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宋子文的外交背影 《1945--1911外交史》

　　●民國外交人系列● 　　本系列主持 石源華 　　 　　宋子文不是一個職業(yè)外交家,但他的一生與外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在他的從政生涯中,更有一段以非外交界人士躋身外交界五年的經(jīng)歷｡
　　
　　蔣介石的“私人代表”
　　
　　1939年9月,歐戰(zhàn)爆發(fā)｡在嚴峻的國際形勢下,南京國民政府根據(jù)美､英､法､蘇等大國對中國抗戰(zhàn)的不同態(tài)度,制定了不同的外交策略,其中尤把爭取美援列為外交工作的重點｡1940年6月,蔣介石致函羅斯�？偨y(tǒng),提議委派私人代表宋子文赴美,專門接洽援華事宜｡宋子文自1933年辭去財政部長之職后,一直被摒棄于決策核心之外達七年之久｡蔣介石重新起用他,既是因為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也與宋子文個人所具備的諸種條件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宋子文早年畢業(yè)于美國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熟諳美國政治,對美國人的文化心理與政治作風了如指掌;他的脾氣性格､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乃至政治理念,都相當美國化了,只有他才能真正打入美國外交的決策層｡對于宋子文的到來,美國方面極為重視｡宋子文剛剛抵美,美國一份官方報告就指出:“宋久為人知乃中國之財長,故其與美國財長摩根索之任何談話,均將被視為雙方政府正式之財經(jīng)會談｡”
　　
　　長駐美國的外交部長
　　
　　爭取美援是宋子文出使美國的首要任務｡
　　1940年11月,在日本承認汪偽政府的次日,羅斯福宣布對華提供一億美元的貸款｡這筆貸款由美國財政部提供的5000萬美元和進出口銀行提供的5000萬美元共同構(gòu)成,財政部提供的平衡基金貸款和進出口銀行提供的金屬借款本為兩不相涉之事,只是因宋子文的要求,由羅斯福同時宣布,合稱為“一億信用借款”,目的是要擴張聲勢,從心理上打擊日本,鼓舞中國的民心士氣｡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中､美､英正式成為并肩作戰(zhàn)的盟友｡同年底,國民政府任命宋子文為外交部長,并令其長駐美國,這種不同尋常的外交舉動意味著對美外交在中國戰(zhàn)時外交中占據(jù)首位｡
　　作為重任在肩的戰(zhàn)時外長,宋子文憑借自己對美國政治的精通,打破職業(yè)外交的常規(guī),直接同美國的政治上層接觸｡當年12月29､30日,蔣介石接連致電宋子文,指示他速向美國政府接洽五億美元借款之事時,他直接拜訪了羅斯福本人,面陳五億美元貸款的緊迫性,并詳細描述了中國當時的政治狀況及嚴重的通貨膨脹情形,請羅斯福盡快讓國會通過對華貸款,還要求不能有任何對中國的束縛｡宋子文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勸說終于打動了羅斯福｡他當即召見赫爾國務卿､摩根索財長等,囑咐他們無論如何要立即完成對華貸款｡
　　在華盛頓,宋子文還廣泛訪晤了美國政界､軍界和財界人士,不厭其煩地向他們陳述援助中國的利害,促其做出援華決定｡宋子文還善于利用“私人渠道”,通過留學美國期間結(jié)交的許多美國朋友,廣泛疏通那些能直接或間接影響白宮､國務院､財政部以及軍方的決策人士｡蔣介石正是通過宋子文,“密切了同美國的關(guān)系,把美國金融界銀行家､石油商人､傳教士和美國政府領(lǐng)導人爭取過來,使蔣氏政權(quán)同美國建立了良好關(guān)系”｡
　　
　　舌戰(zhàn)邱吉爾
　　
　　珍珠港事件發(fā)生后,日軍大舉南侵｡1942年4月,盟軍作戰(zhàn)失利,緬甸淪陷,中國最后一條重要的國際補給線被切斷｡打通中國西南出口,獲得大量外援,提高美､英對中國戰(zhàn)區(qū)的重視,收復緬甸,對中國來說是一攸關(guān)抗戰(zhàn)前途的戰(zhàn)略問題｡
　　1942年5月17日,宋子文應邀出席英､美聯(lián)合參謀長會議｡這是中國第一次得到戰(zhàn)略發(fā)言的機會｡針對英､美方面的拖延,宋子文指出:“攻緬并非一普通計劃,實為三國共同決議案,中國方面部隊已集中備戰(zhàn),并將各機場擴充整頓,……(中國)今日并無新要求,只請英､美同盟國實行共同決議案,告之攻緬之海､空軍配備情形｡英､美政府要人已向世界屢次宣布本年攻緬,故請諸君恕我直言,萬一有放棄攻緬之決定,中國軍民必以為英､美背信違約,英､美表示無決心以武力令日敵投降,不但中國人心絕望而瓦解,同盟軍若無中國根據(jù)地,亦將無法消滅日寇｡”宋子文這一段擲地有聲的陳詞,不僅表明了中國的決心和所處的危境,同時也指斥了英､美的出爾反爾和對中國戰(zhàn)場的輕視｡
　　在5月21日的太平洋作戰(zhàn)會議上,宋子文與邱吉爾在反攻緬甸問題上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執(zhí)｡邱吉爾聲稱“緬甸為蠻瘴出沒之地,在此地區(qū)作戰(zhàn),白人不如日人,困難茲多”,完全推翻了先前之承諾:“英國對反攻緬甸計劃實未嘗有堅定之承諾,自可隨局勢之演進而有變更｡”并說,如果英國有任何軍官曾作保證,均屬越權(quán)｡對此,宋子文當即予以反駁說:“在緬作戰(zhàn)固屬困難……但不在種族之黃白,而在決心之有無｡”一時間,“二人就所謂叢林作戰(zhàn)困難,英國人收復緬甸的努力失敗等等相互冷嘲熱諷,唇槍舌劍”｡經(jīng)羅斯福調(diào)解,宋子文最后婉言表示:“中國現(xiàn)最盼望收復緬甸,前所擬定援華計劃,務即執(zhí)行｡本人以國家存亡所系,不暇擇言,總統(tǒng)､邱相當能諒解關(guān)鍵所在｡”
　　之后,會議對緬甸戰(zhàn)役作出了若干決議｡宋子文雖不甚滿意,但他清楚“整個事情實際都在圍繞一種意圖進行,他們(英美)都想自己付出最小的代價來進行這場戰(zhàn)役｡美國可以進軍,但希望英國也全力以赴｡英國人可以同意計劃,條件是美國須肯于肩負重擔,尤其是海軍增援”｡由此,宋子文對羅斯福和邱吉爾也有了更深的認識,他曾對顧維鈞說:“首相和總統(tǒng)都是政治家｡他們說起話來頭頭是道,搪塞起來八面玲瓏｡那是他們的看家本領(lǐng),否則他們不會有今天｡”
　　宋子文的努力雖然沒有得到圓滿的結(jié)果,但在爭取重開緬甸戰(zhàn)場的過程中,他充分展示了不卑不亢､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他對中國主權(quán)､國格的維護及戰(zhàn)略地位的爭取,也給美､英及所有盟國首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赴蘇談判“金蟬脫殼”
　　
　　抗戰(zhàn)勝利前夕進行的中蘇談判實為美蘇政治交易的產(chǎn)物｡宋子文本不愿赴蘇談判,但身為外交部長的他無法推脫,只有知難而上,為此,他曾致電蔣介石慷慨表示:“若干重大問題均須余詳加考量,此行任務實屬艱難,但政治家不得不處理者,莫非艱巨問題｡”
　　中蘇談判分兩個階段進行｡自1945年6月30日至7月12日,宋子文和斯大林舉行了六次會談,此為第一階段｡會談一開始,雙方即在外蒙古問題上發(fā)生了嚴重的爭執(zhí)｡斯大林提出的外蒙獨立的要求,是會談前蔣､宋未曾料到的｡在交涉似已無可轉(zhuǎn)寰的情況下,宋子文一度準備整裝回國,終止談判｡就在此時,宋子文接到蔣介石的兩份來電,指示允許外蒙戰(zhàn)后獨立,以換取蘇聯(lián)在東北和新疆主權(quán)問題上的讓步｡美國政府也向宋子文施加壓力,希望中蘇盡快達成協(xié)定｡
　　除了外蒙問題,中蘇雙方在大連､旅順及中東鐵路管理等問題上的分歧也很大｡在涉及到這些具體利益時,蘇聯(lián)方面咄咄逼人,宋子文則據(jù)理力爭｡如在鐵路問題上,斯大林堅持所有權(quán)屬“建筑鐵路者”,他認為鐵路“如所有權(quán)全歸諸中國,實不公允,該路俄人所建,中國在該路之投資實極微小,且已歸還中國”｡宋子文則以主權(quán)所有者相抗爭,他認為在鐵路問題上不必討論以往之權(quán)益,因為“此項權(quán)益業(yè)已變更,鐵路原定期限為80年,1924年改為60年,現(xiàn)僅余數(shù)年未滿,再則蘇聯(lián)已將中東鐵路售與日本”｡
　　正當談判進入高潮之際,斯大林等因赴波茨坦開會,暫離莫斯科｡宋子文則趁機以“回渝請示”為由,要求回國,他已準備“金蟬脫殼”｡因為宋子文深知,中蘇條約的簽訂,必將以犧牲中國東三省的若干權(quán)益與允諾外蒙獨立為代價,這實非其所愿,而且必將遭國人唾罵,宋的那種“政治家不得不處理者,莫非艱巨問題”的氣概此時已蕩然無存｡經(jīng)宋子文建議,時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并在第一階段的談判中輔佐蔣介石處理機要的王世杰出任外交部長｡在王世杰正式就職后,宋子文即告知中蘇條約應由王簽字｡王世杰問可否由他們二人共同簽字,宋說“不可以”,但說如蘇方由斯大林簽字,則他可簽字｡簽定條約之責,遂由宋子文轉(zhuǎn)到了王世杰之手｡
　　波茨坦會議于8月2日結(jié)束,斯大林一行于8月5日返抵莫斯科｡宋子文及新任外交部長一行,于8月5日乘坐美國提供的專機離開重慶赴蘇聯(lián),7日下午抵達莫斯科｡當晚中蘇雙方即開始第二階段談判｡就在宋子文一行抵達莫斯科的前一天,第一顆原子彈在日本廣島爆炸｡兩天之后,蘇聯(lián)對日宣戰(zhàn),蘇聯(lián)出兵中國東北｡這時,中國的地位雖因美國的支持而有所加強,但斯大林的不妥協(xié)態(tài)度及蘇聯(lián)出兵東北,迫使國民政府代表不得不在一些問題上再作讓步｡
　　8月14日,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約簽定后,杜魯門總統(tǒng)對趕赴華盛頓報告的宋子文說,最為重要的是蘇聯(lián)已聲明完全以國民政府為對象,一切援助集中于國民政府｡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fā),一些中國官員與美國人對此條約發(fā)表了好評｡而在宋子文看來,這一次的外交使命實在是一次不光彩的“失敗的使命”｡而這一失敗,不是他個人所能挽回的,也不是僅靠外交途徑所能挽救的,它既是國民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慮而作出的讓步,也是迫于國力衰弱不足以抗敵強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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