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如何分權？]分權制衡名詞解釋

　　慶節(jié)前的一件大事，就是執(zhí)政黨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決反對腐敗，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加大教育、監(jiān)督、改革、制度創(chuàng)新力度，更有效地預防腐敗，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jiān)督機制，推進反腐倡廉制度創(chuàng)新�！蓖瑫r強調，“努力在以科學理論指導黨的建設、以科學制度保障黨的建設、以科學方法推進黨的建設上見到成效，不斷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
　　30年來從反腐蝕到反腐敗斗爭，“形勢嚴峻”已經成為中紀委向歷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的慣用詞組。2002年11月，中紀委向十六大的工作報告中，為回答1997年9月中紀委向十五大的工作報告關于“力爭在今后五年內使黨政機關和干部隊伍中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得到遏制”的承諾，對于反腐敗斗爭的形勢，第一次使用了“比較嚴峻”這個比較緩和的字樣。但在此后不久的中紀委全會報告中，很快改回到“仍然嚴峻”的判斷上。
　　8年抗戰(zhàn)，經歷了戰(zhàn)略防御、戰(zhàn)略相持、戰(zhàn)略反攻三階段后。最后取得勝利。30年反腐。我們在防御中相持。但是，是在相持中進攻，還是在相持中退卻?似乎沒有權威的說法。但一個回避不了的事實是：為何反腐敗的形勢，30年了依然還是“仍然嚴峻”?
　　古人尚知，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精通平仄未必能寫出好詩，因為好詩的功夫在詩外。30年前總設計師鄧小平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總病根”是權力過分集中。十三屆三中全會開了改革開放從黨內分權起步的先河"我們應當沿著這條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的確，執(zhí)政60年，到了應該而且必須認真研究并實踐黨內機構分權的時候了。
　　事實證明，沒有科學的權力結構，必然經常滋生缺點；沒有合理的權力分解，必然經常發(fā)生錯誤；沒有及時的監(jiān)督，必然延誤錯誤的發(fā)現；沒有有效的監(jiān)督，必然難以挽救失敗。欲治其癥，欲求其解，黨內的決策、執(zhí)行兩權必須分開。
　　無論是加強黨的作風建設，還是嚴格黨的組織紀律，現在黨委成為同級紀委難以監(jiān)督的對象。之所以難以監(jiān)督，是因為地方各級黨委是將黨內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集中于一體，而在這一體之中，又往往集中于被稱為“一把手”的一個人。十七屆四中全會的決定也特別提到：以加強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監(jiān)督為重點，建立健全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推進權力運行程序化和公開透明。
　　以監(jiān)督為例。誰來監(jiān)督，怎樣監(jiān)督，其探索過程是理論與實踐并進的過程。鄧小平對此問題的認識，也是隨著執(zhí)政實踐的發(fā)展，逐步完善并深化的。1962年，我們黨執(zhí)政的第13年，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對領導人最重要的監(jiān)督來自黨委會本身”。這第一個“最重要”，是認識的第一階段――由“黨委會”來批評和監(jiān)督。
　　18年后，我們黨執(zhí)政31年了。此時的鄧小平經歷了第三次落又第三次起，也是他一生中時間最長的一次落起。通過臺上臺下不同角度的觀察思索，長于戰(zhàn)略思維的他，總結出一條對黨的長遠建設有著關鍵意義的結論性意見，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jiān)督檢查”。這第二個“最重要”，是認識的升華階段――由專門的機構來監(jiān)督，才可能做到“鐵面無私”。強化黨內的批評與監(jiān)督，必須盡快完成從第一個“最重要”到第二個“最重要”的轉變。這一上升和轉變，是黨內監(jiān)督規(guī)范化、制度化的重要體現。
　　30年來，我們有像步云鄉(xiāng)那樣具有實質性的改革，也有一些表面看起來很熱鬧，但實際上卻不觸及實質的改革，這類改革往往將體制問題變成管理問題，又將管理問題變成一個技術問題。對這種劍走偏鋒的改革。必須予以注意。
　　因為，改革初期先易后難是一種必須的次優(yōu)選擇，但是30年一直沿用這種選擇，則有可能延時誤事。改革是一項偉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從整體E研究和解決問題。不能只在微觀領域里面轉圈，必須推進到宏觀領域和戰(zhàn)略層面。
　　當然，如果微觀技術層面改革的方向對的話，可能會由量變引起宏觀層面上的質變。但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方向是對的，技術層面的改革也在進行量的積累，但是這種微觀層面的改革遲遲不足以推動宏觀層面的質變，于是時不我待，來不及了。我們要注意警惕這種可能性，未雨綢繆，深化能帶動全局的實質性改革。以應對即將可能出現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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