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角七號》到《1895》] 海角七號

        發(fā)布時間:2020-03-17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從《海角七號》到《1895》,一現(xiàn)實,一歷史,“相反相成”地表現(xiàn)了當下臺灣的“政治正確”:以“草根”為底的“愛臺灣”意識;以“多元”、“寬容”的歷史觀重新評價殖民歷史與對日關(guān)系。
          
          鄉(xiāng)土風味和小人物的悲歡,讓大熱的電影《海角七號》帶給臺灣人仿若懷舊的感動,成為政治紛擾和現(xiàn)代生活壓抑下的情緒出口;同時,導(dǎo)演為了敘事“厚度”而增添的歷史背景,因為涉及對殖民歷史的認識,又引發(fā)了激烈的爭議――無論在大陸,還是臺灣。
          而影片《1895》,取材甲午之戰(zhàn)被割讓后,臺灣民間浴血抵抗日本“接收”的歷史。與《海角七號》一起,被譽為反映了臺灣精神的“優(yōu)秀國片”,但電影中的日本形象,同樣招致諸多質(zhì)疑。兩部電影和引發(fā)的評論,似有很大政治解讀空間,但其意義,可能更在于幫助我們觸摸、反思臺灣社會心理與歷史認識的細微層面。
          
          臺灣之傷
          
          《海角七號》敘事的起點,本是恒春海邊飯店的一個商業(yè)活動:請日本“療傷歌手”來海灘演出!隘焸保蛘沁@部電影的一個關(guān)鍵詞,一個貫穿線索,也是它在臺灣大熱的一個內(nèi)在原因。
          在相隔60年的兩段臺日愛情的框架下,這部電影講著普通人的失意與奮斗。從臺北敗退回恒春的阿嘉,不甘心做打雜公關(guān)的日本模特友子,靚仔美女,帶著一身隨時向任何人發(fā)作的暴戾之氣。而恒春,它是與臺北大都市相對照的,一個既身不由己又汲汲渴渴要步入現(xiàn)代化的古老小鎮(zhèn),也有著諸多不如意不圓滿的人生。在瑣碎的個體郁悶之上,則是一個抽象、有時代特征的郁悶,或名“在地的郁悶”。恒春在臺灣南端,面向美麗太平洋,在現(xiàn)代經(jīng)濟發(fā)展中,是重要旅游資源,但作為后發(fā)地區(qū),這資源照例要被BOT,被來自臺北都市的財團控制。這就是鎮(zhèn)上民代主席的傷痛:“外人買去了土地,買去了!、“這么漂亮的海,我們恒春人自己卻看不到”、“我們的年輕人都留不住!
          
          所以這個65歲依然風風火火、準備“明年競選鎮(zhèn)長”的洪主席,瞪著銅鈴雙眼,要挾酒店老板,把日本歌手演出之前的暖場演出機會讓給恒春在地人,并且打包票短期之內(nèi)組建一個拿得出手的在地搖滾樂團。
          故事就這樣開始了。如上落魄失意、愛好音樂的平頭百姓們,在短短一周內(nèi),歷經(jīng)換人、作曲、與日方監(jiān)督友子的沖突磨合……種種風波,終于如期登臺,成功暖場。這一過程中,展示了南臺灣小鎮(zhèn)的風土人情,一場演出和為了演出的努力,使小人物的壓力得到紓解,使原本緊張的人際關(guān)系溫情化,而“在地人”的光彩,也似乎在這小小的舞臺上綻放了。與此同時,兩段臺日愛情,一得撫慰,一成正果。
          放在當下臺灣的社會背景中,制作水準并不高的《海角七號》的大熱,倒是意外,卻可能是生逢其時、其來有自的。
          這是一個經(jīng)濟連年不景氣、失業(yè)、自殺問題嚴重,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時代;這是一個有著驕傲的民主經(jīng)驗卻面臨黨爭紛擾、總統(tǒng)貪腐,人心轉(zhuǎn)而訴諸傳統(tǒng)道德的年代;這也是一個殖民地歷史和兩岸糾葛所衍生的“認同”問題,仍以各種形式影響切身生活和人際關(guān)系的年代。此外,無論對政府還是普通大眾,這也是一個不得不重新面對中國大陸的年代―在中國崛起和國際政治關(guān)系變化的背景下。凡此種種,形成社會普遍的壓抑情緒。
          一部以本土情感為賣點,以放下沉重的歷史為潛在話語的《海角七號》,是以成為臺灣人“療傷”的藥。
          
          擁抱本土
          
          音樂之為“療傷”,本是自然而然,待到成為可以標榜的時尚,便有些可疑。這是《海角七號》的文化氛圍,也注定了它對現(xiàn)實問題處理的輕薄。
          臺灣之傷,如何療救?刮骨療毒太痛,不如像《海角七號》這樣。
          它把鏡頭搖向恒春老城門、美麗太平洋、土氣而富戲謔色彩、打拼精神的小鎮(zhèn)人、不圓滿而有溫情的日常生活,以及,國語、閩南語、客家話、原住民以及日語所象征的多族群、多元文化,以及,懷舊抑或浪漫的臺日愛情,出之以一種時尚、明快的敘事節(jié)奏,從而給予正在其間生活的臺灣人、保留著這種生活的記憶的臺灣人,以及即便沒有這利,記憶而在“愛臺灣”意識下傾慕這一本土風景的臺灣人――也就是說,不分代際、老少皆宜――親切、輕松和安慰。這種對在地文化的拼盤展示和肯定熱情,呼應(yīng)著身為“臺灣人”的某種自尊與補償心理。它碰著了這個社會的軟肋。
          然而,如此“擁抱本土”,召喚了觀者的親切感,以及“就在身邊”的諸多社會問題,卻又無不是蜻蜓點水,輕輕滑過,甚而形成遮蔽。譬如原住民在社會結(jié)構(gòu)中的不平等地位、嚴重的酗酒自殺問題,在片中,被原住民手工藝項鏈和馬拉桑小米酒輕飄飄地掩蓋了。又比如,聽鎮(zhèn)代主席罵BOT似乎很過癮,誰沒有對黑金政治的憤懣之心,但僅此而已,現(xiàn)實中,《海角七號》帶來恒春觀光潮,受益的依然是用酒店包去了大海的大財團。
          只要擁抱,不要思考,影片不能不滿是矛盾?诳诼暵曂馊速I去了土地和海,為何是“外人”與“在地人”的對立?如果放在同類性質(zhì)問題上,如廬山溫泉這被“漢人”搶占了觀光資源的原住民地區(qū),又該如何劃分“外人”與“在地人”?他們難道不都是“臺灣人”?這難道不是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問題?卻為何成為本土的怨嘆?
          以“落后/淳樸”溫暖著“先進/頹廢”的現(xiàn)代都市人的“本土”,已被景觀化、成了可消費的一種情調(diào),而“擁抱本土”之于臺灣國語片、之于主流文化,如同之于政黨之爭,都是一個最重大的政治正確,是最有效和必要的出路――所謂有效,是否意味著經(jīng)過近20年的強化構(gòu)造,“本土”已經(jīng)成為臺灣民間的某種集體無意識呢?
          恒春人因日本歌手的暖場演出用了在地樂團而欣喜若狂,在一個大陸人看來實在有些難以理解!霸诘亍钡淖院,透露著卑微。但是,這個海邊舞臺,這個放下一切沉重的歷史意識的嘉年華,要表達的就是臺灣不同于大陸的“包容”、“寬恕”和“多元”――《海角七號》在說:不要說我媚日,個人能承擔歷史嗎,“時代的宿命是時代的罪過”,愛情,無罪。
          
          愛情無罪,歷史隱退
          
          曖昧的“國境之南”,串起歷史與現(xiàn)實的愛情,注定要引起政治敏感和爭議,這也是“時代的宿命”。不但在對日情緒激烈的大陸,在臺灣,也不乏尖銳的批評。
          臺灣中研院的陳宜中說,該片拍出了“臺灣對日本的苦戀”,而“這樣的被殖民欲望,似乎還隱藏著對1945年以后中華民國/國民黨統(tǒng)治的有罪控訴!痹谟捌桃庹故镜摹岸嘧迦骸鄙鐣L貌中,“外省人”缺席了臺灣人的“悲情”傳統(tǒng)也悄悄發(fā)生了置換,“似乎不再是抵抗一切外來壓迫的悲情意識,而轉(zhuǎn)變成‘無法得到日本的愛’的悲情意識”。(陳宜中:《的臺日苦戀》,2008-10-09《中國時報》)
          而在大陸,人們可能尤難接受,影片對一個拋棄臺灣戀人的日本男教師,對一個暴躁、傲慢的日本女郎――近乎卑微的懷戀和熱情。遲到的、唯美而空洞的情書,被認為能夠安慰被辜負的臺灣(女性)。何況60年后,臺灣男性終于得到了日本女郎的垂青――如此鼓舞失意重重的臺灣人的心。
          臺灣人果然對曾經(jīng)的殖民者如此苦戀、如此情意綿綿嗎?   “我是看張自忠的電影長大的!70年代出生的臺北青年這樣描述自己自小接受的抗日教育,并以數(shù)字資料指出,在日據(jù)時期,接受皇民化教育、認同自己是日本人的臺灣人,何等微小。今日臺灣所謂的日本情結(jié),實來自李登輝時代所開啟的“殖民現(xiàn)代性”與“臺灣主體性”的建構(gòu)。
          “要尊重多元記憶的存在”――《海角七號》的支持者辯駁,或說,日據(jù)時期,也有“歸化”中國的日本人,怎么不能有日本人與臺灣人的戀愛?“多元”,也是獨立論者在構(gòu)造緬懷殖民時代的情緒并將其與“臺灣主體性”結(jié)合時,一個常用的邏輯。然而何謂“多元”?“多元”是否可以代替對歷史事物的價值判斷?而這一個“個人記憶”豈非要尊重更多個人的記憶。在臺灣人作為“清國奴”、“本島人”(連二等公民也談不上,“內(nèi)地人”才是日本人)的日據(jù)時期,有幾個臺灣女子能得幸與日本人戀愛?
          我倒是在有關(guān)“霧社事件”的歷史資料中,看到不少日本警察為了山地征服與綏撫,奉命娶蕃女,其結(jié)局卻多是遺棄之。而這“蕃婦遺棄”累積的矛盾,正是1930年霧社賽德克人抗日蜂起事件的導(dǎo)火索之一。我很好奇,《海角七號》的導(dǎo)演曾經(jīng)籌拍《賽德克巴萊》(因資金不足而擱淺),要拍的正是霧社事件,那么,他將如何表述比恒春人更本土的臺灣人――原住民,與日本的恩怨情仇呢?一個同帶著白帽子的梁文音一樣美麗的蕃女,會站在迷蒙哀婉的霧中,悵望那連子女一起遺棄的日本警察郎君嗎?
          我曾覺得,與其說導(dǎo)演有意“媚日”,不如說他以對歷史的無意識,成就了《海角七號》的政治性,但旋即在導(dǎo)演自述和各種訪談中,看到r煞有介事的詮釋“歷史真相”,以貌似顛覆主流、卻經(jīng)不起查證的“史實”一或許,不是“媚日”,媚的是俗,也是政治正確。片子的大熱,迎合了本土之愛,也迎合了某種正在發(fā)酵的“撇下歷史包袱”的情緒。人們對“追究歷史真相”不再耐煩,那沉重的歷史,該從臺灣人生活中“隱退”了!
          與之相關(guān)聯(lián)的主流文化價值論述,則是:和解、多元、包容。這些在《海角七號》中展示為,閩南人、原住民、客家人、日本人,在舞臺上一起唱起德國民謠《野玫瑰》,正如音樂沒有國界,人們消弭愛恨,多元族群、包容共生――這是“臺灣主體性”的要義。然而諷刺的是,“本土與外省”、“臺灣與中國”,卻仍是倡導(dǎo)這種價值的人們所熱衷操弄的沖突。無他,政治(經(jīng)濟)利益而已。
          
          
          政治正確與精神分裂
          
          面對有關(guān)歷史意識的批評,有為《海角七號》辯護說:《海角七號》講臺日愛情是“親日”,那《1895》講抗日故事,難道就說明臺灣“仇日”了?
          “親日/抗日”的兩分判斷和爭議,本身有過多情緒性因素,不足為道。但這個辯護可以引出一個頗有反諷意味的觀察:恰恰是“表現(xiàn)抗日歷史”的《1895》,詮釋了“不抗日”的“臺灣意識”。
          電影的背景是1895年,被清廷割讓的臺灣抗拒淪落異族的命運,成立“臺灣民主國”,苗栗、北埔地區(qū)的客家人在當?shù)赜忻摹邦^家”吳湯興、徐驤、姜紹祖等人的帶領(lǐng)下,起兵自衛(wèi),并且在“臺北破、官軍潰”的情況下,堅持游擊形式的抗日,聯(lián)合閩南土匪,面對必然失敗的命運,戰(zhàn)斗至死。
          作為一部小成本的電影,《1895》無法表現(xiàn)戰(zhàn)爭的大場面,但在母子、夫婦之情、以及客家人的風俗、鄉(xiāng)土之愛的表現(xiàn)上頗下功夫,不但票房不錯,也贏得“表現(xiàn)了臺灣人不屈精神”的優(yōu)秀國片稱譽。但片中頗讓人疑惑的,是對“日本”形象的展示。電影中,日方的主要角色是近衛(wèi)師團長能久親王和隨軍醫(yī)官森鷗外。這兩個人,被賦予受西方近代文明熏陶、不但“先進”、文雅,且有詩人般的靈心善感和人道關(guān)懷。姑且不論其人個性思想的真實性,一場血腥的“接收”,其內(nèi)涵的殘酷和沉痛,恐怕不是這樣兩個文雅的日本人所能代表的。
          影片中,能久親王和森鷗外面對戰(zhàn)爭的推進,面對自己營造的“人間地獄”,一再表現(xiàn)出無奈、不忍和愧疚,似乎是,其時的臺灣人不能理解更文明的日本人的美好意愿和理想,所以釀成了這場悲劇。這實在是吊詭。吳湯興等人的浴血抵抗,落腳何處?戰(zhàn)爭的慘烈不得不退出畫面,戰(zhàn)死八卦山的終場,成了美學化的慢鏡頭。如此“干凈”的戰(zhàn)爭場景,對應(yīng)的是已被懸空的歷史,和精神分裂意味的歷史敘述。
          在《1895》中,臺灣割讓、“臺灣民主國”成立,其復(fù)雜歷史因緣,都在表現(xiàn)之外,關(guān)于清朝只以一腔怨懟為背景,不涉及任何具體的歷史細節(jié)。影片的時空和思考格局封閉在臺灣島內(nèi)部,而且只是“民間”――由客家人和閩南土匪、還有作為點綴的幾個原住民組成。并不是說,展現(xiàn)“民間”有什么問題:1895年臺灣民問的抗日,為諸多史書所載,連橫的《臺灣通史?獨立紀》,尤為重視“民”之“誓死不移”的抵抗,他為吳湯興、徐驤、姜紹祖等人做“列傳”,贊美這些民問讀書種田人“冒危難、不稍顧”的氣節(jié),甚而以春秋筆法比照暗諷“民主國總統(tǒng)”唐景崧,但他必定想不到,這些他認為代表了中國人氣節(jié)的少年書生,會成為今日新臺灣人擁戴的“去中國化”的先驅(qū)。
          為何這么說?影片中以臺北官軍的潰散、逃回大陸,暗示“唐山/中國”人的不可靠。讓吳湯興如此罵官軍:“我們不像那些唐山人”――“唐山”本是臺灣移民對自己的來處“大陸”的慣常稱呼,戰(zhàn)后省籍問題出現(xiàn),“阿山”才成為“本省人”對隨國民黨來臺的外省人的貶義稱呼?图胰藚菧d如何會將自己排除在“唐山人”之外?何況,臺北城破,而南部劉永福的官軍抵抗,未曾稍歇。
          這對“唐山人”的嘲諷,其實是編劇和他的政治立場所說,是今日“臺灣意識”依據(jù)的一個原點:臺灣是被中國拋棄的孤兒。片中意猶未盡地讓吳湯興憶起5歲時候,父親拋下他們母子,頭也不回地轉(zhuǎn)同唐山;吳湯興和姜紹祖出征,領(lǐng)導(dǎo)后方、主持祭拜的,都是母親。父親缺席,是否史實,也姑且不論,作為象征,畢竟露骨,經(jīng)不住從明至清移民臺灣人自然而然承襲的文化傳統(tǒng)的詰問。
          1895,孤懸海外的臺灣實則凝聚了整個中圍的沉痛,承載著內(nèi)外交困的中國的歷史命運,1895年的中日關(guān)系也遠不似電影《1895》這樣哀婉。編劇或可去看看包括日本學者在內(nèi)的歷史研究與實錄,譬如早期人類學者伊能嘉矩的《臺灣文化志》,雖有為殖民政府服務(wù)的性質(zhì),卻不避諱、不美化地實錄了日本覬覦臺灣以及“據(jù)臺”、“靖臺”之始末――誠實地面對歷史,或許是臺灣電影,尤其“國片”,在“加油”的熱情鼓勵之下,不該忘的。
          從《海角七號》到《1895》,一現(xiàn)實,一歷史,某種意義上“相反相成”地表現(xiàn)了當下臺灣的“政治正確”:以“草根”為底的“愛臺灣”意識;以“多元”、“寬容”的歷史觀重新評價殖民歷史與對日關(guān)系;蛟S對大多數(shù)接受、喜歡這兩部片子的臺灣人來說,鄉(xiāng)土、小人物、客家風土、愛情……是打動他們的要素,什么政治正確和歷史意識,并不在視野之內(nèi),然而對歷史認知的無所謂、甚而不耐煩于“歷史”,列一個社會來說,豈不是,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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