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國際政治當做一門學問|說話是一門學問

　　自李慎之先生離世之后，我會在睡夢中突然醒來，沉浸在往事的追思中�？磥�，不寫出一些紀念文字，良心是交代不過去的。 　　同慎之先生的交往，是從一封信開始的。1986年春，袁明策劃她在北大的第一個國際會議，邀請中美兩國的青年學者參加，討論1945~1955年的中美關系史。慎之先生及章文晉大使、羅榮渠教授、資中筠老師等是會議的中方顧問。青年人的論文先要送給顧問們審閱。我的兩篇論文，分別交給了慎之先生和資老師。我曾經(jīng)在1983年社科院美國所召開的會議上見過慎之先生，當時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威嚴，而他對我是不可能有印象的。所以當我把論文寄給慎之先生時，心里七上八下，尤其是因為當時那篇論文的中文稿還沒有寫好，而時間又很緊，只能先送他英文稿。為怕他怪罪，我寫了一封短信解釋。他怎么評價我那篇論文，現(xiàn)在已經(jīng)記不得了。只記得他后來說我那封信文字通順，落款還知道用“后學”兩字。自此，注意到慎之先生不但思想深邃，談吐高雅，而且極注意文字細節(jié)。
　　1991年我從北大調到社科院美國所工作，其時慎之先生已沒有了行政職務，閑暇多了，成了常來我辦公室的貴客。這時才慢慢發(fā)現(xiàn)，慎之先生雖然經(jīng)常訓人，特別是訓我這種才疏學淺的后輩，其實在個人交往中是非常沒有架子的。他坦蕩，不需要用擺架子來維護自己的權威。一位德高望重的黨內老同志說過，“李慎之的性格用一個字就能描述：狷。他吃虧就吃在這個字上�！闭�是因為他“狷”而不狹隘，他成了我在自己的長輩和上級中惟一敢當面抬杠的人。
　　一天，我興奮地把美國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的一篇短小、精彩、文字優(yōu)美的文章送給慎之先生看，順手寫了幾句話加以評論。沒想到他又挑我的刺了：“你用‘金玉良言’來形容他的文章是錯的!你懂怎么用這個成語嗎?金玉良言只能用來稱贊你談話或者寫信的對象，說‘您的一番教誨真是金玉良言啊’。贊揚其他人的文章寫得妙，要用‘字字珠璣’!”
　　慎之先生說起話來口無遮攔，做學問卻是慎之又慎的。在他開始發(fā)表文章而且一發(fā)不可收拾之前，幾次跟我說要繼續(xù)堅持“三不主義”――不寫文章、不講課、不做報告，原因呢，就是與其沒想好就寫出來誤人子弟，不如不寫。老實講，我當時還沒有見過慎之先生的文章，曾偷偷想：是不是他也像有的人那樣，知識淵博，評論起別人來頭頭是道，可自己寫文章是另一碼事，所以怕寫呢?這個妄測，現(xiàn)在想起來很可笑。不過究竟是什么情節(jié)讓慎之先生放棄了“三不主義”，我從來沒有弄明白過。
　　在我看來，衡量我們這些所謂“國際問題專家”夠不夠資格當學者的主要標準，是能不能像慎之先生那樣，把國際問題當成一門學問來做。慎之先生寫一篇幾千字的文章，通常需要幾個月的思考，搜集資料，同別人“亂侃”也常常是有目的的，是在為他的文章做“正反論”。一個觀點反復想，一個論據(jù)反復考證，當然下筆就慎重了。他考證過的事情，有李光耀關于“亞洲價值觀”的論述的前后差別，有美國西點軍校是否真的要求其學員學習雷鋒，等等。一篇文章初稿出來，他復印了到處送，不恥下問，反復推敲。他的文章鮮有注解，不符合時下的“學術規(guī)范”。把他所有關于國際政治的文章加起來，其數(shù)量也未必夠在哪個國際問題研究所評高級職稱的。但他在資料積累上用力之深之勤，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一次，他鄭重其事地把幾年搜集下來的關于美國同拉丁美洲關系的《參考資料》剪輯拿來，說你研究美國全球戰(zhàn)略可不能忽視拉美，現(xiàn)在我不研究美國了，這些資料留給你用吧�？吹剿�在資料上用紅筆的勾畫，有的地方還有眉批，不由得感嘆不已。
　　這種一絲不茍還有幾個難忘的例子。一次我同他談起，美國卡特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處理東亞、東南亞事務的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給我講述了中越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期間中美默契配合的一些故事和細節(jié)。慎之先生眼睛一亮，說這可太重要了，你應該趕快再找他詳談，錄音或者做記錄，不然追悔莫及。我知道，慎之先生1979年陪同鄧小平訪美，了解中方當時的一些戰(zhàn)略考慮，對這個問題有過很深的思考。如果能把中美雙方的內部考慮核對一下，對研究中美關系史是很珍貴的。我還知道，對于70年代初中美關系為什么能夠緩和的問題，慎之先生同奧克森伯格的觀點也不謀而合，即共同對付蘇聯(lián)的威脅并非雙方的惟一考慮甚至主要考慮；當時兩個國家都想從越南戰(zhàn)爭中脫身，美國要的是體面的撤退，而中國也感到越南問題在戰(zhàn)略和經(jīng)濟上都拖累太大�？上У氖牵�我那段時間工作太忙，沒有做成這件事，連奧克森伯格講過的情況，也沒有多少印象了。今天不但慎之先生已去，連比他年輕十多歲的奧克森伯格也在兩年多前作古，真的是追悔莫及了!
　　1999年科索沃戰(zhàn)爭結束的幾個月之后，我寫了一篇不長的報告，談美國人對科索沃戰(zhàn)爭的若干反思。這篇短文并沒有在資料方面下太大的功夫，也沒有拿給慎之先生看。沒想到他看見了，還打來電話加以評論。他說，到底西方國家對米洛舍維奇在科索沃搞種族清洗的指控是否符合事實，是判斷這場戰(zhàn)爭的是非曲直的一個關鍵。他讀到過加拿大一家報紙披露美國記者在科索沃捏造事實，但說憑借一篇報道的“孤證”，還不能下結論，問我看到過這篇報道沒有，有沒有別的西方資料披露類似情況。慚愧的是，我沒有能夠給慎之先生任何明確的答復，而且至今對科索沃是否發(fā)生過種族清洗，其規(guī)模有多大，沒有清楚的概念�；剡^頭來翻閱國內關于科索沃戰(zhàn)爭的多篇文章著作，其傾向性固然十分明確，但對于當年南斯拉夫國內到底是什么情況，仍是語焉不詳。這是無法告慰慎之先生的一個遺憾。
　　令我欣慰的是，最后一次給慎之先生做資料工作，是圓滿完成任務的。那是2002年6月，慎之先生搬到新居不久。他來電話，像過去一樣聲如洪鐘，像過去一樣沒有一句客套，像過去一樣不容拒絕：“王緝思啊，你給我找找這句話的原文和出處!”他要我找的是邱吉爾的一句名言，大意是民主雖然弊病百出，是很壞的一種政體，但還是優(yōu)于其他政體。他說自己翻閱了很多書，沒有一本說法一樣，沒有一本有這段話的原文和出處。幾天以后，我沒有花多大的力氣就在網(wǎng)上找到了英文原文，給他回了電話。他迫不及待地叫我在電話里讀給他聽，要我馬上把原文打印下來郵寄到他家里。不知什么原因，寄了三次他才收到。
　　慎之先生在構思什么文章，為什么需要引用這句名言，我沒有問，此后再沒有讀到他新的文章。先生去了，我替他把苦心查找的原文翻譯出來，獻給關心他的讀者：
　　“在這個罪孽和不幸的世界上，人們嘗試過而且還會嘗試多種政體。沒有人佯稱民主是完美無缺或智慧無比的。正如有人說過的，除了所有其他曾經(jīng)被嘗試過的政體之外，民主是最糟糕的政體。
　　――溫斯頓?邱吉爾，英國下議院，1947年11月11日�！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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