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性暴力 “社會結構性暴力”的思考

　　2009年，暴力在中國社會凸現。公務化暴力、報復性暴力、心理-精神疾病發(fā)作性暴力、青少年暴力等像野火一樣蔓延，此起彼伏，相互呼應，構成一個全方位的暴力圖景。 　　如果說人對歷史的記憶因為痛苦而難免顯現出令人遺憾的模糊，那么，放眼令人不安的現實，暴力的持續(xù)刺激并不允許人們對它進行遺忘。
　　我們的社會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使個體越來越變得如此具有攻擊性，而且是惡性攻擊?本文將對2009年的暴力進行一次盤點，重點分析報復性暴力、心理一精神疾病暴力、青少年暴力的發(fā)生機制，它們已經從邊緣進入中心，越來越不可忽略。
　　人并不天生就有暴力的癖好。施虐不是人的本能。就精神分析的視野而言。心理事件只是社會事件的心理層面，而社會事件不過是心理事件的社會層面：暴力只是社會刺激經過心理中介的行為結果。
　　暴力表現為這樣的一個特征：人被畸變成一種對外界(或自身)進行惡性攻擊的“刺激一反應”心理機器。它的背后是社會結構的系統(tǒng)性紊亂。暴力行為之所以得以發(fā)生，就在于一個人在某種特定的社會情境中，在心理上(而不是在理性上，必須強調這一點)已經沒有什么可以讓他選擇暴力以外的手段來維護自己心理上的生存。
　　這是一種“神經癥”似的系統(tǒng)性紊亂。精神分析大師弗洛姆認為，人有自由生長，發(fā)揮其生命潛能的內在需要，如果這種需要遭到扼殺，它就會轉化為破壞性，即：攻擊性是生命受阻的結果。
　　
　　社會結構性暴力及遭到的報復
　　
　　2009年3月12日，廣州番禺區(qū)大羅塘銀平路金信工業(yè)大廈一珠寶公司發(fā)生一起命案，一名年輕男子刺傷兩名女高管后，從大廈8樓跳下當場死亡。女高管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而死亡。此事被媒體報道后引發(fā)廣泛關注。
　　對于中國社會來說，這不過是弱者在遭到制度性權力和資本權力侵害時進行報復的一起“普通事件”，盡管它在解讀上具有標本性的意義。
　　根據媒體和警方披露的事實：殺人并自殺者原系該珠寶公司工人，剛結婚不久。金融危機時被辭退，但廠方給予經濟補償時對其故意刁難。他多次與廠方管理人員交涉，不僅沒有效果，還被掌摑。絕望憤恨之時，報復性暴力由此發(fā)生。而兩名女高管作為凌辱了他的抽象體系的可以被確認的“代表”而成了犧牲品。
　　在一個由資本邏輯所建構的企業(yè)權力網絡中，打工仔處于被企業(yè)管理方支配的地位，這個過程伴隨著科層制合法化施加的精神甚至肉體壓力。而對于諸多其利潤更依賴于對員工血汗的榨取的“血汗工廠”來說，工人并不具作為權利主體的尊嚴，而只是廉價的生產工具，這一生產工具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耗，一旦其存在失去價值，丟棄時最好能夠不支付消耗的補償性成本。因此，廠方在辭退這個打工仔時不給予應有的經濟補償額，作為一種普遍現象并不奇怪。
　　發(fā)生在東莞的另一起血案強化了這一點。2009年6月15日。一個叫劉漢黃的打工仔，因工傷賠償糾紛，用僅存的左手，刀捅東莞大朗鎮(zhèn)展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3名臺灣籍高管，致2死1重傷。事件的邏輯軌跡和以上事件驚人相似：都是企業(yè)在消耗了打工仔這一生產工具，在其已無價值或成為殘廢品丟棄時拒絕支付相應的補償成本。
　　在2009年11月2日對此案的宣判中，劉漢黃在法庭上情緒異常激動地吶喊：“我已經兩次低頭，為什么還要苦苦相逼啊�！�
　　這話當然不構成對于報復性暴力的辯護，但是，它對導致報復性暴力發(fā)生的既定現實進行了控訴：在所謂的“經濟發(fā)展”中，地方政府無論是否與企業(yè)具有個人層面的利益輸送關系，在GDP層面都存在著利益關聯，即使權力和資本沒有勾結，它們也共同構成了一個瓦解勞動者權利、置其于絕望境地而只能進行暴力抗爭的“神圣同盟”。后者就只有兩種選擇：或者默認這一弱者被強者侵害的叢林法則，或者以自己的身體為武器進行報復。
　　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邊緣游走的“社會結構性暴力”一詞有兩個含義：
　　第一，它表現為整個社會組織架構安排的權力支配網絡，這既包括統(tǒng)治者對被統(tǒng)治者，也包括各種組織中管理者對被管理者。在作為角色嵌入權力秩序的情況下，不僅人與人之間在報酬上的不平等得以合法化。而且一個人可以對另一個人進行合法的施虐。
　　第二，它表現為整個社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和階層在資源獲取機會上的巨大差異，并常常惡化為制度性暴力、巨大的貧富懸殊和社會階層結構的固化。掌握稀缺資源的階層常常傾向于建立一個有利于維護他們的利益秩序的聯盟，而弱勢群體像“被廢棄的生命”一樣被拋離到制度和資源分配的邊緣。本來作為一個“共同體”的社會由此成為強勢階層表演的舞臺――而且是他們對弱勢階層進行羞辱的舞臺。
　　如果說第一種含義上的社會結構性暴力更多的只是產生個體層面上的暴力反應，那么，第二種含義上的社會結構性暴力則會催生普遍的暴力反抗。
　　任何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和結構建構都首先必須通過人們心理上的合理性的檢驗。如果它們本身就具有不義和暴力性質，對于人的心理一精神結構將產生如下影響：第一，既得利益者在無意識深處也知道這是不義的，因此基于心理上的生存必須認為這一制度安排和結構建構是合理的，這驅使他們在恐懼中走向歇斯底里；第二，利益受損者在被壓榨和羞辱中心理生存遭受威脅，心理防御機制開始運作，被迫通過暴力來肯定自身的存在，并向否定了自己存在的抽象體系進行報復。
　　
　　心理-精神疾病對“社會”的報復
　　
　　筆者沒有看到2009年有關中國有多少心理一人格障礙者、心理變態(tài)者(日常生活意義上和臨床上)、神經癥患者、精神病患者的統(tǒng)計數字。但是，根據前幾年的一份統(tǒng)計，在中國成年人中，患有各種精神病的人至少已達到1600萬。2009年的數字只會增加。精神病是所有心理一精神疾病的極端狀態(tài)，沒有達到此極端程度的心理一精神疾病患者恐怕是一個天文數字。而僅僅在廣州，根據今年披露的一份由市衛(wèi)生局所委托的調查，廣州市平均每100人中有15.76人患各類精神疾病，比之20多年前精神疾病1.27％的患病率，增長了12倍。
　　心理和精神疾病在會導致暴力嗎?這看起來是一個幼稚的問題。第一，心理和精神疾病是一個人的被破壞，他傾向于對破壞了他的外界進行報復；第二，心理和精神疾病意味著一個人在社會互動中，其行為的背后乃是焦慮、恐懼和仇恨，行為容易失去理性控制而演變?yōu)楸┝Α?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社會的諸多暴力，都與個體的心理和精神疾病有關。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有“問題”的人，已然變成一顆顆不知何時引爆的“心理炸彈”。沒有臨床癥狀的馬加爵、邱興華已經充分地展示了它破壞性的巨大威力。而2009年中國因心理一精神疾病而殺人的一個最具悲劇性的個案，是一起患有精神病的男子殺子事件。 　　大量的心理和精神疾病患者當然不是從地底下呼喚出來的。當今中國的貧富懸殊、制度層面的非正義、道德的淪喪、個人被還原成面對“他者”的社會原子、人與人之間--的異化、對未來的迷茫、競爭的激烈、壓力的強化等，都使這個社會成為一個“致病情境”。
　　精神分析指出：心理和精神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類在本性上無法適應他們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社會結構(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結果。人似乎可以適應任何環(huán)境，但如果這種環(huán)境違反他的本性，適應本身往往需要他付出在心理和精神上得病的代價。
　　這有兩個不能混同的類別：
　　一是某些人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具有臨床上的癥狀。二是某些人在心理一精神上已經畸形(大多數人都是如此)，但由于對社會有很強的“適應性”，并沒有在臨床上表現出來，看起來是“正常人”。但這些人實際上有很強的攻擊性，只不過攻擊性不一定表現為赤裸裸的暴力行為，而是隱藏在日常生活的角色扮演面具背后。比如，背后說一個人的壞話，就是一種心理一精神結構畸形后對暴力的變相發(fā)泄。
　　無論是否把一個人變成臨床意義上的神經癥、心理變態(tài)和精神病患者，只要一個社會破壞人的心理一精神結構，對于這個人的生命潛能來說即是一種阻遏。人的生命受挫，暴力的潘多拉魔盒也就打開。
　　任何一個社會都必須為它所建構出來的制度、秩序和結構支付成本。如果一個社會對人的心理和精神結構產生破壞，在把一個人變成畸形人和“心理炸彈”時，它就啟動了對自身進行報復的程序。換句話說，心理和精神疾病代表了一個社會的“自我報復”。報復的對象，既可能是心理精神疾病患者自己，也可能是他人或抽象的“社會”。
　　
　　青少年暴力的發(fā)生邏輯
　　
　　2009年10月，網絡上流傳一段視頻，視頻內容說明寫道：該視頻拍攝于廣東中山市三角鎮(zhèn)。視頻長達9分鐘，內容很黃很暴力，幾個女孩圍毆一個穿校服的女生，并將其按倒在地脫其衣褲，而旁邊則是一些男子的圍觀。這個事件即“脫褲門”。施暴者都是十六七歲的女孩。
　　不用說，這只是2009年所發(fā)生的無數青少年暴力事件的一起。令人震驚的并不是青少年的暴力傾向，而是十六七歲的女孩居然也熱衷于暴力，并且似乎在心理上沒有引發(fā)任何不安。這顛覆了這個社會對女孩子的傳統(tǒng)想象。很有可能，70后以上，甚至包括80后所倚賴的那一套對青少年的解釋系統(tǒng)已經無效。
　　“90后”一度被妖魔化，這可能有些冤枉。但是，他們的確有和比他們年長的人不同的地方。粗略地看，他們的心理一精神結構受到如下兩種既定社會情境的強烈影響：
　　一是和上一輩共同置身于一個道德淪喪，禮崩樂壞的時代。這個時代在對正義的驅逐中確立了“力”的法則，權力和資本的聲音成為一個社會主宰性的口號�！袄硐搿背蔀樾Ρ�，而道德更像是一個幼稚的童話。消費主義席卷整個社會，感官欲望遮蔽了每個人內心的痛苦掙扎。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中，空虛、焦慮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瓦解了一個人的精神中樞，人與人之間的心理競爭放大到極限，人對人是狼。
　　上一輩和“90后”不同的是，當初決定了他們一生的精神定向的現實還未如此殘酷和荒謬，他們的理想總可以投射到未來而得到寄托，因此他們對自我和個性的解釋并不一定以“身體行為”(它可以表現為各種夸張性的裝扮和暴力行為)的空間表演來進行。但是，“90后”成長在價值失序、理想跌落的社會情境中，自身的弱小無法通過對現實的把握和對未來的確定性想象而得到補償。他們只能通過“身體行為”來建構自我認同的系統(tǒng)，以確證自身的存在。
　　二是上一輩更多的是通過書籍等來建構自己的精神世界，但“90后”則是被電子圖像編碼對世界的認知方式的一代，這決定了他們對自身和外界的反應方式。
　　書籍可以讓一個人和外界拉開距離，在他面前，世界有序而可以進行分析識別；但是。電子圖像的世界是一個混沌而閃爍的世界，它對人的理性構成了一種吞沒。這個虛擬的世界在編碼一個人的認知方式時，所崇奉的法則將構成對“90后”行為的驅動力，并遮蔽他們在現實世界的感受，換言之，他們在虛擬世界中的感受已經取代了現實的感受。
　　正如很多人所看到的：一個士兵用冷兵器殺人，或用沖鋒槍殺人，他會看到他的暴力行為的后果，這個時候，很有可能良知會譴責他。他的暴行在破壞他人時也會破壞自身的人性，使自己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出現問題。
　　但如果他是開著戰(zhàn)機扔炸彈，或按一下按鈕就可以發(fā)射導彈，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他同樣是在殺人，但他已經看不見，而只看見電子屏幕，這一切就像電子游戲一樣，無法對士兵構成心理上的沖擊。
　　這種對暴力的無動于衷采用的是“游戲化”的策略，即對現實進行虛擬化。
　　還有一種策略可以讓人對暴力無動于衷和習以為常，就是虛擬現實化。這主要發(fā)生在被電子圖像吞沒的青少年身上。它構成了當下中國社會青少年暴力的發(fā)生邏輯。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這個價值失序的時代，焦慮而無所適從的青少年在成人世界里無法獲得對自我的肯定，他們只能通過模仿電子圖像的夸張性表達來證明自身的存在。電子圖像，特別是網絡游戲給他們對自我的肯定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游戲的情境對于他們來說既是一種對現實的逃避，同時也是對現實的顛覆。
　　有必要澄清這一點：網絡游戲只是對暴力的“刺激源”，在邏輯上并不必然導致青少年暴力的產生，因為它必須經過青少年心理上的中介。所以不同的刺激源對于每個人的行為驅動并不一樣，并不是所有玩過甚至沉迷過網絡游戲的青少年都會本能地以暴力對這個世界作出反應。
　　這種心理上的中介就是：青少年存在著孤獨、恐懼、失落、抑郁、焦慮等心理背景。而要逃避威脅到他們心理上的生存的情緒，就要逃避現實。但現實是不可能逃避的，因此他們只能把網絡游戲現實化，使游戲的情境構成他們的心理情境。在這樣的心理機制下，現實在他們的心理上已經不存在，或者說他們的心理情境已經取代了現實。他們因為生命潛能的受阻而用暴力進行發(fā)泄，就像在游戲里打打殺殺一樣，非常的“自然”。
　　這一點雖屬陳詞濫調，但卻是毫無疑問的：青少年問題不僅僅是網絡游戲和他們個人的問題，還有著大人世界對他們的污染和傷害，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成人世界的問題。他們的暴力行為，和報復性暴力、公務化暴力、心理一精神疾病的發(fā)作性暴力等，都共同置身于一個“致病情境”，折射這個社會的既有結構和秩序對人的生命潛能的阻遏達到了何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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