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的上山下鄉(xiāng)|上山下鄉(xiāng)政策毀了一代人

　　會議本來是開不成的。但是張志堯找到了張永樂，事情馬上發(fā)生了轉機。 　　張永樂是新疆公共關系協(xié)會的秘書長，她把新疆一批知青出身的頭面人物請出來，幫助謀劃。萬般承諾，一次得到官方允許和支持的知青集會最終在石河子落地。
　　“每個來的人，都是帶有期望的�！睆堄罉氛f，“誰不希望來參與憶往昔看今朝?”
　　
　　老知青
　　
　　9月14日，會前兩天，在烏魯木齊一家五星酒店內，張志堯和張永樂一同出席一個小范圍的洗塵晚宴，宴會主角是來自香港的幾位商界人士，他們都是早年的大陸知青出身，后漂流到港，打拼成功。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一時間相談甚歡，張志堯興致高漲，不由得倒起苦水來。
　　他曾在新疆一些地方性研究機構任職。1960年代，由上海下放到新疆，大半輩子埋沒在塞外荒蠻之中。落實政策的時候，卻不是衣錦還鄉(xiāng)，回到上海，面對只有20來平方米的房子，兒子要結婚，一家子難以安居，兩個家長不得不放棄擁擠的大都市，重返6000里外的阿勒泰居住。他們這些知青出身的人，在上海是找不到歸屬的。那里的人，多半不把他們視同為上海人，他們早已被打上了“新疆人”的標簽。
　　張志堯已經退休，妻子又沒有工作。為了在公開場合能夠顯得體面一點，或者說是為了能風風光光地開這個會，他身上那套西服都是借來的。
　　對自己的處境滿腹憤懣的張志堯，越說越來氣，他們從前一腔熱血、義無反顧地離開屬于自己的那兩分地，要投身世界大展拳腳。如今回來了，發(fā)現那兩分地還是那兩分地，一切都沒有大變過。這樣一番情緒，被他毫無顧忌地脫口說出來，但是很意外地，這并沒有博得大家的響應。在座的知青同仁們，眼看面前有一顆火苗正在閃現，他們立刻群起而撲滅之。
　　“你要是這樣，我們是不答應的。你要把每個人的發(fā)言稿打印出來事先給我看過，我才能確定參不參加。”商人們七嘴八舌地說，“我們不要發(fā)出和政府不同的聲音，不要提訴求，我們要把這個會開成一個快樂的會，圓滿的會，交朋友的會�！�
　　數番正告之下，張志堯這顆火星，終于被摁了下去。
　　“你算什么啊?你不過就是多有幾個錢而已啊，”事后他不無悻悻地說，“我說的是很中性的話，‘如果是這樣，我就不參加這個會’。我想你這個老板怎么……”
　　張志堯是被敲打下了，但另一些人又冒出來了，會議當天的發(fā)言中，有人喊出“多思善疑”的口號。
　　“我們在那段特殊的時代被耽誤，這個運動對每個參與的知青本身造成了一定的傷害。我們知青和共和國一樣，經歷了風風雨雨坎坎坷坷�！�
　　當天吃晚飯的時候，知青中間起了摩擦。香港的知青代表突然拽住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鄧賢發(fā)飆，“你說我們都沒有理想，就你有理想。你不能代表我們知青，你無法代表我們……”
　　鄧賢于1971年跑到云南當知青，后來以寫作知青題材而聞名。他在公開場合里回顧了自己的知青生活，內容瑣碎，不慍不火。香港的知青代表顯然是找錯了對象。大庭廣眾的，這一下把性情溫和的鄧賢搞得下不來臺，臉色很不好看。
　　“我什么時候說我代表知青了，?我只代表我自己。我的所有講話只代表我自己。我連我老婆都不能代表，法律上我們是獨立的主體，我怎么可能代表大家?”
　　兩個爭執(zhí)得面紅耳赤的人最終被大家勸解平息了。那個因故離開座位，事實上是香港商人真正要發(fā)飆的知青回到座位后，得知此事，立刻握著鄧賢的手安慰道，“你代我受過了，你為我受委屈了�！�
　　這個從前有著同一顆閃閃紅心、同一種堅定路徑的群體，在分崩離析若干年代后，重新坐在一起，他們中間，卻出現了某種再也不能交匯到一處的裂變。
　　香港商人因其旗幟鮮明的立場而被一些知青私底下稱作“紅色資本家”，他們在內地擁有產業(yè)，屬于“水陸兩棲”，對于會上那些自作主張的言談顯得格外警惕和不滿。有知青私下商議與他們公開嗆聲，但是被有識之士制止了，“我們要求民主，就要允許人家講話，我們首先不要表現粗暴”。
　　第二天一早，香港知青代表們就氣鼓鼓地退出了會議。
　　“今天他們還和我提這個事情，”張志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我說各自社會背景不同，命運不同，對某些問題存在認同差異�！�
　　
　　向日葵
　　
　　被時代從主流序列中拋出來后，知青們的寂寥大約無人可知。這些人，不惜血本從全國各地奔赴石河子，還是那樣一種知青風格――有人帶去一堆咸菜，逐桌分發(fā)給大家食用，有人帶去自釀的白酒，請大家挨個兒品嘗。一位熱衷收集紅色題材影片的上海知青，千里迢迢扛去舊式放映機，只為讓大家在幾部老電影所帶來的語境下重溫當年那段激情燃燒過的歲月。
　　受此啟示，也曾是放映員的張永樂決心幫助這位知青收集一些舊電影，她還提議知青們集體行動起來，建立一些博物館。 　“歷史總會被提及的，不可能把這一段跳過去�，F在大家不說，但總有一天大家會對它進行研究。不管歷史怎么評價，在我們都還活著的時候把這段歷史記下來，先把真實的東西，留給后人。如果要成立新疆博物館的話，我會把這邊的事兒先干起來。” 　這些差不多是爺爺、奶奶級的人物，坐在一起是又唱又跳。他們如今已經回歸到生活的常態(tài)，在歷史的震蕩中，漸漸找回了30年前那個一度迷失的“我”。但是那段裹挾著他們的純真年華的歲月，竟是如此難以吞咽，以致臨到暮年還要進行一輪接一輪的反芻。
　　“我和我老婆都是上海知青，在北京定居30多年了。特別奇怪，我們有個毛病，北京要是十天半月不下雨，我們肯定就會嘀咕：這不下雨莊稼怎么辦?或者雨多了，我們又會嘀咕，雨太大了。北京這個地方，雨多點少點根本不影響整個國民經濟，也不影響市民的生活，更不會影響我和我老婆的生活。但我們一定會犯嘀咕。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特色，和國家命運、民族命運、老百姓命運緊緊勾聯在一起。任何情況下，我們心里總有三個字：老百姓。”知名作家陸天明說，“2000萬人上山下鄉(xiāng)，影響了整整一代人，怎么樣讓一代年輕人也具備那樣的素質和情懷?”
　　不錯。這的確是從他們口中喊出來的。他們期望自己那一代人身上曾有過的舍身忘我風格可以得到發(fā)掘與弘揚，以便對當前矛盾激化、物欲橫流的社會起一點激濁揚清的作用。
　　這當然只是一種愿望。若想使之實現，前提是必須讓人們能夠記住他們這一代人存在過。即便是流星劃過天幕，常常也會有痕跡去證明它們曾經絢爛綻放。人還活著，就已經面臨行將被遺忘的尷尬，這樣一種共同憂慮促使知青們振臂而起，想趁著有生之年給人們留下一點歷史遺產。
　　陸天明有過兩次下鄉(xiāng)經歷，第一次是去安徽插隊，結果身體搞垮了，吐血，不得不返回上海；第二次北上新疆，為此是 哭著喊著要把上海戶口注銷。孩子們要跑到火焰山腳下當農民，對于很多父母而言無異于晴天霹靂，就算是跪在孩子面前，也挽不回他們那顆鐵石一般的心。對于現在的年輕一代來說，這根本就是無法理解的。之前有兩位記者去采訪陸天明，一位本科畢業(yè)，一位是研究生，他們問陸，當年為什么會有知青?這讓陸天明一時啞然，心情無比沉重。
　　“聚會的時候，我們慷慨激昂，熱淚盈眶，風采不減當年，我們唱著當年的歌，喊著當年的豪言壯語，一散會，我們白發(fā)蒼蒼，融入到大馬路上的人流車流中間，誰還認識我們?我們什么都不是了。”陸天明不無凄涼地說，“在我們這個年齡，說句傷心的話，是聚一次少一次。”
　　陸天明的話，讓張永樂不無觸動。當年她也是以一個少不更事的城市高干嬌小姐身份卷入上山下鄉(xiāng)大軍的。夢醒了，真正是時移世易，滄海桑田。世事就像被放置在一架永難平衡的蹺蹺板上，不是在這一端。就是滑向另一端。
　　“我們那個年代，還是理想放飛的年代，是一個有信仰的年代。大家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最艱苦的和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現在是哪兒最輕松最掙錢我就到哪里去。理想就是掙錢。大家還有沒有特別心疼老百姓，心系國家命運?未來怎么樣，還有多少人來考慮這個事兒?”
　　一場沒有風云的際會，將那段被冷卻和塵封的時光輕輕掀起一角。曾經單純的人們，現在心情有那么一點復雜。
　　在去瞻仰知青故跡的路上，一位電視制片人請求大家假若遇到向日葵田的時候可以稍稍駐足停留，以便能夠補拍一些鏡頭。高原郊野上，秋意已濃。田地里生起了燒荒的煙火，玉米地和葡萄林不時擦肩而過。這一群人，終究無法找見那片沒有收割的向日葵。
　　
　　新問題
　　
　　正式的招待宴會上，地方政府幾位主要官員蒞臨探望，并即席發(fā)表了祝酒詞。領導們于言辭之間肯定知青群體當年單槍匹馬投身當地建設，只求付出不要索取的無私精神。
　　“他媽的，現在外面來石河子淘金打工的人，比如某省的人，一來不是一個，是拖家?guī)Э谝淮髱腿��！?
　　有人向領導提問，怎么看待知青們當年的貢獻。官員答道，他們給我們這里帶來了發(fā)展，帶來了服裝文化、家具文化和餐飲文化，他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講話的官員才走開，一位知青就說，“這位領導的話我不能贊同。知青們難道只給這里帶來了吃喝玩樂?這種說法，不是淺薄就是蓄意淺薄，知青們到這里來，既有負面的意義又有正面的意義，負面的是對地方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嚴重破壞，正面的是付出了大半生。”
　　他們中間的一些人，試圖對自己的靈魂坐標進行重新定位，這種輕淺而官樣的評價，根本就不能夠進入他們的滿意指數評價系統(tǒng)。
　　中國當年的知青隊伍總規(guī)模達到1700萬人。事實是，回首那樣一段揮之不去的歷史，他們的價值取向出現了分化。
　　“我不主張賠償，為什么?因為不現實。我們國家面臨著好多好多社會問題，財力有限，要求把這筆舊賬還掉，很不現實。我主張這個問題一般在法理上談一談，學理上談一談，實際上是不應該的�！焙�南知青藝術團的負責人郭曉鳴說，“你要賠償，有時候于事無補，而且還會起反作用�！� 很多時候，金錢追償并不具有足以愈合傷口的效用，它只不過是一種形式性甚至是儀式性的安慰。在這一點上，那些走出陰影的人看得更為明白。
　　“補償那也就是一種經濟上的，還能把你的18歲要回來?不可能的。補償也是有限的，他能給你補償100萬么?這么多知青。如果就三兩塊，能幫助你改變什么?”張永樂說，“我覺得那是消極的心態(tài)。對待那一段青春歲月，積極總比消極好。要把積極的東西放大，把消極的東西縮小。你在里面找消極的，你就消極下去，但你找積極的，它說不定能推動你朝自己的方向走�！�
　　張永樂屬于從消極當中找積極的那一部分知青。1971年，在新疆烏拉斯臺農場吃盡苦頭后，她有幸被紅旗軍工廠招去做了廣播員。
　　多年后，廠子已經倒閉了，一幫老同事想要尋求補償，商量著讓張永樂牽頭聯名。她沒有答應。
　　“提出訴求也不過分，是合理的，正當的，你完全有理由實現你的愿望，但我絕不，我絕不會加入到你的行列里去，也去爭取�！睆堄罉氛f，“我認為這個路，我自己就可以走出來，我自己就可以創(chuàng)造我的未來，我不需要靠誰來聯名支持我扶我一把。我們得感恩生活啊，感恩你的閱歷啊，哪怕它什么也沒有給過你，但它至少給過你苦難，苦難讓你堅韌不拔�！�
　　中國現在已經出現了專門的知青關愛基金會，這是由一些曾經的知青發(fā)起和掌管的，比如設于北京的中國光華知青關愛基金會，他們就在全國一些省份相繼設立了工作站，以便對那些弱勢知青提供某種物力以及機會性幫扶。在石河子集會間隙。也有人提出進一步深化知青關愛工作，以致細微到了期望可以通過這些機構得到哪怕一包有折扣的廉價奶粉。
　　“埋頭苦干，自強不息，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社會的責任感，這是知青最寶貴的財富，”郭曉鳴說，“一定要讓它發(fā)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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