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如何走下去:日美同盟

　　2010年1月19日,是《日美安保條約》修訂50周年,雖然去年日本政權更替后提出要與美國建立“緊密而對等”的關系,甚至有說法稱,日本要重新修訂這一條約,以求更加平等。但日本真的會兼顧安全上的第一伙伴美國和經貿上的第一伙伴中國嗎?日美同盟在新時期下將會怎樣發(fā)展?它對東亞地區(qū)的格局會起怎樣的作用?對中日關系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本刊特約請中國社科院日本問題專家馮昭奎和日本在華學者加藤嘉一就此問題進行對談。 ――編者手記
　　
　　日美同盟是雙向的、雙贏的還是一種權宜之計
　　
　　加藤嘉一(以下簡稱加藤):今年1月19日是《日美安保條約》修訂50周年�！叭彰腊脖！奔仁侨毡緫�(zhàn)敗后回歸國際社會的象征,也是美國戰(zhàn)勝后加強對東亞國際關系的基石。修訂版《日美安保條約》不是美國強加給日本的,而是日本主動選擇的結果。條約的核心是:美國有義務維護日本國的安全,為此,日本向美軍提供應有的設施和基地。它原則上是雙向的、雙贏的。另外,“美日同盟”對東亞格局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起著核心作用。
　　馮昭奎(以下簡稱馮):舊版《日美安保條約》是1951年9月日本與美國在舊金山簽訂的軍事同盟條約,當時日本尚處在美軍占領之下,到1952年才“獨立”,因此,舊版《日美安保條約》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與美國簽訂的條約。1960年雙方對舊條約進行了修改,產生了您所說的修訂版《日美安保條約》。此條約是日本作為一個獨立國家與美國簽訂的條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日本主動選擇的結果”,然而,從內容上講,它仍然是舊條約的延續(xù),是日本從屬美國的法律依據(jù),它使美國可以在日本到處設立軍事基地;從國際形勢上講,《日美安保條約》是冷戰(zhàn)時代的產物,發(fā)揮了美國要日本成為“防止共產主義的防波堤”的作用。
　　當然,日本也為能借此獲得“美國的軍事保護”而感到安心,實質上是日美兩國的相互利用。至于對東亞的作用,主要表現(xiàn)在兩方面:其一是“安保條約”起到了應對蘇聯(lián)霸權主義對該地區(qū)的威脅的作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也曾與美日站到了同一條戰(zhàn)線上;其二是“美日同盟”也具有抑制日本的“軍事大國化”沖動的“瓶塞”作用。
　　加藤:日本經過二戰(zhàn)的慘敗,國土變成一片廢墟。50年前修訂的《日美安保條約》恰恰反映了它的重要性、戰(zhàn)略性和歷史性。美國對日占領的目的主要體現(xiàn)在民主化和非軍事化兩個方面。當年的首相、外交官出身的吉田茂無疑是具有戰(zhàn)略眼光的政治家。他接受了美國的對日“改造”,選擇把安保委托給美國,日本則集中精力發(fā)展經濟,確保了“政體變,國體不變”的“民主主義―象征天皇制”的體制。
　　馮:吉田茂選擇集中力量發(fā)展經濟的道路,在戰(zhàn)后初期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他在其回憶錄《十年回憶》中說:“目前,充實國家的經濟力量以安定民生乃是先決問題。日本由于戰(zhàn)敗,國力消耗殆盡,如同一匹瘦馬,如果讓這匹晃晃悠悠的瘦馬承擔過度的重載,它就會累垮。”這意味著吉田的“韜光養(yǎng)晦”策略也許是一種權宜之計,他最終還是希望日本再度強大起來。
　　加藤:《日美安保條約》和日本經濟騰飛是相輔相成的,前者為后者鋪平了基本道路。戰(zhàn)后20年時,被美國保護的日本經濟發(fā)展到了令美國感到“威脅”的水平,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但經過1985年的“廣場協(xié)議”、日元升值等,日本經濟出現(xiàn)了大量的泡沫,幾近崩潰。而幾乎同一時間內,冷戰(zhàn)終結。后冷戰(zhàn)時代的今天,“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基石,而對《日美安保條約》來說,其更新和修改的最大動力之一則是中國的崛起和東亞安全格局的不確定,包括朝核問題。
　　馮:不同國家的結盟、特別是軍事結盟的前提是要有共同的威脅或敵國。冷戰(zhàn)后,日美同盟因為蘇聯(lián)解體而失去了存在的前提,當時很多日本人議論“日美同盟還有沒有必要繼續(xù)下去”,而美國人則議論“日本的威脅超過了蘇聯(lián)的威脅”。恰好在這個時候中國迅速發(fā)展起來,于是出現(xiàn)了以中國“置換”蘇聯(lián)作為日美同盟對象的動向,這個動向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而變得越來越明顯。今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與日本外相岡田克也在夏威夷信誓旦旦地表示,面對中國的崛起,不會讓日美之間的矛盾干擾日美同盟。
　　加藤:“安保條約”至今始終致力于維護日本國民的安全。在此過程中,日本人勤奮勞動,使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也實現(xiàn)了具有高水平教育和福利體系的現(xiàn)代化國家的目標。這一切與《日美安保條約》的持續(xù)和更新是分不開的。
　　馮:任何事物的發(fā)展主要取決于“內因”,戰(zhàn)后日本經濟發(fā)展的成就歸根到底是日本國民、民間企業(yè)所創(chuàng)造的。當然,日美同盟起到了為戰(zhàn)后日本發(fā)展提供比較穩(wěn)定的外部環(huán)境的作用,您說的“戰(zhàn)后日本外交的最大成就”的實質,或許在于日本成了美蘇對立的冷戰(zhàn)格局的最大受益者。
　　
　　日美關系平等嗎
　　
　　加藤:美日關系就像中蘇關系一樣,也不是始終保持著“一邊倒”。“安保條約”自1960年簽訂起就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左派的政黨、評論家、大學生(尤其東京大學的學生)都上街反對簽訂“安保條約”,當年的首相岸信介用武力“鎮(zhèn)壓”學生的抗議活動,弄得聲名狼藉,也是戰(zhàn)后日本史上的“污點”。駐日美軍的“丑聞”也成為日本國民“反美”的動機之一。這些事件也不斷促使日本政界和輿論界思考如何調整日美軍事同盟的實質和內涵。
　　馮:確實,戰(zhàn)后日本并非始終保持著對美“一邊倒”的態(tài)度,所謂日本外交的“基軸”(日美關系)也是搖搖晃晃的,美國幫過日本也整過日本,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發(fā)生泡沫經濟,其中就有很大的“美國因素”,經濟泡沫崩潰導致日本經濟在90年代“失去了十年”。
　　另外,戰(zhàn)后歷屆日本政府并非都能夠做到像美國所要求的那樣 “聽話”。但不夠聽話的鳩山一郎、田中角榮、大平正芳雖然引起美國的不滿,卻開辟了對美外交以外的外交新天地。
　　您提到了駐日美軍的“丑聞”和日本國民的“反美”情緒,其實,根本問題在于美日關系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主要表現(xiàn)在美國在日本設置很多軍事基地,這很有損日本的獨立國家形象。日本已經“獨立”快60年了,卻“仍處于美軍占領之下”。
　　加藤:您指出的歷史背景的確給今天的日美關系和日本對外政策蒙上很深的陰影。畢竟日本的經濟水平已經達到,甚至超過美國了,為什么還要服從美國?為何不能采取獨立自主的國防政策?為何不能自己保護自己?這難道是正常的主權國家嗎?《日本可以說不》等書籍直觀地表現(xiàn)了這樣的心態(tài)和不滿。
　　當前,引起軒然大波的駐日美軍遷移問題,就是對《日美安保條約》的巨大挑戰(zhàn)。據(jù)悉,2010年11月,奧巴馬總統(tǒng)出席在橫濱舉行的APEC會議之際,日美將發(fā)表類似“新安保宣言”的東西,目前兩國當局正在磋商中。這段時間對日美同盟來說是磨合期、過渡期、轉型期。美日關系并不像一些中國百姓僅僅從“遏制中國戰(zhàn)略”的角度討論的那么簡單,它是日美兩國必須共同承擔“喜怒哀樂”的戰(zhàn)略性產物。
　　馮:確實,不能簡單地從“遏制中國戰(zhàn)略”來理解《日美安保條約》。不過,如前所述,任何軍事同盟關系必須以“對付共同威脅”為前提,而且這個“共同威脅”越強,同盟的“生命力”也就越強。那么,日美軍事同盟所要對付的“共同威脅”是什么呢?記得幾年前一位日本學者說過,“日本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脅是中國的‘對日和解戰(zhàn)略’,中國的政策轉換可能動搖日美同盟”。按照同盟關系的邏輯來講,日本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脅“應該是”中國或者其他假想敵,為什么中國的“對日和解戰(zhàn)略”反而會被認為是“日本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脅”呢?顯然是擔心中國的“對日和解戰(zhàn)略”會削弱日美繼續(xù)維持甚至加強軍事同盟。日本同中國的關系變好了,對于日本是好事,但對于日美軍事同盟的存在就是不折不扣的“威脅”。
　　加藤:的確,與外交一樣,同盟也需要有對象,前提是“威脅”,有共同對付的“威脅”。而在冷戰(zhàn)崩潰、蘇聯(lián)解體的今天,日美在遠東的威脅是什么?這其中有中國崛起的因素,也有朝鮮因素、臺海因素、非傳統(tǒng)安全因素以及另外一些看不見的因素。
　　當前鳩山―小澤率領的新政權的對美、對華政策引人注目。民主黨奪取政權前的去年8月27日,鳩山由紀夫給美國《紐約時報》撰寫了一篇文章《日本的新道路》,表達的就是:對美國模式的批判;立足于亞洲建立東亞共同體;夾在中美兩大國之間謀求日本的國家利益。雖然鳩山后來說明那篇文章并非他的本意,是《紐約時報》以點蓋面、把點放大的產物,但此文仍被翻譯成日文和中文,引起了中美日民眾的強烈反響,并形成了激烈的討論。
　　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美國人的擔憂,因為它或多或少折射著“日本要與美國拉開距離”。鳩山政權的干事長、幕后操盤手――小澤一郎之前提出“等距離外交”,即日本把美國和中國視為對等的交往對象,并在保持等距離的前提下制訂政策。這一主張遭到了美國方面的批評。美國當局認為,美國與日本之間有著傳統(tǒng)意義上的軍事同盟,而此同盟又是美國對東亞政策的戰(zhàn)略基石,怎么能與中國的關系等同起來呢?據(jù)一些內部消息稱,后來小澤因丑聞曝光辭職,實則與美國方面的施壓有關。
　　今天,在大部分的日本人眼中,美國仍是不可或缺的同盟。冷戰(zhàn)期間,日本是站在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陣營,在其“核保護傘”下實現(xiàn)戰(zhàn)后經濟奇跡的。雖然冷戰(zhàn)已經過去,但那么明確地批評美國模式,甚至疏遠與美國的關系可行嗎?民主黨之前在《政綱》里也提到“緊密而對等的日美關系”,日本對美國的立場會不會更加“獨立”呢?美國駐日軍事基地會不會調整?日本向印度洋補油會不會延長?日美之間過去簽訂的核密約會不會被公開證明屬實?除了美國當局,日本國民也密切關注這些問題。
　　
　　如何兼顧安全上的第一伙伴美國和經貿上的第一伙伴中國
　　
　　馮:有日本學者說,“美國對戰(zhàn)略之擅長無他人可比”,作為美國“軟實力”之一,美國十分善于按照美國的戰(zhàn)略利益來掌控日本國民的情緒,使日本國民深深感到只有美國才能保護自己,所以很多民間的聲音也傾向于希望日美軍事同盟能持續(xù)下去,并愿意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在此背景下,估計民主黨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有所妥協(xié),但不至于對美“全面屈服”,這不僅因為民主黨有自己的政策理念,也因為聯(lián)合執(zhí)政的左派友黨――社民黨在糾正“對美一邊倒”政策方面態(tài)度十分堅決,使岡田外相得以將“與社民黨聯(lián)合執(zhí)政的需要”作為對美關系的一張外交牌來打。
　　加藤:中國民眾的反應似乎是對美的反感和對日的親近感�；蛟S他們認為,雖然中美關系前所未有的緊密,而中日之間有過不幸的歷史,但美國還是西方國家、中國潛在的對手;日本還是亞洲國家、中國潛在的伙伴。中國媒體及受此直接影響的受眾那段時間熱烈“歡迎”民主黨上臺、鳩山內閣成立,以為日本會更加“親華”,無非就是基于對之前自民黨時期對華政策、特別是小泉政權時期的“反叛”,而不是基于對日本國內政治及國家利益的客觀認知。
　　實際上,鳩山政權的對外政策不太可能跳出現(xiàn)有框架。日本將在對華政策上與美國相協(xié)調,謀合作。民主黨領袖們表明“不參拜靖國神社,不干涉中國內政”,是基于日本的國家利益,而不是向中國妥協(xié),更不是張揚“親華”。靖國神社問題不等于中日關系。從長遠看,對于“中國崛起”的警惕感才是日美兩國共享的“價值觀”。美國對東亞地區(qū)的戰(zhàn)略仍然以日美同盟為主,對華政策則是想方設法“以合作謀遏制”。那么,我認為,今后“日美安�！钡闹匾�性不僅會維持下去,還將有所強化。在中日韓三國試圖建立“東亞共同體”的今天,美國更有理由和可能謀求通過美日同盟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去保持自己在東亞地區(qū)的“存在”。
　　對于只有“專守防衛(wèi)”權的日本自衛(wèi)隊來說,依靠美國的軍事力量維護日本的安全是合理的選擇,這一基本框架協(xié)定,在可預見的未來里將繼續(xù)下去。因此,今天被美國懷疑為“親華派”的鳩山政權才想方設法說服美國:對日本外交政策來說,日美同盟依然是基石,是最重要的兩國關系。對日本來說,如何“兼顧”安全上的第一伙伴美國和經貿上的第一伙伴中國,即如何把前首相福田康夫提倡的“共鳴外交”落到實處,將是個關鍵。
　　馮:我認為,鳩山政權重視發(fā)展對華關系,恰恰是基于對日本“國家利益的客觀認知”。美國的國家利益不等于日本的國家利益,過于依賴、追隨并服從美國的國家利益,這種政策并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鳩山需要進一步改善同中國的關系,讓日本老百姓從美國和日本右翼長期灌輸?shù)摹爸挥忻绹�才能保護日本免受中國的威脅”的思想束縛中走出來,以便使其相對平衡地處理對美對華關系的外交政策得到更多國民的支持。至于中國,按照我前面所說的“威脅取決于關系”的道理,改善和發(fā)展中日關系,有利于化解一部分日本國民在安全上懼怕中國威脅的不安心理,從而削弱日美同盟對付中國的鋒芒,甚至可以考慮開展中國與日美的三邊戰(zhàn)略對話,真正就中日美“互不構成威脅”達成共識,以便促使大家把更多的精力和資源從應對“相互威脅”調遣到應對金融危機、環(huán)境危機等人類“共同威脅”上來。
　　加藤:就21世紀初日本對外政策而言,最重要的還是如何在深化美日同盟的基礎上,鞏固對華關系,這不是簡單的“脫亞入歐”或“脫歐入亞”的二選一,而是迫使日本在準確把握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積極而耐心地制定政策,尋找戰(zhàn)略定位。另外,“中美日”是否是大家所討論的“大三角”?對此我始終持懷疑態(tài)度。中美日關系本身的“大”是毫無疑義的,是21世紀最大的三“國”關系。至于三方或其中的兩方,即中日、美日、美中,是否是平等或對等的角色和關系,還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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