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_義和團的悲劇

　　一百年前的此時,義和團運動正在興起,一年后便轟轟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個北中國。但就在高潮之際,卻又突然被殘酷鎮(zhèn)壓下去,其興也勃,其亡也速。義和團運動當然是正義的,團民們視死如歸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義、無比英勇,使人更感到這是一場無與倫比的歷史悲劇。而這場悲劇的復雜性與深刻性更需要人深省。否則,這一段深創(chuàng)劇痛的歷史將全部"白費",那么多的鮮血與生命也將" 白費"。
　　
　　為"滅洋"而起
　　
　　義和團運動興起的背景十分復雜,但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則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傳來的基督教。從康熙晚期到鴉片戰(zhàn)爭前,清廷一直實行禁教政策。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在列強的壓迫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傳教士以堅船利炮為后盾,紛紛來華傳教。很明顯,這種傳教的實質(zhì)是對中國主權(quán)的侵犯。但為了傳教的策略需要,教會在中國創(chuàng)辦了不少以傳播現(xiàn)代自然科學知識為主要內(nèi)容的學校、醫(yī)院和報刊雜志,對現(xiàn)代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引進和廣泛傳播,對中國的現(xiàn)代化確實起了重要作用。不過,隨著越來越多的傳教士深入到內(nèi)地鄉(xiāng)村建堂傳教,農(nóng)民和教會的沖突日益激烈,屢屢發(fā)生各種"教案"。
　　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沖突,更有實際利益的沖突。從文化上說,教會認為"祭天祀禮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進行這些活動,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視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幾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許多人(尤其是官紳)視為"滅倫傷化",難以容忍。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傳教,往往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
　　由于教會享有種種政治特權(quán),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紛紛入教,仗勢為非作歹,橫行鄉(xiāng)里。在教民與鄉(xiāng)民的沖突中,教會自然偏袒教民,地方官往往也無可奈何。這樣,文化沖突與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終于興起聲勢浩大的反洋教運動。
　　據(jù)統(tǒng)計,從19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末,全國發(fā)生大小教案8百余起。其中較大的有"天津教案"、"長江暴動"及四川余棟臣起義等。其發(fā)動與參與者有地方官員,土豪鄉(xiāng)紳,普通農(nóng)民,民團會黨,城市貧民,流氓無產(chǎn)者……十分復雜,規(guī)模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激烈。但基本訴求仍是"趨正避邪"、"忠君衛(wèi)道"的封建性。義和團運動于19世紀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東和直隸,以"練拳"為名組織起來,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東冠縣梨園屯拳民起義,使義和團運動迅速興起,從山東發(fā)展到直隸,并于1900年夏進入北京天津。義和團的口號雖不統(tǒng)一,但主要是"順清滅洋"、"扶清滅洋"、"助清滅洋"。并明確表示"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tǒng)慶升平",愛國性與封建性混為一體。對一切與"洋"有關之人和物,義和團極端仇視,把傳教士稱為"毛子",教民稱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者依次被稱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統(tǒng)統(tǒng)在嚴厲打擊之列。
　　
　　曖昧的清政府
　　
　　對如此巨大的社會運動,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當一段時間內(nèi)竟沒有一個明確、統(tǒng)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級官員自行決定。由于中央和地方官員對義和團的態(tài)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對,中央政府也深受影響,時而主剿,時而主撫,但總的傾向是主撫。而最終決定明確支持義和團,則是要利用義和團根絕維新隱患。 1894年甲午戰(zhàn)爭中國慘敗于日本,這使國人深受刺激。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了"借法自強"。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改造中國。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維新"的話劇。變法必然觸及守舊派的利益,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派為了保住自己的權(quán)位,發(fā)動戊戌政變,戊戌六君子被殺,康、梁在外國使館人員的幫助下逃往海外,支持戊戌的官員受到嚴厲處置,光緒皇帝被囚禁。戊戌失敗,中國社會和歷史嚴重倒退。為了根絕隱患,慈禧等守舊派決定廢除光緒,另立新君。但這一計劃遭到西方列強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xiàn)。對守舊派來說,光緒的存在是潛在的巨大威脅。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便想依靠義和團的"民心"、"民氣",同時又相信義和團的各種"法術(shù)"真能刀槍不入,打敗現(xiàn)代化武器裝備的洋人,于是決定利用義和團來殺滅洋人,達到廢立的目的。而義和團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為這種利用提供了基礎。
　　有了清政府的明確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加非理性的方向發(fā)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 1900年春夏義和團進入京津后,情形更加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他們要消滅一切帶"洋"字的東西,鐵路、電線、機器、輪船等等都在搗毀之列。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6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并下,死于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8口同戮者"。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 " 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明令要"康有為回國治罪"。在一些頑固派的指使下還一度沖入禁宮要捉拿光緒皇帝。在這種情形下,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組成"八國聯(lián)軍"發(fā)動又一次侵華戰(zhàn)爭。這時,清政府已失去了回旋余地,而必須作出是戰(zhàn)是和的決定。從6月16日到19日,清廷連續(xù)召開4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zhàn)問題。兩派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主和派得到光緒皇帝支持,主張鎮(zhèn)壓義和團,對外緩和;主戰(zhàn)派實際以慈禧為首,主張支持義和團,對外宣戰(zhàn),首先攻打外國使館區(qū)。結(jié)果當然是主戰(zhàn)派勝利。主和派認為中國大難將至,在廷上相聚共泣,卻毫無辦法。不久,5名主和大臣被清廷處死。
　　6月19日清廷決定"向各國宣戰(zhàn)",給北京義和團發(fā)放米2萬石,銀10萬兩,并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起攻打使館區(qū),義和團更加斗志高昂。經(jīng)過兩個月的激烈戰(zhàn)斗,中方終因武器落后而不敵八國聯(lián)軍,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慈禧于第2天攜光緒等向西倉皇出逃。就在八國聯(lián)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義和團團民之時,西逃途中的慈禧已開始與列強議和。為盡快與列強達成和議,清廷從9月7日起連續(xù)發(fā)諭,下令剿殺義和團:"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鏟滅不可。"經(jīng)過清政府地方官的嚴剿,一些零星小股義和團也被最后撲滅。在八國聯(lián)軍開到的一些城市,迎接他們的往往是清政府官員掛出的"拳匪"頭領的首級。
　　
　　"維新"才是出路
　　
　　可以說,義和團反侵略斗爭無疑是正義的,但其社會政治訴求卻非常落后,是反對社會發(fā)展,阻擋歷史進步。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是建立現(xiàn)代化的經(jīng)濟、政治、社會制度,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義和團排斥、反對乃至仇視一切現(xiàn)代文明,這種反現(xiàn)代化的態(tài)度是與這一主題背道而馳的。這種仇視當然事出有因,如中國文化中"華夏中心"、盲目排外的傳統(tǒng),更有近代中國屢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過唯其如此,使人更感到"戊戌維新"的難能可貴。
　　戊戌運動的直接動因是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被明治維新的日本打敗,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深受刺激,認識到只有像日本那樣"維新"才是中國的出路。他們不因日本侵略中國、殘酷屠殺中國人而反對維新,怒斥維新的種種不是,反而明確提出要學習敵國日本的維新,這不僅需要冷靜的理性,更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維新派提出向敵國學習,承認敵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優(yōu)于被侵略的祖國,很容易被指為"漢奸"、"媚敵"、"賣國",所以只有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那樣有膽有識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甲午戰(zhàn)敗后提出"借法自強"。
　　而義和團運動則明顯是維新運動的反動,因此才能被以慈禧為首的封建統(tǒng)治者中最愚昧、頑固、落后、守舊者所利用,成為他們反對社會進步的工具。而且,正因為義和團非常正義,所以更容易極端、過激,而批評者對種種危害不淺的極端、過激行為甚至無法啟齒,因為這種批評很容易被指為站在正義的對立面上。
　　對清政府說來,最初利用義和團時只是想到"民心"、"民氣"可用,而沒有看到當民眾的怒火被點燃后,政府便很難控制其方向、規(guī)模。最終很可能是自己被灼傷。"民心""民氣"固然可貴可用,但對統(tǒng)治者而言卻是雙刃劍,稍有不慎便傷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從義和團方面來說,本來就有滿腔怒火正待噴發(fā),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發(fā)不可收拾,而沒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種工具。一旦情況有變或超出官方允許的范圍,自己首先就會成為犧牲品。
　　對義和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進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負面作用。陳獨秀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認為義和團是"向?qū)Ｖ频拿孕诺纳駲?quán)的黑暗道路"。聞一多談到自己從支持國民黨到支持共產(chǎn)黨的轉(zhuǎn)變時說,因為蔣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要大力弘揚八德四維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聞氏這樣寫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了一跳,我們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zhàn),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憶與感想》)這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加入到爭自由、爭民主的運動中去。
　　他們對義和團的觀點或許不無片面、苛刻之處。但一場正義、英勇的運動卻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成為阻礙社會發(fā)展、歷史進步的運動。歷史悲劇,莫過如此!□(編輯: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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