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沉浮錄 明珠 [１９７６－２００６知青沉浮錄]

　　大遷徙 　　 　　將近40年前，毛澤東主席在1968年底發(fā)出了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yè)的子女，送到鄉(xiāng)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一聲令下之后，數百萬城鎮(zhèn)中學生告別父母、親人和家鄉(xiāng)，奔赴農村和邊疆，開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1968年的大遷徙既不是發(fā)端，也不是結束。實際上，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運動開始于上世紀50年代初，結束于70年代末，總共涉及到將近1800萬人，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浮出水面
　　
　　大動蕩、大遷徙，以及后來的大返城，使得這一代人的經歷前所未有地復雜、曲折，許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種悲歡離合的情節(jié)，相互之間的命運、前途形成巨大落差。社會地位、經濟狀況、自我感覺和對現(xiàn)狀與生活滿意度方面的差別，使得這一代人除了曾經有過的一段共同的、難忘的經歷，以及回憶起這段經歷共有的感慨之外，很少其他的共同點。也許，還可以從他們的人生底色上看出一些歲月滄桑的烙印，比如吃苦耐勞的精神，關注現(xiàn)實、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慣，對平等和公正的敏感，以及對舊體制弊端的深刻認識，這些特征使他們在剛返城時有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群體認同意識，并對改革開放天然地支持。但隨著時光流逝和利益分化，共同的感情、語言已不復存在，“我們曾經都是知青”不再是自我認同的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精英意識或弱勢群體意識的對立，滿足于現(xiàn)實、順應現(xiàn)實或不滿現(xiàn)實的態(tài)度差異。
　　從上世紀90年代起，隨著北京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顧展”和廣東、四川、江蘇等地知青的回顧展，舉辦“老三屆文藝匯演”，以及《北大荒風云錄》、《草原啟示錄》、《苦難與風流》、《劫后輝煌》等知青書籍的出版，這一段歷史從個人記憶深處浮現(xiàn)到社會表面，當然，這主要是精英的聲音，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成了“我們這一代”的發(fā)言人，而沒有發(fā)言權的整個“我們”也樂于讓自己被人想起和提及，只是在今天，這種大一統(tǒng)的關于“我們”的幻覺才開始消失。
　　有知青經歷的社會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學術、文化、藝術界等。其中，身任高級官員的人物最為引人注目，因為早年的經歷和現(xiàn)在的地位形成強烈對比與反差。這些人從不諱言那一段經歷，因為這意味著擁有實際經驗、艱苦環(huán)境的鍛煉、與下層群眾的自然親和力等等優(yōu)秀素質。
　　商界中的成功人士構成前知青群體中的一道亮麗風景，當這些人講述自己早年磨難和日后成功的關系時，他們的故事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其實，許多人從商是出于偶然和無奈，投身于“文革”政治運動給他們留下了無法治愈的后遺癥，他們不甘寂寞但上進無門，幸好有了市場經濟，使他們得到發(fā)揮能量的機會。他們的行為有時會暴露自己的經歷，比如除了商業(yè)的計算，還有超出功利的豪爽和仗義：他們中有人念念不忘插隊的鄉(xiāng)親，慷慨地對仍然貧瘠的土地作不望回報的投資；有人熱心于張羅同學會，為昔日的同窗和戰(zhàn)友排憂解困。
　　如果說苦難可能轉化為精神財富?那么從上山下鄉(xiāng)經歷中正面獲益最多的是文化精英。他們在鄉(xiāng)下堅持學習，并把書本知識和生活體驗、社會觀察結合在一起。由于條件限制，他們基本上不能自學自然科學，他們的觀察只能面對社會生活，而不能在實驗中空進行。當這些人后來獲得進入大學或者在社會上展現(xiàn)才華的機會時，發(fā)現(xiàn)自己的創(chuàng)作靈感和認識社會的洞察力來自過去痛苦的底層經歷。這些人在繪畫、作曲、電影導演、詩歌和小說創(chuàng)作，以及新聞和社會人文科學各個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甚至可以說，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他們是中國文學、藝術、文化、社會科學的主導力量。他們的經歷和體驗，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一度強烈地影響了社會價值氛圍的形成。不過，隨著社會的急劇轉型，他們中的一些人困惑、失落和不滿愈益增加有的力圖保住現(xiàn)在地位和既得利益，形象越發(fā)德高望重，說話越發(fā)不關痛癢。
　　
　　沉入底層
　　
　　與上述種種享受“劫后輝煌”的人相比，更多的人是普通的人，非常普通的人，甚至是有些悲慘的人，他們的總體狀況低于任何一個年齡段人群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下崗和內退的工人。幾年前，一位國情專家在分析中國失業(yè)問題的文章中一開始就指出，中國有兩次失業(yè)高峰，一次在上世紀70年代初，第二次在1990年代后期，其中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傷害的，“是那些曾經有過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經歷的下崗職工”�；氐匠鞘械拇蠖鄶抵�青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邊緣化了，他們在自己的故土成了外人，看著大街上私人轎車的奔流，看著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既無奈，又無助。
　　其實，知青群體的不幸還不限于那些最顯眼的、在下崗潮中首當其沖的人，更主要地表現(xiàn)為他們的主體在生活道路上不斷遇到的挫折和無盡期的低質量生活。當中央政府停止上山下鄉(xiāng)政策，為知青返城打開閘門時，那些以為結束了困境的人馬上面臨新的困境。不錯，國家開始實施新政策，社會生活逐步恢復正常，但歷史細賬卻無法細算和補償。高考恢復了，擇優(yōu)錄取是公平合理的，但那些剛進初中就遇到“停課鬧革命”，在泥土中滾了好多年的人，面對高考這一天賜良機則有苦說不出來。我國從1970年代末起在許多大城市改革招工方法，實行考試擇優(yōu)錄用，但這種進步措施對于因“文革”和下鄉(xiāng)而荒廢了學業(yè)的返城知青，包括病退、困退返城的知青，不過是一道難過的關卡。他們在關鍵時刻錯過了一趟班車，后來就趟趟被落下。
　　還有那些永遠留在農村的知青，他們活得更沉重，也許沉重到了這個地步，以至于不再能感覺沉重的分量。如果不是在有關知青的電視節(jié)目中留給他們幾分鐘的畫面，我們很可能完全想不起他們的存在，想不到歷史大潮流會把人沖得那么遠，那么七零八落，一些人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軌跡，也不知他們有沒有怨，有沒有悔？
　　
　　農民聲音的缺失
　　
　　當萬千知青以多種方式、從多種角度言說那一段歷史和自己的命運時，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沒有一個農民參與這場回顧與反思，沒有人從農民和農村的角度作出回顧與評價。
　　其實，農民和農村是這一歷史事件中重要的一方，但人們十分習慣于這一方的沉默。不錯，知青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村作出了貢獻，他們有人當上了赤腳醫(yī)生或鄉(xiāng)村教師，但他們在回城風的席卷下突然離去造成了什么后果，則少有人談及；沒有人計算過，知青的到來使農民的人均耕地和平均口糧下降了多少，生產隊為了安置知青，在國家的安置費之外花費了多少；更不用說，知青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清理階級隊伍”中干了些什么。照道理說，農民有理由、有權利要求某些知青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懺悔和道歉，但似乎從來沒有知青這么做，可能從來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知青在聚會時講到當年的偷菜偷柴、偷雞摸狗、蒙騙恐嚇老鄉(xiāng)的趣事時哈哈大笑、樂不可支，一段時間，“村里有個姑娘叫小芳”的歌曲唱遍全國，似乎知青對村姑的始亂終棄是最抒情的浪漫曲。
　　如果在談到上山下鄉(xiāng)和知青經歷時只是要人們理解“我們城里人”的遭遇，那理解不理解又有多大關系?
　　整整一代人的命運在1976年10月的政治巨變后發(fā)生了裂變。
　　30年河東，30年河西，這句民諺形象地注釋了知青格局的分野。知青群體全方位突變的勇氣源于反思災難后的人類智慧，源于每個知青對夢想的渴望和人性的伸張，是被壓抑之后如地火運行最終進發(fā)的勃勃生機。那些有幸趕上77、78屆大學末班車的知青們后來成為社會的中堅，在各個領域里影響著中國改革的進程，而大多沒能考上大學的回城返鄉(xiāng)知青最終沉淀在社會的底層，承受著改革的陣痛。
　　但無論是浮出水面的幸運者，還是永遠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在努力改變個人命運的同時，也在推進時代的進程，從而改變著國家的命運。人們有理由向他們表示敬意，一代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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