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 [何茲全一個世紀的人和事]

        發(fā)布時間:2020-03-31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這位百年滄桑的見證者,坐在輪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園。偶爾會有年輕的學生路過,向他打聲招呼――那是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致敬了      雪后的北京。早上9點剛過,100歲的何茲全就坐到了電視機前,看冬奧會滑雪比賽。運動員在空中做著高難度的翻騰,現(xiàn)場的觀眾一陣陣驚呼,電視機前的何茲全卻不動聲色。他坐在輪椅上,穿著厚厚的棉襖,胸脯平穩(wěn)地起伏,讓人一時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已經(jīng)沉沉睡去。
          何茲全聽力不好,思維卻依舊清晰。他講述著過往的人和事,仿佛就發(fā)生在昨天,就寫在史書前頁。輕輕一翻,就是百年。
          
          加入國民黨與研究社會史
          
          何茲全生于山東菏澤。何家本是大族,到何茲全父親一輩中落。他父親只好到河北保定軍官學校從軍。何茲全出生時,他父親已經(jīng)做了小軍官,家境也有了起色。
          何茲全的小學老師曹香谷是位教育家,經(jīng)常在大禮堂前廊的柱子上掛個小黑板,上面寫著古圣先賢的格言,給學生們講解!笆欠菍徶诩,毀譽聽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數(shù)”、“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些話,給了何茲全深刻的影響,成為他一生為人處事的準則。
          他說,這輩子他的朋友形色各異,有跟蔣介石去臺灣的,有跟共產(chǎn)黨搞革命的,而他一直是中間偏左,進步,但不過激。這與早年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1927年,正值北伐戰(zhàn)爭。15歲的何茲全已是一名注意政治形勢的學生。北伐軍的勝利讓他非常興奮地加入了國民黨。不久,他讀到陳公博主編的《革命評論》。何茲全說,加入國民黨改組派,讀《革命評論》,是他人生長路上的一個節(jié)點。自此,三民主義成了他的信仰。
          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失敗后,革命者反思失敗原因,由此引發(fā)了對中國社會和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此時,何茲全已考入北平大學。開始他選讀了政治系,后來發(fā)現(xiàn)政治系只講政治理論,不講歷史根源,于是轉入了史學系。
          北大的自由學風,何茲全記憶猶新。他當時不曾想到的是,許多年后,他的兒子何芳川成了北大的副校長。
          “那時,講課最受歡迎的是胡適、傅斯年、陶希圣和錢穆,不僅生動,而且見解獨到。”何茲全回憶,“老一代學者,學問基礎都很扎實,‘前四史’、《十三經(jīng)》都可以背誦。傅斯年引用古書要找出處,就整篇整篇地背誦,發(fā)現(xiàn)不在這篇,又背另外一篇。”
          在學術上,何茲全受陶希圣影響最大。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礎》則讓他接觸到了辯證法和唯物論。
          1949 年以前,中國傳統(tǒng)史學思想受到過兩次大沖擊:一次是1919 年“五四運動”帶來的西方資產(chǎn)階級新史學的沖擊;一次是1927 年北伐戰(zhàn)爭后帶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沖擊,具體地說,就是1930 年前后的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
          何茲全說:“我是在這次沖擊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史學思想的。像我這樣年紀的人而又終生做歷史研究的是少數(shù)人,多數(shù)人去革命了。”
          后來,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直接在傅斯年的指導下做研究工作,受史語所學風和治學方法熏陶。傅斯年出身“五四”,陶希圣出身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何茲全的同輩學人中,多半出身“五四”這一系統(tǒng),只有他左右兼顧,接續(xù)了社會史研究的香火。
          
          老史語所惟一健在的人
          
          1944年何茲全進入史語所時,正值戰(zhàn)火紛飛的抗戰(zhàn)年月。如今,他已是老史語所惟一健在的人。
          1928年,傅斯年創(chuàng)辦史語所,集中了陳寅恪、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李濟、董作賓等一批學者,一方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治學精神,一方面汲取了西方近代新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當時中國最權威的學術機構。
          何茲全加入時,史語所已遷往重慶附近的李莊。李莊沒有碼頭,大船都停在江里,由小船劃到江心去接,上岸后還要坐滑竿上山。史語所辦公室是當?shù)匾粋大鄉(xiāng)紳的房子,同事們住在一起。何茲全和勞?、董同?、芮逸夫、岑仲勉等同住一院。傅斯年住桂花院,董作賓住牌坊頭。
          “在李莊的兩年,是我們一生生活得最安詳?shù)囊欢螘r間,”何茲全回憶,“讀書、休息、睡大覺,山前山后,田埂林邊走走,偷閑學少年!
          山上沒有電燈,每天早晨天一亮,大家就起來讀書,利用白天的時間工作,晚上便聚到一家海闊天空地聊!澳菚r,我們沒有廣播,報紙是十天半個月前的,山外的天下大事,靠每天送菜來的人把聽到的廣播帶上來幾條!
          李莊是戰(zhàn)時長江上游的文化區(qū)。除了史語所,還有同濟大學、梁思成主持的營造學社等,而離李莊不遠,有中央研究院的社會學研究所。偏遠荒僻的小鎮(zhèn),一時云集諸多學術文化機關,一下子熱鬧起來。何茲全回憶,史語所的人每逢星期日就到社會所去玩,也有的到營造學社聽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女士“訓話”。林徽因很健談,和她在一起,總是受到熱情的款待。
          在戰(zhàn)爭年代,史語所輝煌的學術成就,堪稱學術史上的佳話。在李莊,何茲全寫出了3篇文章。因條件困難,史語所以手寫石印的方法出版同人在李莊的文章,命名為《六同別錄》,到抗戰(zhàn)勝利后,才以史語所集刊的正規(guī)形式刊出。
          如今,大半個世紀過去了,何茲全說,那段經(jīng)歷奠定了他一生學術研究的基礎。他很感激傅斯年,當年若沒有傅的幫助,他很難在李莊專注學術。史語所遷臺時,盡管何茲全正在美國留學,傅斯年還是把他的書、被子、衣服全都帶到了臺灣。
          1995年,傅斯年百年誕辰,何茲全應邀赴臺參加紀念活動。一個下著大雨的清晨,他和夫人來到臺大墓園,跪在傅斯年墓前哭悼恩師。
          
          “擇善而固執(zhí)之”
          
          傅斯年、陶希圣等人遷往臺灣時,何茲全放棄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職位,回到大陸,落戶北師大歷史系。
          1950 年代,何茲全寫了一篇《漢魏之際社會經(jīng)濟的變化》。那時,魏晉封建說是敏感問題。毛澤東說過,中國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xù)了三千年左右”,支持范文瀾的西周封建說。郭沫若的春秋戰(zhàn)國封建說在文化大革命后取代范說,但也不違背“一直延續(xù)了三千年左右”的論斷。只有何茲全的魏晉封建說,與“周秦以來”相距甚遠。
          盡管如此,他還是大膽地寫了《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正式提出漢魏之際封建說,最后在《文史哲》(1956 年8 月號)發(fā)表。
          不久,史學界就開始了對尚鉞和魏晉之際封建社會說的批判。何茲全與他私交不算深,但學術思想是有共鳴的。更可怕的是蔣介石的“文膽”陶希圣也曾執(zhí)此說。
          何茲全說,“作為陶希圣的學生,我一度認為自己在劫難逃,多虧當年的批判風潮瞬息萬變,還沒來得及安排批判陶希圣,運動的風向就轉了,我得以逃過一劫!
          1958年,全國到處掀起煉鋼高潮,家家戶戶都把破鐵爛鍋拿出來煉。北師大也就地煉鋼,何茲全的任務是把收來的破鍋砸碎,碎到比指甲還小。
          官方還組織知識分子下鄉(xiāng)參觀人民公社。何茲全記得,一次去參觀河北徐水一個小學,幾個孩子圍成一桌,老師把飯端上來。桌上、碗上、孩子的手上滿是蒼蠅,轟開又來;厝サ穆飞,何茲全心情沉重:共產(chǎn)主義是物質極大豐富后才出現(xiàn)的,這么貧苦落后的農(nóng)村,怎么就共產(chǎn)主義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他被貼上“特務”和“反動學術權威”的標簽,遭到批斗。1970年,又被分配到臨汾干校勞動兩年。
          他至今記得一位批判他的人說的話:“你哪里是做學問的?你是搞政治的!边@句話讓何茲全念念不忘!拔沂且粋讀書人,也確實是一個念念不忘國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當愛國、關心政治成為罪狀,那人的話使我警惕:要讀書,不要使人說你不是讀書人!
          “文革”后,他終于得以發(fā)表長文《漢魏之際社會經(jīng)濟的變化》,使他提倡的魏晉封建說更趨完善。
          “在治學上,我服膺《中庸》里的一句話:擇善而固執(zhí)之,”何茲全說,“就我的學術論點說,1930 年代的論點,今天多仍在固執(zhí)!
          只不過經(jīng)歷了“文革”的風雨,他不再與人爭辯,只埋頭于自己的學問。1989年,標志著他史學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中國古代社會》出版了。這部書的主旨發(fā)端于他在北大求學期間,歷經(jīng)半個多世紀,終于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此時,何茲全已是須發(fā)皆白的老人。
          10年前,《九十自我學術評述》里,何茲全寫道:20 世紀30 年代初學寫文章,到現(xiàn)在已近70 年。雖然有時也曾“驕傲”、“委屈”,但大多時間還是虛心甚或心虛的。客觀、公平地評估自己一生,有4字可用:“貧乏”但不“淺薄”。
          如今,這位百年滄桑的見證者,坐在輪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園。偶爾會有年輕的學生路過,向他打聲招呼――那是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致敬了。
          “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何茲全說,“時間都浪費掉了!我是‘幸運’的,也是‘悲劇’的!
          (本文參考了何茲全著作:《大時代的小人物》、《愛國一書生》、《中國古代社會》、《中國文化六講》、《何茲全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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