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大業(yè)觀后感800字_建國大業(yè):梁漱溟在1949

　　在梁漱溟看來，武力的勝利并不意味有能力掌握武力的政治主體相應形成。而政治主體闕如，必繼之以武力的蛻化與新的割據(jù)。這就是梁對1949年的建國內心波瀾不起的原因。但隨后，他卻看到不僅強有力的政治主體已經形成且扎根極深，中國人缺乏團體生活和人心麻木陷溺的情況也大有變化。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意思的是，這一當時便在很多人心中引發(fā)強烈反應、事后更被證明具重大歷史標志性意義的事件，在卷入中國現(xiàn)代史甚深的梁漱溟心中卻沒有翻起太多波瀾。
　　就在這個1O月，梁漱溟為他用力甚深、甚久于該年完成的《中國文化要義》寫了序言。在序言的結尾處，他寫道：“‘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這是我的兩句口號。繼這本書而后，我將寫《現(xiàn)代中國政治問題研究》一書。蓋近幾十年來政治上之紛紜擾攘，總不上軌道，實為中國問題苦悶之焦點。新中國之建設，必自其政治上有辦法始。此無可疑也。然一旦于老中國有認識后，則于近幾十年中國所以紛擾不休者，將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見；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
　　顯然，其時梁漱溟并不認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中國已突破了清末以來中國人渴望建成穩(wěn)定有能力的現(xiàn)代國家而不得的難局。梁所以對此不樂觀，并非因他對現(xiàn)代中國的隔膜，事實上，他的不樂觀恰恰源自他對中國現(xiàn)代史卷入甚深、思考甚深。
　　
　　疑慮與震撼
　　
　　回望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起伏：辛亥革命、北伐戰(zhàn)爭、“抗戰(zhàn)建國”，都曾讓很多人高燃熱望――中國從此將步入穩(wěn)定有能力的現(xiàn)代國家，迅速鋪開現(xiàn)代化建設，自立于世界民族2，,ht。但結果總是希望越深，失望越深。
　　對這些起伏有很深觀察的梁，憂心的是，既然導致辛亥革命建國和國民革命建國失敗的歷史條件仍在，那么，中國共產革命憑什么能逃脫失敗的歷史命運?
　　是以，1949年底梁雖應邀從重慶北上北京，但對中共能否真的開創(chuàng)出一歷史新局未存奢望。是以，當梁和毛澤東見面，毛澤東邀請他加入政府時，梁拒絕。而梁所以拒絕，按其原話是：“我尚信不及中國能以就此統(tǒng)一穩(wěn)定下來，以為，我如其參加政府，就落在共產黨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對各方面說話歷來的立場資格�！笨梢�，梁當時并不認為中共突破了太多政治力量都曾致力追求而不得的建成穩(wěn)定有能力現(xiàn)代國家的困局。而沒有根本性突破，1949年的建國不過就像以前已出現(xiàn)的各種旋起旋落的事件一樣。
　　不過，梁的疑慮沒有維持太久。i950年4月初到9月半，通過到山東、河南、東北許多地方考察，梁清楚地看到，雖然建國尚不滿一年，但他一直夢寐以求的目標卻已大見眉目，“這大半年來，我從各種見聞中，體認出全國統(tǒng)一、國權樹立是已開了端的�！备�讓梁驚訝興奮的還有，梁所一直致力改變的――中國人缺乏團體生活和人心麻木陷溺的情況，也都太有變化。
　　1951年5月～8月在四川幾個月的土改經驗，給梁以新的震撼，因為梁清楚地看到國權如此深入牢固：“此次到西南參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遠角落的農民身上牢牢建筑起來；每一個農民便是一塊基石�！�(梁漱溟《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可想這會給先前多年在鄉(xiāng)村尋求中國建國出路卻收效有限的梁以多強的沖擊。
　　為什么建立穩(wěn)定有能力的現(xiàn)代國家這么難?其核心不在社會認同分裂、國際強力干涉或精英觀念分歧，挑戰(zhàn)性恰恰在于，它是在我們通常意識中影響建國的幾個最關鍵不利條件不能影響大局的情況下發(fā)生的。
　　梁漱溟認為，關鍵在于不能形成一種核心勢力，掌握武力，建立國權，本應作為工具的武力反成為破壞統(tǒng)一、戕害社會的毒瘤。成功建國的關鍵，則在成就出有責任感、有能力、能掌握武力作為政治工具之中心勢力，以此實現(xiàn)統(tǒng)一，樹立國權。
　　這可謂直探現(xiàn)代中國建國困境的核心。但如何突破?梁很受階級理論的影響，以為最方便的當然是有兩大對立的階級沖突，在沖突中產生掌握武力、樹立國權的中心力量。但梁以為中國的特殊在于中國不是階級社會，而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yè)分途的社會，因此中國想通過階級沖突建立現(xiàn)代國家便絕無可能，而只有走梁所設計的鄉(xiāng)村建設道路。
　　這也就是梁對1949年的建國內心不起波瀾的原因。因為在他看來，武力的勝利，并不意味有能力掌握武力的政治主體相應形成。而政治主體闕如，必繼之以武力的蛻化與新的割據(jù)。
　　而深入基層考察，讓他看到強有力的政治主體不僅形成，且扎根極深。中共做到這一切，走的竟然是他認為絕無可能走通的階級斗爭道路，而這等于在事實上推翻了向來自信極深的他對中國社會的基本判斷。
　　
　　階級論的局限
　　
　　梁氏的局限來自其思想上兩方面的不足：一是把建國艱難的原因推得過遠、過于宏觀。二是觀念框架上過于受階級斗爭建國論的限制。因此梁重點追索中國社會為什么不能形成西方式的階級，所得出的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職業(yè)分途”社會的認定，又反過來讓他對現(xiàn)實中存在的沖突重視不足。比如，武力為什么在現(xiàn)代特別容易成為破壞性的要素?要知道，清末以來許多武力在興起時都是頗有責任感和朝氣的；為什么政治組織精英、社會經濟精英不能最終掌握武力主體，僅僅因為這些精英沒根植于一個有力的階級嗎?
　　以國民黨的經驗論，如果說起初國民黨對建國中武力掌握問題認識不足，到1924年國民黨改造，則已基本形成通過組織強有力的黨，組建由黨掌握的武力來突破軍閥割據(jù)局面，實現(xiàn)建國的共識。經過改造，國民黨在各種政治力量中脫穎而出。但為何國民黨在一時的朝氣之后很快渙散，沒能實現(xiàn)孫中山以黨掌握軍隊開創(chuàng)新局的設計，而共產黨卻走通了以黨掌握軍隊的建國之路?是因為孫中山的后繼者不想國民黨真的成為強有力的列寧主義式的政黨嗎?看看二三十年代蔣介石的一系列公開和內部講話，顯然不是。
　　如果說，是因為大革命順利開展導致太多投機者涌入國民黨，那共產黨在大革命中以幾何級數(shù)擴張也同樣碰到思想、組織、行動的混亂問題。當然，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鎮(zhèn)壓幫助后者清除了動搖分子。但接下來，抗戰(zhàn)中共產黨成為全國性政治力量，特別是在國共戰(zhàn)爭勝利在望時，共產黨又何能避免急速擴張帶來的問題?
　　問題的關鍵是有沒有找到建立穩(wěn)定的核心，有召喚力、說服力的論述、制度與組織、生活機制，可把涌入的有朝氣有責任感的力量不斷轉化為自己可以依賴的組織、精神和實踐機體，從而使得各種不可避免的帶有投機性的力量，不僅不會左右黨內氛圍，而且在事實上真的做到不倚賴他們。這么說，是指許多這類投機性的力量更具政權運作經驗和社會活動經驗。因此，當國民黨北伐從廣東一隅迅速躥升為全國最大力量時，便在極大程度上倚賴這些精英構成自己的權力機體，后果便是蔣介石一再抱怨的國民黨革命精神的迅速衰敗。相比，共產黨也大量使用這類精英，但值得分析的是，共產黨卻基本做到了為己所用，而不被其改變。
　　蔣對國民黨失望后，曾頗寄望軍隊成為改造社會與政治的力量。 確實，構成國民黨武力核心起點的黃埔，主要由被民族主義救國熱情所激動的熱血青年所組成，以這樣的力量為酵母改變社會與政治并非可不能。但事實是，軍隊同樣不能避免自身的熱情衰退，乃至腐化、墮落，在國共內戰(zhàn)中，數(shù)量和武器裝備上具絕對優(yōu)勢卻被迅速擊垮。
　　這些當代事實不僅未被梁細致思考，且被快速作為梁階級論邏輯正確的佐證。即，國民黨的暮氣、渙散被認為沒有根植于一個明確的階級，而軍隊的犬儒、虛無、破壞性，則被歸為這武力本身沒有一個政治主體掌握，而孫中山所希望的國民黨成為掌握軍隊的政治主體進路所以失敗，仍被解釋為國民黨沒有根植于一個階級。
　　
　　大革命失敗的教訓
　　
　　沒有階級斗爭就沒有中國共產革命。但過度強調階級斗爭，不可能深入理解中國共產革命。要成功運用階級斗爭手段，有許多相關結構性課題必需加以解決。
　　首先，被中共認為革命的階級并不自然起來革命，特別是并不自然參加國共分裂后中共要生存壯大離不開的武裝斗爭。毛澤東在井岡山組織武裝斗爭時便碰到這個問題。當時，再分配土地的受益者貧農很少參軍，紅軍兵員的主要來源是俘虜和游民。這帶給中共很大挑戰(zhàn)，因為行伍和游民是有著很強特定習氣的人。加之當時紅軍條件艱苦，犧牲大，武力易處于中心位置，可以說，在面對武力不受政治控制、易往破壞性方向發(fā)展的問題方面，共產黨有著更不利的條件。但有意思的是，共產黨何以在更不利的情況下扭轉了狀況?
　　其次，被喚醒的階級起來之后，有很強的慣性和沖力。20年代國民革命的經驗很典型。對工農的廣泛喚醒是國民革命的巨大成功之一，但同時也是國民革命所遭遇的許多重要困難的根源。工農力量被喚醒后并沒有自然匯入喚起他們的精英所期待的政治、社會、組織軌道，反而威脅到社會要存在所必不可少的秩序和組織的維持。
　　所以，當時毛澤東一邊公開發(fā)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稱贊農民運動“好得很”，并宣稱不擁護這個運動的，就是反革命。另一方面則在不發(fā)表的給當時中共中央的信中承認，雖然農村要徹底改造，離不開“一個烈風暴雨的農村革命”，非此“決不能推翻封建階級幾千年累積的權力，決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但若不能迅速過渡到“聯(lián)合戰(zhàn)線”階段，則農村無政府狀態(tài)不能迅速解決，農村的武裝、民食、教育、建設問題也都不能有“最后著落”。
　　不過，看到了并不表示當時他已找到有效的過渡方法。毛澤東只是策略性提出，凡面對諸此問題，“均必須抬出K.M.T.(注：國民黨)的招牌去解決，萬不可馬上抬出CP(注：共產黨)的招牌去解決。因此農民中必須普遍發(fā)展K.M.T.，讓K.M.T.去調和敷衍這些極難調和敷衍的事情。”(毛澤東：《視察湖南農運給中央的報告》)
　　而同樣，劉少奇大革命時期對工運的觀察和經驗，向我們顯示了被喚醒的工人階級的運動組織方式，和前述的農民革命存在一樣的問題。
　　在1937年2月20日劉少奇致當時中共中央負責人洛甫(張聞天)的長信中，劉談到工人運動的“左傾”問題：“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作時間至每日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jiān)獄，搜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極平常而普遍的……
　　“這些事干起來，而且是越干越厲害，在社會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fā)生嚴重的影響，是無疑的。企業(yè)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與逃跑，物價的高漲，貨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xié)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都隨著這種‘左’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在當時是共產黨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并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于共產黨的指使，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系。
　　“在起初人們都懇求共產黨想辦法，改正這種情形，就是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產黨在當時也責無旁貸，答應改正這些事。但共產黨未能改正這些事，而且連阻止這些事的發(fā)展都未做到，這就使得人們走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從而大施陰謀，利用來組織反革命的暴動。
　　“大革命的失敗，無疑是由于右傾的錯誤(注：指未能更積極搶抓革命領導權，未能更積極組織自己的武裝、組織力量等)，但在失敗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沒有‘左’傾錯誤的。這種‘左’傾錯誤，至少是幫助了反革命，幫助了右傾�！�
　　從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敘述，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大革命之所以’后來被逆轉，并博得相當社會階層的同情與支持，與大革命喚起了工農等社會力量后，不僅不能有效將其導入自己所期待的軌道，甚至不能將其控制在社會維持起碼運轉所必需的秩序之內有密切的因果關聯(lián)。
　　
　　團體與精神
　　
　　與大革命相比，共產革命喚起工農與階級斗爭開展的程度，更廣更深。后者為什么不僅沒使社會必要的運轉被破壞，且被喚起的力量還被有效組織到既定軌道中去了呢?顯然，這得益于中共自身力量的擴張，和一套發(fā)展得越來越成熟的政治、組織技術。然而這’套技術的運用必需一大批原本就有民族責任感、相當?shù)恼�治理解力和組織領悟力的精英作為核心主體。怎么轉化、訓練出大批這樣的精英就成為問題。
　　在近年流傳頗廣的黃仁宇關于中國現(xiàn)代史的說法中，他認為蔣介石為現(xiàn)代中國建造了一個上層結構，毛澤東打造了一個下層結構。但中共如不能建立起一個堅固的力量核心，并在實踐和論述中發(fā)展精英的轉化與訓練機制，是不可能成功進行大規(guī)模的階級斗爭動員，并成功把這些被動員喚起的力量組織為自己可以穩(wěn)固依靠的社會基礎的。也就是，中國共產革命不可能在沒建造出一個足夠有力的上層精英結構的情況下，打造出一個下層結構。
　　同樣，假設蔣真的按梁漱溟有關建國的核心理解，建造出了一個穩(wěn)定、能牢固掌握武力的政治中心勢力，加上事實上蔣已占盡先機，中共怎能與其抗衡?
　　毛澤東說，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衡之中共前期歷史，這的確是事實。但更重要的是歷史的另一面：更多數(shù)的五四運動骨干分子加入了國民革命和國民黨。試想，如果蔣和國民黨始終保持了對有責任感、有獻身精神、有現(xiàn)代眼光青年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并把他們有效轉為黨和政府內充滿活力的力量，再結合國民革命軍初起時的熱情和朝氣，黨軍交互影響共進，那中共還有機會嗎?
　　但事實上，北伐勝利后，國民黨始終沒有再獲得大規(guī)模轉化精英為自身有效機體的能力。并不是國民黨缺少機會，最突出的就是抗戰(zhàn)開始時社會熱情是明確指向國民政府的，但國民黨和蔣卻并沒有把握住機會。而抗戰(zhàn)階段共產黨成功建立起吸納青年知識分子為自己論述、宣傳、組織骨干的機制。一得一失，衡之歷史，實為二戰(zhàn)后國共迅速易勢之重大關鍵。
　　孤立地談論階級斗爭和土地問題，會讓我們無視豐富的歷史實踐過程。本來，梁在《中國的建國之路》相當重點談中國共產革命中的階級斗爭，對全國統(tǒng)一、國權樹立的重要性，但同時梁也以很大的注意力，認真討論中共成功引進團體生活和中共革命成功“透出了人心”。
　　可惜的是，此后他雖然注意到這幾面的實現(xiàn)在中共的土改實踐中原是被連成一體的，但卻未能歷史地去觀察團體生活和精神問題在中國共產革命中的位置和它們的歷史演變過程。而梁所以失掉這一契機，固和當時中共對自身成功的解釋越來越意識形態(tài)化，即越來越偏向階級斗爭論有關，也和梁原本就偏向階級斗爭建國論密切相關。
　　北伐勝利后，國民黨始終沒有再獲得大規(guī)模轉化精英為自身有效機體的能力。并不是國民黨缺少機會，最突出的就是抗戰(zhàn)開始時社會熱情是明確指向國民政府的，但國民黨和蔣卻并沒有把握住機會。而抗戰(zhàn)階段共產黨成功建立起吸納青年知識分子為自己論述、宣傳、組織骨干的機制。一得一失，衡之歷史，實為二戰(zhàn)后國共迅速易勢之重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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