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總導演的權力就只在創(chuàng)作上

　　張藝謀沒進過中南海。 　　8月8日前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審查，就在鳥巢里的一間會議室舉行。來了3位政治局常委，30多位正副部長。房間不大，副部長們只能靠墻而坐，中間一溜沙發(fā)，最后一個座位留給了這位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總導演。
　　領導們輪流發(fā)言，張藝謀一一記下，一個多小時后，領導同志對他說，這么多意見，你們導演組不可能照搬，也來不及照搬，符合藝術規(guī)律的你們再整合吸收。
　　“實話實說，這次還真是很民主，就怕把你藝術家給弄亂了，”張藝謀覺得，“每一位領導也都知道事關重大，所以也不愿讓個人意見去左右一切�！�
　　
　　在40億人面前上演的這場大戲，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此刻，黨的主張與人民意志在張藝謀身上達到了高度統(tǒng)一。
　　在這個歷史當口，他是藝術家？民族英雄？還是國師？
　　
　　“未來的樂觀主義者”
　　
　　他在辦公室侃侃而談，身后就是導演組成員立下的軍令狀。16天的奧運會結束了，開閉幕式運營中心三樓入口處的黑板上仍然寫著10個大字：奧運無小事！責任大于天。
　　但他顯然已經(jīng)松弛了。他問我們：“聽說你們雜志知識分子看得比較多？正好幫我向知識分子說說話……”而鑒于“什么是知識分子”在中國“是筆糊涂賬”，他選擇高頻使用“文化人”這個詞，不論是談論開幕式，還是電影。
　　
　　“什么是文化人？就是平時寫寫文章、開開研討會的那些人……”
　　“很多事情的評價都還掌握在文化人手里，老百姓覺得電影不錯，幾個文化人一寫文章，就變了……”
　　“文化人是什么？就是在一個酒會，碰到一兩個外國人，說一兩句話，嗬，就拿這一兩句出去做文章……”
　　“對開幕式的批評？我感覺文化人還沒開始呢……”
　　“當然，文化人總是要批判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永遠深刻嘛……”
　　他已經(jīng)不做“斗士”好多年了，但“文化人”卻仍沒接受他的轉型。他于是開玩笑：有那么一個“首都文藝界”，“三五千人，其中又有三五十人，成天批判你的電影。”
　　他有時看看自己1978年時拍的照片，“那叫一個土啊……（30年間的變化）我簡直就不能想�！备锌�起來有點動情。
　　1978年5月，北京電影學院西安考區(qū)，幾位攝影系老師接待了沉默寡言的張藝謀，這個陜西咸陽國棉八廠28歲的工人曾為買相機賣過血，專業(yè)好，但超齡5歲。后來因文化部長的一紙批示，張藝謀被北影破格錄取，命運也隨之改變。
　　“作為男人，你要有事業(yè)心，但你不能太得意、太高看自己。這不是裝的，要裝也裝不了這么長時間，我這種世界觀差不多是在我28歲以前就形成的，因為在此之前一直是很坎坷，就沒敢想過一步登天�！碑斎唬�28歲以后他又以親身經(jīng)歷豐富了這種世界觀：“我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我的信仰就是中國會越來越好。”
　　對于當下的問題，他覺得應該交給未來，“我是一個未來的樂觀主義者�！�
　　“可是，未來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wèi)平感到不解。
　　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看來，張藝謀的創(chuàng)作軌跡有三個坐標：
　　第一個就是1980年代的《紅高粱》，早在那時，張藝謀就展現(xiàn)了他天才的形式營造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大陸電影中第一次看見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這是實實在在的人性的解放�！�
　　第二個坐標是1995年的《活著》，此時中國社會心理已經(jīng)發(fā)生了劇變，但《活著》仍和《藍風箏》等“構成了另一座現(xiàn)實主義的高峰”――雖則因重寫了令官方不悅的歷史而很快被打入地下。
　　第三個轉換在1990年代末開始，郝建把《一個都不能少》視作張藝謀走向主旋律，走向權力話語的開始�！八�有的困難都由（電影中的）電視臺臺長解決，這象征著什么？”事實上，由于該影片與政策相符合，國家版權局還為它下發(fā)了版權保護通知，這是中國第一次對國產(chǎn)影片的版權實行“紅頭”保護。
　　很多那個年代的中小學生都記得學校組織觀看《一個都不能少》的經(jīng)歷――這已然是主旋律的待遇了。
　　1999年4月18日，張藝謀發(fā)表了給戛納電影節(jié)主席雅各布的公開信，指責對方帶有政治與文化的偏見，并宣布撤回參賽的《一個都不能少》，此舉被國內媒體解讀為“愛國”。郝建則在表示有限度理解張藝謀（長期被國內某些后殖民主義理論家指責為“表現(xiàn)中國的丑陋和落后”）后，對包括自己在內的部分知識分子的典型狀態(tài)進行了反思：
　　“我們絕對知道在什么時候可以拍案而起做義正詞嚴狀，什么時候能揪著老虎的胡子裝一下‘敢為人民鼓與呼’；我們也絕對知道什么時候必須對自己清楚萬分的問題保持沉默、三緘其口。我們受到很多精神摧殘，可是我們已經(jīng)十分聰明地知道應該在哪里找到我們所受精神壓力的出口……我們也知道什么時候說什么話可以上達天聽得到首肯，什么話會觸犯眾怒�！�
　　
　　不是他，還能是誰？
　　
　　張藝謀把自己看作時代的產(chǎn)物，“二三十年前，全民都在思考，都在追求文化的深度和厚度，造就了第五代；現(xiàn)在呢，哐唧一下子進入了商品和娛樂的時代，那我也就試著拍拍（大片）唄……”
　　頗有一點輕舟順勢而下的味道。
　　然而《英雄》的票房奇跡，讓大小官員發(fā)現(xiàn)了以“中國式大片”拯救中國電影市場的某種可能性，到《十面埋伏》，已有官方的全面護航（譬如，兩個月的暑期黃金檔，不上映一部進口分賬大片）――權力與資本，同樣在張藝謀身上實現(xiàn)了高度統(tǒng)一。
　　2002年《英雄》全球公映后，張藝謀對《南方周末》記者談及輿論和影評，“我們在社會和政治的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已經(jīng)不能100％地按自己的意思做，一定要去妥協(xié)和調整自己。空間已經(jīng)是有限的，讓眾說紛紜又對你構成一些影響，你把自己的空間就弄得很小，所以這些東西（指批評）原則上就是看看�！�
　　郝建認為：第三個轉折完成的坐標是《英雄》，特征是用“唯漂亮主義”的形式感來吸引觀眾，內在價值觀上是權威崇拜。沒想到他到了奧運開幕式還能登峰造極、更上層樓。
　　現(xiàn)在，張藝謀顯然更加牛氣：“我個人拍電影，我告訴你，我還從來不管你文化界怎么批評，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拍，你就是把我罵到老，我也還這樣。因為（這是）我個人作品，我要是按照眾說紛紜來修訂，我也太沒那個了�！�
　　“娛樂工業(yè)是較少反省的，如果一個導演有這么大的名氣，我們當然會期待他在藝術上有所追求，期待他的作品從一個更飽滿的角度來反映人性，”崔衛(wèi)平說，“當然，怎么創(chuàng)作是他的自由，但每個人都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
　　對很多人來說，開幕式上，最感動的時刻便是一襲紅衣的林妙可搭配童音版的《歌唱祖國》，我問張藝謀導演：歌聲起來的時候，很多人都哭了，這并不意外，但一些平素的批評者或者對這種價值觀并不認同的人，在那一刻居然也開始掉眼淚，這你想到了嗎？
　　我其實是想問一個關于鄉(xiāng)愁的問題，我想了解，作為開幕式這個巨大的形象工程（張藝謀語）的總導演、一次史無前例的文化輸出活動的總設計，如何看待這個國家復雜的內部和復雜的情感。
　　張藝謀給了我一個技術性的答案：選擇這首老歌的第一段，因為它膾炙人口且沒有那么強的政治色彩，選擇童音重新演繹，是希望有一個人性化的表演。
　　張藝謀很清楚中國的社會和制度在國外的形象，他開了數(shù)不清的會，向國外的文化人與知識分子請教：如何才能表達善意？如何才能感動他人？如何處理和平與崛起？如何才不會讓人覺得你在搞文化上的窮兵黷武？對他來說，“說明中國”其實是個技術活兒――這一方面是職業(yè)道德的需要，一方面也因為他看起來不存在情感上的糾結。
　　如一位評論者所言，國家從來就有尋找文化代理人的沖動，而張藝謀恰恰在最被需要的時刻，拍出了最被歡迎的電影。張藝謀抱怨媒體和文化人給他畫了一幅像，讓他避之唯恐不及，但如果沒有這幅像，當初被宣布為開閉幕式總導演時，為何多數(shù)人的反應都是：不是他，還能是誰？
　　后奧運時代，他的下一部電影也許還有待文本分析，但幾乎沒有人會懷疑它將（至少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他本人，亦懷揣國家主義的金牌認可，登上了新的巔峰，身披這層外衣，那些出自他內心的特質――隨和、善良、相對坦誠，也許都不那么重要了。
　　只是，“習慣被罵”的他，面對這次清一色的叫好，會不會有一種失卻喧囂的孤獨？從他辦公室三樓的窗戶往外望，是一處被鐵柵欄隔開的小區(qū)，樓下，每天準時跑操的解放軍戰(zhàn)士齊刷刷地掠過。
　　
　　對批評，我不回應，也不認同
　　
　　人物周刊：《歌唱祖國》的一個成功，是在于把歌曲的濃重政治情懷抽離了，而開幕式準備期間，您是如何考慮處理與時下政治話語的關系？
　　張藝謀：我們一開始就定位――開幕式要表達浪漫。但對我來說，我還想表達一種人性化�！拔拿鳌�、“和諧”只是口號，如果要把這個理念傳達出去，除了吟“四海之內皆兄弟”這樣的古老語言外，更重要的是，在整個表演中滲透情感化的因素。它就是“和諧”，它就是“以人為本”。
　　通常在這樣的國家級文化活動中，政治和社會的含義要很大，因為它必然是一個巨大的宣傳，這是一定的，誰做這個導演，也被要求傳遞一定的政治和社會的信息。在某種情況下，它就是為國家形象服務的，是個形象工程，（笑）但是這種形象工程用什么方式表達出來？我盡可能地做到人性化，我覺得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其實就是給國家樹立了一個非常好的形象。因為西方對我們的誤解――始終認為我們是一個政治籠罩下的國度。在我看來，這場開幕式帶給全世界的這種信息是至關重要的。
　　人物周刊：您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被視作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的解釋者。
　　張藝謀：如果說的是我以前的電影，我不太接受。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普通的電影導演，電影是藝術和商業(yè)的結合，我不認為我是什么文化代言人或者形象代言人。
　　但當我接受開幕式這個任務，我就知道這必然是一個代言人的角色，把哪個導演放在這都是如此。因為這不是個人作品，全世界也這么看。
　　人物周刊：兩者還是有相關性吧。
　　張藝謀：我覺得我走的電影道路，和這些華語導演，李安啊，王家衛(wèi)啊，侯孝賢啊，都是一樣的。但與這個事情沒有相關性，今天你把李安、吳宇森擱在這里，恐怕做出來也是這樣。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努力和“媒體中的張藝謀”或者說某種刻板印象保持距離。
　　張藝謀：我是在和被媒體妖魔化的張藝謀保持距離。所有的評價，大量的批評，我從來不回應，我也不認同。但媒體是有話語權的，（本來）沒幾個人認識張藝謀，久而久之，你就被定論了，你在公眾心里就是這個畫像。對于這個定論，首先我無奈，第二我也不要順著這個定論去做（開幕式）。
　　比如我們團隊跟我說，我們這場鼓，一定跟以往不一樣！我就說，只要是鼓，你們就別提�。ㄐΓ┻@個原則是三年前，進入創(chuàng)意階段時候我就定了的，我記得他們還列了好多條呢，大細節(jié)小細節(jié)，好歹我也拍了20多年電影，這個像畫得很全了�。ㄐΓ┧�以我得感謝這個團隊，都是各路諸侯，都是能人，不是能人也得是有資歷才能來這兒的（笑）。而且我們團隊的許多導演原來都是競爭者，他們給了我足夠尊重，我堅決不同意的，一般他們也不會堅持。
　　當然這是開幕式。至于我個人拍電影，我告訴你，我還從來不管你文化人怎么批評，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拍，你就是把我罵到老，我也還這樣。個人作品，我要是按照眾說紛紜來修訂，我也太沒那個了。人都愛聽好話，鋪天蓋地的批評時，我也不是說笑什么的，但時間一長，我也把這個事兒看明白了――（笑）你個兒大，不打你打誰啊，一定要有個個兒大的挨打嘛。今天不是我，是王藝謀，他們一樣要打，要用新的力量、新的觀念打你，就像我們歷史上打謝晉一樣，我覺得這是必然的。所以，如果是個人創(chuàng)作，我從來不管，就按自己的意思去做。
　　話說回來，開幕式如果引起一片批評，這個責任我擔不起。有些人是不講理的，你知道很多事情的評價還是掌握在文化人手里，老百姓覺得不錯，幾個文化人一寫文章，就變了。什么叫有話語權？就是他說話特“有道理”，特別特別“有道理”，你聽著聽著就被他影響了，他才成為話語權嘛。
　　我開玩笑說我們有兩條腿。一個是傳統(tǒng)的，就是人氣的東西，世界第一是北朝鮮，我們是世界第二；另一個就是現(xiàn)代感的演繹方法。兩條腿加在一起就是獨特的。北朝鮮可以比我們更齊整，更團體操，但是陳舊；歐美強國可以在多媒體現(xiàn)代技術上比我們好，但他們很難得到這么多人的配合。這種1+1，在其他國家很難復制。
　　創(chuàng)新要得到方方面面的認可，還要可以實施，太難了。我相信，撇嘴的人，把他擱在這兒，他根本就支持不下去――因為困難太多了。我昨天還在說，如果我再多一個月時間就好了。對一個導演來說，他是喜歡舊場館的，舊場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根據(jù)你的表演需要，隨便改造。可是鳥巢不行啊，什么都不能動！ 8月份的開幕式，6月中旬才讓你進場，多晚��！如果多給我一個月，“五一”一過就把場地交給我，那跟你說，絕對比現(xiàn)在好一大塊。那天倫敦、多倫多、索契三家視察團的人問，你對我們未來要舉辦奧運會有什么建議？我說我就一條建議，早一點把場館交給導演�。ㄐΓ�
　　
　　文化人？就是首都文藝界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文化人”？
　　張藝謀：文化人是一種泛指。誰是文化人？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怎么一回事兒？以什么標準來衡量？有沒有聯(lián)合會？功能在哪里？聲音到底怎么表達出來的？我看就是個糊涂賬。
　　不過我上面所說的文化人，不是這么寬泛的，而是平時寫點文章、開開研討會的那些人。我跟他們開玩笑說，這就是首都文藝界。有時候一些小導演，被罵了很沮喪，打電話給我，我就勸他：你說首都文藝界有多少人？三千？五千？就這么些人把你罵了，你就這么沮喪？我老這么勸他們。（笑）不過啊，別說三五千人，在首都文藝界，有那么三五十人筆耕不輟地罵你，就能把你判死刑了。
　　人物周刊：那您怎么挺過來的？
　　張藝謀：我是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ㄐΓ┪姨貏e清楚，就是這么三五十個人要跟你較勁，你干嘛覺得天要塌下來了？就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自己完了？何況，這三五十個人本身還有心態(tài)問題，他是不是客觀？還拉幫結派呢！所以，我壓根就不信這個！
　　人物周刊：開幕式結束后，你注意到“首都文藝界”的反應了嗎？
　　張藝謀：我沒太注意。我沒看多少文章，主要看到的都是主流媒體的正面文章，有時候也去網(wǎng)上論壇看看。那天結束后收到很多短信，甚至有個十幾年沒聯(lián)系的朋友發(fā)來短信說喜歡。這就非常讓我感動，這位朋友在電影上可從來沒夸過我好。（笑）我的感覺，文化人還沒開始呢�。ㄐΓ�
　　人物周刊：西方人對開幕式是如何評價的?
　　張藝謀:西方人都準備著看這場表演。你不知道我們接觸的大量西方知識分子跟我們座談時，都談過這個問題。我相信，文化界的，沒我接觸的外國人多，沒我咨詢的外國人多。文化人是什么？就是在一個酒會，碰到一兩個外國人說一兩句話，嗬，就拿著一兩句出去做文章。我咨詢的外國人，對中國開幕式有什么看法，暢所欲言說真話，一定是很多文化人的十倍二十倍，因為我這三年來就是干這活兒的。（笑）
　　我會問他們，你怎么看中國的開幕式？你怎么期待？你覺得要注意什么？有一個共性的回答――所有的外國文化人都有一種擔心，認為你可能會把開幕式做得非常強勢，變成某種文化上的窮兵黷武。因為你們中國人會認為，可有一個機會了，能嚇你們一大跳了�。ㄐΓ┧�以你們會咄咄逼人。但是開幕式之后，他們都很高興，顧慮打消了。所以最后最好聽的一個詞兒，就是“一個大國的和平崛起”。（笑）
　　
　　讓歷史去評說
　　
　　人物周刊：是不是一定要用“流行”的這個“和”字？
　　張藝謀：我覺得“和”就是一個古老的哲學觀念啊，它不因為今天“流行”，似乎就不能用了�！昂汀弊鳛楣庞柖嗌倌炅�？作口號才多少年？我們完全是向我們古老的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涵致敬。選這個字時，大家就討論過，我堅持用這個字，那時也有人擔心――你這是不是在打標語口號？我說不是，尤其在全世界動蕩的情況下，是不是要講和？當今世界，一個是人跟人的關系，一個是人跟自然的關系，都要講和。把“和”看作政治標簽，太短視。
　　這個不是規(guī)定動作，是我們自己的想法，而且領導審查時還跟我們說，這個字不太好認。（笑）你不要以為領導一看這個字就說好，他們甚至覺得這個字可有可無。一度我們說要用“天”、“人”，也是大概念，后來覺得不太合適，“和”，絕對是當今世界最需要的。
　　人物周刊：對于開幕式的不同意見，有沒有你覺得批評得很到位的？
　　張藝謀：要想大部分人認可，這幾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你還必須要做到這一點。要從首都文藝界的角度，你當然要丟出許多所謂的“精英意識”，我當然知道在哪個點上給一點文化精英主義，就有文化了、就深刻了、就有內涵了，我都知道。但我能做么？我不能為你一小部分精英去做這個。何況，很多外國人告訴我：藝謀，這是一個節(jié)日，應該是快樂的。他們反對負載更多的文化意義。他們是看到我們團隊一門心思想著怎樣才能不“俗”，才這么說。我認為這是有道理的。
　　人物周刊：說是節(jié)日，其實還是要負載很多東西，比如幽默，開幕式上就沒表現(xiàn)。
　　張藝謀：這是國情嘛。說是放輕松，其實是心態(tài)放輕松，你要把它弄成一臺輕喜劇，還真就砸了。（笑）民眾心理不可能接受這個，中國人始終把歡喜和幽默的東西在文化量級上看得輕，而且廣場上表現(xiàn)幽默，是要有情節(jié)鏈的，要有因果，要抖包袱，這很難，更容易俗。
　　人物周刊：你對中國國情有自己的看法，你也很清楚中國在國外的形象，這對你導演開幕式有何影響？
　　張藝謀：一直是重要的考慮因素。就是說外國人曾經(jīng)怎么看我們，現(xiàn)在又怎么看我們。我最后兩周甚至要求所有的演員臉上要帶笑容，要快樂，包括向全球征集笑臉，都是我的主意。我很早就敦促我們的法律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發(fā)出邀請，就是希望讓外國人看到中國人的另外一面。
　　不是要通過這個文藝表演來改變中國人的形象，而是要通過它來傳遞出某種信息：我們是如何來看待這個地球的，我們如何看待人類，看待自己？所有的細節(jié)，在我心里都是一個沉甸甸的方向。
　　我不知道它會在世界上反響如何，我只是看到了我們這里轉載的一些好的消息，但我堅信（效果會好）。因為我常常換位：我如果看一個俄羅斯的或者莫桑比克的表演，它給我的感受會是什么樣？如果看一個非洲的表演，古老的藝術，好得不得了，但是非常強勢，我看完以后會想：這幫孫子我得防著他們啊，現(xiàn)在還沒錢，有了錢那不是更不得了了？！是不是？（笑）所以我們花了這么多心思在開幕式中，最少也是一種善意吧。你相信不相信，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就不管了。但這樣一種信息，一定有好處，我堅信。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中國的文化輸出？
　　張藝謀：開幕式還真是一個最隆重的最正式的文化輸出。其他東西，電影啊音樂啊，八仙過海唄，誰也不能說自己就代表了中國。誰把文化輸出的責任壓在自己肩上，你就真的成了一碟菜了。但開幕式是不同的，你躲都躲不掉，我至今認為，我們確定的浪漫的、抒情的基調是正確的，歷史自有評說吧。
　　
　　我信仰我們民族頑強的生命力
　　
　　人物周刊：您是個有使命感的人嗎？
　　張藝謀：在開幕式這個事情上，有強烈的使命感。你也躲不掉：開不完的會，收到一箱子一箱子老百姓轉來的熱情的建議，天天都有。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沒有這么強的使命感，而且我始終在退，大家說我是什么什么，我說我承擔不了這個重任，我不能把那么大一個包袱擱在自己肩膀上。開幕式完了后，我還回去當我的電影導演，我拍什么完全看我個人的愛好，我拍好拍壞你們都看著瞧，罵兩句夸兩聲都自由，但千萬別認為我從此以后就是一個文化代言人。我還想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
　　人物周刊：您是無神論者嗎？有信仰嗎？
　　張藝謀：是（無神論者）。（沉默一會兒）我們過去信仰共產(chǎn)主義，現(xiàn)在我信仰中國未來會好。我從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看，包括你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都是這個國家30年來政策的受益者。我現(xiàn)在看78年我們那個照片，土的啊，整個國家都土得厲害。當然，那個時候是純真的，但你土得厲害�。∧悻F(xiàn)在看中國，大城市年輕人，真的都在跟世界接軌。當然，文化人總是要批判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永遠深刻嘛，說中華民族很多劣根性，但是我說一點，中華民族很勤勞！你給他政策，你給他一點寬松天地，他勤勞的品質就體現(xiàn)出來了。
　　我們問外國的專家，所有人對中國印象最深刻的一點，就是速度。我說，“哎呀，這個速度我們不好演！”我們真想過，在現(xiàn)代部分用聲光電演繹一場速度，但實在不好演�。。ㄐΓ�
　　所以你看78年我們還那么土，這個國家還那么百廢待興，但只要你給了他一點天地（我認為這天地還未必很廣闊），你看這30年下來，很多方面都是堪稱與世界并駕齊驅。
　　吃苦耐勞絕對是這個民族的天性，從這個角度說，我信仰我們這個民族頑強的生命力。但我們千萬不要內亂和戰(zhàn)爭，一內亂，很多劣根性就出來啦，用北京話叫自個兒掐。（笑）
　　人物周刊：您不認為自己是文化人、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嗎？
　　張藝謀：我要說我不算，別人也不信啊。但從知識面來說，我的知識結構是不完整的。我是初中二年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所以基本就沒有學什么，然后就進入社會的大課堂。所以我的很多知識是社會給我的。后來進了電影學院，讀了四年本科，可是你知道電影學院的攝影專業(yè)，它教的系統(tǒng)文化知識并不很多，更多的是專業(yè)知識。然后畢業(yè)出來，你說我是文化人嗎？我當然看書識字，可是我的文化結構就是這樣子：課堂上積累的很有限，大部分是社會和創(chuàng)作實踐得來的。我們這一代有很多這種情況，算文化人，但是社會性的。
　　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是偏學者型的吧。而我們呢？你看你現(xiàn)在要看我們的消息，上網(wǎng)得點娛樂那一塊，我們是被算作娛樂界的……（笑）所以我們有時候都自嘲。有些導演很苦惱，我就跟他說：您就別這么累了，不就是拍個電影么，你要是看你的電影消息，你得點娛樂！我們是娛樂界的人士！我們是給大伙兒提供娛樂的，你就不要苦大仇深了�。ㄐΓ�
　　人物周刊：你的信仰和自我身份定位怎么影響你的創(chuàng)作？
　　張藝謀：從沒理論性地想過。當然我知道，作為一個男人，你要有事業(yè)心，在你的行業(yè)要盡量做好，這是一個基本性格。但是當你在你的行業(yè)做好了，大量的名利就附著來了，然后你就成了所謂的公眾人物。這就是個矛盾。我其實特別討厭當公眾人物，我們團隊都知道我不愛會客，不善交際，不會說話，陜西人的性格。但因為你要追求事業(yè)成功（這是一種本能），而成功帶來的就是這個，你躲都躲不掉。
　　不過，這么多年來我一直盡量保持一種普通人的心態(tài)。你看我很少特得意過，很少范進中舉。這不是裝的，要裝也裝不了這么長時間。你看我們這個圈子，很多人都是范進中舉，一部片子拍得很好，大家夸獎，喝！就開始說狂話，至少在媒體集中采訪的一個星期里說狂話。
　　我的這種世界觀差不多在我28歲以前就形成了。因為在此之前，一直很坎坷，就沒敢想過一步登天。28歲上大學就已經(jīng)覺得是一步登天了，也沒敢想過導演什么。接著“砰砰砰”跑幾步，命運跟你在打對子，就成了公眾人物。那也從來不高看自己，我們上的幾步重要的臺階，全部是社會發(fā)展的結果，是時代的恩賜。我就是時代給了我機會。
　　
　　我沒享受所謂的權力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權力？在這次開幕式導演過程中又有何種體會？
　　張藝謀：一個是開的會很多，開了幾千個會；第二個，打交道的人多；第三個，匯報多。國際奧委會，中國奧委會，各級領導，就老在匯報。我就是這些感受。其他的，我就覺得是一個更大型的創(chuàng)意過程，我是領頭的，大家在團隊內尊重我，沒有特別的權力的感覺，因為說是奧運會開幕式總導演，我還就是創(chuàng)作這一塊，其他方面都不行。你最重要的排練，哐，說清場就把你清走了。說搜爆（搜查爆炸物），原來計劃的一萬多人都進不去（鳥巢），把你急死。當然，我們也很理解。
　　所以，我沒享受所謂的權力。總導演的權力就只在創(chuàng)作上。有時，創(chuàng)作上的一些細節(jié)都體現(xiàn)不了權力。我在拍電影的時候，我說我明天早上要在這個地方看見一個杯子，你知道的，當過導演的都會說牛話，把道具、美術叫來，“我告訴你，明天早上8點鐘我要看見這個杯子！”你放心，如果你的美術師非常負責，你會看到8個不一樣的杯子，因為他知道你可能會變，如果你真變了，不要這個要那個，他就會很得意，“導演，我知道你不要這個……”導演的權力就體現(xiàn)在這里。那開幕式，我說明天一定要這個杯子，你后天到現(xiàn)場，都看不到這個杯子――按照國家的財會和審計制度，你要的這個杯子，首先得有三個造杯子的工廠招投標，然后由計劃部門確定誰來造，估計兩周以后，你能看見這個杯子。拿到杯子，你還會發(fā)現(xiàn)：哎喲，這個杯子怎么就做成這樣？這哪里能體現(xiàn)總導演的權力？（笑）
　　我這兒的權力就是簽各種字。我這兒簽的是第一道，所有的都要簽。我還開玩笑，奧運會、殘奧會開完了，萬一審計署查出什么，沒準要把我扣在這兒說清楚。（笑）簽了多少字？我都沒看，看都不看。因為太多了，我每天一上班，往這兒一坐，先是一大堆送來簽字，因為馬上就要分頭送過去報告。不僅在文件上簽，我還得在實物上簽，字模上都要簽字。
　　外頭都以為呼風喚雨，總導演嘛，國家資源，隨便調動。其實跟拍電影都不可同日而語，它嚴格按照規(guī)范進行。
　　程小東來得最晚，來了一個星期，就跟我急了，沒權力！跟劇組差遠了！你知道嗎？他跟我在劇組的時候，是有形的老二，無形的老大。為什么？我們拍動作片啊，你不就是靠動作來賣錢嗎！小東說要什么，比如說要四臺吊車，馬上就給他調來，說一不二。
　　我把他請到這兒來，一開始特別高興，說是空中特技總設計，名頭還很響。一到這兒，發(fā)現(xiàn)什么都不是！吃、住、行，一視同仁�。ㄐΓ┧�要幾件威亞衣，兩根鋼絲繩，千把塊錢的事，要平時在劇組，還不得給他準備10根啊？不行，一個星期后都沒有。他要的威亞衣北京還沒賣，得上香港去買，他說，國家的事啊，還不一個電話打到香港去？我說你一個電話打給香港的誰��？最后結果是小東自己墊錢，從香港買，還自己想辦法從海關拿過來。
　　所以應該說是和拍商業(yè)電影游戲規(guī)則不同，只能你去適應它。
　　人物周刊：但這畢竟是舉國體制下的籌備，這期間你可以調動哪些領域的人力物力？
　　張藝謀：當我們的方案獲得領導通過后，我可以提出我的所有設想，方案就報上去，先由我們開閉幕部運營中心報上去，報到有關單位，然后再報到奧組委，奧組委批了后，由有關單位協(xié)調。也不一定都能辦成，奧組委也不是執(zhí)法機構，我覺得還不如劉淇書記代表北京市委的分量重呢。
　　也要看你要的東西觸及面有多大，它的重要性。我給你舉個例子。點火很重要吧？我們很早就把需要的主火炬手的條件報上去了，等了相當長的時間，才給我們名單。首先領導得同意你這個飛起來的方案，然后一級一級報到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總局開了很多次會，又在他們的系統(tǒng)內來制定這個名單。這一點我們要尊重他們的意見，不能說，我想讓姚明上去。這不行，不是你說了算。最后體育總局根據(jù)我們的條件，給了我們一個文，再轉到我手里。而李寧什么時候能來報到、訓練，也不是我這個總導演能說了算的。所以為了不耽誤，早把這幾十天預估進去就行了。
　　有時候，我倒覺得另外一種情況挺能體現(xiàn)權力的。就是有時候我們決定取消某個節(jié)目，人家表了多少次決心，要為奧運、為民族、為國家爭光，結果節(jié)目被取消了。當你跟領導匯報時，他們覺得長，那就狠心做減法，這個時候基本就是我做決定。大家都不愿意減嘛。做減法倒挺快的，今天做決定，這個團隊明天就不用來了。那時候就是一片哭聲，牽扯到上千人的表演，我都不敢去看。
　　人物周刊：團隊決策以什么為原則？
　　張藝謀：沒什么原則，就是以藝術為原則。這個團隊還是很講民主、講藝術，有什么事兒，我都先找創(chuàng)意團隊先談，我們有6個到8個核心成員，然后就是擴大會議，主創(chuàng)主設計，差不多十幾個人就可以。
　　6月份后，我常說的一句就是：沒有什么救世主。不可能再去咨詢什么專家了，只有進了鳥巢，和現(xiàn)場產(chǎn)生各種聯(lián)系后，你才真正看到了未來的雛形。這是最要命的，“要不要”、“改不改”？很多都是這個時候做的決定，因為前面都是紙上談兵。
　　人物周刊：斯皮爾伯格沒走的話，開幕式會有什么不一樣？
　　張藝謀：不會有什么不一樣。顧問都是在海闊天空階段、務虛階段起作用，到務實階段，顧問的作用就不大了。我甚至發(fā)現(xiàn)，顧問在務虛的時候談想法，如果不跟我們滾一滾，都打不到點子上，哪怕他是最聰明最博學的人。他興致勃勃、靈機一動說出來的想法，全都是我們的剩飯……然后就變成人跟人的客氣，還頻頻點頭。
　　人物周刊：很多網(wǎng)友好奇，開幕式中吉祥物為什么消失了？
　　張藝謀：是這樣的，開幕式我們沒打算用福娃，因為那個形狀蹦蹦跳跳的，一出場容易帶來一種特別快樂和通俗的PARTY的效果，跟水墨畫不太搭。所以那個時候就決定在閉幕式再用，（笑）而且也沒有規(guī)定開幕式必須用吉祥物。
　　福娃是韓美林老師設計的，我聽他說設計過程也是一言難盡，也挺艱辛的。我不了解這個過程，所以我就不站著說話不腰疼了。
　　人物周刊：韓老師后來對媒體說，其實他創(chuàng)作過程中有一些長官意志的干擾。
　　張藝謀：這樣的事情是不能回避的。他那個福娃還好，我這個“8分鐘”（2004年奧運會閉幕式上的北京8分鐘表演）呢，那不就是罵成一片？后來，據(jù)我所知，一些文化人在很多次重要會議、包括兩會上，都拿著這個“8分鐘”向領導聲討，大意就是開幕式不能讓張藝謀這樣搞。
　　也許，如果沒有這“8分鐘”引發(fā)的聲討，領導在指定總導演上會很干脆，不需要用一年多時間在全世界競標，走一個很嚴謹、很慎重的程序。當然，是不是張藝謀另說。其實，是我不是我不重要，我都覺得確定的時間太晚了。
　　人物周刊：領導的意見后來對開幕式的實際影響是什么？我看到你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領導意見甚至提升了節(jié)目？
　　張藝謀：比如現(xiàn)代部分那些搭鳥巢的星星人，服裝本來是黑色的，領導看了覺得一關燈就太黑了。大概只剩兩周時間，我們服裝總監(jiān)緊急調兵遣將，那個時候我就跟誰都不商量了，衣服來了我就做決定，改成螢光綠。結果螢光綠不夠，外地調也不夠，我就說，你給我拼，貼胳膊貼腿，其他地方你用其他綠色給我拼，拼出一個布料。兩千多人的衣服啊！重新把每個人身上的LED燈安上，每個人身上又是1000多個點，全部做下來，十幾天，緊張極了。結果一換，所有人眼前一亮：很好看啊！
　　那次是中央領導審查，幾位領導不喜歡，常委級別的。常委參加過好幾次研討會，最高到習近平，總書記每次都聽匯報，但沒直接參加過。我們沒進過中南海，都是習近平或者劉淇替我們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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