指出：岳珂(案：實為岳浚)刻《九經三傳》，其《沿革例》所稱有監(jiān)本、唐石刻本、晉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jiān)本、監(jiān)中現行本……岳浚在其著錄中把“監(jiān)本”和“京師大字舊本”并舉，從著錄的體例而言，兩者不可混同。由此可見，這里所說的“京師大字舊本”很可能就是汴梁民間刻本。另外陳振孫《郡齋讀書志》中著錄的《歸叟詩話》就是宣和末京師書肆刻印的。
　　唐人詩文集在北宋汴梁刊刻的也不少。萬曼先生在考證《河東先生集》版本源流時指出：“天圣元年(1023年)穆修曾經編過柳宗元的文集，四十五卷本，應該是宋人編�？逃〉牡谝槐玖�集，所以它是柳集的祖本。穆修之后，政和四年(1114年)胥山、沈晦元用又重新編校。他根據的有四個本子，其中就有京師開行的三十三卷小字本，但‘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稍后，方舟李石又編�！逗訓|先生集》，題后云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于鄉(xiāng)蕭憲甫，云京師閻氏本……閻氏本最善，為好事者盜去”�？梢�，北宋汴梁不止一個書坊刊印過柳宗元的《河東先生集》。另據萬曼先生考證，汴梁書坊曾經刊刻過唐朝詩人李賀的《李賀歌詩》，“宋代所傳李賀的詩集，據記載有五種版 本：京師本、蜀本、會稽姚氏本、宣城本、鮑欽止家本”。田北湖在《校定昌谷集余談》說：“兒時嘗見宋刻昌谷集，不知誰氏本，因火焚毀。后往撫州收書，得宋刻本，田氏云，諸刻本中，以汴本最早，大字白文，無評無注，亦不列刊者姓名，但題治平丁未(1067年)而已”�？梢娎钯R《昌谷集》在北宋汴梁也曾經刊印過。
　　北宋汴梁不僅刊刻唐人的文集，同時還刊刻本朝人的文集。楊忠在《蘇軾全集版本源流考辨》中專門用一節(jié)對京師印本《東坡集》作了考證，他指出：“京師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在東坡生前曾有京師印本《東坡集》的存在，揆以情理，不為無據；征以文獻，又有邵博《邵氏聞見后錄》中的明確記載”�？梢姰敃r汴梁書坊就刻印有蘇軾的詩文集，即使在元?學術遭禁時，仍有人鋌而走險。
　　北宋時汴梁書商還刊刻了《唐庚集》。當時惠陽刻本流傳到京師汴梁，唐庚的嶺南詩文在太學被廣泛抄傳，遂有書商為之刻行。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友人鄭總為其作《唐眉山先生文集序》中說：“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其本而刻焉”。另外范仲淹、歐陽修、劉?、張舜民等人的文集，北宋汴梁都曾刊印過。曾鞏《隆平集?范仲淹傳》中稱范仲淹著《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綦煥在淳熙重修本后的跋中稱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由此可知《丹陽集》有北宋汴梁本�！堵∑郊�》所錄之《丹陽集》，當刊行于元豐六年(1083年)。歐陽修是北宋時期的政治家、文學家，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周必大編刊《歐陽文忠公集》，其跋中指出《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劉?是元豐二年(1079年)進士，紹圣時中宏詞科，官僅至著作佐郎，有文集數十卷。因其生前未拾掇成篇，故身后散落，遂各以其所得編集付梓。嘉泰時周必大為其所作序中稱汴京及麻沙《劉公集》二十五卷。張舜民，字蕓叟，治平二年(1065年)進士，累遷至秘書邵監(jiān)。坐元?黨籍，后復為集賢殿修撰。周紫芝書《書浮休生畫墁集后》中日：“政和七八年間，余在京師，是時聞鬻書者忽印張蕓叟集，售者至于填塞巷衢。事喧，復禁如初”�？梢娬�和七年到八年間張舜民的《畫墁集》也在汴梁刊刻過。
　　
　　3　從刻書禁令看汴梁民間刻書的繁榮
　　
　　北宋時期，可謂是外患連連，黨爭不斷，為了統(tǒng)治的需要和國家利益，北宋政府多次禁書，并委國子監(jiān)、開封府和各路對此事進行查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禁令中開封府、國子監(jiān)都“榜上有名”，可見當時汴梁刻書者的以身試法的不在少數，由此也可以想見汴梁民間刻書的繁榮。
　　北宋時外患深重，所以關系國家安危的邊防、兵機文字，逐漸成為圖書審查的重點。為了防止國家機密泄漏，避免給朝政、邊務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刀ㄔ�年(1040年)五月二日，仁宗下詔：“訪聞在京無圖之輩書肆之家，多將諸色人所講邊機文字鏤版鬻賣，流布于外。委開封府密切根捉，許人陳告，勘鞫聞奏”。而這種現象并沒有立即得到改觀，至和元年甚至還出現了鏤印傳單的政治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歐陽修于至和二年(1055年)上《論雕印文字札子》中寫到：“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版尤多，蓋為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日《宋文》者，多是議論時政之言�！�…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后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貨賣”。
　　從歐陽修的敘述可知，朝廷雖對汴梁書肆屢行禁止，但缺乏制約書賈的法規(guī)和措施，因而見效甚微。為了國家利益，他不得不建議焚板及檢舉告發(fā)。同年還下令禁止模印御書字，并“詔開封府自令有�？逃鶗�字鬻賣者，重坐之”。元豐元年，太學生鐘世美上書稱旨，于是汴梁民間有雕鬻世美書者，“上批世美所論有經制四夷事，傳播不便，令開封府禁之”。
　　宋哲宗元?四年八月，翰林學士蘇轍奉命使遼，在遼地看到其家譜和一些泄漏國家機密的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等圖籍文書，于是返朝后就立即奏聞朝廷，希望立法防范：“內國史、實錄仍不得傳寫。即其它書籍欲印者，納所屬申轉運使、開封府牒、國子監(jiān)選官詳定，有益于學者，方許鏤版�！�…凡不當雕印者，委州縣、監(jiān)司、國子監(jiān)覺察。從之”。汴梁還是北宋的科舉中心，汴梁書坊為了追逐利益投機取巧，也會刊印一些以備文場剽竊之用的圖書來迎合舉子，以從中獲得暴利。針對這種情況，徼宗大觀二年(1108)蘇械上書，“式愿降旨國子監(jiān)并諸路學事司鏤版頒行，余悉斷絕禁棄，不得擅自買賣收藏”。
　　另外，內容有僭越的書籍、敕文朝報，兵書、大臣日錄、元?學說在汴梁也都曾遭禁。仁宗景?二年(1035年)，“駙馬都尉柴宗慶印行登庸集中詞語僭越，乞毀印版，免致流傳”。至和元年(1054年)，出現鏤印傳單動搖軍情的事件，“帝不信，丁卯，詔開封府揭榜募告者，賞錢二千緡”。敕文多涉國家機密，本來就禁止坊肆雕印。然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私自矯撰敕文印賣，企圖以此混淆視聽。神宗熙寧二年，“監(jiān)察御史里行張戩言，聞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毀時政，搖動眾情，傳惑天下，至有矯撰敕文印賣都市，乞下開封府嚴行根捉造意雕賣之人，行遣”。熙寧二年，皇帝還下詔開封府，禁止摹刻印賣御書字。朝報是北宋中央政府編印的一種報紙，當時很受讀者歡迎。有一些書坊為了利益就“妄作朝報”。針對這種情況，朝廷下發(fā)禁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報。累有約束，當定罪罰。仰開封府檢舉，嚴差人緝捉，并進奏官密切覺察”。一些兵書和大臣日錄，也事關國家的安全，所以國家也明令禁止。政和三年(1113年)八月十五日條云：“訪聞比年以來，市民將教法并象法公然鏤版印賣，伏望開封府禁止。詔印板并令禁毀，令刑部立法申樞密院”�；兆谛�和四年(1122年)十二月，坊間印賣《舒王日錄》，詔令開封府及諸州軍毀板禁絕�；兆谡�和四年朝廷下詔禁元?學術，限開封府半月內拘板毀棄。宣和五年又下詔：“今后舉人傳習元禧學術以違制論，印造及出賣者同罪，著為令。見印賣文集，在京令開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令諸州軍毀板”。
　　刻書在北宋中后期已蔚然成風，由于北宋所處的特殊歷史環(huán)境，使得北宋時的書禁層出不窮。書商為了牟取暴利，不惜鋌而走險非法刊印邊機文字，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但通過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黑名單”上開封府每一次都榜上有名，這又是什么原因呢?當然汴梁在北方離遼較近是一個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當時汴梁民間刻書很是發(fā)達。李致忠在談到徽宗朝的書禁時指出：“可見宋徽宗時，由于邊事緊急，為了嚴守國家機密，連文集、日錄、小報、等統(tǒng)統(tǒng)都在禁印之例了。而且在詔令中特別指明京師開封，四川路、福建路、等，原因是汴梁、四川、福建等地，都是當時的刻書中心”。郭孟良也指出：“京師開封府、臨安府及福建路、四川路都是出版?zhèn)鞑ブ行模�更是出版檢查的重點”。由此可見，雖然官方多次下令禁書，但在利益 的驅使下，汴梁坊肆的刻書仍屢禁不止。“這些禁令和札子，從一方面反映了(汴梁)民間雕印的繁榮”。我們可以通過這些禁令，窺一斑而知汴梁民間刻書繁榮之全豹。
　　
　　4　從宋代的史料筆記中的記載來看汴梁民間刻書的繁榮
　　
　　由于雕版印刷的繁榮，宋朝現存大量的史料筆記，這些筆記中記載著正史不屑提及，或由于其它種種原因不敢提及的材料，其中有一些材料就涉及到汴梁刻書。曹之先生在談到宋代刻書特點時曾指出：“宋代筆記、文集中所謂‘京本’、‘京師本’云者概非汴梁本莫屬”。據《邵氏聞見后錄》卷十九載，“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求書者。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誦其中詩，即書之。至‘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香醪與君別’，東坡閣筆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驚懼。久之，方覺印本誤以‘春醪’為‘香醪’也”。
　　汴梁民間不僅刊印圖書，還用雕版印刷來刊印年畫等實用的圖畫書契。據史料記載到了北宋中后期，各種各樣雕印年畫在汴梁市場上比比皆是。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就指出：“近歲節(jié)，市井皆印賣門神、鐘馗、桃板、桃符等及財門鈍驢、回頭鹿馬、天行帖子”，自此汴梁的木版年畫取代了手繪門神�，F在被譽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的朱仙鎮(zhèn)木板年畫就是那時在汴梁濫觴的。汴梁木板年畫的興起，是汴梁雕版印刷興盛的又一表現。另據《燕翼詒謀錄》卷五載，汴梁書坊還刻印一些僧尼使用的度牒等實用的書契。
　　葉夢得的《石林燕語》是一部很重要的宋代筆記，其中對當時各地刻書有一個客觀公允的評價：“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迨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通過對葉氏這番話分析，我們也很容易看出，杭州刻書最好，福建的麻沙本當然很糟糕，汴梁的刻書不比杭州少，但用紙不好。我們做進一步地深人分析，對于汴梁的國家刻書尤其是國子監(jiān)刻書，后人歷來贊嘆有加，無論從內在質量，還是外在的紙張、裝幀形式都絕對是北宋一流的。所以我們不難得出葉夢得對四地刻書的評價，更多是從民間坊刻這個角度出發(fā)的。李致忠也指出葉氏的這段話說明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說明了宋代有四大刻書中心，即汴京、杭州、川蜀、福建；另一方面品評了這四大刻書中心的優(yōu)劣短長。蜀中和杭州早在唐末就有刻書基礎，福建后來居上，但只是速成量多，質量較差。汴京乃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刻書自然不減杭州和其它地方。由此可見，北宋汴梁當時的書坊刻書也相當多，只是用紙差了一些而已。
　　通過以上幾個方面的探尋，不難看出北宋汴梁民間的刻書也相當的興盛。雖然汴梁的坊刻和家刻無論是刊刻書籍的數量，還是其社會影響力都無法與汴梁官刻相提并論。但汴梁書坊刻書重實用，內容上也比官刻豐富，除翻刻官方刻本外，還大量刊印民間日常需要的書以及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籍。所以汴梁民間刻書能最大限度的滿足人民群眾對書籍的需求，在普及文化和繁榮汴梁民間的文藝生活方面有著積極的貢獻。汴梁民間刻書無疑是汴梁官刻的有益補充，并一起促進了汴梁刻書事業(yè)的全面繁榮。然而遺憾的是由于歷史久遠，又加上金兵破汴時，不但國子監(jiān)的書板被劫，連開封府的書籍鋪也沒有幸免。所以迄今為止還沒有發(fā)現真正的汴梁坊刻本、家刻本。但它依然磨滅不了汴梁民間刻書業(yè)曾經的輝煌以及它對整個汴梁刻書乃至宋代刻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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