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斯奈德,他從未垮掉

　　11月27日晚,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演講廳里,舉辦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2009”的首場朗誦會。 　　朗誦會前,拔萃男書院的一群學生合唱了杜甫的不朽之作《兵車行》。
　　舞臺裝置有點特別,詩人如演實驗劇,坐在一捆捆硬如磚石的精裝大書上。每位詩人朗誦之后,都回到原來的位置坐下。輪到79歲的加里•斯奈德作壓軸朗誦,他已經在那兒坐了差不多兩個小時�；蛟S是早年在美國西部的登山運動和長年的坐禪內功,讓他輕輕松松挺過了這樣的考驗。
　　他朗誦的是2001年的作品《等人來接》。“站在行李認領大堂中消磨時間/……――開車來接的人還沒到……我的前妻在她家里設網站/有一個兒子很少見面/另一個兒子跟他的妻子忙自己的兒女……/我九十六歲的媽媽依然獨居,也在城里……我大部分作品/照目前狀況/已經完成/今年的中秋是十月二日,/我吃月餅,睡在外面的廊上……”(鐘玲譯)
　　對照1960年代的一首舊作,“徹夜我睡在地上在榻榻米上……/我雙腳站在行李當中/兩手深深插進口袋/幾乎不能入睡。/我記得那時我們在學校/一起睡在一張溫暖的大床上/我們曾是最年輕的戀人/分手時我們十九歲……我不在乎就這么活著/可有時睡在戶外/我又想起我曾擁有你的時光”,我們可以立即辨認出,這是同一個人,盡管兩首詩之間隔著半個世紀,它們的音調和氣息,仍然是一樣的質樸、直接、安靜、淡泊(只是今天的作品里多了一些前世今生的意味),讓人懷疑,將他歸入與吸毒、同性戀、反社會、反體制纏結在一起的“垮掉的一代”,是否合適。
　　現(xiàn)在,他果然不承認自己是“垮掉派”,但他的確是曾引發(fā)世界性狂熱的“垮掉的一代”的一員,至少是他們的戰(zhàn)友。
　　在1955年10月舊金山六畫廊那次劃時代的朗誦會上,艾倫•金斯堡朗誦了驚世駭俗的《嚎叫》――第二年《嚎叫及其他》被有關方面指控為淫猥讀物,遭到查禁――加里•斯奈德朗誦了他的神秘詩篇《草莓宴》。
　　
　　漫游在山野的印第安人
　　
　　1930年,斯奈德生于舊金山,青年時代在西北部做過伐木工和森林防火?望員,“我做過的工作像我讀過的書一樣多,這一點對于塑造我的自我意義重大”。
　　1950年代,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方語文系讀研究生,成為杰出學者陳世驤的學生。之前他已被龐德和阿瑟•威利翻譯的中國古代詩歌深深吸引。與陳世驤的這段因緣,使他成為中國唐代詩人寒山和白居易的譯者。
　　斯奈德對中國文化和中國詩歌一直懷有崇高敬意。他將《詩•大序》里的“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翻譯為“詩歌可以規(guī)范夫婦,在家庭建立忠信的原則,加強人們的關系,提升文化,及改進公共良心”。他將中國詩歌奉為人類文明的指針,“過去兩千年居住在長江黃河流域的人民所創(chuàng)造的詩歌……已經造福了這個世界,將來也會持續(xù)地教導我們,啟迪我們”。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期間,幾乎所有媒體和提問者,都問到他對寒山的翻譯,聽上去似乎中國佛教和中國詩歌是斯奈德惟一的精神源頭。這無疑是信息匱乏導致的誤會。
　　我們只要看看他眾多詩歌中的豐富意象,看看他到達的地方,他提到的人,他眼里的萬物與眾生、自然與宗教――目犍連、濕婆、佛陀、摩罕佐達洛;八大山人、趙州禪師、山河無盡(靈感應該來自中國清代畫家龔賢的《溪山無盡》);柏拉圖、阿奎那、狄俄尼索斯、基督;郊狼、熊,美洲越橘、美國黃松、狐尾松、白皮松;皮納卡特沙漠上的一次野餐,洋蔥、胡蘿卜、蕪菁、土豆、青胡椒;日本的一年四季和公共浴池;大地、山河、一切皆有佛性;勞作、遠游、年輕人植物般親密交纏的清潔的性愛……――就可以知道,他的源頭遠不像我們以為的那么狹窄,他的宇宙中心既在最遙遠的地方,也在他身邊。他悟到的真理,從來不是與活生生的人和自然斷裂開的抽象。我們可以說,他在精神氣質上更是一個漫游在山野的印第安人、大隱隱于人世的僧侶,而不是一個都市里的美國白人。
　　斯奈德走向東方,親近禪宗,與他對基督教的失望有關。當他還是個8歲孩子時,家里一頭小牛死了。他去問牧師:我的小牛能上天堂嗎?牧師回答:不能。而佛教眾生平等的慈悲心腸,令他感到溫暖。
　　1956年,他開始在京都研習禪宗和東亞文化,前后在日本待了10年。其間曾在S.S.Sappa Creek號輪船的輪機房工作9個月,航行世界各地,又與金斯堡結伴去了印度和尼泊爾。在他的引導下,金斯堡成為佛教信徒。但金斯堡的師傅在喇嘛教里屬于異端,重享樂,主張性開放。斯奈德修習的是臨濟宗,而臨濟宗鼻祖義玄禪師的訓誡是:“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爾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擇貴賤老少�！绷x玄顯然源自正宗佛教,金斯堡的師傅則帶邪魔色彩。這也正是金斯堡的詩歌更多地指向世俗和社會,卷入肉欲和癲狂,而斯奈德的詩歌在自然和人世皆可從容無礙、得大自在的深層原因。
　　
　　 生活的先知
　　
　　1969年他回到美國,此后一直住在內華達山脈西埃拉山中,教書、寫作、致力于環(huán)境保護。進入1970年代,他比任何與“垮掉派運動”相關的詩人都更受人尊重,被奉為生活的先知、偉大的解放者和保護生態(tài)平衡的圣人。
　　1966年,斯奈德在內華達山區(qū)買了100公頃土地。房子是自己造的。他不抗拒現(xiàn)代生活,但電網一直沒有鋪過去,所以他那兒整整25年沒有通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間禪堂。有了它,斯奈德的家變成禪修中心,而他多了一個角色――禪宗師傅。
　　“1967年,我母親嫁給我父親時25歲。她學的是英國文學,很有藝術天分�，F(xiàn)在她是平面設計師。她不是純正的日本人,有點沖繩血統(tǒng)�！彼鼓蔚屡c前妻雅•上原的兒子Gen告訴記者。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父母每天早上都會打坐冥想半個小時,每天我都能聽到冥想開始的鐘聲�！�
　　Gen自童年時代就跟父親住在內華達山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里已成“退役”嬉皮士的大本營,從當年的兩三百人增加到今天的七八百人�！半[居”在這里的嬉皮士們仍然保留著當年的做派,Gen記得“他們都戴著很多首飾,大耳環(huán),大胡子,長頭發(fā)”,“我一個朋友的父親去過印度,他開車送我們去學校,車里沒有座位,倒是掛著印度神像!”
　　Gen幫助父親看護山林、割草、伐木、種菜,像年輕時的斯奈德一樣,是個健康的戶外體力工作者。
　　“我最主要的任務是了解我父親。”他10來歲就開始讀父親的作品,長大后讀“垮掉派”的作品,喜歡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布萊克、雪萊和濟慈,但“埃茲拉•龐德的思想對我的影響更大”。他也讀《道德經》。
　　“父親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所有社會成員都應享有重新自我定位的機會。這是社會發(fā)生變化時我們經常忽略的一點。典型的歐洲美國人都有種偏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和沒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是對立的,城市人口代表前者,鄉(xiāng)村人口代表后者。我父親認為人們應該走出這種誤區(qū),找到更好的出路。”
　　
　　末法時代的饋贈
　　
　　這次活動,斯奈德是絕對的明星。他飽經滄桑的臉、不帶任何表演色彩的朗誦、袈裟黃的T恤和脖子上的佛珠,都給人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耳朵上的兩粒銀色耳釘讓人想起他那些充滿“垮掉派”氣息的詩句,“我的長發(fā)塞在帽子下/我的耳環(huán)留在汽車里”(彭予譯)。
　　“明年5月我就滿80歲了。20年前,我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兼職教書,當時山區(qū)有一撥人,包括學生和原住民,每周都來和我一起打坐冥想。我用各種方式幫助不同的人,讓他們學他們該學的、做他們該做的,讓他們更好地了解禪。
　　“我兒子20歲那年,我娶了個日裔美國女人,純日本血統(tǒng),出生在美國,她有兩個女兒。我會說日語,而她不會。后來她被查出得了一種罕見癌癥。從那以后,她接受各種治療,我負責照顧她。我完成了《山河無盡》。我和妻子開始爬山、遠足,但她病情加重,兩個女兒又都上了大學,為全力照顧她,我辭去了教職。我不再寫詩,也很少給人寫信,直到2006年6月她去世。從那時到今年6月,我深居簡出。現(xiàn)在我參加的公眾活動比以前多了,其中一項就是接受北島的邀請,來到香港。我已經很多年沒離開美國了�！�
　　惠特曼和狄金森之后的美國詩歌是很難排座次的。但如果我們把斯奈德的詩置于今天這個“破碎的、焦慮的、疏離的”時代背景中,置于包括《嚎叫》和“自白派”在內的有著強烈死亡沖動的美國當代詩歌的背景中,就會清晰地發(fā)現(xiàn)它們擁有無比珍貴的價值――那種大亂中不動不搖的力量,那份末法時代的安詳與澄澈。
　　他從未垮掉,從未卷入絕望的漩渦。早年,他從東方汲取智慧;今天,他將它回贈給我們。20多年前,金斯堡、凱魯亞克和搖滾樂連同吸毒和縱欲的生活姿態(tài)籠罩了許多中國青年,催生出奇異的、混亂的活力;今天,當中國在長時間的冒進與折騰后慢慢回歸常識,斯奈德的來臨,正是時候。
　　
　　不認識自然的人就像孤魂野鬼――對話斯奈德
　　本刊記者楊子發(fā)自香港
　　傾心東亞文化,
　　對基督教不感興趣
　　人物周刊:您在二十一二歲時喜歡上了中國詩歌,而我這代中國詩人,恰恰是在二十一二歲時開始大量接觸到西方詩歌,尤其是美國詩歌。我想知道,是什么樣的機緣讓您接觸并且喜歡上了中國詩歌。
　　斯奈德:我在西海岸的山區(qū)登山、在山林里工作的時候,與自然頻繁接觸,這時我開始翻譯中國詩歌,體會到其中的詩意。其實我不僅對中國詩歌感興趣,也被東亞的一些山水畫打動了――包括卷軸和手卷。西雅圖藝術博物館東亞山水畫收藏頗豐,我10歲、11歲時在那里第一次接觸到山水畫。同時我也對美國西北部的印第安原住民繪畫產生了興趣,還有美國西北部常見的圖騰柱――在西雅圖印第安地區(qū)尤其常見,上面通�？逃喧�、熊、野豬和一些宗教符號,這些對我來說都很重要。美洲原住民對自然和動物的態(tài)度對我影響很大。我年輕的時候,受美洲本土的影響更深,比如原住民的價值觀、藝術、對動物和人類親近關系的理解――這可以通過他們吃魚和野味前所進行的感恩儀式表現(xiàn)出來。
　　你是中國人,所以你問我關于中國的問題,但我要談的是東亞――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大陸,還有越南,這些國家(和地區(qū))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實際上,我是對文明及其發(fā)展感興趣。我對各種詩歌,比如希臘詩歌、法國詩歌和英國古詩,都有興趣,而中國詩歌則是展示文明發(fā)展過程的最好例子。我不可能一輩子抱著美洲本土文化和價值觀不放。我二十一二歲的時候讀了《道德經》,覺得非常棒;后來我還讀了《莊子》和《論語》,慢慢接觸到佛教著作和經文――其中一些是印度的,最后接觸到了禪宗。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您翻譯的兩位中國詩人,一位是著名的詩僧寒山,還有一位是詩人白居易,他和佛教關系非常深。
　　斯奈德:蘇軾是很好的佛教徒,杜甫不是佛教徒;蘇軾是個好詩人,杜甫也是個好詩人,杜甫可能比蘇軾更好。但是,好的佛教徒從來不會用這點標榜自己,(笑)所以可能杜甫也是個佛教徒,我們不知道而已。我不僅對東亞詩歌、繪畫感興趣,此外也盡可能汲取歐洲文化的營養(yǎng),而非只重東方。但我肯定不會成為基督徒。如果我是個古希臘人,我會成為多神教徒。我的家人對基督教完全不感興趣。
　　佛教最重要的一戒:
　　不殺生,非暴力
　　人物周刊:您是在日本學習禪宗的。
　　斯奈德:我年輕的時候,很多禪宗經典都被翻譯成日語,日本有很多禪修學堂,于是,1956年我到了京都,在日本臨濟宗的禪堂里和禪修老師、其他僧人一起研究公案。日本禪直接來源于唐朝的禪,它們使用的典籍都是一樣的。
　　禪宗之外,我也進行了很多佛學方面的研究,比如研讀典籍――包括梵文佛教典籍,我能看懂一些基礎的梵文詞匯。梵文佛經強調佛教倫理中最重要的一戒,ahimsa――不殺生,非暴力。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就是ahimsa最著名的兩位踐行者。佛教倡導和平,尊重其他生命,這和美洲本土的一些觀念非常接近。而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同宗同源(都源于古猶太教),他們關心的是人而非其他生物。
　　人物周刊:很多年前日本有位僧人(最澄)把佛教的二百五十戒減到十戒;后來又有一位僧人(親鸞),主張和尚可以吃肉、可以結婚;二戰(zhàn)以后日本贊同結婚吃肉的和尚越來越多。在您看來,戒律對佛教意味著什么?是否可能存在沒有戒律的佛教?
　　斯奈德:這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禪。現(xiàn)在每個國家都會發(fā)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再說說禪堂里的生活。每個人的睡眠時間都很少,粗茶淡飯,每天勞作,打掃庭院,長時間坐禪,面見老師,研究公案,冬天沒有暖氣。一種非常嚴苛的修行。好在我年輕時常常登山。這個群體以苦為樂,對我來說,禪堂生活和登山差不多。
　　體驗日本的多元文化
　　人物周刊:奧斯卡•王爾德有一句話是關于日本的,大意是:人們只能在想象中漫游日本,最好不要到現(xiàn)實中的日本去。他的意思是你真的到了日本會大失所望。您剛到日本時,覺得您看到的日本和想象中的日本之間有怎樣的距離?
　　斯奈德:人到任何地方之前都不該抱有想象,那是個壞毛病。你應該放空自己的想法,接受所到之處的本來面貌。當時的日本正努力從二戰(zhàn)的創(chuàng)傷中恢復過來,到處都是貧窮和饑餓,人們和寺院里的僧人一樣清貧。日本是個人口擁擠的國家――雖然它們也有一些林地。我在日本接觸到中國政治史和自然史,這時我意識到我對東亞最初的看法――東亞文化對自然的感受更為細膩敏感――實際上是錯的。于是我又開始研究東亞環(huán)境史。我早該認識到這一點:宗教和一些靈性體驗對強勢政府完全沒有影響力,就像基督教并沒有修正歐洲,佛教也沒有改善東亞。
　　人物周刊:當日本變?yōu)檐妵�主義國家的時候,佛教作為很大的勢力,實際上成了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反對的聲音很微弱。
　　斯奈德:這很糟糕,這就是我所要表達的意思。
　　人物周刊:您在京都有什么難忘的經歷?
　　斯奈德:我想起在京都時的一個故事。我不在禪修院居住時經常去我家附近一條小街上買菜,那里有很多說傳統(tǒng)方言的老派京都人。我注意到,每次我買完東西,他們都會用京都方言說謝謝,而且會說好幾遍。京都方言“謝謝”的發(fā)音是“orgeeni”,和標準日語不同。
　　一次我只是買了些青菜,那個女人向我說了10次“orgeeni”。后來我給我的禪修師傅帶了些茶葉,順便問他:如果別人對你說很多很多遍謝謝,那謝謝還有意義嗎?他聽完就笑了,說:“不用擔心。只要自己每回感謝別人的時候都是真心的,就足夠了�！边@是很好的一課。
　　人物周刊:日本一些老派作家更喜歡京都,對東京流露出嚴重的不滿。他們認為京都很好地保存了傳統(tǒng)的古老氣息。您對京都和東京的差異是怎么看的?
　　斯奈德:我也曾經這樣,相比東京我更喜歡京都。但現(xiàn)在我不這么認為了。我對多元的日本文化很感興趣,東京也非常迷人――它是個重要的現(xiàn)代化大都市,非常繁忙,街道干凈,犯罪率很低,公共交通發(fā)達,有很多文化場館,建筑也很有意思,但我不知道這種狀況能維持多久。
　　我的詩和“垮掉派”
　　完全不是一個類型
　　人物周刊:亨利•梭羅對您有什么影響?他的生活方式跟您很接近――戶外的、向自然完全敞開的,叫得出家鄉(xiāng)每一種樹的名字。
　　斯奈德:每個人都應該愛自然。認識植物、星星、鳥兒是很重要,但你不做科學家或天文學家也可以貼近自然。儒家思想也體現(xiàn)了這一點,《詩經》開篇就體現(xiàn)了對自然的親近�，F(xiàn)在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認為自然是可以忽略的。
　　人物周刊:當代美國還有幾位詩人與自然非常親近,比如西奧多•羅特克、詹姆斯•賴特、瑪麗•奧立弗,您怎么評價他們?
　　斯奈德:我很少評價其他詩人的作品。瑪麗•奧立弗對自然太虔誠了,太宗教化。對我們而言,自然不是宗教,可以敬畏,但不必跪拜;詹姆斯•賴特對自然的態(tài)度是對的,但他的詩很無趣;西奧多•羅特克也很沉悶。
　　對自然詩人和自然詩歌如何定義倒是個有趣的問題。我認為自己不是一個自然詩人;我是一個勞動者,我的大部分關于自然的詩歌實際上都和勞作有關。我們應該了解自然,應該認識花鳥魚蟲、星星月亮。不認識自然的人就像孤魂野鬼,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所以每個人都該當農夫。(笑)
　　人物周刊:您認為您和“垮掉的一代”到底是怎樣一種關系?您的詩歌和艾倫•金斯堡的詩歌之間差異非常大――金斯堡的詩歌展示了一種激烈的不可調和的對抗;在您的詩歌里,我們看到寧靜和歡喜。
　　斯奈德:“垮掉的一代”在當時――大概是1955-1965年這段時間,在社會中只是一段歷史。我只是認識其中一些成員,而非全部成員。我最熟悉的兩位不過是金斯堡和凱魯亞克。
　　我和他們都對當時的美國持批判態(tài)度,但這不代表我是個“垮掉派”詩人,我不想寫和他們一樣的詩。我和艾倫的私人關系一直很親密,他去世前一天我還和他通了電話,但我們寫的詩完全不是一個類型的。
　　我曾經認為
　　毛主席會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
　　人物周刊:中國發(fā)生“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您關心嗎?
　　斯奈德:我很關注。當時澳大利亞有很多朋友持支持態(tài)度,尤其在“文革”初期。后來他們的態(tài)度當然變了,回澳大利亞去了。納粹也是一個例子。德國人很聰明,可以說是歐洲最聰明的,但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么會發(fā)生那樣的事情�，F(xiàn)在我們面對的問題包括經濟問題、全球化問題、后資本主義問題和環(huán)境問題,我們等著看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
　　人物周刊:我記得您有一首詩,叫《致中國同志》,里面提到了毛主席,不知道您對毛澤東怎么評價?
　　斯奈德:也許一開始我太樂觀了。有一段時間,尤其是“大躍進”后,我認為毛的政府可能會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事實并非如此。后來我對他的性格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我們再來說二戰(zhàn)時日本佛教界的態(tài)度。我認為當時日本禪宗人士的態(tài)度不恰當,因為他們過于國家主義,也過于消極,因此最后站在軍國主義政府一邊,卷入了二戰(zhàn)。但有一點要注意:他們當時別無選擇。那時日本政府不理會你是不是僧人,你要么參軍,要么被處死――只要你到了參軍的年齡。而在美國,你可以以非暴力之類的理由拒絕參軍,只要你以其他方式服務社會。
　　人物周刊:有一件事我覺得很神奇:禪宗是從中國傳播到日本去的。佛教在中國大陸的現(xiàn)實一度很糟糕,但禪宗在日本保持得很好;您是美國人,熱愛中國詩歌,到日本學習禪宗,禪宗體驗使您的詩歌“修成正果”。您的詩歌將來會影響中國人。我沒見過哪位中國詩人將鍋里滾動的豆腐寫到詩歌里面,寫得那么美,而那恰恰是我們最日常的生活景象�，F(xiàn)在很多中國讀者熱愛您的詩歌,了解到您和中國在精神上的內在聯(lián)系:那種神奇的力量,它轉著轉著又轉回來了。
　　斯奈德:禪宗只是佛教的一個分支,它不適合每個人,只適合愿意以苦為樂的人,就像登山一樣。佛教中還有其他流派和可能性,適合其他類型的人們。
　　我不敢說禪宗會回歸,但我認為佛教最終可能回歸。佛教徒希望盡可能不殺生,盡可能向自然敞開自己,尋求自我覺醒�，F(xiàn)在很多佛教徒都是迷信的,而早期的佛教思想是很清晰的。很多人都知道佛教有兩個重要的思想:四大皆空、終有一死。有些人認為這很消極,他們想到“死”就會異常沮喪,而佛教徒則會很高興,因為他們知道,沒有死亡就沒有自由,不死就要被永遠困在這里。(感謝Venus Lau、董帥、黃亭亭對本文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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