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國際投資環(huán)境及其改善_國際投資環(huán)境分析
發(fā)布時間:2020-04-10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影響中國利用外資的質量與數量的，除了國內各種環(huán)境因素之外，國際上的環(huán)境因素也不可忽視。在一定意義上說，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分析、認識和改善國際環(huán)境因素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它們是利用外資的大氣候、大前提。本章將側重分析當前的國際政治格局和國際經濟格局、國際資本資源及其流向、流入中國的資本資源，在此基礎之上，提出如何改善國際環(huán)境的看法。
一、今天到底處于什么時代
近兩年，伴隨著姓“資”姓“社”、特區(qū)還要不要“特”、利用外資是“招來鳳凰還是引狼入室”的爭論，理論界實際上還存在著一個更大的分歧，即當今世界所處的時代是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還是戰(zhàn)爭與革命的時代。學者何方先生在一篇文章對此做了如下總結和概括：
去年四五月后，一個普遍反應是認為以往對和平與發(fā)展提得高了，講得多了。傳媒和輿論的較多說法是，國際形勢發(fā)生根本或重大變化，和平與發(fā)展面臨嚴重挑戰(zhàn)，處在十字路口，戰(zhàn)爭離我們并不遙遠，等等。有的甚至否認或譏諷鄧小平提出的這兩大問題。如去年11期的《中流》載文說，“所謂和平與發(fā)展只不過是好心人的主觀愿望罷了，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去年第5期《戰(zhàn)略與管理》說得更邪乎：”如果還不能從現實已經存在的‘和平與發(fā)展’的海市蜃樓中驚醒，……那等待我們的前景將是非常危險的。”“1999年中國已走到十字路口”，“科索沃戰(zhàn)爭后……中國東部的安全形勢已近戰(zhàn)爭的底線”。該刊同年第3期上就已提出要加強戰(zhàn)備、準備打仗，說“現實迫使中國目前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像本世紀初的美國一樣……沖出霸權的封鎖（該文另一個地方稱為“通過強力最終擠進世界霸權行列”……要么……接踵而至的將是中國的內戰(zhàn)和分裂”而且現在就和美國及其東亞盟國打一仗，這是“歷史賦予中國沖出霸權封鎖的千載難逢的機遇”。也許有人會說，這類言論只是個別現象，不足為道。其實不盡然，只是篇幅限制無法過多引征就是。而且受輿論導向影響，談論戰(zhàn)爭和備戰(zhàn)一時竟成了街談巷議的話題。常遇老百姓問：會不會打仗。什么《超限戰(zhàn)》、《下一個目標是誰》、《戰(zhàn)爭離我們有多遠》之類的書也都頓行暢銷。當時的氣氛多少有點使人感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百年方針是不是得變了？風氣之盛，連素稱穩(wěn)健和人們較為信任的報刊也談起外資與外貿的弊端，提出“對外開放也要量力而行”，要“堅定不移地保護民族工業(yè)”之類的意見。給人的印象大概就是，對外開放應適當收一下，自然也不必急于參加世貿組織了。
也是在去年，我與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黃宗良教授在《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對話，《新華文摘》在顯著的位置上進行了轉載。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主要論證了時代從戰(zhàn)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fā)展轉換給社會主義帶來的挑戰(zhàn)。
對此，贊同者甚眾，可也不乏反對者。江蘇的陳守禮兄就寫了一系列文章進行批判。他說這“一篇散布懷疑社會主義、懷疑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它是在動搖我們共產黨人的信仰，動搖我們立黨、立國之本。這是近二十年來一再危害我們黨和國家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繼續(xù)。”其“罪狀”，一是鼓吹“和平與發(fā)展的新時代”違背客觀事實，二是鼓吹“和平與發(fā)展的新時代”違背馬克思主義，三是鼓吹“和平與發(fā)展的新時代”違背鄧小平理論。因此，他主張“當務之急，應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和戰(zhàn)爭觀。
幸運的是，執(zhí)政的中國共產黨仍堅持認為當今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fā)展。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江澤民總書記說，“當前國際形勢總體上繼續(xù)趨向緩和。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避免新的世界大戰(zhàn)是可能的，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是可以實現的�！� 2000年4月21日，江澤民主席在希臘雅典說，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今世界最關鍵的兩大課題。6月11日晚，李鵬委員長在南斯拉夫出席一個歡迎他訪問的宴會上的答辭中也講，人類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但是和平與發(fā)展兩大問題都沒有解決，這是國際社會面臨的重要任務。
從學術上說，這樣的引證絕非最佳，卻最有權威性。面對“惡言”，我也只好如此了。
2000年7月1－2日，《世界知識》雜志編輯部為了紀念該刊1300期舉行了一次主題討論會。這個主題是：反思：一年來“和平與發(fā)展”大辯論。與會者比較全面、深刻地回顧和總結了1999年以來國內圍繞“和平與發(fā)展”問題展開的爭論。該刊還發(fā)表了與會者的發(fā)言，1999年以來爭論的概況，鄧小平有關論述的摘編，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報告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各種有代表性觀點摘編等等。
但是，最關鍵的還在于如何認識這種時代。
時代(era)是一個橫向比較寬縱向比較長的大概念，通常指依據政治、經濟、文化等狀況而劃分的歷史時期。這里所謂的時代則指80年代冷戰(zhàn)結束后在全球營造的一種氛圍，其特征就是和平與發(fā)展，是中國吸收FDI、涉外企業(yè)建立和運行國際大環(huán)境和基本前提。
當今世界，雖然還有許多不安定的因素，如去年科索沃戰(zhàn)爭之后甚囂塵上的“新干涉外主義”，南亞、東南亞、非洲、南太平洋、俄羅斯的車臣等許多地方不止的槍聲。所以國外有人認為，當今世界仍處于動蕩之中，非洲、亞洲和歐洲各有沖突熱點地區(qū)。它們?yōu)闋帄Z財富、權力、領土而頻開戰(zhàn)火，而一些大國為戰(zhàn)亂推波助瀾，所以地球又“起火了”。
不過，我認為，就整個世界而言，戰(zhàn)爭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能夠維持的。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戰(zhàn)以后形成的以美蘇兩個政治、經濟和軍事大國主宰世界的格局已經被打破，6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西歐、日本經濟實力的增長和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格局就已開始呈現多極化的趨勢。到了80～90年代，面臨各方面競爭和挑戰(zhàn)的美國，實力地位不斷下降，但仍不失超級大國地位；
西歐各國相互密切合作而實力大增；
俄羅斯雖無往日蘇聯的威風，可還是一個大國；
作為亞洲經濟最發(fā)達的國家和全球性的經濟大國的日本，其影響力也不容忽視；
包括中國在內的發(fā)展中國家的地位和影響也日益上揚。這樣，世界就形成了美國、西歐、俄羅斯、日本為主導的一超多級的格局。
在多極的世界中，霸權主義因各大國共同參與國際事務、區(qū)域性組織的力量和發(fā)展中國家作用越來越得到重視而大受限制，各極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并由此形成一種有利于緩解矛盾、加強合作的平衡點。同時，由于多極化大大地限制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聯合國憲章》精神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總的說來也還能得到遵守。當然，在多極的世界中，國際關系并不是停滯的，競爭比往日更加激烈。但是，這種競爭更多的是科技方面的，歸根到底比的是綜合國力。提高綜合國力的唯一的途徑就是發(fā)展以科學技術為主的生產力。正因如此，各國都將自己的經濟利益和經濟發(fā)展放在首位，都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這種良好而且十分現實的愿望和努力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世界和平。
對中國來說，兩極格局的對抗時代和多極格局的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所提供的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國際環(huán)境�；仡櫺轮袊�30年，對外封閉、發(fā)展落后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沒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無疑也是決定性的因素。
建國初期，面對以美國、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的封鎖政策，中國在外交上不得不與蘇聯站在一起，隨后被斯大林和金日成拖進了三年朝鮮戰(zhàn)爭。其結果，除了“保家衛(wèi)國”這種正面效應之外，也耗費了中國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嚴重地影響經濟的恢復和建設，打亂了解放臺灣的計劃，進一步惡化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
中國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實際上只適用于同亞非拉民族國家的關系，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所強調的只是對立和斗爭。
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提出的旨在同美國緩和關系的“三和路線”（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引起了中蘇兩黨的分歧。這種分歧不斷地擴大，導致兩黨之間的大論戰(zhàn)并波及到了兩國關系。于是，在與西方國家關系沒有得到緩解的情況下，中國又與除了阿爾巴尼亞之外的所有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斷絕了往來。幾乎與此同時，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也惡化了。這時期的國際環(huán)境實際上就是中國處于“帝、修、反”的包圍之中。這樣的國際環(huán)境也使得中國更加自我封閉并且全國準備應付可能發(fā)生的戰(zhàn)爭，經濟發(fā)展完全納入軍事的軌道。結果，當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qū)乘著新科技革命的快車飛速發(fā)展的時候，中國卻自外于世界經濟。一夢醒來，中國已恍如隔世。
進入80年代，中國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逐漸地看到了多極化世界格局的趨勢及由此引起的時代主題的變化。1985年3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有全球性的戰(zhàn)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fā)展問題。” 1988年12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又說，“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fā)展問題。和平是有希望的，發(fā)展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1992年春在視察南方時，鄧小平仍然強調，“世界和平與發(fā)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 戰(zhàn)爭與革命的時代主題在中國人的眼里，終于成為過去。
和平與發(fā)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不僅使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成為可能，而且為中國提供了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高對外開放集中發(fā)展生產力的歷史機遇�！白プr機，發(fā)展自己……發(fā)展才是硬道路�！� 這大概可以說是鄧小平給中國人民留下的政治遺囑了。因此，中共十五大特別強調抓住歷史機遇的極端重要性，把能否抓住這種機遇上升到關系到中華民族興衰成敗的高度。甚至可以這樣講，中國是否能以經濟發(fā)達、政治民主、社會公正這樣一種嶄新形象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成為21世紀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推動力量，關鍵就在于能否抓住當前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來發(fā)展自己。
二、國際資本資源及其特點
FDI成為戰(zhàn)后資本國際間流動的的主導趨勢之后，其來源主要是歐美發(fā)達國家，具體說，美國、西歐和日本是國際上對外直接投資的大戶，它們分別于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開始大規(guī)模地對外直接投資。1960年，它們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只有670億美元，15年后達到2754億美元，1980、1985和1988年分別為5357、6933和7570億美元。1987年以前的國際直接投資總額中的95%以上來自這些國家和地區(qū)。
其中，就單個國家來看，美國一直占據著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統天下。1960年以后的30年間，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從328億美元增加了17倍，達5980億美元；
日本從5億美元增加了40倍，達2014美元；
西歐累計總額則高達7621億美元。
進入90年，國際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量先降后又迅速加大。西歐、美國和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依舊，但在國際直接投資總額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參見下表：
表——15
時間所有國家（億美元）發(fā)達國家（億美元） 所占比例（%）
1990 2315.09 2218.79 95.84
1991 1981.43 1897.82 95.78
1992 2041.65 1796.71 89.18
1993 2390.90 2048.18 85.66
1994 2511.17 2097.26 83.52
1995 3387.29 2912.71 85.99
1996 3468.24 2947.32 84.98
當然，也不能排除FDI的其它來源，即新興工業(yè)中國家和地區(qū)的對外直接投資。但是，它們的數量很少，比重很小，1960年7億美元，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1971年是40億美元，占2.3%，1980年是140億美元，占2.7%，1985年是192億美元，也占2.7%。
90年代以來，新興國家和地區(qū)對外投資隨著數量上的增多，比重也逐漸大了起來。參見下表：
表——16 單位：億美元
時間所有國家（億美元）新興國家或地區(qū)（億美元） 所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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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2315.09 95.92 4.16
1991 1981.43 83.24 4.2
1992 2041.65 216.95 10.77
1993 2390.90 340.67 14.23
1994 2511.17 407.11 16.21
1995 3387.29 470.34 13.88
1996 3468.24 514.69 14.84
在新興國家和地區(qū)中對外直接投資方面，亞洲的最引人注目。它們大體上都是從60年代開始對外直接投資的，但在80年代以前規(guī)模有限，80年代以后才逐漸加大力度，90年代則快速展開起來。參見下表：
表――17 單位：億美元
國家或地區(qū)1985～1990年平均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香港 20.63 28.25 82.54 177.13 214.37 250 270
臺灣 28.61 18.54 18.69 24.60 26.78 26.78 30.96
新加坡 6.10 5.26 13.17 20.21 31.04 39.06 48.00
韓國 7.71 15.00 12.08 13.61 11.97 35.29 41.88
所占比重 4.1% 3.38% 6.28% 9.85%11.76%10.37%11.27%
從上面的圖表中可以看出，國際間直接流動的資本主要來自于發(fā)達國家，來自其它國家和地區(qū)的數量有限，而且集中在中國的香港、臺灣和新加坡、韓國。
不同來源的國際資本具有不同的流動特點。如前所述，美國和西歐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通過跨國公司進行的�？鐕臼羌a、貿易、投資、金融、技術開發(fā)和技術轉讓以及其它服務于一體的超越國界的特殊經營主體。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它們是生產國際化和資本國際化的主要推動力量。根據聯合國的《世界投資報告》，90年代初，全世界共有跨國公司37000多家，其分支機構24萬多個�？鐕局饕性跉W美，1997年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中，美國有30家，歐洲有44家（其中，英國8家，英國與荷蘭合辦的1家，英國與澳大利亞合辦的1家，法國11家，瑞典3家，比利時2家，意大利2家），亞洲19家（日本18家，韓國1家），加拿大4家，澳大利亞2家，南美洲1家。
下面的說法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跨國公司的地位，“所有專利技術國際使用費的70%涉及母公司及其外國分公司之間的支付，這表明跨國公司在全球傳播技術方面發(fā)揮的重要作用�！�
歐美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一是規(guī)模大、資金雄厚，二是水平高，技術先進，這一點在第七章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論述。相比之下，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呈兩面性。它對歐美直接投資的規(guī)模比較大、技術和管理水平也比較高，其目的是要維持和擴大對發(fā)達國家市場的占有率；
對亞洲發(fā)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規(guī)模較小、技術和管理水平也比較低，而這卻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對此，連日本自己的經濟學家小島清都說，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發(fā)生在勞動密集型或標準化產業(yè)。這些投資主要由中小規(guī)模的制造企業(yè)進行并且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中占很大的比例。日本在資源開采方面的對外直接投資比例要高于其它任何國家。
至于說亞洲新興的工業(yè)國家和地區(qū)，盡管在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早晚不一和總量上差別很大，但共同的特點都是以資源導向型和勞動力導向型為主的中小企業(yè)為主。
不同來源的國際資本的上述特點，都可以通過項目的大小反映出來。因此，國內有的學者通過統計數字提出，規(guī)模龐大的跨國公司的產品大技術上總是居于領先地位，而中小型企業(yè)則往往處于落后的狀態(tài)。
三、國際資本的主要流向
國際資本在不同的時期流向也不一樣。戰(zhàn)后到60年代，國際資本流動的特點是單向型，也就是基本上從發(fā)達國家向其前屬領地和發(fā)展中國家或地區(qū)投資。這個時期，發(fā)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轉移生產能力較低、污染嚴重的產業(yè)。
70年代以后，由于第三次產業(yè)革命形成了以信息工業(yè)為中心，包括宇航工業(yè)、計算機工業(yè)、生物工程、新材料工業(yè)和新能源工業(yè)的主導產業(yè)，再加上不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基礎設施較差、政局不穩(wěn)定等因素，國際資本流動的特點變成了對流型，即主要在國際金融條件好、國內經濟增長快并有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的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之間流動。投資者希望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主共同進行技術開發(fā)，實現資源優(yōu)勢互補，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yōu)勢地位。時至今日，發(fā)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仍是FDI的主流。它們既是投資國，同時又是最大的受資國。1980～1996年間，每年流入到發(fā)達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大體上占世界直接對外投資總額的70%以上。
同時也必須看到，由于戰(zhàn)后經濟發(fā)展也比較快，亞太地區(qū)也為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所看好，特別是東南亞地區(qū)，成為世界新的投資熱點，流入到這里（亞洲“四小龍”、東盟國家、中國大陸、越南、印度等）的國際直接投資增長得也很快。1980～1996年，每年流入這里的國際直接投資占世界直接對外投資總額的16.02%。
另外，中東歐國家 也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國際資本直接投資市場。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開始的以放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核心內容的“返回歐洲”的轉軌過程中，這些國家需要大量的資金，據專家預測大約為20000億美元。對外國投資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法國里昂信貸銀行專門研究東歐國家情況的負責人塔尼亞·索洛古布認為，中東歐國家“所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投資，將與拉丁美洲乃至亞洲的其它國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下面的數字非常明確和生動地說明了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流向：
表——18 單位：億美元
國家和地區(qū)1980～1985 （年平均）1985～1990 （年平均）199219941996
發(fā)達國家371.791167.441196.921423.952082.26
歐盟 146.90 526.85 837.93 723.95 994.16
北美 184.53 538.58 234.02 572.02 913.10
美國 187.42 486.23 188.85 499.03 846.29
日本 3.25 27.56 8.88 0.41 2.20
所占比例 74.62% 82.25% 68.88% 59.64%59.63%
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 126.34 247.36 496.25 904.621287.41
非洲 14.11 28.69 31.51 54.96 49.49
拉美 60.35 81.45 162.04 269.74 385.63
亞洲 83.83 134.92 296.32 575.07 842.83
西亞 3.79 19.00 18.23 13.96 18.93
東南亞 46.44 123.57 276.68 557.18 812.41
所占比例 25.38% 17.75%31.12% 40.36% 40.37%
中東歐國家 0.17 4.49 44.44 58.82 122.61
所占比例 0.034% 0.32％ 2.56% 2.46% 3.51%
再分析一下流入亞洲的國際直接投資的具體流向和流入中國大陸的國際直接投資額。參見下表：
表——19 單位：億美元
國家和地區(qū)1980～1985 （年平均）1985～1990 （年平均）199219941996
世界所有國家371.791167.441196.921423.952082.26
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 126.34 247.36 496.25 904.621287.41
亞洲 83.83 134.92 296.32 575.07 842.83
香港 5.42 15.97 20.51 20.00 25.00
臺灣 1.85 8.79 8.79 13.75 14.02
新加坡 13.30 29.52 22.04 54.80 94.40
韓國 0.98 7.05 0.42 0.07 0.04
菲律賓 0.35 4.13 2.28 15.91 14.08
印尼 2.27 5.51 17.77 21.09 79.60
馬來西亞 10.58 10.54 51.83 43.54 53.00
印度 0.62 1.69 2.33 13.14 25.87
越南 0.05 0.30 3.85 7.42 21.56
泰國 2.64 10.17 21.14 13.22 24.26
中國大陸 7.18 26.54111.56 337.87 423.00
從圖表中不難看出，90年代以前，流入到亞洲的國際直接投資大約占世界總量的1/3－1/4；
中國大陸吸收的國際直接投資的數量在1992年之前不如新加坡。從1992年開始，中國大陸吸收的國際直接投資才開始激增，但香港、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臺灣等國家和地區(qū)吸收的總量也迅速地增加，其中流入新加坡、印尼、泰國、印度和越南的國際直接投資增長速度并不亞于中國。
關于流入到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及其在某些方面所占的比重，參見下表：
表——20 單位：億美元
吸收總量在所有國家中占比重在亞洲所占比重在東南亞所占比重
1991年43.662.73%18.88%3.33%
1992年111.566.42%37.65%40.32%
1993年275.1512.62%54.03%58.20%
1994年337.8714.15%58.75%60.64%
1995年358.4911.33%54.94%55.00%
1996年432.0012.37%51.26%53.16%
可見，就是在流入亞洲數量有限的國際直接投資中，在東南亞、中東歐、拉美其它國家和地區(qū)強有力的競爭和“攔截”的情況下，也是1/2多一點到中國大陸。從人均占有外資角度說，1996年，美國是338.52美元,英國是526.6美元，法國是372.43美元，匈牙利是187.(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6美元，波蘭是136.99美元，澳大利亞是365.53美元，巴西是65.78美元，墨西哥是86.27美元，馬來西亞是312.35美元，新加坡是3535.58美元，泰國是44.14美元,中國只有35.64美元。
也就是說，考慮到國家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中國大陸所利用的外資更顯微不足道了。
只要放開眼界作一下橫向比較，就可以看到，中國吸收的國際直接投資的總量仍是有限的，更不用說其中主要部分來自港澳臺地區(qū)，并非真正意義的外資了。因此，也不存在著什么“外資吞并中國”的問題。截止到2000年5月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累計合同總額為6323億美元，實際利用總額為3206億美元。
諾大一個中國要是被區(qū)區(qū)2000多億美元淹沒了，那還講什么“政治大國”、“經濟大國”呢？其實，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今世界，中國要想持續(xù)快速地發(fā)展，外資絕不是多了，而是遠遠不夠。
四、國際環(huán)境的改善
在投資環(huán)境的國際因素中，國際政治形勢和政治格局、國際經濟形勢和經濟格局主要得靠國際社會共同維持和改善，中國對此可以也應當積極參與；
國際資本資源及其流向屬于別的國家特別是發(fā)達國家的內部事情，中國可以通過加強中外關系和進一步改善國內的投資環(huán)境而盡可能多地將它們吸引到中國；
還有些因素，如中外關系和兩岸四地的關系，維持和改善的主動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國自己手中。因此，在改善國際投資環(huán)境問題上，除堅持和平與發(fā)展這個時代主題、爭取盡早加入WTO之外，中國還應著重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第一，全方位地發(fā)展中外關系。
中國同其它國家關系的好壞，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合作與交流的程度以及能否持
續(xù)長久和穩(wěn)定，影響著國際直接對華投資流量的大小。所謂全方位，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fā)，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fā)展同一切友好國家的關系，尤其是發(fā)展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關系，加強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要做到全方位地發(fā)展中外關系，最重要的是要承認世界的多元性。所謂多元性，主要指各國多樣化的發(fā)展模式和發(fā)展道路。在當今世界上，各國大小不同，貧富有別，選擇的社會制度也不一樣，所以，各有各的適合自己發(fā)展的模式和道路。任何國家都不能用自己特有的模式或道路來要求別國，塑造別國。另外，還要承認社會制度的差異性，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及其它社會制度并存的長期性。江澤民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中說，“當今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都有權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制度、發(fā)展戰(zhàn)略和生活方式。各國事情要由各國人民自己作主，國際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決�！�
對中國來說，尤其要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fā)而不是從感情的好惡出發(fā)，不僅要同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搞好關系，更要同社會制度不同的西方發(fā)達國家搞好關系，不能再走以往向某個國家“一邊倒”、與資本主義國家水火不容的孤芳自賞的老路。社會主義制度也好，資本主義制度也罷，還是其它什么主義制度，都是其本國人民選擇的結果。斯大林在二戰(zhàn)后初期曾提出過一種非常寶貴而且迄今仍不失其價值的思想：共處的雙方“不應醉心于批評彼此的制度。每一國的人民都維持著它所愿意維持和可以維持的制度。哪一種制度更好，——歷史會證明的。應該尊重人民所選擇和贊同的制度。美國的制度究竟是好還是壞——這是美國人民的事。合作并不需要各國人民具有同樣的制度。應該尊重人民所贊同的制度。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合作。”
當然，全方位地發(fā)展對外關系，在不同時期，圍繞著不同主題，也應當有所側重。在構建多極化的世界過程中，中國同其它大國的關系，如中美關系、中俄關系、中日關系、中國與西歐關系以及中美俄日歐多邊的政治關系，無疑是占突出的地位。在加快發(fā)展中國經濟的過程中，中國同歐美發(fā)達國家之間的關系就顯得尤其重要。西方發(fā)達國家綜合國力最強，資金雄厚，技術高超，管理水平先進。盡管中國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但是，能夠從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方面滿足中國利用外資更高標準的，主要還是這些國家。
近些年來，中國國家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人的出訪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出這種既全面又有重點的對外關系，他們訪問最多就是歐美發(fā)達國家。這些訪問帶來了多方面的積極成果，具體講，一是中美關系、中俄關系、中日關系、中國與西歐的關系都不斷地得到改善和發(fā)展，基本上都定位在面向21世紀的和平、合作等戰(zhàn)略伙伴關系上。這就不僅為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國際環(huán)境，而且有助于構造國際新秩序，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二是中國與歐盟國家的關系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在擴大經濟關系的同時，雙邊的政治關系也有了新的突破。歐盟各國不僅將對外直接投資的目光對準了中國，而且在國際舞臺的某些領域也積極地與中國合作。比如在1998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會議上，歐盟及各成員國就不再提出指責中國的議案 ；
三是增加了中國與東南亞、中亞、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歐等地區(qū)眾多發(fā)展中國家的相互理解、信任與合作，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擁有更多的支持者。
第二，妥善地處理好港澳臺問題。
盡管流入中國大陸的港澳臺資及其運行中存在著許多不足，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它
們是對中國大陸投資最多的地區(qū)。中國大陸發(fā)展到今天這種程度是與港澳臺資分不開的。因此，港澳臺地區(qū)與大陸關系的走向直接影響它們對大陸直接投資的規(guī)模和速度，也影響著大陸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力度，同時還影響著中國與一些國家的經濟關系。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在香港都有大量的直接投資，50多個國家的大公司在香港設立了1500多個分公司，816家跨國公司在港設立了地區(qū)總部。香港實際上是連接大陸與外國的一座經濟橋梁，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兩岸四地關系走向的重要性。
對于已經回歸了的香港和澳門，關鍵是如何兌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wěn)定。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式解決統一問題是中國的首創(chuàng)，是一種“天才的設想”（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語）。香港、澳門的回歸標志著這種設想成為了現實，不僅港澳本身，就是整體國際社會都在繼續(xù)關注著它們以后的發(fā)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港澳就是“一國兩制”的窗口。它們如果能夠繼續(xù)按照自己原有的模式發(fā)展和保持繁榮穩(wěn)定，既可以打消世人的疑慮，更有助于臺灣問題的解決，歸根到底有利于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流向中國大陸，促進經濟發(fā)展。
最令人關注的還是海峽兩岸關系的走向，這是祖國統一大業(yè)能否完成的最后一步，當然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就目前的兩岸關系而言，可以用經濟交往密切，政治距離甚遠來概括。所謂經濟交往密切，除了上面提到過的臺商對大陸的直接投資之外，還有許多其它方面的例證。如兩岸之間的貿易總額超過千億美元，1997年3月廈門到高雄、福州到高雄的貨輪直通，80%以上的臺灣企業(yè)有意對大陸直接投資等等。所謂政治距離甚遠，是指兩岸不僅沒有任何政治接觸，而且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還達不成共識。更有甚者，臺灣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要搞臺獨或變相的臺獨。且不說已經下臺的李登輝一直在鼓吹“兩國論”，就是新當選“總統”陳水扁表面上對“兩國論”不置可否，實際上還是要搞臺灣獨立。正因如此，兩岸關系直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有什么突破，其發(fā)展趨勢甚至有點令人擔憂。
面對這種形勢，處理好海峽兩岸關系，實現祖國最終的統一，最要緊的是做好兩方面的努力。
一是進一步加強兩岸的經貿往來和聯系。大陸與臺灣的經濟互補性很大。前者地域遼闊、物產豐富，后者資金充裕、經營管理能力強；
前者科技力量雄厚、基礎加工能力強，后者開發(fā)能力強、成果轉化速度快等等。兩岸若攜起手來，會大大地促進中華民族經濟的騰飛。根據目前的實力預測，若是將大陸、臺灣和香港三地算在一起，2000年時，GDP總額將達到1.6萬億美元，占全世界的10%，到2010年可達到3.35萬億美元，占全世界18%。難怪美國的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驚呼，“中國人來了！” 兩岸經濟交往的日益密切，可以強化彼此的依賴性，弱化各種離心傾向，有利于祖國的統一。
二是盡早實現兩岸的政治談判。大陸與臺灣的根本分歧在政治上。因此，只有通過政治談判方式才能最終解決問題。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主席提出了“一個中國，和平統一”的八項主張，呼吁通過政治談判并且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模式解決祖國統一問題。在十五大報告中，他又進一步提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么問題都可以談。只要是有利于祖國統一的意見和建議，都可以提出來。祖國統一的問題，應當由兩岸中國人自己解決�！� 朱容基總理在今年人代會期間答記者問時也說，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么問題都可以談，大陸方面甚至可以做出讓步，因為這種讓步是給中國人的。只是由于臺灣當局頑固堅持先“承認臺灣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承認兩岸分治狀態(tài)”，然后才能進行政治談判，所以，祖國統一的道路目前還是障礙重重。
不過，從長遠觀點看，隨著大陸經濟快速發(fā)展和綜合國力不斷，隨著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的改善和發(fā)展，隨著兩岸經濟和文化聯系日益密切，隨著臺灣當局在國際舞臺到處碰壁，最后隨著臺灣人民的日益覺醒，臺灣當局最終還是要走到談判桌前。中華民族的統一是不可逆轉的。
第三，努力促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
在當今世界，直接流動的國際資本主要源于發(fā)達的國家和地區(qū)，而這些國家和地區(qū)所
實行的都是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國過去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現在雖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由于時間短，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很不完善，與世界其它國家實行的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之間存在著一定差距，從而極大地影響了國際資本的流入。
為了盡快地縮小這種差距并最終融到世界經濟當中去，中國要努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世界經濟接軌。在直接利用外資工作中遵循國際經濟慣例，為國際直接流動的進入營造良好的環(huán)境，就是一種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的有效方法。
所謂的經濟慣例，是指在國際經濟交往的長期實踐約定俗成并且被反復使用的習慣的做法、先例和原則。具體到利用外資方面的國際慣例，可以分為兩大部分。
在制定利用外資的政策方面，國際慣例主要包括，一是自由開放型的政策，即賦予外商投資企業(yè)以國民待遇，實行不審批的制度，投資方式不受限制，擁有使用外匯和雇傭員工的充分權利；
二是限制型的政策，即明確規(guī)定外商投資企業(yè)的審批標準和特殊利益標準，明確規(guī)定外商的投資范圍、投資方式、出資比例和經營期限，限制外商投資股本及其利潤的轉讓、匯出和使用員工的自由；
三是優(yōu)惠的政策，即對特殊行業(yè)，如新興工業(yè)、出口生產型企業(yè)、服務行業(yè)等實行簡化稅制、降低稅率、減免所得稅和關稅等方面的稅收優(yōu)惠，開發(fā)費回扣方面的優(yōu)惠和加速折舊方面的優(yōu)惠；
四是產業(yè)政策，即制定利用外資的產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確立利用外資的戰(zhàn)略產業(yè)和主導產業(yè)，實行產業(yè)傾斜，如對出口加工企業(yè)、重點產業(yè)和支柱產業(yè)、基礎產業(yè)和薄弱產業(yè)、后備產業(yè)和新興技術產業(yè)實行立法和給予特殊的優(yōu)惠等等；
五是區(qū)域性的政策，即設立自由經濟區(qū)，制定產業(yè)限定政策和建立區(qū)域投資管理體制，以便鼓勵外商到落后地區(qū)投資。
在涉外企業(yè)建立和運行方面，國際慣例都是非常原則的。在具體做法上，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甚至同一國家和地區(qū)都應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而有所側重，既要考慮到本國、本地區(qū)的具體情況，又應參考國際上通行的辦法和原則，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才能使涉外企業(yè)建立和運行更為順利。
第四，鞏固東方，開拓西方。
鞏固東方是指要努力保持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和地區(qū)對華投資的基本態(tài)勢；
開拓西方是指要努力吸引和擴大歐美發(fā)達國家對華投資的力度。
為什么要這樣做？除了前面提及到的相對來說西方的外資規(guī)模大、技術水平高、管理先進，而來自東方的外資規(guī)模小、技術水平低、管理落后之外，還有兩方面理由。
一是從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實力上看，東方弱，西方強。
在東亞和東南亞，除了日本以外，其余的都是彈丸之地，各方面的實力有限。歐美主要發(fā)達國家卻是經濟強國。根據《英國經濟學家情報部各國報告》季刊的統計，1996年按平均匯率計算部分國家的GDP，美國是75760億美元，日本是45983.46億，法國是15353.52億，德國是23593.33億，英國是11579.88億，意大利是12119.25億；
而韓國是4805.47億美元，印度尼西亞是2182.32億，馬來西亞是990.(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48億，新加坡只有940.43億。
臺灣是74775億新臺幣（按當時匯率算約2600億美元左右），香港是1700億美元左右。
另據世界貿易組織發(fā)布的世界貿易排名結果，前10位中除了日本（第三位）、中國香港（第7位）和中國大陸（第10位）之外，其余的都是歐美發(fā)達國家。
中國是一個大國，今后隨著改革開放的力度進一步加深，范圍進一步拓寬，所需外資的數額將是巨大的。據世界銀行估計，今后中國大陸每年僅在發(fā)電、公路、電信網和其它公共工程方面就要投資750億美元，其中的四分之一要利用外資。
即使不考慮其它因素（如臺灣限制對大陸投資的數量和規(guī)模，資金投向發(fā)達國家和其它發(fā)展中國家等等），單從數量說，亞洲新興的工業(yè)和地區(qū)也是無法滿足中國大陸對外資的需求。不僅如此，當將勞動密集型行業(yè)基本上轉移出去之后，它們對中國大陸的實際直接投資已明顯后勁不足,甚至呈下降趨勢。參見下表：
表――21 單位：億美元
國家或地區(qū) 1994年 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
香港 196.66 200.60 206.77206.32185.08268.32
臺灣 33.91 31.62 34.75 32.89 29,15 25.99
日本 20.72 31.08 36.80 43.27 34.00 29.74
韓國 7.23 10.25 13.58 21.42 18.03 12.75
新加坡 11.80 18.51 22.44 26.06 34.04 26.42
馬來西亞 2.01 2.59 4.60 3.82 3.41 2.38
菲律賓 1.40 1.06 0.56 1.56 1.79 1.17
印度尼西亞 1.16 1.12 0.94 0.80 0.69 1.29
二是從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形勢上看，東方差，西方好。
如果考慮到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所造成的經濟低迷和剛結束不久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其它國家和地區(qū)對中國大陸投資的前景并不樂觀。尤其是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曾經創(chuàng)造亞洲奇跡的東南國家以及韓國一時“虎威”大失，匯市劇亂，幣值狂瀉，股市猛跌，數百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付之東流，不得不向國際社會求助。在經濟不景氣和外匯普遍匱乏的情況下，它們（也包括受這場風暴不同程度沖擊的香港、臺灣）對外直接投資不可避免地要銳減，嚴重影響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的規(guī)模和速度。根據共同社對100家日本主要企業(yè)經營者的調查，80％以上的企業(yè)經營者對1998年日本經濟形勢表示悲觀，沒有人認為日本經濟形勢會有好轉；
另據新華社記者報道，到1998年1月底，韓國外匯儲備只有60億美元，而需要償還的短期外債卻高達150億美元。
近一年多，這些國家特別是韓國出現了很強的恢復性增長，但仍然無力增大對華的投資。
歐美卻是另一種景象。美國從1991年3月開始，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已經持續(xù)7年多了，出現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為基礎的“新經濟”。到目前為止克林頓執(zhí)政的七年半時間里，美國經濟平均增長速度達到3.9%。
西歐各國經濟從1993年開始也逐漸走出了衰退，進入了一個新的增長期，對外直接投資更加活躍。1991～1996年，西歐各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是1146.90、1166.09、1062.39、1253.06、1638.22、1761.81億美元，占同期世界所有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7.88%、57.88%、44.43%、50%、48.36%、50.79%；
美國分別是334.56、389.78、748.37、510.07、929.29、849.29億美元，占同期世界所有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額的16.88%、19.35%、31.30%、20.31%、27.43%、24.48%. 無論從總量上還是從所占比重都不難看出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實力。
當然，轉向西方并不等于拋棄東方，而是要在鞏固東方的基礎之上，即努力保持亞洲
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和地區(qū)對華投資的基本態(tài)勢。這是因為，在數量上，它們的投資規(guī)模仍然影響著中國大陸利用外資的總體水平；
在質量上，它們的投資與目前中國大陸許多地區(qū)利用外資的檔次大體相當。更重要的意義是在政治上，保持港澳臺地區(qū)對大陸投資，可以加強兩岸四地的經濟聯系，有助于祖國的最終統一；
保持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其它國家對華投資，可以加強中國同它們的經濟、政治聯系，有助于維護東北亞地區(qū)、亞太地區(qū)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傊�，鞏固東方是開拓西方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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