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史》:與其說顛覆性強,不如說普及不夠 中國民國史在線閱讀

　　歷經(jīng)40年編撰后，36卷本的《中華民國史》不久前出版。 　　這套繼承了中國古代修史傳統(tǒng)寫法的通史，以紀、傳、編年為主要形式，分為《中華民國史》、《中華民國史人物傳》和《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三部，用2100萬字，記述了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間55年的歷史。
　　提出修民國史被打成“右派”
　　《中華民國史》的修纂要追述到半個世紀前。
　　1956年，隨著“向科學進軍”的熱潮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在那年的國家科學發(fā)展十二年規(guī)劃中，列入了民國史研究的計劃。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之際，曾經(jīng)親歷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吳玉章等人又提議開展民國史研究。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將編纂民國史列入國家出版規(guī)劃。這一次，任務終于提上日程，交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組織實施。
　　時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的著名史學家李新先生，負責統(tǒng)籌民國史研究工作。
　　當時正處于“文革”時期，民國史的研究是一件相當敏感的東西。1978年以前，有關(guān)中華民國史的出版物都是中華書局用白皮書的形式出版的―白皮書是內(nèi)部出版物，普通讀者無法讀到。
　　為了避免麻煩，作為中共權(quán)威黨史專家李新從一開始就定調(diào)：“少寫，不寫中共�！彪S后，他給上面打了報告，提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中國剝削制度社會最后一個朝代“中華民國”的興亡，將周恩來的口頭指示落到了書面文件上。李新要書面文件謹慎不是沒有道理，盡管民國史此前多次提議編撰，但在14年前，近代史研究所曾有人提出修民國史，結(jié)果他們被打成了“右派”。
　　收集資料好幾年之后，李新給這套書定了個調(diào)子，就是一切以史實出發(fā)。這在現(xiàn)在看起來算不上什么，但在當時是件大事�！敖�(jīng)歷了各種運動，那個時候大家都養(yǎng)成了‘以論帶史’的論調(diào)。研究問題不是先下手搜集資料，而是先確定立場，確定觀點，然后再找適合自己立場、觀點的材料，來證明自己先已確立的立場和觀點。”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回憶。不過，李新希望摒棄這個做法，先從收集資料開始，如實記敘歷史，尊重歷史事實，還原歷史本原。
　　為了安全起見，《中華民國史》一度被設(shè)想改成《中華民國興亡史》，中華書局編審陳錚說：“民國史編寫工作開展的頭幾年還處在‘文革’時期，曾經(jīng)有過好心人擔心引來麻煩，設(shè)想將來的《中華民國史》叫《中華民國興亡史》�！�
　　這依然避免不了紛擾。這套書的主編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說，從他們編撰工作開始，就不斷有不少人質(zhì)問“為什么要為反動統(tǒng)治階級樹碑立傳”。
　　這讓當時的近代史所壓力頗大。到了1975年，更有領(lǐng)導要求民國史項目下馬，李新只得以“編撰時拿到中央書面文件為由，如果下馬也需要書面文件”頂了回去。
　　民國史堅持了下來。
　　第一卷刺激了臺灣
　　真正開始動筆是“文革”結(jié)束后的1977年。次年，《民國人物傳》第一卷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民國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
　　1981年，《中華民國史》第一卷上下兩冊亦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民國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華民國史》第一卷一出來，就遭到了臺灣方面猛烈抨擊，認為政治色彩濃厚，評價有失偏頗。
　　這怪不得臺灣“反應強烈”，因為“修史”這個工作從來不修“當代”只修“前朝”，一般來說，“修史”代表著一個朝代的終結(jié)，宣布修史者的合法與正當。更何況當時還是國家下令，召集體制內(nèi)學者集體進行這項工作，更有“官史”的味道。
　　“對臺灣來講，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事情。”張海鵬回憶，臺灣政界、學界紛紛召開座談會研究對策。他們認為大陸開展對中華民國史的研究是陰謀，要宣布中華民國的滅亡，是后代為前代修史，為此召開了許多座談會，報紙上登了很多文章。
　　大陸這邊寫了一篇文章來回應臺灣的評論，文章大意是，大陸的民國史研究不是政治行為，是學術(shù)行為，是學者在開展中華民國歷史研究。
　　大陸的辯解并沒有被臺灣接受，臺灣學界政界紛紛上書當時的“國務院”。
　　在《中華民國史》又出了幾卷后，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牽頭、“教育部”出錢，歷時10年修了《中華民國建國史》。
　　海外檔案解密，修撰變慢
　　在臺灣開始修史時，大陸的民國史修撰反而步伐變慢。
　　“主要是很多資料都開放了�！苯�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教授吳景平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參與《中華民國史》的編撰，負責1937-1945年這段時間的內(nèi)容。
　　吳景平說，1995年一明確任務，他就出國搜集資料去了。
　　吳景平去了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昂诵臋n案文獻都被帶到海外去了�！眳蔷捌秸f，不看就無法進行敘述，這時臺灣也開始解禁《蔣介石日記》等等一批檔案。他一邊看資料，一邊動筆，但這樣，他還是覺得準備不夠不敢交稿，社科院開始催促他交稿，他也拖延了很久。
　　“比如蔣介石日記，臺灣開始只開放了前半部分，直到我交稿前的半年才完全開放�！眳蔷捌秸f，很多參與編撰的學者，都有跟他一樣的感受，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后，海外檔案不斷解密，使他們感覺“如獲至寶”。
　　“比如《蔣介石日記》2006年才開放，而且只是開放了一部分。”吳景平說，在《中華民國史》中沒有蔣的表態(tài)，是不可想象的。
　　社科院近史所民國室主任金以林對此也深有感觸。他回憶，隨著臺灣方面政治環(huán)境變化，臺灣公布的史料越來越多，“在臺灣我們看到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和李大釗等人書信原件�！苯鹨粤终f，后來是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大量中國近代史文獻開放，尤其是兩蔣日記、孔祥熙和宋子文檔案，還有就是蘇聯(lián)解密的檔案，這對大陸學者認識國共關(guān)系、中蘇關(guān)系非常有用�！耙郧拔覀兛床坏剑�所以閉門造車，現(xiàn)在我們看到了，就不能不用�！�
　　同時，大陸學術(shù)環(huán)境的變化，讓歷史研究可以更加深入。金以林說，他80年代中期在人民大學歷史系讀書。當時，人大設(shè)有一個全國高校獨一無二的中共黨史系，它授予的不是歷史學學位，而是法學學位。黨史研究的目的是來指導人文社科研究的。隨著學術(shù)的發(fā)展，現(xiàn)在人大已取消黨史系，其機構(gòu)合并到馬列學院和政治學院。隨著思想方面的放開，學術(shù)界也逐步形成了一種共識，將1949年以前的黨史視為民國史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保留了時代烙印
　　2003年起，民國史學科被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1996年中華民國史研究被確立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
　　到2010年底，36卷剩余5卷全部交到中華書局。
　　在今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這套《中華民國史》集結(jié)出版。
　　汪朝光說，這套書是匯聚了三代人的努力。這套書最早是由國家下達的任務，采取的是計劃經(jīng)濟時期集體組織并承擔科研任務的方式，而198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后期的寫作方式有了改變，基本上是以個人獨自承擔某卷寫作為主，表現(xiàn)出更大的獨立性。由于編撰過程長達30年，作者隊伍也有不小的變化，早期擔任寫作者，多為“文革”以前參加工作的研究人員，而后期的寫作者基本上是1977年恢復高考以后從各大學畢業(yè)的研究人員。因此，這套書中對于許多歷史事件的看法及其表述有不少的差別。
　　這套書全部出齊時，僅對早期的各卷作了個別文字修改，沒有進行全面的修訂。
　　金以林說，這是因為一些前輩作者已去世了，我們沒有權(quán)力對他們的研究成果進行修改。
　　“不可否認這套書有些方面帶著時代的烙印。”吳景平說，各卷之間存在差別。最先出版的幾卷，主要利用報刊資料，而且是共產(chǎn)黨這邊的資料，檔案資料很少。當然，那時很多檔案也是不開放的。臺灣方面的資料，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才開放。不過，這些痕跡，也恰恰說明了中華民國史學科的發(fā)展軌跡。
　　顛覆性觀點并不顛覆
　　《中華民國史》出版后，民間認為很多事件和人物具有“顛覆性”觀點。
　　比如書中承認國民黨是當時的合法政權(quán)。其在抗戰(zhàn)正面戰(zhàn)場的作為在篇幅上大于敵后戰(zhàn)場。從《中華民國史》第9卷（1937-1941）的目錄來看，第二章《抗戰(zhàn)爆發(fā)初期的對日作戰(zhàn)》、第四章《正面戰(zhàn)場的繼續(xù)作戰(zhàn)》和第六章《相持階段的正面戰(zhàn)場》除個別小節(jié)穿插了中國共產(chǎn)黨敵后戰(zhàn)場的戰(zhàn)事外，用了約140頁篇幅講述國民黨在正面戰(zhàn)場上的作用。
　　專門講述敵后戰(zhàn)場的除了第七章《相持階段的敵后戰(zhàn)場》39頁篇幅外，在第二章中有20余頁篇幅的專節(jié)《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推進與華北敵后戰(zhàn)場的開辟》。
　　吳景平說，在這本書中，他們對地方勢力在抗日上給予了正面評價�！霸谄綍r大家提起地方勢力，想起的都是割據(jù)啊，軍閥啊。”吳景平說，但實際上，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這些地方勢力在抵御外敵時，大多聽從國民政府的指揮。
　　而對一直在中小學教科書中被描繪成“劊子手”的“軍統(tǒng)”，學者們在他們打擊漢奸、收集情報方面的工作，也給予了正面評價。
　　“許多讀者看到這套書后會覺得跟他們以前了解的歷史有差距，有許多‘顛覆性’觀點，跟傳統(tǒng)論述不一致�！苯鹨粤终f，實際上，并不是這套書顛覆了很多觀點，而是它吸收了這二三十年學界研究的成果。
　　民間之所以覺得書中顛覆性觀點頗多，那是因為學術(shù)研究與學術(shù)普及有時間差，特別是歷史教育與歷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相對于中國古代史來講，教學目的是為了弘揚中國傳統(tǒng)文化，讓學生了解歷史。相對于近代史，特別是民國史，帶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義。
　　金以林舉例，比如說“軍統(tǒng)”，傳統(tǒng)觀點就是認為這是一個無惡不作的特務機構(gòu)。對這一點我們并不否認，特別是在抗戰(zhàn)勝利之后，“軍統(tǒng)”主要工作就是打擊中共和社會進步力量。但是，軍統(tǒng)在抗戰(zhàn)期間打擊漢奸，搜集情況包括建立中美合作所，交換遠東軍事情報等，也作了許多有利于民族和國家的事。但我們往往一談到中美合作所，想到就是重慶渣滓洞。這正好說明民國史研究還很不足，更需要進一步加強，同時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在實事求是地進行學術(shù)研究的同時，還要關(guān)注到學術(shù)普及工作。
　　全套民國史臺灣遇冷
　　缺憾并不是沒有。
　　編寫者們最遺憾的就是，這套書只涉及了傳統(tǒng)的政治、軍事、民主這些主流問題，而對社會、文化甚至經(jīng)濟的研究則基本沒有涉及。但更讓編寫者們失落的是，相比其1981年的第一卷出版時臺灣的激烈反應，這一次全套的《中華民國史》臺灣并不買賬。
　　2011年，《中華民國史》在臺灣順利出版，金以林接到了臺灣記者的電話。記者在電話中開口質(zhì)問：“我們中華民國還在呢，你們就給我們寫歷史了，這是否違背‘九二共識’，怎么解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金以林只好三番五次地解釋說，這是民間修史，并不是官方行為。
　　實際上，這套書在臺灣公眾反應平淡，學界連一篇討論文章也看不到。在大陸學者看來，這并不是臺灣學者不關(guān)注這套書的出版。
　　“主要是在這套書的最后一句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意味著中華民國的結(jié)束’。”吳景平說，這句話最后是誰加上去的，怎么通過討論的，他們并不清楚。但臺灣學者非常介意這句話，基本都向他表示過不滿。在他看來，臺灣學者不愿意參加討論，正是因為這句話的原因。因為一旦要進行討論，就意味著承認這套書，因此，臺灣學者即使讀過，也不愿意著文討論。
　　“最后一句留了這么一個尾巴，畢竟太官方了�！�
　　
　　
　　對話吳景平：“一本書改變歷史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
　　現(xiàn)在爭議的都是評論性問題
　　時代周報：你當時是怎么接受修民國史這個任務的？
　　吳景平：1995年時，社科院找到了我。這套書編撰了很長時間，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就開始編撰，但編撰的過程中，他們發(fā)現(xiàn)到了抗戰(zhàn)史這塊，并不是他們的強項，北方大學中研究這塊的也不多，于是考慮南大和復旦。
　　國民黨政權(quán)的20、30年代以及抗戰(zhàn)時期，是我的強項，也是復旦的強項。于是就接受了這個任務，負責1937-1941年這段。
　　時代周報：你寫這段歷史用了多久？
　　吳景平：13年，1995年找到我的，到2007年下半年社科院催我交稿，不敢交，又拖了大半年。
　　時代周報：我們知道，民國史因為涉及到國共關(guān)系，尤其是你這段，如果遇到敏感性的問題你們怎么寫？
　　吳景平：其實史實是從來沒有爭議的，現(xiàn)在一般爭議的都是評論性問題。
　　時代周報：你們書寫歷史需要審查嗎？
　　吳景平：要的。具體我不知道是哪個部門，估計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宣部吧。
　　時代周報：你的書稿經(jīng)過審查后，有沒有被刪改？
　　吳景平：審了以后，只劃去一句話“為何國民黨會轉(zhuǎn)向抗日，―國民黨之所以轉(zhuǎn)變，非常不容易，對國內(nèi)外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對人民的抗日民心有明察，對國民黨內(nèi)的悲觀主義也克服了�！�
　　我寫這句話是因為當時，國民黨黨內(nèi)的失敗主義越來越嚴重，鴉片戰(zhàn)爭完敗，北伐革命，繞過日本。9.18事件，日本向國內(nèi)擴張。國民黨內(nèi)有人認為抗日是自取滅亡，這其實是一大轉(zhuǎn)變，一個客觀的歷史敘述。
　　時代周報：讀者很關(guān)心該書對歷史事件的敘述與歷史人物的評價。那么，你能否談一下該書如何看待國民政府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表現(xiàn)？對于蔣介石等重要歷史人物，爭議也比較多。那么，該書是如何評價蔣介石的？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有何不同？
　　吳景平： 《蔣介石日記》從2006年開始陸續(xù)開放，抗日這么重大的決策，沒有蔣的表態(tài)，是不可想象的。比如皖南事變，我們就寫，蔣對共產(chǎn)黨不能在統(tǒng)一的軍令、政令下行動，表示惱火，認為他們是破壞抗戰(zhàn)統(tǒng)一。而這時候的八路軍、新四軍對國民黨表示不信任。共產(chǎn)黨，對國民黨不能從民族利益方面來考慮問題有所保留。共產(chǎn)黨的決定不能等國民黨的決策，只能獨立自主，因地制宜地進行抗戰(zhàn)。如果靠統(tǒng)一命令抗戰(zhàn)，不可能取勝。這樣的沖突沒有沖破底線。國民黨如何看待八路軍、新四軍的問題，要顧及蘇聯(lián)、美國的態(tài)度、汪偽政權(quán)的態(tài)度。蔣的日記提到要密切關(guān)注日本，蔣的戰(zhàn)略是拖延。
　　下一步研究以“志”為主
　　時代周報：在這本書中，是把國民黨作為一個合法政權(quán)來寫的嗎？
　　吳景平：國民黨當時就是合法政權(quán)、中央政權(quán)。共產(chǎn)黨當時并不能支撐政局。無論是外交還是以軍事直接對抗侵略，都是國民黨，這就是一個執(zhí)政黨在做。共產(chǎn)黨當時不可能和中央相提并論的。
　　時代周報：你覺得這個《中華民國史》是官史還是民間學術(shù)行為？
　　吳景平：從一定的程度上來說，這就是一個官方行為。因為這個項目是拿國家的錢，國家組織力量編寫的。
　　時代周報：這部書的欠缺在哪里？
　　吳景平：這部書里面的歷史涉及政治最多、軍事其次，外交更后。而財政、經(jīng)濟、思想文化相對弱，甚至有些都沒有提到，這可能跟學者的研究領(lǐng)域有關(guān)。其實中國與大國的關(guān)系，最主要的是經(jīng)濟問題�？範庨_始，如何援助，援助多少，必然有涉及。困難的情況下，如何解決經(jīng)濟問題。也為戰(zhàn)后國民黨經(jīng)濟問題的崩潰留下伏筆�？箲�(zhàn)時段比較全面。國民黨、共產(chǎn)黨、游擊隊、南方抗日武裝都有體現(xiàn)。汪偽政權(quán)敘述比較多，華北、華南的臨時政權(quán)、新疆、西藏方面比較缺乏。民族志可不可以考慮進去？外交主要涉及大國關(guān)系，而且主要是大事。
　　我們后來研討會也說了，紀、傳、表、志，每個部分都不能少�，F(xiàn)在《中華民國史》的十六卷，相當于本紀。《人物傳》相當于列傳，《大事記》相當于表。現(xiàn)在缺一個志。下一步民國史研究，以“志”為主。可以出上百本的專門志。
　　時代周報：臺灣對這套書的評論怎樣？
　　吳景平：兩岸都非常關(guān)注這套書的出版。據(jù)我所知，有關(guān)方面都已拿到這套書。希望這套書能對推進兩岸關(guān)系的發(fā)展起到積極作用，但一本書就能改變歷史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這套書能起到的積極作用是：海峽兩岸對這一段共同的歷史逐漸達成更多的共識。
　　吳景平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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