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白癡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遲暮】

　　西方主流白癡經濟學理論源遠流長，筆者嘗試從中華文化的“整體協調”角度，并結合中國的經濟現實來重新解讀之。筆者所指稱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不限于一個時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為“極端和激進學派”之外的、一切曾經在西方占據過主流地位的經濟理論樣式，這些理論在本質上都是從“個人至上”的角度和不變的精英主義立場出發(fā)的。

　　一、 經濟發(fā)展過程的資源基礎

　　迄今為止，所以經濟發(fā)展過程的歷史，都是對自然資源利用規(guī)模擴大的歷史。而且可以預料，在“物質不滅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經濟發(fā)展過程仍然是資源利用規(guī)模擴大和資源耗竭速度加快的過程。

　　迄今為止，經濟發(fā)展對資源利用，還停留在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大規(guī)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賴礦物能源。中國的可再生資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國工業(yè)產值的71.3%是來自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國總人口為6.73億，消耗能源59.96億噸標準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這一年中國的消費總量為13億噸，人均能源消費量1083公斤，約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
其中以美國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為突出。

　　在當今世界上，一國對資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資源數量越巨大，則其經濟發(fā)展水平也就越高；
反之，對資源利用數量越少，其經濟發(fā)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準就貧窮。1995年，中國人均消耗能源按標準煤計算為1055公斤，美國的相應數字是11312公斤，與此相對應中國就窮而美國是世界頭號富國。如果以中國龐大的人口達到美加兩國的水平，則相當于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超過原來數量的十倍達到130億噸以上，該年度世界能源總供應量117億噸不夠中國一個國家之用。富裕和現代化不是不需要資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國精英主義者所宣稱的---是“優(yōu)良制度”的結果和巧婦的“無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遲暮

　　自從“邊際革命”開始，西方主流經濟學日益脫離經濟資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過程，日益成為一種經濟數據的解釋學，所關注的中心話題是諸如多和少、增加和減少、總量和增量等等。雖然把資源稀缺性作為一個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資源的經濟流轉過程，尤其是誰能獲得和依據什么獲得稀缺資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滿足這個關鍵問題。

　　發(fā)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所謂“科學性”日益被證偽，其作為精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卻日益彰顯。當代所有的重大社會經濟問題，如環(huán)境生態(tài)、人口壓力、資源枯竭、貧富分化等等，都無緣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視野，不能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重點研究對象。因為這些問題都涉及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深入分析和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足以顛覆西方主流經濟學大廈的基礎。

　　中國人均資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環(huán)境壓力大，資源分配的部分傾斜就足以導致對弱勢階層基本的生存條件的破壞，因此西方白癡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經濟現實面前尤其經不起檢驗。目前中國的三農問題，實質上就是中國“人與自然關系緊張”的最集中的體現，這個問題的解決只有在“整體協調”的層面上來解決，沒有任何修修補補的局部措施能夠奏效，這在西方“個人至上”的精英主義經濟學立場上沒有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

　　下面試圖解讀中國精英主義經濟學宣傳家們的一些理論基石：

　　1、 “經濟人”在現實中的存在范圍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流轉過程中，卻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訴諸常識和感覺。例如作為西方經濟學分析的基石“經濟人假定”，中國高人就把資本家追逐利潤與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類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屬性的本能和從屬于社會屬性的經濟人假說蓄意混淆起來，為資本家的行為方式尋找普遍意義的注解。正是在這樣的本質問題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心虛和反人道本質，因為正當的行為和正義的事業(yè)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詞的。

　　在社會現實中，最適合成為經濟人的是學校里的學生，因為每個學生都面臨在一個競爭的社會里尋找自己位置的問題，學習已經被界說和接受為個人在社會上立足的唯一途徑，因此學習顯然就是為了將來的個人利益的投資，因此學習對學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經濟人目標也會是最重要的經濟人選擇目標。而且學習具有天然的平等適合于個人努力的性質，不受工藝分工和等級關系的制約，具備最理想的經濟人成立條件。因此經濟人假說下的學生學習應該都是竭盡所能地努力，為將來在社會上揚名立萬、追利逐益做鋪墊。但是實際中學生努力學習的比例甚至稱不上很高，這只有一個原因：即學生在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時是違反經濟人假定的。因為在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是“協調人”，即個人的行為除了基于經濟利益（理性）之外，還要為許多非經濟目標所制約。一個學生可能樂于花時間去享受戀愛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較舒服的某種方式來處理生活和學習的關系，學習目標在許多目標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學生的行為方式最終就是在多個目標的相互協調和中和的實踐結果。

　　在西方經濟生活的實際中，真正的經濟人只有在資本主義興起時代，當時的資本家階層是比較接近所謂的經濟人假定的；
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國公司才是符合經濟人假說的法律實體。經濟人從來不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假說，以后也一樣永遠不會有改變，把個人原子化或機械化的努力過程在西方持續(xù)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效，恐怕永遠都不會取得完全成功。

　　2、 競爭和市場帶來效率的謊言

　　競爭和市場能夠帶來效率，最終能夠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結果上有利于所有人，從而具有結果公平的性質。競爭和市場發(fā)揮作用的前提被認為是私有產權的絕對化，所以其等價命題是私有制將最后有利于所有人，從而把私有制作為追求“結果公平”的不可動搖的過程和手段，過程和手段高于結果，這就是西方白癡經濟學理論的邏輯。

　　作為一個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證，精英們樂于證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場和競爭規(guī)律發(fā)揮作用，從而不利于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癡經濟學理論那里，中國產品幾十年一貫制就是技術落后，缺乏技術進步動力的結果，而不與低水平的消費尚未被充分滿足的現實發(fā)生聯系；
要求產品高檔和現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階層的消費主義而是全民（包括窮人）的需要，在精英主義者那里，根據理論需要窮人永遠是做白日夢好高務遠的階層，不滿足“人是理性的”這個基本經濟學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將如何被滿足而只知道越先進越好，這與精英階層的消費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從自己的生活現實出發(fā)選擇“有比無好”。中國人均產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經濟學精英們說唯一的原因是企業(yè)效率不高，而完全不與中國經濟底子薄和人均資源少的現實發(fā)生聯系。

　　3、 個人激勵決定作用的謊言

　　在西方白癡經濟學理論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勵手段就是與其勞動相對應的報酬，除此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可以整合社會前進的價值了。但是與精英主義者斷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國20年的觀念變化和嚴重的社會行為失范，恰恰證明了一個真理---在實際中沒有道德自覺精神的個人是無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與此相聯系，現代的知識精英愿意把科學文化知識說成是唯一重要的東西，是求生謀職和回饋社會的基礎。實際上知識如何任用取決于個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為善也可以用來為惡，駕御知識任用方向的只能是個人的主動選擇。由于一個人的創(chuàng)造力有限，同時他的破壞力卻要高出數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監(jiān)督一個人的行動往往十個人還不一定管用，因此社會監(jiān)督并沒有一個在低成本上實現的方法，無論是民主還是法制都沒有低成本實現方法，所以個人行為不能不主要歸結于個人的自主選擇，道德的重要性是無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個鐵律是：必須要取得多數人的主動認同。否則管理是無法進行下去的，因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標落空。個人的報酬只是個人生存和發(fā)展的一個基本要求，物質激勵措施在利益關系互為消長的前提下不僅難以確立合適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證個人對管理目標的認同，認同的建立決不是一個激勵措施所能夠解決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進行真誠的協調和讓步。無限制地高估激勵作用最終是服務于一個理論目標就是---抨擊集體主義精神，為私有化正名和開道。中國革命艱難困苦的成功歷程，恰恰說明了物質激勵因素作用的荒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結果就是---以被物質充分激勵的精英階層的徹底垮臺而告終，中國的精英階層理應從這樣的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而不是試圖忘記血的教訓或者想方設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狀況是精英階層自己認識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優(yōu)勢還沒有用完的時候，就應該開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這樣一種結局，學會并真誠地與弱勢階層做好利益協調，向弱勢階層的基本生存利益讓步就是向精英階層自己的長遠利益讓步。

　　三、 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熱門代理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臺灣長大，在美國芝家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在北大任教授。據稱“可能是在國際經濟學界最知名的中國經濟學家”，據稱“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學的經濟學研究方法”。

　　1、 所謂比較優(yōu)勢發(fā)展戰(zhàn)略和技術創(chuàng)新理論

　　在壟斷價格的盤剝之下，打破技術壟斷的價值有多大？技術能力僅僅靠購買專利就能夠獲得？開發(fā)的投入與技術能力的形成，加上壟斷價格被打破的價值幾何？

　　“如果從成本的角度來看，發(fā)展中國家技術變遷靠引進技術與靠發(fā)明來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較的。引進技術最貴的方式就是買專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過是原來人家發(fā)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們買了專利，一定是成功的專利才買。這樣算起來的話，如果靠引進技術來取得技術變遷的話，這個成本與自己做RND來比的話，連百分之一都不到�！薄凹俣ㄕf我們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一半，美國對我們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國不愿意把他們最先進的技術轉移給我們。到那時候的話，我們人均收入美國的一半，我們的經濟規(guī)模是美國的2.5倍，假如說美國拿出2％的國民生產總值來搞RND的話，我們也拿出我們自己國民生產總值的2％來搞RND的話，我們RND的規(guī)模是他的2.5倍。你創(chuàng)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時候我們技術創(chuàng)新的速度比他還快�！卑凑樟忠惴虿┦康恼f法，今天的美國還是相當情愿地把技術轉讓給中國的，而不是在執(zhí)行技術封鎖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是靠什么支撐的，如果是靠技術支撐的話，那么他們?yōu)槭裁匆�傻到培養(yǎng)競爭者，以至于喪失壟斷地位、壟斷價格和壟斷利潤。要西方企業(yè)發(fā)揚雷鋒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當牧師，到西方去傳經送寶。建議林博士還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學機構供職比較好，這樣才能夠造就“比較優(yōu)勢發(fā)展戰(zhàn)略”的條件。

　　“關于技術變遷研究，我的兩個貢獻是：（1）對拉坦－－速水假設做了擴展，證明了誘導技術變遷的主要動因是要素的相對邊際生產率，由于要素的邊際生產率不受要素市場的影響，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場受到限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其它發(fā)展中國家，技術變遷的方向仍然會受到資源相對稀缺程度變化的誘導，這一工作大大擴展了誘發(fā)性制度變遷假說所適用的范圍。（2）在資源稟賦決定的技術變遷理論中引入市場規(guī)模，即當技術類型相同時，技術變遷將首先發(fā)生在市場規(guī)模比較大的技術中，這是因為如果一個技術的市場規(guī)模比較大，那么技術創(chuàng)新的收益也就比較大，這就會使更多的資源被用于該項技術的研究，因而這項技術的創(chuàng)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較大。”根據中國的市場規(guī)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計，不知道還有沒有發(fā)展技術的必要空間。不過我個人還是非常贊同林博士的這一高見，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所以勞動力節(jié)約型技術不能占據優(yōu)先發(fā)展地位；
中國人均資源短缺，所以中國應該優(yōu)先發(fā)展資源節(jié)約型技術；
中國資源分配應該首先向多數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傾斜，高檔消費品不能在社會生產資源分配中占據優(yōu)先地位。

　　“一個就是各種投入要素的積累。比如說勞動力的增加，自然資源的增加，資本的增加。如果這些能增加的話，經濟就能增加。當然我們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如果覺得土地太少，還可以到國外拿個殖民地，現在是不行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再就是勞動力會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勞動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較慢的。一般來講，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資本積累速度是不是快。這是第一點。第二個，如果你有同樣的土地，同樣的勞動力，同樣的資本，如果你能夠改變生產結構，把這些要素從一個生產率比較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比較高的部門的話，那這樣經濟也可以增長，所以第二個是經濟結構轉移。第三個是技術變遷、技術創(chuàng)新。同樣的勞動力，同樣的資本，同樣的生產結構，假如我能用比較好的生產技術的話，那么經濟增長的速度也會比較快。所以，我們要看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潛力，其實只要看這三方面。但這三方面當中，最重要是技術創(chuàng)新。因為如果技術不創(chuàng)新的話。我們讀經濟的人都知道，技術不創(chuàng)新的話，不斷積累資本就會面臨所謂邊際效益遞減。在這樣的狀況下，到了一個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資本也不能增加生產，也不能增加產出。所以，這樣的狀況下，積累的積極性就很低，資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資本增加的速度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技術變遷的速度。同樣的情形也在生產結構中。假如說技術不變化的話，就不會有新的產業(yè)部門，而且在同一個產業(yè)部門里面，也就不會有生產力比較高的環(huán)節(jié)。要看一個國家產業(yè)結構變遷的可能性，其實主要看技術變遷速度是不是快。歸結起來，如果我們要了解一個國家經濟發(fā)展的潛力，最重要的就是看這個國家技術變遷，技術創(chuàng)新的潛力有多大�！币驗橐呀浻龅劫Y源短缺，已經是土地報酬下降而且農業(yè)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據林毅夫博士的高見，中國農民是不是還有必要繼續(xù)種田。

　　“所謂比較優(yōu)勢發(fā)展戰(zhàn)略是指任何國家和地區(qū)都具有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資源上的或經濟上的），借助于發(fā)展這種優(yōu)勢，就可以追求到一種持續(xù)、穩(wěn)定、快速的經濟發(fā)展。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經濟發(fā)展比較成功的國家和地區(qū)采用的就是這種戰(zhàn)略。我國近10年來的改革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是因為在產業(yè)發(fā)展上較好利用了我們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資源——勞動力。他說，改革與曾推行多年的‘趕超戰(zhàn)略’相配套的宏觀運行機制，使我們的經濟發(fā)展能夠盡快進入充分利用比較資源優(yōu)勢的良性循環(huán)，應該成為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世界市場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永遠不會供過于求，或者說在中國勞動力充分轉移之前是不會破壞市場均衡條件的，否則的話供應的增加會導致收益的實際下降，因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彈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據什么斷定這一前提可以成立，現實的情形是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一頭撞上了“西墻”，受到西方國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補貼”和“反傾銷”管制。而且西方發(fā)達國家早就聲稱勞動密集型產品是所謂的“敏感型產品”，認為對國內就業(yè)沖擊很大，與西方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目標---充分就業(yè)---相沖突，早就簽署了諸如“多種纖維協定”之類的戒律，對中國最具有競爭力的紡織品和服裝進行出口數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樣的高招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使得“比較優(yōu)勢發(fā)展戰(zhàn)略”得以執(zhí)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來我國農村改革陷入停滯狀態(tài)，農業(yè)上問題叢生，農民負擔十分沉重。他認為要解決中國的農村、農業(yè)、農民問題，特別是東部和中西部地區(qū)差距越拉越大的問題，必須既有利于東部發(fā)達地區(qū)的發(fā)展，又不能增加國家的負擔，用多給不發(fā)達地區(qū)補貼和把發(fā)達地區(qū)的財力轉移到不發(fā)達地區(qū)的辦法都不合適，應該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推進農村改革，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大市場。他認為，一個地區(qū)經濟發(fā)展后，其比較優(yōu)勢及其產業(yè)結構隨著資金積累和勞動力價格的提高而發(fā)生變化。有了全國統(tǒng)一的大市場，這個地區(qū)就會將它的部分產品市場讓給其它地區(qū)，帶動其他地區(qū)的發(fā)展。東部資金、技術相對豐富，重點發(fā)展資金較密集的產業(yè)；
中部土地資源相對豐富，重點發(fā)展農業(yè)；
西部自然資源相對豐富，重點發(fā)展礦業(yè)、畜牧業(yè)。東部缺地，糧食生產成本高，有了統(tǒng)一市場，自然會增加對中部地區(qū)的糧食需求，糧食價格就會上升，使中部農民得到增產增收的好處；
東部地區(qū)經濟越發(fā)達，對西部資源的需求就會越大，隨著資源產品的價格上升，西部地區(qū)人民的收入也會上升。這樣一來，東部的發(fā)展將成為中西部發(fā)展的動力，東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統(tǒng)一市場中共同發(fā)展�！币驗橹袊�農業(yè)成本高居不下，根據林毅夫博士的推演，這是需要貿易保護的條件下的一種發(fā)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實際上是堅決主張自由貿易以便充分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的，林博士的鋪子既出售“無堅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實在是了不起。

　　2、 農業(yè)問題是勞動投入不足？

　　根據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勞動力過剩的經濟學意義是勞動的邊際產出為零。中國在1978年農村人口已經突破8億出現嚴重的勞動力過剩，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憑什么斷定有效勞動投入的增加，是農業(yè)產出增加的決定性原因的。

　　“傳統(tǒng)的農業(yè)合作社理論認為集體生產中社員得到的激勵很高；
而經驗觀察則表明，改革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下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很低，我認為這是由于傳統(tǒng)模型忽略了集體生產中對勞動監(jiān)督的必要性和監(jiān)督的成本。在《中國農業(yè)家庭責任制改革的理論與經驗研究》一文中，我把勞動監(jiān)督和監(jiān)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發(fā)現在生產隊中，社員勞動的積極性同監(jiān)督的準確程度和監(jiān)督的難易程度密切相關，監(jiān)督越準確、越容易，則社員勞動的積極性就越高。而在農業(yè)生產中，由于對勞動的監(jiān)督非常困難，監(jiān)督的準確程度很低，結果當時的分配制度實際上導致了平均主義，因而對勞動的激勵低下，從而扼殺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導致了傳統(tǒng)農村經濟體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農業(yè)生產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種與農業(yè)生產過程相適應的生產機制，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這樣一種制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優(yōu)越性在于農民為自己生產，因而生產的積極性也就高。進而我用經驗資料檢驗了上述理論模型，經驗結果與理論預期基本一致。”

　　在毛澤東時代不到30年的時間里，中國農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億畝梯田的基礎上，又新修了2億畝梯田，并使中國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萬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國農業(yè)抵抗水旱災害的能力大為提高，農業(yè)生產條件出現根本進步，并一舉扭轉了在歷史上延續(xù)了近800年的“南糧北運”態(tài)勢。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國處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過，哈爾濱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漢南京于1931年，廣州于1915年；
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沒有被淹過。黃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間，潰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潰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經有50年沒有潰口了，根據西方白癡經濟學理論生發(fā)出來的“林氏理論”，這樣的成就竟然是中國億萬農民在毫無積極性和消極怠工的條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員退社的自由被剝奪，結果社員無法懲罰他人的偷懶行為，‘自我實施’的合約不能得以維持，導致勞動積極性下降，生產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這次危機�！备鶕�林氏理論，只要是不影響農民的積極性，就永遠不會發(fā)生饑荒�？墒歉鶕�歷史記載，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間，中國發(fā)生過比較大的水災1096次，比較大的旱災1056次，都是平均兩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災，在旱災的中心地帶人口餓死比例高達80%，由于沒有統(tǒng)計數字，詳細的餓死人數永遠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餓死者相望于道”的記載，少的也有十多條，而且越到北方地區(qū)這樣的記載就越多，根據林氏理論哪個時代的農民積極性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因為他們的收益與自己的勞動成果是完全掛鉤的---在繳完地租和國家稅負之后完全歸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說饑荒的年景不要說窮鄉(xiāng)僻壤，就是諢名“十里洋場”的上海這樣的現代化都市，哪一年沒有“路倒”哪一年不餓死人。

　　中國處于季風氣候的控制下，水旱災害比較頻繁，分散的小農無法集結足夠的力量來應付和改善這樣的自然條件，只有以集體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毛澤東時代的農業(yè)體制下，農民被嚴密地組織起來，能夠實現力量動員來進行大規(guī)模地改善農業(yè)條件的努力，而且在集體經濟條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協調和成本分攤上也相對容易得多，實現管理目標得成本也極為低下，這才是中國農業(yè)條件改善在30年內超過3000年積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們常常說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但是在精英主義的有色眼鏡之下，才是真的沒有什么事實可言。不過妖魔化社會主義的成就，明顯是呼應了“歷史終結”的著名論斷，與“新自由主義”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據實用主義“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論，“林氏理論”明顯也具備成為真理的條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與中國人沒有關系。

　　3、 監(jiān)督困難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僅僅因為監(jiān)督困難就斷言管理制度需要變更，那么除了小國寡民的時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應該存在的經濟制度了，精英主義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說道“關于1959-1961年的農業(yè)危機，我認為，由于農業(yè)生產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對農業(yè)勞動的監(jiān)督十分困難，一個農業(yè)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員間達成一種‘自我實施’的協議，在此協議下，每個成員承諾提供同他為自己勞動時一樣大的努力，但這種自我實施的合約只有在重復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維持，而一個合作社的性質是重復性博弈還是一次性博弈，取決于社員是否擁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員退社的自由被剝奪，結果社員無法懲罰他人的偷懶行為，‘自我實施’的合約不能得以維持，導致勞動積極性下降，生產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這次危機�！�

　　根據筆者所見到的資料，日本企業(yè)中比較具有敬業(yè)精神的員工大約不到1/3，另外有1/3的員工能夠在管理之下順利完成作業(yè)任務，另外還有1/3的人是始終比較消極的。這樣的企業(yè)就已經是非常好和具有競爭力的企業(yè)。根據林毅夫博士的說法，中國農民是基于“絕對公平”原則才能組織的，否則他們必定會因為“無法懲罰他人的偷懶行為，‘自我實施’的合約不能得以維持，導致勞動積極性下降，生產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惡性發(fā)展到糧食極度短缺并大量餓死的地步。

　　“傳統(tǒng)的農業(yè)合作社理論認為集體生產中社員得到的激勵很高；
而經驗觀察則表明，改革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下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很低，我認為這是由于傳統(tǒng)模型忽略了集體生產中對勞動監(jiān)督的必要性和監(jiān)督的成本。在《中國農業(yè)家庭責任制改革的理論與經驗研究》一文中，我把勞動監(jiān)督和監(jiān)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發(fā)現在生產隊中，社員勞動的積極性同監(jiān)督的準確程度和監(jiān)督的難易程度密切相關，監(jiān)督越準確、越容易，則社員勞動的積極性就越高。而，結果當時的分配制度實際上導致了平均主義，因而對勞動的激勵低下，從而扼殺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導致了傳統(tǒng)農村經濟體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農業(yè)生產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種與農業(yè)生產過程相適應的生產機制，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這樣一種制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優(yōu)越性在于農民為自己生產，因而生產的積極性也就高。進而我用經驗資料檢驗了上述理論模型，經驗結果與理論預期基本一致�！比绻�“在農業(yè)生產中，由于對勞動的監(jiān)督非常困難，監(jiān)督的準確程度很低”，那么世界還有什么行業(yè)監(jiān)督是不困難的，從而監(jiān)督的準確程度是很高的？農業(yè)勞動監(jiān)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業(yè)的監(jiān)督成本和效率能夠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夠隨心所欲地得出和證明這樣的結論，試問天下還有什么結論是林博士不能證明的！

　　作為社會學上一個公認的結論，農村社員由于長期共處在一個穩(wěn)定的社區(qū)環(huán)境里，個體比較注重以長期考慮來調節(jié)自己的行為，非常注重自己在鄉(xiāng)里的聲譽，在調節(jié)相互關系時，無經濟成本的輿論監(jiān)督對個人行為的約束是最為有效的。只有在遠離這樣的社區(qū)條件下，人們的行為才開始脫離自律，轉而以他律為主要約束條件。這是在城市和工商業(yè)機構的個人行為模式，與農村社區(qū)個體行為模式構成根本區(qū)別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業(yè)機構里，人們開始主要依賴法律和契約來調整相互關系，輿論調節(jié)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監(jiān)督的成本急劇上升。

　　4、 西方白癡經濟學中國代理人的主要特征

　　作為一個具有一般意義的特點，中國對西方白癡經濟學的信奉者，都是自覺和不自覺的精英主義者。在學術特征上主要表現是：對歐美日的了解遠遠多于對中國的了解，對純粹理論的興趣遠遠多于對經濟現實的興趣，對理論上能夠自圓其說比對照現實應用來檢驗更為看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總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識形態(tài)工作者的一切優(yōu)點和長處，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種“有說服力的說法”，為精英主義化的制度建立和維護其穩(wěn)定而“忘我”工作。經濟學方面的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按照明顯的梯度理論分布，在國內的高人主要是抨擊“舊體制障礙”，香港高人張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則直接訴求“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不行”。

　　這些人精英主義經濟學宣傳家不是經濟學家，而是精英主義意識形態(tài)工作者。因為中國人對“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標準，能夠在人類智慧發(fā)展歷程中占據一席之地的，才能稱為“家”；
在毛澤東時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三條標準，“家”成為代表理智與良知相統(tǒng)一的一個指標，是對知識精英擺脫精英主義慣性傾向平民主義的獎掖，從而具有褒揚和接納的雙重涵義。

　　美國白人民兵小布什稱中國是“競爭對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對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極受歡迎，號稱是“在中國以外最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國有關機構的青睞，“目前，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商會等海外民間機構相繼給予中心資助，一些國內企業(yè)也提出了捐贈意愿。林毅夫為籌集資金及招攬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為止已籌得資金近百萬美元�！备鶕�西方人的說法，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國相關機構當然也不會無緣無故地欣賞原產臺灣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敗者，絕對沒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為一個共有的特點是具有高度的自覺性和計劃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國外，充其量會成為一名教授、學院派學者，而在國內卻可能成為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產生影響的人物，并有機會成為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薄暗�是作為一個學者，從影響層面來說，我想在北京大學影響會大得多�！绷忠惴虻哪苣筒皇菦]有代價的，不過不由他本人來承受而已。至于說到“有機會成為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我個人的想法是中國一定會產生那種人，中華學術的復興也一定能夠為全人類做出應有的貢獻，并在人類智慧發(fā)展歷程中占據相應的地位，但是我決不相信這樣的大師級人物會在“炒別人的剩飯”過程中產生，“炒別人剩飯”的人永遠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為大宗師的。

　　四、 中國在西方經濟思想指導下的發(fā)展過程回顧

　　在最近20年內，中國的發(fā)展戰(zhàn)略指定和經濟活動進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經濟學思想指導下完成的。對這個過程中的一些關鍵問題進行簡單回顧，能夠獲得一些有益的啟迪。

　　1、 資源報酬遞減所發(fā)生成本如何攤平

　　中國農業(yè)以7%的耕地養(yǎng)活22%的人口，在土地報酬遞減規(guī)律的作用下，中國達到世界人均糧食產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產70%的糧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帶的國家，這只是增加土地生產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對環(huán)境的負面影響顯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資源的短缺，資源開發(fā)的成本也一定會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石油開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東高出5倍。中國鐵礦石95%以上是貧鐵礦，而且伴生共生礦多，選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國的資源，改而進口，那么世界資源市場的供求平衡關系迅速被打破，在價格急劇上升的情況下，中國企業(yè)在沒有壟斷地位的情況下，如果進行成本順利轉嫁？還有資源長距離輸送成本如何在競爭性價格中被補償？

　　所有的精英主義經濟學宣傳家們，都對此一根本問題視而不見，裝聾作啞。

　　2、 工業(yè)技術的邊緣化

　　中國工業(yè)無法獲取正常利潤，低水平重復是一種典型的技術邊緣化的生存狀態(tài)，與依托技術壟斷形成的市場優(yōu)勢地位的西方跨國公司形成鮮明的對比。對于中國企業(yè)在邊緣化生存狀態(tài)下的處境，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們，一貫是予以極度蔑視加極度污蔑，并以此作為制度不行的證據。

　　在邊緣化狀態(tài)下生存的企業(yè)，是無法實現工業(yè)化的社會目標的，因為這樣的企業(yè)其產品在市場上既不可能獲得壟斷利潤，甚至不可能獲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運營方式”中苦苦掙扎。筆者曾經反復指出，“低成本運營方式”是中華文化的三大思想淵源之一，正因為確有如此根據，那些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反而底氣十足地宣稱，是“中華落后文化”妨礙了企業(yè)經營思想的進步，而不是中國企業(yè)被人為推進“低成本運營方式”的困境，這種倒果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義者的主要法寶之一。

　　我國國有企業(yè)建立明顯帶有“備戰(zhàn)備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沒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強”的戰(zhàn)備觀念下的產物。中國企業(yè)規(guī)模小競爭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極端精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種中國人什么都不行，企業(yè)技術落后和管理觀念陳舊，而是企業(yè)當時所服務的目標與今天的和平時期有根本不同。把這樣的企業(yè)盲目按照所謂的“國際標準”完全推入市場，再加上舊負擔與政策性稅負不均，結果在短短的10年之內，國內市場上就發(fā)生明顯的政策選擇效應，國企市場份額急劇下降，喪失生存能力。而在國際市場的表現上，問題就表現得更為突出。中國企業(yè)規(guī)模小，多數沒有國際市場經營能力，只能成為跨國公司的轉包工廠。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燈具生產商荷蘭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銷等手段，極力壓低中國國內燈具工廠的產品出廠價格，利用中國工廠的成本優(yōu)勢打敗歐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歐盟提起針對以前的中國供貨方的反傾銷訴訟，試圖以此把中國競爭者趕出歐洲，制造自己的優(yōu)勢地位，追求壟斷利潤。陷入這種邊緣化生存狀態(tài)的企業(yè)，不僅僅有國有企業(yè)，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區(qū)的私營企業(yè)。

　　正是由于中國企業(yè)規(guī)模小沒有獨立的國際營銷能力，實際上無法實現我們的工業(yè)發(fā)展目標。盲目發(fā)展所謂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最后是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為作為跨國公司的轉包工廠，為跨國公司建立壟斷地位撮取高額壟斷利潤服務。實際上由于談判地位的不對等，產品出廠定價完全由外方控制，經營結果不僅沒有正常的利潤，而且對工人也無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條件，在免稅政策的關照下對國家也沒有履行相應的納稅義務，投資者也無法實現正常的資本積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遠沒有安身立命的機會，主要還不是因為資本家的貪婪，而是所服務的企業(yè)本身處于國際分工的邊緣，企業(yè)、個人包括國家（不能不執(zhí)行免稅政策），都不能從這些企業(yè)乃至行業(yè)興起中獲利，雖然這些外向型行業(yè)的總產值規(guī)模已經極其巨大。

　　中國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獲得收益的卻是西方的跨國公司，完全無法體現我們的民族發(fā)展目標，最后由于跨國公司的叛賣行為，國家和社會還要承受工廠關門工人失業(yè)的后果，再接再厲發(fā)揚雷鋒精神，為跨國公司擦屁股。這樣的后果卻被精英主義者當做成就來吹噓，天底下有比這更荒唐的笑話奇談嗎？這就是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發(fā)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們對未來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當然這樣的依附性經濟還是有必要的，順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國每年的外企利潤匯出為幾十億美元，到今天已經達到200億美元之巨，再過5-10年就可能達到500-1000億美元的數字，如果沒有這樣的血汗工廠，中國拿什么來支付外企的利潤呢？

　　3、 門檻價格對國民生產總值的縮減作用

　　目前，外資企業(yè)在國內采用各種方式排除市場競爭者，追求壟斷地位和壟斷價格。壟斷價格與競爭性價格不同，具有一種穩(wěn)定不變的特征---成為一種門檻價格，這種門檻價格依據的是企業(yè)自身的最大利潤和理想的市場份額，不與市場的潛在需求和發(fā)展的普及化目標相聯系，排除和消減了市場的潛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數人最后具有消費能力的可能，成為國民生產總值達到潛在水平的決定性障礙，兼且與社會發(fā)展目標背道而馳。

　　聯合利華公司旗下的和路雪，進入上海冰淇淋市場后，因為做不過本地工廠，所以索性出高價收購了那家工廠，以消滅競爭者，在獲得壟斷地位后，再以壟斷高價在消費者身上把收購成本撈回來。美國百威和法國達能在收購武漢的中德和東啤后，武漢市場啤酒的加權批發(fā)價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競爭維持或明或暗的壟斷價格同盟（即卡特爾），其結果是消費者利益受到巨大損害，中國就是這樣成為跨國公司“發(fā)洋財”的樂土。

　　在1995年，廣州寶潔公司的利潤率高達50%，而且是在巨額廣告投放，在管理、市場營銷、人員高薪等這一切大手大腳政策下的成果。這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競爭力和成本優(yōu)勢所能夠解釋的，這是地地道道的壟斷地位帶來的壟斷利潤，是以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實現的，這是違反保護消費者權利的公平交易法則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國家法律嚴厲管制的價格不法行為，也理所當然應該受到中國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業(yè)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成功，不是因為技術先進，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費，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腳下的成功，這是韓非所說的“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說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資金實力上的優(yōu)勢發(fā)揮�？鐕�公司能夠集中足夠的資金來排除競爭者，無論排除競爭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時間多久，它們都有能力籌集足夠的資金耐心等候競爭對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壟斷優(yōu)勢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費者身上撈回當初的“競爭排除成本”，坐收壟斷利潤。中國的精英主義制度宣傳家們不是不清楚這些，但是他們與這些企業(yè)具有天然的利益聯系，他們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國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經為可口可樂公司充當吹鼓手，費心研究“可口可樂給中國帶來了什么”這一類高級高薪問題。

　　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經營成功，是以中國競爭者消失和中國消費者利益受損，國家經濟規(guī)模達不到潛在規(guī)模為外在條件的。

　　4、 比較優(yōu)勢發(fā)展戰(zhàn)略的失敗

　　1987年的“國際大循環(huán)”理論，就是比較優(yōu)勢發(fā)展戰(zhàn)略的演示版，今天這個戰(zhàn)略的實施結果是一頭撞上了“西墻”。中國耗費大量的土地、資本和人力資源，結果是促使國際市場上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的持續(xù)下降，拉開了國際市場原本就存在的壟斷價格和競爭性價格的鴻溝，極大地有利于西方發(fā)達國家和不利于發(fā)展中國家。下文還將涉及這一問題。

　　五、 在人與自然相協調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中國的適度發(fā)展經濟理論

　　全人類最終都需要走與自然相協調的發(fā)展之路，中國必須第一個走這一道路，因為中國最缺乏資源的支持，同時技術的掌握和使用已經迅速逼近自然資源所能夠容許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癡經濟學理論，不僅回避人與自然在整體上應該保持一個什么樣的關系問題，而且刻意回避人與人關系的協調問題。一味地張揚個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編造“私惡即公利”的謊言，為精英主義制造社會分化尋找借口和說辭。以管理困難來否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必要性與可能性，諱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經濟人”前提下，社會管理沒有根本出路的事實，以管理困難來反對非精英主義經濟制度，是一種典型的“因噎廢食”的邏輯。

　　1、 社會管理沒有根本出路

　　社會管理是沒有根本出路的，人們必須長期不斷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動與他人的利益相協調，以求避免最壞的社會局面出現。其中精英階層具有第一責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動地向弱勢階層協調和讓步，以追求社會整合的實現，并在社會整合的基礎上開展社會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會目標認同，在認同的基礎降低管理的困難和成本。

　　管理的無奈在于：在社會財產私有制的態(tài)勢下，要調和分異(分離和異化)的利益主體去為一個非平等的目標努力。叢林法則導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則還是叢林法則，都很難予以消滅。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謂終極的和先進的模式，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同一信條，這是一條在“必然王國”里沒有盡頭的回環(huán)往復之路。美國管理大師哈羅德-孔茨提到“管理學的叢林”，管理不僅是處在他所說的學術學理的叢林之中，而且在現實里，也確實還處在一個看不到出路的叢林里。學術畢竟不能不反映現實，而現實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學術世界里。

　　管理是推動人們?yōu)閷崿F共同目標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終需要有結果來檢驗，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錯，“朝三暮四”的必要性顯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標卻是文明演進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管理手法和藝術可能收效于一時，卻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國農民的諺語所言“按下葫蘆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學大師，十個就有九個出自美國，并不是美國特別喜歡標新立異和無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問題需要新答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樣的新問題永遠不會被窮盡，代表的是體制內的異化主體對管理目標不認同的意志力量，這是一個對管理目標和手段的永恒挑戰(zhàn)，是所謂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脫，也許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頭，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覺時代。除了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理想之路，我個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畢竟，有誰能夠把道德自律、克己與相互關懷的人類理性精神，進行條分縷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與經濟利益和司法威懾建立起掛鉤關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會成本來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誰又能為人類自己掌握這樣的公正天平。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老子》一書，開宗明義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禮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蓖庠诘娜藶榈闹贫群头�律，無論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過人們的自覺遵守來起作用，僅僅依靠外在的監(jiān)督和管理手段來應付，其成本必定是社會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頓道德失律的監(jiān)督成本就知道了。誠如老子所言，對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產生正是在氏族社會解體后，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出現深刻分化后的權宜手段，國家暴力機關的產生正是出于強制管理的需要，國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會管理沒有根本出路的真實寫照。

　　今天歐美日的企業(yè)環(huán)境，遠遠比中國好，是因為技術壟斷地位決定的資源壟斷地位所帶來的，全世界的資源對歐美日來說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歐美日社會比較富裕，人均購買力強市場容量也大，成功機會多，所以有比較普遍接受游戲規(guī)則的愿意。中國企業(yè)正道成功的機會少，普遍有“穿墻打洞”的沖動，筆者在企業(yè)工作多年，見過許多港臺老板素質極低但是卻成功，也見過國內人士創(chuàng)業(yè)的艱辛和困難，到頭來卻是灰頭灰臉，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夠，確實是成功的機會太少。中國企業(yè)要實現資本積累和發(fā)展過程，不僅外部競爭環(huán)境差而且自身實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輔導和保護，最致命的是沒有良好的金融體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權力。腐敗和權錢交易決不是一個單純的體制問題。而且政治權力和金錢的結合確實也是民主的一種經典過程，這一點無須諱言。

　　實際上在西方企業(yè)管理上存在一種“偽道德效應”，即在經濟成長迅速的時代，在資源優(yōu)先集中的少數地區(qū)，多數人都能夠享受到發(fā)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種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階層利益的協調也比較容易。這在實際上是以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來緩和人與人之間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區(qū)與外圍關系的利益輸送的擴大化，來彌合中心地區(qū)的深刻社會階層分裂。反過來，在蕭條時期，就必然引發(fā)以鄰為壑的舉動，1930年代的大蕭條，就引發(fā)金融戰(zhàn)和貿易戰(zhàn)，最后發(fā)展為世界大戰(zhàn)，這一段歷史所有的精英主義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國社會上精英們與民眾協調差，主流媒體長期妖魔化農民，就是因為資源有限利益不夠分的緣故，既沒有人與自然關系相緩和的出路，也沒有外圍地區(qū)可以轉移矛盾。所以中國精英面臨著空前的自覺協調使命，否則一味地鼓吹精英主義化聽任目前的趨勢發(fā)展是非常危險的，實際上就是走老蔣“制造革命形勢”的老路。

　　2、 超越訴求現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義預設立場

　　由于技術的進步，今天人們能夠在相當程度上用人力來營造居住和生存環(huán)境，以空前舒服的狀態(tài)生活，達到一個前人所難以想象的富裕和發(fā)達程度。但是這種生存環(huán)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資源為營造和運行代價的，發(fā)達的程度越高每單位個人所消耗的資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資源所能夠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現代化觀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們欲望應該得到技術所能夠達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滿足的正當性�，F代化觀念本身就是“感覺第一”的消費主義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義的肯定性前提，這個前提符合人們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與自然是否應該協調，人與人要不要和諧相處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化是一種價值而不是科學，是一種無須證據和證明的基于人類欲望和感覺的價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議制民主”，代議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農民，只能是各行各業(yè)的精英們，代議制民主無疑是要求廣大民眾對精英主義政治制度的各種施政策略進行“票決”，對何種不同利益集團的精英主義執(zhí)政集團進行選擇，而永遠不可能依仗票數優(yōu)勢選擇出毛澤東那樣的平民主義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進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變革，所以民主不過是精英階層需要的對精英主義制度的合理性進行全民追認的政治形式。所以現代化和民主的預設立場并不難予以解讀，這種預設立場在國際關系上是符合西方國家利益的，不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廣精英主義制度，而且精英們將會在這個制度中對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予以優(yōu)先確認。

　　其實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F實，僅僅是獨特的案例并沒有普遍意義，僅僅是因為中國精英們的主觀意愿，才被說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發(fā)達是以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的貧困為條件的，否則維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質資源支持的基數，遠遠超過地球所能夠應付的極限，西方七國1995年人口為6.8億，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總量的51%，富裕和發(fā)達不可能不以物質資源的消耗為基礎，畢竟“物質不滅”和“能量守恒”規(guī)律還不能被突破。也許可以這么說，適度發(fā)展是“中國困境”的唯一解決方案，在中國精英階層“超英趕美”現代化的熱望下，自然沒有留給中國人任何機會。實際上也沒有給世界上大多數人口以任何實現富裕和發(fā)達的機會，因為“只有一個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發(fā)達是基于在地球資源分配上的優(yōu)勢地位，這種優(yōu)勢地位就是建立在壟斷價格的基礎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國際市場上以競爭性價格出售產品，則是一個不能動搖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這樣的國際貿易體系中，西方的富裕和發(fā)達才得以維持，正如前聯合國秘書長所言“發(fā)達以不發(fā)達為基礎，少數人富裕以多數人窮困為條件”�，F代化在資源制約之下，永遠只是一部分人的價值，缺乏普及到全人類的物質基礎，是精英主義者所能夠實現的夢想，這個夢想以破壞多數人的基本生存條件為前提。所以現代化這個無須證明的價值，是徹頭徹尾的精英主義價值。

　　從來也沒有一個時代象今天這樣，把技術進步無限制地用來建立和維護少數人獨占資源的優(yōu)勢地位，多數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術進步的受益范圍之外。這是西方以叢林法則為基礎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與生俱來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傷。這不僅導致人與人之間不可協調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與自然的空前矛盾，這在根本上違反了中華文化的協調準則。而且這兩大矛盾的惡性發(fā)展，還導致對資源的爭奪和對技術進步的封鎖。西方文化在其本質上是一種“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這種工具理性在資本主義興起時代，曾經是加速技術進步的主要動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說是蕩然無存。戰(zhàn)后世界在美國的主導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大量用來進行軍備競賽和建立并運行足以毀滅全人類的威懾力量，追求技術進步的目標竟然主要不是為人本身受益而進行。

　　由于計算機和智能技術的進步，富人將有可能不依賴于剝削窮人的勞動成果而過活，所以“兩極分化”的和平共處也已經受到質疑和挑戰(zhàn)。因為在工農業(yè)剪刀差時代，人類對自然的開發(fā)和索取還是有限的，在壟斷利潤時代，西方為了造就“偽道德效應”成立的條件，對資源的索取已經危及自身的生存環(huán)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沖突論”甚囂塵上，核戰(zhàn)爭和歷史上曾經被西方人廣泛采用的種族滅絕政策，越來越走近人們的視野，是不應該感到奇怪的，美國的TMD和NMD計劃就是為此做準備的。姑且不論美國在技術上有沒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沒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單是這樣的“最后的瘋狂”計劃，就應該引起全人類的良知反省了。

　　3、 確立適度發(fā)展理論

　　全人類最終都必須放棄征服自然的狂想，實現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在與自然資源相適應的基礎之上來安排生活水平；
要真正做到與自然和諧相處，必須放棄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少，尤其缺乏實現富裕和發(fā)達的資源條件，大概必須在全人類中第一個放棄富裕發(fā)達的夢想，率先采用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適度發(fā)展”之路。

　　“適度發(fā)展”的概念與可持續(xù)發(fā)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思路是一種對自然資源有限性的一種被動體認，只涉及人與自然的被動適應關系。而適度發(fā)展則不僅是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主動選擇，而且也需要在社會上克制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明確在適度發(fā)展戰(zhàn)略中，富裕和有優(yōu)勢的階層具有第一責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終需要以“人與人的主動協調發(fā)展”保證“人與自然的協調發(fā)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時另外一部分人窮得叮當響的情況下，還能搞成什么“適度發(fā)展”實現什么“人與自然的主動協調”。

　　適度發(fā)展戰(zhàn)略的落實，需要適度產品和適度技術與之相適應。中國最近20年盲目的與國際接軌和向洋人看齊，實際結果就是在社會上帶來消費層次和就業(yè)上的鴻溝，促進和擴大了兩極分化和畸形發(fā)展，社會整合和協調程度下降社會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縣城整體趨于破產，工業(yè)向大城市集中，全國工業(yè)向沿海集中的趨勢非常明顯，而且上海明顯又有那種“十里洋場”的味道，重新獲得西方壟斷大企業(yè)占領中國市場的跳板地位。

　　改革開放一個最重要的預想政策后果，就是會帶動中國產業(yè)結構的升級并提升中國的自主技術能力，從而實現現代化。在二十年后，我們不能不遺憾地看到，西方跨國公司正是依靠技術壟斷地位才獲取壟斷利潤的，所以關鍵技術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會轉移的，而且由于中國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義，一味地以增加產值帶來稅源為主要目的，實際上連產業(yè)政策和環(huán)境政策目標都無法堅持，更何談爭取真正的技術能力關注。最明顯的是天津摩托羅拉公司，雖然曾經許諾在中國銷售額達到多少以后，將在中國投產芯片工廠，今天銷售額早已超出數倍，芯片工廠仍然連影子都沒有。所以在中國政府和外資企業(yè)的互動中，是外資企業(yè)實現了自己的目標，而我們的政策目標完全落空了。

　　在中國的毛澤東時代，曾經確立了一些“適度發(fā)展”的主要原則，如反對兩極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發(fā)展（地區(qū)平衡），注重適用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非高科技的適度技術），注重技術工人的培養(yǎng)，在工業(yè)產品結構上注重大多數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適度產品戰(zhàn)略），刻意減少利益糾葛（公有制是一個得力的制度安排）增進整個社會發(fā)展的可協調性等等。不過這些都成為后來改革開放的對象，被錯誤地認為是妨礙現代化和進步的舊體制因素。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后期中國實行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是人類在資源的壓力之下，第一次與自然的主動妥協，在人口規(guī)模上進行自覺控制以與自然相適應。

　　中國自然資源不足，改善民眾基本生存條件實現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資源增長上想辦法，這個辦法在毛澤東時代曾經大力推行，就是減少自然災害的影響增強土地的生產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經不多，需要使用大規(guī)模的調水工程，來解決水資源和土地資源不匹配的現實，因為有增產潛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這需要建設規(guī)模龐大的調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盡可能實施礦產資源節(jié)約的政策，如加強農村的秸桿還田減少化肥使用，有意識地抑制個人的資源密集型消費如小車消費等等。

　　所以適度發(fā)展是基于道德主義這個中華文化的核心源流，是從整體協調出發(fā)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叢林法則和精英主義的。適度發(fā)展具有三個層次上的意義：第一個層次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需要采取適度產品和適度技術方針，高檔消費品和節(jié)約人力型技術不能占據優(yōu)先地位，這是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問題；
在第二個層次上追求“人與人關系的協調”，要求精英階層承擔實現社會整合的第一責任，放棄無限制地追求優(yōu)勢地位的努力，這是政治問題；
第三個層次是“中國與外國關系的協調”，由于中國能夠在適度發(fā)展上實現社會各階層的協調整合，因此必然能夠達到孫子所說的“上下同欲者勝”的境界，在貫徹國家戰(zhàn)略意志上能夠實現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無形資源彌補有形資源的不足，改善國家的安全態(tài)勢。這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同志所主張的“人民戰(zhàn)爭”成立的先決條件，在“人民戰(zhàn)爭”的基礎上可以采取“國土防御”戰(zhàn)略，以收斂的態(tài)勢來應付外來的政治和軍事壓力，來解決今天美國戰(zhàn)略東移以后，中國所承受的戰(zhàn)略壓力加大的問題，這是國防和外交問題。

　　不僅中國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發(fā)達，其他的人口大國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種指望，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也一樣無法建立起資源利用上的優(yōu)勢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價值”終歸不過是少數人的價值，本質上是“白人種族主義”的一個變種，對這種普世價值的接受和模仿導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經濟上使西方獲得以競爭低價格購買第三世界國家工業(yè)品的好處；
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競爭態(tài)勢造成政治分裂；
在文化上樹立第三世界對西方的自卑；
在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由于精英階層與平民階層的分裂統(tǒng)治基礎弱化，將無力應付西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給推行新殖民主義提供可乘之機。毛澤東時代中國人選擇的道路，才真正能夠對世界人口的大多數提供有益的借鑒。最近20年中國對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教訓比經驗更寶貴更深刻---微觀經驗特殊案例不能用來指導絕大多數人前進。是經驗和教訓共同促進了人們認識的提高。

　　正是因為不可逾越的自然資源限制和現實要求，所以不論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圖，還是中國古人“人定勝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沒有根據的。人類最終必須回到和自然和諧相處，為此人們也必須協調好人與人的關系。由于中國的人口基數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場也沒有西方擴張時期那樣的地位，所以中華民族在全人類中，也許必須第一個主動放棄西方的精英主義和消費主義，走適度發(fā)展之路。有中華民族榜樣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并沒有別的現實可行道路，最終也會走適度發(fā)展之路，在絕大多數人口選擇適度發(fā)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義者就會被空前孤立，所以中華文化的未來一片光明。那些奴隸販子和鴉片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終主動放棄叢林法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一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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