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窖洞住上北京娃歌【尋訪在延安的“延安娃”】
發(fā)布時間:2020-03-26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延安娃”,這是一個特殊的名詞,這些娃的父輩都是上個世紀在井岡山和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大部分出生在延安,或童年的生活在延安度過。新中國成立以后,大部分人隨父輩離開了延安。但還有一部分人沒走,至今一直生活在延安這片熱土上。在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90周年之際,本刊記者特地來到延安,尋訪了還在延安的“延安娃”。
延安作為革命的圣地,新中國的搖籃,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發(fā)展,“老區(qū)的春天”已經來臨,延安的他們如今怎樣?歲月是否改變了他們的精神底色?他們能告訴我們哪些不應該被遺忘的故事?
現(xiàn)年80歲高齡的謝紹旺是當年的陜北紅軍領袖謝子長的親侄子,其父是謝子長的二哥。他這樣總結著自己的一生:“搞農村合作社和辦教育是我這一生最重要的兩件事!
謝老告訴記者說,他這輩子干的這兩件事覺得非常值,現(xiàn)在很幸福,兒女們也都經;丶铱赐麄儭K說,現(xiàn)在有打仗的片子他就看,有的都看過不知道多少次了,但還是愿意看,動情處,還會流淚。
謝紹旺:
先“農”后“教”,一生無悔
“我父親在我三四歲時,被國民黨抓到了監(jiān)獄,后來共產黨想了很多辦法把父親救了出來,但是父親已經被折磨得不行了,回到家當天就走了!
“我是跟著母親在東躲西藏中長大的。那時候家里的男人都參加了革命,我因為年齡小沒有去,我們家的男人一個一個都死了,我大爺(對其父親哥哥的稱謂)六個兒子死了五個,我也死了兩個哥哥,老二和老五,加上上一輩,我們家族當時就死了十來口人,家里剩下了一群寡婦。當時國民黨在我們村(李家岔鎮(zhèn)棗樹坪村)入住了一個連,專門抓謝家的后人,我就跟著母親往外逃,好幾次都差點被抓!
“我沒有什么文化,現(xiàn)在認的幾個字都是參加工作后自學的。記得建國以后,組織上讓村里的人去上學,但是母親很反對,不讓去,她是怕萬一再有個閃失,家里就沒有男人了。母親在我十七、八歲的時候病死了,一年后我結了婚,是母親提前看好的人家,就是我現(xiàn)在的老伴!
“1952年我到了農業(yè)社工作,1958年又到了鄉(xiāng)鎮(zhèn)府,擔任鄉(xiāng)鎮(zhèn)委員,后又到管區(qū)當書記,我學字就是這個時候自學的,在農業(yè)社工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當時覺得最困難的是群眾工作。那時,群眾對農業(yè)合作社不理解,覺得自己家里幾個孩子都不一定能干到一起,現(xiàn)在讓大家把生產資料、土地、牛羊都合起來,很不理解,他們說之前土地革命時期斗地主,把土地分給窮人,現(xiàn)在又要合,不明白是為什么。”
“當時我就天天給農民們做工作,開會時做,會下又到各人家里去做,我們就說集體力量大等等,主要從黨員開始,讓其帶頭,再發(fā)動貧下中農。”
“后來因為表現(xiàn)出色,就被調到了人民公社當社長。退休前兩三年又到了縣里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以正科級退的休,現(xiàn)在我每月有2600多元的工資,老伴覺得少,但我覺得不少了,能過就可以!
“對我非常重要的另一件事,就是‘謝子長希望小學’的建立。退休前我同時在‘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工作,會定期給中小學生講革命傳統(tǒng)教育。九十年代時,我在棗樹坪小學看見娃娃們太苦,有時吃不上飯,覺得這事要趕緊解決,后來就到處跑,縣里、市里、省里、北京等等都跑遍了,籌集資金后成立了這所希望小學!
“在這件事上,社會各方面都給了很大的支持,所以當時建校時,我就一個要求,每一分錢都要用在學校建設上,不允許多吃多占的情況出現(xiàn),當時我自己在學校吃飯都要掏錢。”
“革命不是一句話,現(xiàn)在的日子不容易。我家就死了那么多人啊,所以后人不能忘記前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服務人民。所以我就經常給他們講愛國主義教育,去年我還去了兩次,今年就沒去了,因為腿疼走不動了。但我希望還有人能夠繼續(xù)講!
今年85歲的王友告訴記者,他其實算一個手藝人,革命勝利后一直靠給人修手表為生。他父親以前是子長縣七家灣村黨委書記,母親黨玉蘭在革命時期是延安“縫衣大隊”的隊長,而他的三爸正是當年赫赫有名的李赤然將軍。
王老說,因為當年自己沒有參軍很遺憾,今天他的兩個兒子都參過軍了,現(xiàn)在工作也很好。
王友:
為人民維修“時間”
“記得1939年左右,我在龍工巷(音)小學讀書,當時覺得特別好,因為那時是國共合作時期,很太平,我還記得當年學的有語文、數學、歷史、自然等幾門課,但是好景不長,國共破裂后,這里就正式改成了陜甘寧邊區(qū)!
“當時家里的男人很多都參軍了,我大伯的孩子上午參軍,下午就死了,我爸和三爸(李赤然)當時就不讓我去,但我一有時間就會去三爸的部隊玩,幫他們做一些宣傳工作。”
“后來胡宗南來到延安,說我們都是共產黨的家屬,就把父親和我抓走了,村里找到一些有門路的人,當時給了一些錢后,我們才被放出來。1947年國民黨走后,我們全家才又回到原來的家里。”
“我學修手表是1942年,一個抗大的學生叫李中秋,教了我一年,這門手藝最終成為了我的飯碗,困難年代也都靠著它,所以我一輩子感激李中秋!
“日本投降后,抗大的學生們都走了,我開始了自己的修表生涯。剛開始家里有地,所以我都是免費給人修,雖說那時有手表的人不多,但周圍幾個縣里就我一個會修表,找我的人也不少!
“一直到1955年以后,我才在街上搭了一個鋪子,開始賺一點錢養(yǎng)家。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家里非常困難,我和父親一邊在煤礦工作,一邊種些蔬菜賣掉,那時光靠修表根本養(yǎng)活不了家里。”
“這期間我們還搞過合作社,我和刻章的、印刷的在一起,歸一個領導管理,我們當時叫‘手工業(yè)聯(lián)社’,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這個部門才撤掉。”
“我給人修表修了幾十年,得了個好名聲,而且我也不欺負人,因此文化大革命時,斗得那么厲害,沒有人來找我的事。”
“如今我的身體也非常好,現(xiàn)在還爬山,有廟會我也去,能吃,也能喝,就是以前修表用眼多,現(xiàn)在眼睛稍有點不好。早上起來,我就出門轉轉,晚上跟老年人聊聊天,看看電視!
“我們是曾經受過罪的人,所以感到現(xiàn)在很幸福,只是有一點我很看不慣,很多人把吃剩的還非常好的菜都倒掉了,這讓我很難受,心疼糧食啊!”
與前兩位革命戰(zhàn)爭年代的“延安娃”不一樣,現(xiàn)年46歲的田金光,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延安娃”。目前是延安市子長縣薯類研究所的所長,他的父親今年已經94歲高齡!艾F(xiàn)在在子長縣,我父親應該是資歷最老的了,當年參與了紅軍東征,1952年轉業(yè)時是團級干部,但是我們一家都沒有沾上父親的光,相反父親正統(tǒng)的人格對我們晚輩影響非常大!碧锝鸸庀蛴浾哝告钢v述了自己在父親影響下的成長經歷。
整個采訪過程中,田金光顯得非常平靜,他說自己現(xiàn)在的家庭也受父輩影響,非常和睦,兒子在西安上大學,妻子會幫助他料理家務,而他現(xiàn)在所做的薯類研究工作也是縣里的重點項目,還說以后有機會會多做一些愛國主義教育的工作,讓現(xiàn)在的人們不忘過去的歷史。
田金光:
自己奮斗,沾不上父親的光
“小時候看見父親很多的胸章就非常羨慕,一直想著長大后去考軍校。1981年,我初中畢業(yè),當時16歲,不夠參軍的年齡,但向往軍營的生活,就謊報了年齡去蘭州軍區(qū)當了生產兵!
“到部隊后時間不長我就感到自己學識嚴重不足,年齡也不夠,根本報考不了軍校,一年后我向組織承認了謊報年齡的事實,要求復員,那時剛好趕上了鄧小平提出的100萬大裁軍,部隊就允許了!
“17歲我回到家鄉(xiāng),跟著原來的班級直接上了高二,1984年我考到了陜西寶雞商業(yè)學校財會專業(yè),畢業(yè)后回到了子長縣,分配到財貿委員會工作。”
“1992年二中全會以后,我被調到縣紀委工作,當時全國反腐力度加大,我在這里干了八年,辦了不少案子,這八年是我一生非常重要的一段!
“我父親是個很正統(tǒng)的人,從小受他的影響,要我們做一個正直的人。到紀委工作后,要求更是嚴格。當時參與了陜西省很多大案要案的辦理,以及縣糧食局、林業(yè)局、廣電局、煤炭經營公司等等很多案件!
“后來又輾轉了兩個部門,都是副科級,在這個級別上我干了十二年,當時很多人都說,你讓你父親去縣里找找人,提干會快點。我給父親說了,但如我所料,父親根本不肯,反而還教育勉勵我說:‘現(xiàn)在是你干的不行,你還得努力’!
“我的三姐,比我大4歲,當年二十多歲時一直沒有工作,家里人都非常著急,讓父親去找找縣里領導,父親在家里的壓力下,勉強去了,但是到了門口卻又不進去,也不敲門,感覺非常為難,什么也沒說就回來了,家里人也感到父親的為難,就再沒有提,后來三姐一直都沒有工作,到現(xiàn)在50歲了,一天班也沒有上過!
“如今我參加工作已經三十年了,過去的很多不理解,現(xiàn)在反而成為我教育孩子的案例。我覺得父親這一輩人身上的很多好品質在現(xiàn)在年青一代身上太少了。今年正月里,我在廣州出差,碰上一個旅游團,當時就聊了起來,他們問我是哪里的人,我說是延安,他們竟然說延安在哪兒?我當時就想,現(xiàn)在愛國主義教育做得太差,很多人已經忘記老一輩人拋頭顱灑熱血的歷史了。”
結束語:
他們沒有父輩那么熠熠生輝的過往,他們現(xiàn)在過著和普通延安人一樣的平靜生活?赡苁鞘芨篙厒兊挠绊,在他們的身心中,革命的血液還流淌至今。
他們就是現(xiàn)在還在延安的“延安娃”,他們是與延安、與紅色,有著不解之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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